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的焦灼》：曆史的傷疤[1]

瓊·阿克塞拉　著

王林園　譯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斯蒂芬·茨威格備受推崇，書迷甚至在他薩爾茨堡的居所周圍守株待兔，害得他不敢出門。茨威格的出版商稱他是世界上翻譯量最廣的作家。如今，除了德法兩國讀者仍然閱讀他的作品，英語讀者普遍對他知之甚少。倒是最近幾十年間，幾家出版社在著力推介茨威格的英譯版。在我看來，他最值得重印的作品當數他唯一的長篇小說《心靈的焦灼》(Ungeduld des Herzens，1939)。

茨威格十分崇拜同樣出身維也納的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論述，加上兩次世界大戰中的遭遇，無疑令茨威格深信人在根本上是非理性的。他作品的核心主題是癡迷。《心靈的焦灼》就是一例。利用內疚對人進行感情要挾，以此貫穿始終，據我所知這是首創。如今，這類情節已經司空見慣：用過度的愛，並以感激、憐憫與責任為理由束縛對方；對方也許確實認可這些感情——也算是一種愛吧——但心裏巴不得奪門而出。不過，即使是在離經叛道的三十年代，普遍也沒有將感激、憐憫與責任視為情感綁架的手段。弗洛伊德對這幾種高尚的心理動機進行了冷酷的分析，令茨威格大為歎服。茨威格曾寫道：“他令世間更加真誠。”《心靈的焦灼》對此展開了透徹的分析。

故事發生在1913年，地點是匈牙利邊境的一個駐防小鎮。派駐在鎮子的安東·霍夫米勒是奧匈帝國騎兵隊的少尉，二十五歲的他大半生在軍校度過，因此涉世未深。一天晚上，他想辦法來到大實業家拉尤斯·馮·凱柯斯法瓦先生的城堡中做客。當晚的經曆令他如癡如醉。大廳裏掛著哥白林掛毯；晚宴豐盛可口；坐在他身邊的是主人的侄女伊蘿娜，手臂宛如“剝了皮的水蜜桃”；他盡情地跳了一晚上。準備告辭的時候，他突然記起主人的千金，十七八歲的艾蒂絲，他應該請她跳支舞的。他在一間偏廳找到了那個年輕姑娘：病懨懨的，生著灰眼珠。他彎腰鞠躬，接著說：“小姐，有榮幸請您跳支舞嗎？”對方的反應叫他大吃一驚：

她前傾的上身驀地向後一退，仿佛要躲開別人揮來的重重一拳……隻有一雙眼睛如死魚般直盯著我，我這輩子還未曾見過那副驚恐神情。下一刻，她嚴重**的身體猛然抽搐……忽然間，整個情緒爆發開來：一陣抽泣……哭泣不但沒停，反而更加激烈，像血崩，又像急性嘔吐，一陣一陣地抽搐發作。

霍夫米勒連忙退回客廳，伊蘿娜質問他：“你是瘋了嗎？沒看見她那雙可憐殘廢的腿？”沒，他沒看見，因為艾蒂絲坐在桌子前。他落荒而逃，“心被羞愧燙得炙熱”。

不經意間，艾蒂絲第一次出擊了。(我們會發現，但凡事情不順心，她就容易發病。)不過，本故事的主題二聯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要紮下根，就需要霍夫米勒去迎合。當天晚上，他為造成了傷害感到不安：“我好似鞭打了一個無辜的孩子。”同時，他也生出了另一個想法(這個想法對推動故事發展至關重要)：軍官的榮譽感。交際失態和出醜有辱連隊以及他本人的聲譽：“隻要我們中間有人幹了什麽蠢事，十年、二十年還會在同袍聚會上被拿出來咀嚼回味一番。”第二天上午，他花光了當月剩下的軍餉，訂了一大捧玫瑰送給艾蒂絲，也因此收到了對方邀請他去喝茶的字條。他不必知會什麽時候上門，艾蒂絲這樣加了一句：“因為我——遺憾的是——總是窩在家裏。”她已經打出了同情牌。第二天下午，霍夫米勒應約上門，艾蒂絲故伎重施，說起五年前因病致殘，她從前是多麽喜歡跳舞，還夢想成為帕芙蘿娃。可惜啊!

