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颶風
盡管漢密爾頓生活在一個會讓人散漫怠惰的熱帶島嶼上，但是他在比克曼-克魯格商行做職員的日子裏，天天打交道的卻都是繁忙的商船和不斷變化的市場，這讓他早早便經曆了快節奏的現代商業活動的洗禮。在這段日子裏，盡管他遇到不少挫折，但是漢密爾頓所處的已不僅僅是世界上一個晦暗的角落，他的第一份工作讓他真正見識了全球貿易的精彩紛呈和世界列強的縱橫捭闔。正因為漢密爾頓在這一片由一家貿易公司開拓的土地上工作，他才有機會在很小的時候就接觸到在當時的歐洲各國占據統治地位的重商主義思想。
比克曼-克魯格商行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當地種植園主所需要的一切，在這裏都可以買到：木材、麵包、麵粉、大米、豬油、黑豌豆、黑啤酒、蘋果酒、鬆木、橡木、鐵環、木瓦、石灰、繩子、燈黑 、磚頭、騾子和耕牛。這給漢密爾頓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學習平台。他的工作，就是管理這一大堆讓人一看就頭疼的貨物清單，在這裏，他練就了一手華美、清晰而流暢的好書法；在這裏，他不得不去記住商船的航海路線，去跟進貨船的行蹤；在這裏，他必須學會用不同的貨幣單位來計算貨物的價錢，無論是葡萄牙硬幣、西班牙銀元、英鎊、丹麥的達克特，還是荷蘭的斯泰佛，他都要爛熟於心。他的兒子約翰·C.漢密爾頓在回憶起自己父親的時候說道：“爸爸曾經專門講過，在他所從事的那麽多工作中，唯有在比克曼-克魯格商行的這段經曆令他受益匪淺。”[1]或許正是這段經曆，造就了一個小小年紀就滿腦子都是生意經的漢密爾頓。
比克曼-克魯格商行坐落於當地的國王路與國王十字路交叉口的一處高地上，這裏有商行的一家商店和緊挨這家商店的倉庫。每天早上，漢密爾頓一定就是從這裏出發，吹著清新愜意的海風，一路下坡，輕輕鬆鬆地溜達到繁忙的碼頭區開始一天的工作的。比克曼-克魯格商行在聖·克羅伊島的碼頭區有專用的碼頭和貨船，這個年輕的職員就在這裏查驗到港的貨物，在這些貨物中，一定有不少偷偷運進來的走私貨。碼頭附近的空氣中彌漫著濃鬱的香氣，一桶桶的蔗糖、朗姆酒和糖蜜被馬車運到這裏，等待被裝船運到北美去換取穀物、麵粉、木材和各式各樣的釘子。聖·克羅伊島這個由中立的丹麥控製的小島長期以來扮演著當時英國和法國在西印度群島各個殖民地之間橋梁的角色。島上的貿易一直以來是由英屬西印度群島的商人控製著，因此，英語而不是丹麥語成了島上的通用語言。於是，母語是英語並且能講一口流利法語的漢密爾頓在這裏便大有用武之地了。
在比克曼-克魯格商行的工作讓漢密爾頓有機會早早地和紐約——這個他未來居住的地方——建立了聯係。在當時，紐約商人大量參與到與西印度群島進行的貿易中。許多曼哈頓的商行都會派一個年輕的家族成員到西印度群島當地去充任商行在那裏的代理人，尼古拉斯·克魯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出身於紐約的名門望族，父親亨利·克魯格（Henry Cruger）是一位富有的商人、船東和紐約州皇家立法會的議員，他的叔叔約翰·克魯格（John Cruger）曾經長期擔任紐約市市長以及印花稅法委員會的成員。這個照理說應當是鐵杆親英派的高貴世家，在政治上卻出現了裂痕，尼古拉斯住在英國的兄弟小亨利·克魯格（Henry Cruger Jr.）當時是顯赫的英國國會議員，在他所在的布裏斯托選區，與他同時當選的另一位議員就是令人尊敬的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而尼古拉斯本人，相反地卻站到了反叛的殖民地居民一邊，並成了喬治·華盛頓的忠實追隨者。有人猜測，漢密爾頓的第一個政治導師就是這位尼古拉斯·克魯格。也正是這位尼古拉斯·克魯格，讓漢密爾頓第一次認識了一群積極進取、心懷天下的紐約商人，這些人就是聯邦黨人所大加讚賞的社會精英的模範代表。
