董卓的個性行事及對後世的政治影響

清代名臣曾國藩曾在給自己兄弟的家書中這樣評價董卓：“其智力橫絕一世。”在這樣一位理學大師的心目中，他至少認為董卓是一個才能超群的強者。

確實，董卓身為一代梟雄，以其鮮明的個性特色和行事風格，在東漢末年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異彩，令後人尋味不已。

《後漢書·董卓列傳》裏描寫他的個性為“粗猛有謀”。這實在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評語—既然是“粗猛”了，又怎會談得上“有謀”呢？難道在他那張“黑臉張飛”似的麵孔下，竟還隱藏著滿腔諸葛亮一般聰慧縝密的心思？

而《三國誌·魏書·董卓傳》就對董卓的性格描繪得更為中和一些：“少好俠，嚐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

由此可見，“粗猛”“好俠”這兩個詞語構成了董卓的個性底色。顯然，他這種個性的形成與他的家庭背景大有關係：他的父親是一個縣尉，專管捕盜治安之事，多與三教九流交遊。而他從小隨父親耳濡目染，自然也和那位著名的“亭長”劉邦一樣養成了豪俠之氣。而且這種豪俠之氣，還體現在他的日常行為上：

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董卓以心換心，以俠舉而獲大利，自然更加堅定了他對自己這種“千金散盡還複來”之個性行事風格的堅持和固化。這一切，在他以後的人生曆程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漢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參軍入仕，很快就做到了軍司馬一職。他隨西涼名將張奐出征立下了戰功，朝廷獎賞了他九千匹布絹。他卻十分大方，“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而且，還引用了一段兵書典籍《黃石公·三略》裏的名言為自己大做宣傳：“得而勿有，立而勿取；為者則己，有者則士。”《後漢書》詮釋道：“為功者雖己，共有者乃士。”可見，董卓並非不通文墨之士，還能借鑒兵書將策來指導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他的“將星”之路必定會走得十分順暢。

也許，那個時候的董卓，心中最高的誌向也不過是像樊噲、灌嬰一樣以勇作戰、以功揚名，成就一番登壇封侯的事業。

在動**不休、戰火紛飛的東漢末年，董卓的一身武藝和將略，得到了最佳的“用武之地”。短短十餘年間，他以羽林郎為起點，由軍司馬、郎中、西域戊己校尉，並州刺史、東中郎將一路做到東漢的前將軍。後世的關羽，那個所謂的“武聖”，在蜀漢的最高職務也就是“前將軍”。這些成就和殊榮，都是董卓依仗著自己實打實的軍功一步一步奮鬥而來的。

麵對董卓在西涼一域漸漸坐大成勢，朝廷越來越不放心了。《後漢書》裏寫：“朝廷不能製，頗以為慮。”於是，漢靈帝開始“出招”了：以明遷暗降之法，征召董卓入京擔任少府卿。少府卿可是一個專管錢糧財貨的“肥差”。素來以吝嗇聞名的漢靈帝能夠拿出這樣一個“肥得流油”的職位來“釣”走董卓，也真算是下了一番血本。

然而，此刻的董卓卻已是“胸中有謀”了。他深知“魚不可脫於淵”，在亂世之中，唯有兵權才是有效的立身之本。他萬一傻傻地去了京城，那可就“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少府卿這個職位的“油水”再多，自己手頭無兵無勢，分分鍾便會遭人毒手！

於是，麵對這巨大的**，董卓硬是一口拒絕了，還上書宣稱自己是被治下的胡兵、義從們強行攔住了車駕而無法赴京。

但漢靈帝已經將他視為尾大不掉的割據之患，在臨終前再下璽書，調董卓為並州牧，並將所有兵權轉付與忠臣皇甫嵩。這一次董卓仍然是大耍無賴，帶著自己的大隊兵馬開到河內郡境內便停駐下來，靜觀朝中的時局之變。同時，他的胞弟董旻也以奉車都尉之職潛伏在京師之中，和他隨時互通聲氣。

果然，他的機會來了：

及（靈）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後不許，乃私呼（董）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後。（摘自《後漢書·董卓列傳》）