隔天早上，心思單純的霍夫米勒率騎兵隊前往操練場。他酷愛騎馬，開始催馬快跑：“前進!前進!前進!駕!駕!駕!啊，就這樣奔馳，一直馳騁到世界盡頭吧!”他正興致高昂，猛然想到了艾蒂絲，一時為自己身體的健全和享樂感到羞愧。他命令隊伍放慢速度；大家不情願地照做了。霍夫米勒說，這是“同情的奇特毒素開始散發的第一個征兆”。

值得玩味的是，這並不是一個感性的故事，因為他所同情的對象並不可愛。艾蒂絲自戀專橫，是痛苦中的翹楚。前一天喝茶的時候，她不得不提前離開(按摩師來了)。她早就習慣了坐輪椅，這次卻非要自己走：

她緊咬嘴唇，將全身重量倚到拐杖上麵——拐杖嗒嗒篤篤地響——她很吃力地走著，搖搖晃晃，一會兒衝向前，一會兒歪歪扭扭，怪模怪樣。仆人在後麵伸出雙臂緊盯著她，萬一她失去平衡或腿軟可以及時扶住。嗒嗒，篤篤，一步又一步……她不準人幫忙，也不肯坐輪椅，是為了告訴我——就是我，要告訴我們所有人：她是個殘廢。出於絕望的報複心態，她要我們痛苦，拿她受的苦難折磨我們。

隨著故事的發展，嗒嗒篤篤的響聲更像出自愛倫·坡，艾蒂絲古怪的性格也越發凸顯。在某種程度上，相比艾蒂絲本人，霍夫米勒更加同情她的父親。這位鰥夫可憐愛女，將全部的愛傾注在她身上。不過，即使是在這古怪的一幕中，茨威格也清楚地表現出傷病者確實惹人同情。我們忍不住同情她，不斷滿足對方的要求——沒多久，霍夫米勒每天都要上門拜訪——我們怎麽會感到勉強呢？

無論如何，這是霍夫米勒的理由。日複一日，從喝茶到用飯，他不斷應承艾蒂絲的種種要求。艾蒂絲對他日久生情；艾蒂絲的醫生囑咐霍夫米勒不能坦白，至少得拖到艾蒂絲去瑞士接受治療之後。就這樣，霍夫米勒在欺騙中越陷越深。茨威格尖銳地剖析了同情的動機。霍夫米勒漸漸意識到，他的情感施與換來了重視，令他享受其中。他每次上門，那裏都備好了他最喜歡的香煙；他隨口說想讀哪本小說，書隔天就擺在茶幾上(書邊已經裁好了)。他還精明地發覺，艾蒂絲的虛弱反襯出他自己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他在凱柯斯法瓦一家中的地位越發重要，他區區一個窮當兵的，要是沒有過來喝茶，這個富麗堂皇的城堡就要亂成一團，還要派司機到處打探，看是什麽事耽誤了他去陪艾蒂絲。不過，除了享受權力，霍夫米勒還發覺，同情之感也令他受益。這種感情令他感到了高尚，一種新的境界。在部隊裏，他隻需要遵守命令，做個好好先生。如今，他產生了道德使命，成了一個有靈魂的人。

這一段對憐憫的剖析是本書的精髓，不過隨便一個心理學家都分析得出來。茨威格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描述了霍夫米勒和艾蒂絲相處時那種真切、微妙、叫人寒毛直豎的矛盾心理：艾蒂絲一會兒利用霍夫米勒的同情心，一會兒向他索取愛；霍夫米勒則在關心和退縮之間難以抉擇。後來，艾蒂絲認定他不夠在意自己，又發病了。霍夫米勒為了緩解她的病情，伸手按在她的胳膊上：