作為一個孤兒，漢密爾頓清楚地知道，他根本就沒有無所事事的資格，於是他的身上就迸發出了無窮的力量，驅使他堅持不懈地努力工作。這個高度自律的年輕人做事情從來都是斬釘截鐵，毫不拖泥帶水。在他進入比克曼-克魯格商行後，漢密爾頓就已經不像一個普通的13歲男孩那樣還需要別人來照顧了，在商行的工作對他來說，隻是讓他有了更大的壓力，更有緊迫感罷了。當他的同齡人為了一些無聊的事情而浪費青春的時候，漢密爾頓卻過著一種更加積極的生活，這讓他這條大魚最終從聖·克羅伊島這個小魚缸中跳了出來。要知道，在聖·克羅伊斯這個等級森嚴的完全靜止了的社會中，漢密爾頓這樣出身低微卻又自負而敏感的年輕人，是永遠沒有出頭之日的。他的朋友納撒尼爾·彭德爾頓（Nathaniel Pendleton）後來講道，一提起自己的小職員身份，漢密爾頓就“耿耿於懷，這幾乎使他想要放棄在商業上的發展”。[2]在為數不多的保存下來的漢密爾頓早期書信中，有一封寫於1769年11月11日的信頗能反映他當時的心態。這封用娟秀的字體寫成的信陰鬱低沉，在信中，這個14歲的少年對自己的卑微身份憤憤不已，為自己的懷才不遇而痛心疾首。此時的他，已經開始夢想著能夠有朝一日出將入相、建功立業了。這封信的收信人，是漢密爾頓的那位麵貌相似的好朋友愛德華·史蒂文斯，此時他正就讀於紐約的國王學院。漢密爾頓在信中寫道：
愛德華，我承認我也有弱點，我的野心是如此的明顯，我鄙視作為一名小職員的卑微的社會地位，或者命運總是對我加以嘲弄。我會用一生來冒險，提升我的社會地位，這不是我的性格。愛德華，我很確信，少年時代的經曆使我沒有任何希望馬上就能出人頭地，那也不是我所期望的，但我想說的是，我會為未來做好準備。你知道，我不是一個哲學家，人們可能會說我這樣做是癡心妄想。我的這個傻念頭讓自己感到慚愧，希望你會為我保守秘密，然而，我們已經看到了當計劃者堅持不懈地為之奮鬥時這樣的計劃就會獲得成功的事例。最後我想說，我真希望現在就爆發一場戰爭。
亞曆山大·漢密爾頓[3]
漢密爾頓的這封短信是那麽準確地預言了他的未來！這個渴望在沙場上大顯身手、馬革裹屍的年輕人很快就會找到屬於自己的戰爭。在這封信裏，漢密爾頓流露出了強烈的恥辱心，而成年以後的他，就經常會故意用虛張聲勢的外表來掩飾自己內心的脆弱。從一開始，他就一直擔心那過度膨脹的野心會讓自己腐化墮落，而他也一直堅持決不能為了征服世界而罔顧自己的道德，這兩點對漢密爾頓來說，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盡管信中的措辭有些笨拙，但他表現出一個14歲少年令人驚訝的成熟，並由此開始在曆史長河中綻放光彩。
漢密爾頓有足夠的機會去展示自己的才華。1769年，大衛·比克曼退出了商行的經營，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叫科尼利厄斯·考特萊特（Cornelius Kortright）同樣出自名門的紐約商人。於是商行便改名為考特萊特-克魯格商行。過了兩年，由於健康原因，尼古拉斯返回紐約接受為期五個月的治療，在這期間，他讓漢密爾頓這個早熟的小職員當上了臨時掌櫃。