董卓這時如狐捕兔，抓住了這個機會，火速入京，與董旻遙相呼應，趁亂奪得權柄，以武力為後盾而成為當朝第一權臣。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注意這一點：董卓初時進京平亂，所帶的兵馬隻有三千人。他這三千兵馬，原本就是拿來“清君側、誅閹宦”的。如果他當時有謀逆篡位之心，根本就不會隻帶領三千兵馬，而應該換成三萬兵馬！

到了京城之後，董卓施展種種手段，造聲勢、除丁原、控禁軍，來了個“反客為主”，以一介邊將之身而驟登首輔之位，確實是占盡先機、高人一籌。

他的突然崛起，完全出乎名門世家出身的袁隗、袁紹、袁術、楊彪、王允等中樞之臣的意料。對這樣一個“異類”的發跡，他們豈肯甘居其下？於是，這些名士豪傑兵分兩路，各出其招予以應對：袁紹、袁術等遁往關東，到處遊說，組織十八路聯軍前來公開討伐董卓；袁隗、楊彪、王允等則在京都沉潛下來，韜光養晦，隱忍伺機，施展陰謀詭計暗中狙擊董卓。

董卓也毫不示弱，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麵，調動自己麾下的西涼勁旅，全力阻擊關東聯軍；另一方麵，在後方以嚴刑重典立威，借此震懾朝廷內外潛在的政敵。他雖然“粗猛”成性，但此時此刻確實還是“有謀”的。

不過，董卓的對敵手法，依然偏重於生硬粗暴，缺乏必要的柔韌和靈活。

（董）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栗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摘自《三國誌·魏書·董卓傳》）

可惜，他實在低估了名士大夫們的心理承受能力。他越是這樣簡單粗暴地威脅他們，其效果就越是適得其反。

《後漢書·蓋勳列傳》裏記載：

時河南尹朱儁為（董）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儁。

以董卓粗猛剛毅之性，遇上蓋勳這樣理直氣壯的名士大夫，他也隻能折節而應之。

其實，在董卓之前，另有梟雄王莽是通過博學好文、沽名釣譽、廣攬士心而奪權成功的。他本是董卓的一麵龜鑒。但董卓顯然沒有從他身上汲取經驗，仍以“粗猛”之風一意孤行。所以，他到死也隻拉攏到了蔡邕等少數名士大夫的理解和有限的支持。從這一點來說，董卓的失敗可謂早已注定。

當後來董卓退守長安，大築“萬年塢”，積穀為三十年之儲而自保時，他已是銳氣潛消而意趨保守，不再有開山辟地之魄力和吞吐四海的氣象了。

對梟雄而言，失誌則必亡。果然，沒多久，董卓中了王允的“內應連環計”，一時粗疏之下，被義子呂布刺殺於道旁。他的功業，也隨之煙消雲散。

董卓死了。但他以一介邊將而雄踞高位、奪權成功的經驗，無論是正麵的勝利還是反麵的教訓，都被後世紛紜而起的各路梟雄們借鑒。

他“挾天子以攬大權”的手法，完全被曹操、司馬昭照搬照抄了過去。

他“以武力為立身製勝之本”的理念，也在曹操、司馬懿父子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他以廢帝立新而示威四方，更是被司馬師學得有模有樣。

同時，他乏計謀以防身、無學識以廣交的缺點，也被曹操、司馬懿等人所揚棄。故而，曹操才會喜文樂賦、筆耕不輟，並嚴格要求其子曹丕、曹植等人以文武雙全為根基。他這麽做，是不想再步董卓之覆轍，極力讓沛郡曹氏融入名門世族集團的“文化圈”，以共同的文化紐帶形成固定的利益紐帶。而司馬懿父子更是以鴻儒而自居，牢牢執掌禮法大旗，拚命追求成為天下名門世家的領頭人，為自己一族獨攬朝綱而夯實政治基礎。

可以這麽說，死去的董卓成了一麵永恒的鏡子。三國時期幾乎所有的梟雄，都從他身上汲取到了或多或少的一些東西。

當然，對這一點，幾乎所有的梟雄又都是秘而不宣、隻做不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