她身體陡然止住抽搐，停滯僵硬，動也不動。仿佛整個身體正在等待，正在側耳傾聽，想了解這陌生的碰觸所隱含的意義，是表示……愛意，或者純粹是同情？這種屏息等待，整個身體紋絲不動側耳傾聽的等待，著實十分可怕。我沒有勇氣挪開這隻驀然平息洶湧哭潮的手，但也沒有力氣強迫自己的手指展現柔情蜜意，那是艾蒂絲的身體和灼熱肌膚迫切期待的柔情。我就這樣讓手像異物似的放著，我感覺她體內的血液似乎全湧來此處，在我的手底下溫熱又顫顫跳動。

艾蒂絲把霍夫米勒的手移到胸口，輕輕撫摸：

在這樣密切的觸摸中，毫無任何貪欲，隻有一種沉靜的、驚歎的喜悅，終於能夠短暫擁有我一小部分身體……我昏昏沉沉，如夢似幻，享受不停地從肌膚傳到神經的酥軟感，隻能束手無策，無力抵抗。然而潛意識又感覺羞愧難當，受人如此極端愛戀，自己除了怯弱害怕，心緒擾亂，以及一陣尷尬的戰栗外，竟沒有其他感受。

霍夫米勒尷尬地站在一旁，任由艾蒂絲撫摸那隻被擒獲的手，無路可退。精於愛之心理的大師(司湯達、福樓拜、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從來止步於此。這一幕既融合了他們的道德認識，又包含了一種神經質的、皮膚之下的興奮，讓人聯想到茨威格的朋友、同為弗洛伊德門徒的施尼茨勒。本書中最不同尋常的，莫過於這種持續的病態張力：緊張的大笑，輕叩的手指；刀叉突然撇到盤子上，快樂轉眼就化為憤怒和痛苦。讀者和霍夫米勒一樣，被套住了脖子，越拽越深。

沒過幾天，艾蒂絲再次按住霍夫米勒的手，為他套上了訂婚戒指。這之後，兩人的關係迅速走向宿命的悲劇結局。茨威格故事中的這種宿命感曾為人所詬病。不止一個作家——例如斯蒂芬·斯彭德和薩爾曼·拉什迪[2]——批評他的故事情節老套，人物心理固化。可以說，他的虛構作品好比一個個病例，是對神經症的教科書式分析。霍夫米勒的猶豫不決和以愧疚為武器的艾蒂絲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在我看來，艾蒂絲的性格塑造是大膽的一筆——她索取愛，但讓人無法產生愛意——由此直探心理意義的穀底。“比起生活幸福者，”霍夫米勒這樣說，世上的棄兒“心裏的貪婪更加激切、更為危險。他們的愛狂熱、陰沉、黑暗。”

1881年，茨威格出生在維也納。幾個月之間，現代主義大家相繼出生(喬伊斯、斯特拉文斯基[3]、卡夫卡、維吉尼亞·伍爾夫、畢加索)，但茨威格和他們抱持不同的觀點。沉默、放逐、算計，這些是強加於他的折磨，而他一直懷念逝去的歲月。在回憶錄《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1942)中，他將一戰前的維也納稱為“太平的黃金時代”。從穆齊爾、施尼茨勒和約瑟夫·羅特[4]筆下，我們得知弗朗茨·約瑟夫[5]統治下的的維也納金玉其外，私下神經兮兮。但茨威格的經曆和他們不同。他的父親是擁有百萬家產的實業家，作為二兒子，他不必繼承家業。十幾歲時，他就加入了以才華橫溢的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6]為首的唯美主義團體。茨威格的心裏隻有藝術，並且他的藝術觀極其理想主義。和裏爾克[7]聊過天後，他寫道：“之後的幾小時甚至幾天都不可能有任何庸俗的念頭。”拜訪羅丹畫室令他窺到了“一切藝術與偉業的永恒奧秘……那種忘形，藝術家忘記一切的專注。”相對應地，茨威格對政治抱著模糊而高尚的想法。他維係著所謂的“奧地利理想”——那個融合了多民族、多種族的奧匈帝國是人類友誼的象征符號——不把自己視為某個國家的公民，而是歐洲人：“我們神聖的家園，我們西方文明的搖籃、帕特農神殿。”對這個集體的身份認同令他抱著滿腔的人文主義和樂觀思想。他在《昨日的世界》寫道，1914年，“世界像水果一樣呈現在我麵前，美好動人，飽含希望”。

猶太人的身份並沒有打擊他的信心。三十年代，一個意外等待著歐洲大批教育良好、融入世俗的猶太人。茨威格回憶說，他年輕時從來沒有“因為猶太人的身份遭到一丁點兒麻煩和歧視”，他的摩拉維亞家人“既沒有感覺低人一等，也沒有……東方猶太人那種自然而然的急躁”。[8]當時，大批東歐猶太人為了躲避俄國大屠殺而湧入西歐；顯然，茨威格願意跟窮困潦倒、飽受冷眼的東歐猶太人撇開關係。《心靈的焦灼》中，馮·凱柯斯法瓦先生就是這種背景，從茨威格對其早年經曆的描寫中，如今的不少讀者會讀出反猶思想。事實上，茨威格年輕時並不把自己視為猶太人，至少大體上不是；那個世界屬於他的父親、祖父。到了四十年代，在他寫下《昨日的世界》時，他的身份認同必然發生了變化，轉而以猶太人的身份發聲。“世人所稱道的19世紀維也納文化，十分之九都是由維也納猶太人推動、滋養甚至創造的。”他列舉了一串名字。一貫謙遜的他沒有提自己。事實上，他年僅19歲就出版了第一本詩集，並為西奧多·赫茨爾[9]主編的卓有聲譽的《新自由報》寫專欄。

他摯愛藝術，但因為對自己的才能缺乏信心，早年一直為其他的藝術家作嫁衣，從事翻譯和撰寫傳記的工作。茨威格在世時，不僅以傳記和小品文著稱(魏爾倫、維爾哈倫、巴爾紮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羅曼·羅蘭、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尼采、司湯達、托爾斯泰、伊拉斯謨、瑪麗·安托瓦妮特、蘇格蘭女王瑪麗、麥哲倫[10]等等)，其中篇小說集也廣受歡迎，他所描述的兩性和瘋癲打破了貴族社會優雅的漆畫屏風。除此之外，他還創作了幾本劇本和遊記，外加一部歌劇腳本。他是文學界的多麵手，不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副“聲音”——在一些人看來，他代表了歐洲的聲音。

茨威格常常收到女性書迷的來信，也由此結識了年輕的作家弗裏德裏克·馮·溫特尼茨[11]，他的結發妻子。弗裏德裏克為他離開了丈夫，20世紀10—30年代，她和茨威格共同生活了二十餘年，這也是茨威格創作的高峰時期。1933年，弗裏德裏克替茨威格物色了一個新秘書：夏洛特·阿爾特曼[12]，一個內向謙卑的德國猶太姑娘。綠蒂比茨威格小二十七歲，她同家人剛剛逃出德國。綠蒂對他一見鍾情。至於他的感情，傳記作家也捉摸不透。這期間，他情緒低落。他年輕時的信心被一戰打得粉碎，加之納粹逐漸將歐洲卷入第二場戰爭，他昔日的樂觀已經轉變為徹頭徹尾的悲觀。1933年，希特勒青年團燒了他的書；1935年，理查德·施特勞斯[13]的歌劇《沉默的女人》演出僅兩場就遭禁，因為腳本是茨威格寫的。

困擾他的不僅僅是政治。薩爾茲堡家中的忙亂嘈雜也令他心生厭倦。他是個工作狂。雖然弗裏德裏克努力不打擾他，不過她要照顧第一段婚姻中的兩個女兒，並且喜歡交際。在1946年的《茨威格傳》中，她將茨威格的背叛歸咎於“更年期”。情況或許如她所說，不過他似乎隻是想擺脫一切紛擾，享受安靜和工作，這兩樣恰好是綠蒂所能滿足的。幾年的彷徨之後——他和霍夫米勒一樣，天性優柔寡斷——1938年，茨威格勸服弗裏德裏克離婚，並保證說不打算再婚，隻想重獲“學生的自由”。第二年，他就和綠蒂結婚了。

這時候，他已經逃到了倫敦；也就是在三十年代末這段煎熬的歲月中，他創作了《心靈的焦灼》。有人認為艾蒂絲的原型是綠蒂：脆弱——無論在政治身份上還是體質上(她患有嚴重的哮喘)——並且離不開茨威格。不過，在人物塑造上，也一定含有茨威格對拋棄弗裏德裏克的內疚。除此之外還有茨威格的母親，一個任性自我的女人。據弗裏德裏克描述，童年時期的茨威格和母親衝突不斷，這段經曆給他留下了“無法愈合的傷疤”。種種來源不一而足。弗洛伊德的病例無疑也提供了素材。他的病人多身體癱瘓，並常常對醫生產生愛戀。(小說中反複出現“歇斯底裏”和“潛意識”兩個詞。)最後，無須贅言，這本悲觀的小說創作於二戰前夕。三四十年代，茨威格因為沒有公開譴責納粹而招致許多同僚的不滿。他的大名定然會使反納粹的理由更有分量。茨威格雖然崇尚人文主義，但他厭惡政治。(他從不投票，家裏不許聽廣播，晚上去咖啡館看報紙，免得新聞打擾他白天的創作。)對於歐洲的厄運，他的回應是間接的、象征性的：《心靈的焦灼》等作品。

為了衝淡小說的悲劇主題，他在小說的前言中寫道，世上有兩種同情：

一種是膽怯善感，說白了其實隻是心靈焦灼，麵對他人的不幸，急於從難堪的情緒波動中盡快脫身……另一種才是貨真價實的同情，不是感情用事，反而富有創造性。這種同情清楚自己的目標，堅決果決，耐性十足，能共同經曆一切苦難，直到用盡最後一絲力氣，甚至力竭也不罷休。

我們後麵會發現，這一段話出自艾蒂絲的醫生康鐸之口。茨威格或許是想借此稱讚弗洛伊德。霍夫米勒的同情是虛偽的，而康鐸醫生——以及弗洛伊德醫生——那種才是貨真價實的。不知道茨威格是否確實這樣想。康鐸出於所謂善意的同情，娶了他沒能治好的盲人。我們後來見到了他的妻子：她對康鐸寸步不離，用焦慮和憂鬱籠罩著他。和大多數大膽的作家一樣，茨威格給自己提出了他解答不了的問題。我們不得不在字裏行間分辨真真假假。在《心靈的焦灼》中，顯得真實的是那些展現同情如何徒勞無益的情節。這是個可怕的教訓，本書的激進和現代性也由此而來。

盡管茨威格的主題是現代的，但我們不能將他歸為現代主義作家。他在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時，但他在回憶錄中沒有提到艾略特、維吉尼亞·伍爾夫、卡夫卡、畢加索、斯特拉文斯基。他同喬伊斯相識，但看樣子並沒有讀過《尤利西斯》。他曾觀看勳伯格[14]的首演，但沒有表示欣賞。似乎在他看來，現代藝術止於裏爾克和理查德·施特勞斯。在實驗主義盛行的年代，他卻並非實驗主義者，這一點使他和其他風格上的傳統現代派(例如約瑟夫·羅斯)未能得到後世足夠的重視。此外，茨威格確有不足之處。我在上文提到過，他的情節和人物隻是為主題服務的。其次，他偏愛老舊的敘事手法：陌生人在深夜講的故事；**時的雷電交加。他的一些作品也有矯飾之嫌。這一點實在令人不忍非難。他品位高雅，感情熱烈，崇尚理想主義，對19世紀的藝術推崇備至。凡此種種，也難怪他會在章節甚至是段落末尾唱一曲“詠歎調”(借用他一位編輯的話)。不過，《昨日的世界》中類似的澎湃並沒有出現在《心靈的焦灼》中。至於讓人一看便知的情節和人物走向，以及毫無新意的敘事手法，都可以忽略不計，因為本書勝在微妙飽滿的心理描寫。

1941年，為保安全(以及茨威格的收入)，茨威格和綠蒂移居巴西。茨威格也認為，多民族融合的巴西會是一個幸福的、超越國家的淨土，這也是他理想的奧匈社會。起初，看來他適應得還不錯。他和綠蒂定居在離裏約不遠的山城彼得羅波利斯。他動筆撰寫《蒙田傳》[15]。他養了一條小狗；他寫信給弗裏德裏克說，小狗拿了選美比賽亞軍。他每天出去遛狗，凝視醉人的美景。可惜這些美景並不屬於他，他的歐洲慘遭劊子手的**。1942年2月22日晚，他留下一張字條，向巴西人和他的朋友致謝：“願他們熬過長夜還能見到黎明!我太過性急，要先他們而去了。”他和綠蒂服下巴比妥類藥物。第二天被發現時，夫妻二人手握著手躺在**，已經離開了。

Salman Rushdie(1947—)，文學家，生於印度，14歲移居英國讀書。其作品受到東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

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奧地利作家，以刻畫人物心理的劇

作著稱；中篇小說《古斯特少尉》是歐洲第一部采用內心獨白手法寫成的傑作。

Joseph Roth(1894—1939)，奧地利記者、小說家，代表作《拉德斯基進行曲》從特羅塔家族的命運描述了奧匈帝國的興衰。

《埃米爾·維爾哈倫》，1910年。Emile Verhaeren(1855-1916)，比利時法語詩人、藝術評論家，象征派的創始人之一，六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三大師--巴爾紮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1920年。

《羅曼·羅蘭傳》，1921年。

《與魔鬼搏鬥--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尼采》，1925年。H lderlin(1770-1843)，德國詩人、哲學家，德國浪漫主義的先驅，創作《自由頌歌》《人類頌歌》等詩作。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國浪漫主義的重要代表，以《破甕記》等劇作著稱。

《三作家--卡薩諾瓦、司湯達、托爾斯泰》，1928年。

《鹿特丹的伊拉斯謨》，1934年。Erasmus(1466-1536)，荷蘭學者，人文主義的傑出代表。

《斷頭王後》，1932年。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後，法國大革命中被推上斷頭台。

《瑪麗·斯圖亞特》，1935年。Mary Queen of Scots(1542-1587)，蘇格蘭女王、法蘭西王後，企圖爭奪英格蘭王位，後被伊麗莎白女王下令處死。

《麥哲倫航海記》，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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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最初刊載於NYRB Classics2006年版Bware of Pity，作者為羅格斯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資深書評人。

[2]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國詩人、小說家、散文家，作品關注社會公平及階級鬥爭。

[3]Igor Stravinsky(1882—1995)，美籍俄裔作曲家，現代主義音樂的重要人物，代表作有《火鳥》《春之祭》等。

[4]Robert Musil(1880—1942)，奧地利作家，其未完成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被譽為最具影響力的現代主義小說之一。

[5]Franz Joseph I of Austria(1830—1916)，奧地利帝國皇帝、匈牙利王國國王，1914年，因侄子斐迪南大公遇刺，向塞爾維亞王國宣戰，最終導致一戰爆發。

[6]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奧地利作家，有“神童”的美譽，以抒情詩歌及劇本著稱，並為理查德·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等多部歌劇創作腳本。

[7]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奧地利詩人，作品《杜伊諾哀歌》《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等享譽世界。

[8]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寫道：“我父親的祖籍是摩拉維亞。猶太人世族住在那兒的小鄉村，同農民以及小市民都相處融洽。”摩拉維亞，捷克斯洛伐克東部莫拉瓦河流域一帶的舊稱。

[9]Theodor Herzl(1860—1904)，奧匈帝國記者，現代政治上錫安主義(猶太複國主義)的創始人。先後擔任維也納《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駐巴黎記者和文學編輯。

[10]《保羅·魏爾倫》，1904年。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國象征派詩人。

[11]Friderike von Winternitz(1882-1971)。

[12]Charlotte“Lotte”Altmann(1908-1942)，昵稱為綠蒂。

[13]Richard Strauss(1864-1949)，德國作曲家、指揮家，創作了《莎樂美》《玫瑰騎士》等經典歌劇及《死與淨化》等交響詩。

[14]Arnold Sch nberg(1874-1951)，美籍奧地利作曲家，現代表現主義音樂大師，代表作有《月之升華》《摩西與亞倫》等。

[15]《蒙田傳》，1941年。Montaigne(1533-1592)，法國人文主義思想家、作家，著有《隨筆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