一捆漢密爾頓寫下的商務信件展示了這個第一次獨當一麵的家夥是如何“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的。他開始很賣力氣地去索要那些應收賬款。在一封寫給克魯格的信中，他向自己的東家保證說：“相信我，先生，我正用一切合法的手段為您要賬。”[4]在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往來通信是有關一條名叫霹靂號（Thunderbolt）的單桅帆船的。克魯格擁有這條船的一部分所有權，在1772年的時候，這條船正裝運著幾十頭倒黴的騾子穿越大海。漢密爾頓需要安排這條船安全地經過南美洲的西北海岸（這在當時是西班牙的地盤），同時還需要與無數敵對國家的船隻周旋。因此，漢密爾頓不遺餘力地向他的老板們建議在霹靂號上加裝四門大炮以備不測。在一封寫給當時督辦庫拉索地區生意的塔勒曼·克魯格（Tileman Cruger）的信中，漢密爾頓說道：“這樣一條船如果沒有配備必要的武裝，那它一定會落入別人之手，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就太可惜了。”[5]當這條船最終抵達聖·克羅伊島的時候，那些騾子已經瘦骨嶙峋、奄奄一息了。於是，漢密爾頓用一種不容分說的口氣教訓船長道：“你得好好反省在這次不幸的旅程中所犯的錯誤，而且，你得把這些損失全都補償給東家。”[6]在未來的日子裏，漢密爾頓這種口氣的訓話，將會被無數的下屬領略到。這個年輕的後生尚未成年便表現出了殺伐決斷的魄力，即便是麵對一位比自己年長很多的老水手，他也能毫不猶豫地開腔訓話。漢密爾頓就是這麽一個一心想出頭主持局麵，並且也有這個能力的野心勃勃的家夥。於是，當尼古拉斯·克魯格在1772年3月回到聖·克羅伊島的時候，他便感到非常失落了。
漢密爾頓的學徒生涯讓他獲益匪淺。他清楚地了解了商人和走私者是如何玩弄那些瞞天過海的把戲的，這讓他力主在美國建立海岸警衛隊和海關體係。他發現生意經常會受到現金流和到期債務的困擾，而一套統一的貨幣體係將非常有利於刺激貿易。最後，他還不得不認真地思考西印度群島所麵臨的窘境：西印度群島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是在貿易世界中卻處於食物鏈的下遊，而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這裏的經濟過度依賴甘蔗種植與蔗糖的出口。在後來他那篇著名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中，漢密爾頓就表述過這個難題。或許，漢密爾頓在後來極力主張多元化的製造業與農業經濟就是源於他在西印度群島做商行學徒時期的直觀感受。
雖然考特萊特-克魯格商行主要經營食品和紡織品，然而至少有一年這家商行的貨船參與運輸了一種更容易腐爛的“貨物”——奴隸。在奴隸船上，成百上千的奴隸被銬在一起塞進惡臭的船艙中，有許多人就在這可怕的運輸中窒息而死。於是，這樣的船上總是散發著可怕的惡臭，以至於岸上的人在數裏之遙就能聞到海上奴隸船飄來的臭氣。1771年1月23日，在漢密爾頓還在考特萊特-克魯格商行打工的時候，這家商行在雙語的《皇家荷屬美洲公報》上發了這樣一條消息：“考特萊特-克魯格商行剛剛從非洲向風海岸進了一船奴隸，下個星期一就在商行的碼頭當場拍賣，300個上等奴隸咯！”[7]第二年，尼古拉斯·克魯格又從非洲黃金海岸進口了250名奴隸，這次，他抱怨道，這些奴隸的“牙口一點也不好，骨瘦如柴的”。[8]人們現在隻能想象漢密爾頓在檢驗、看守這些即將被拍賣的奴隸並給他們定價向別人推薦時看到的是怎樣非人的場麵。為了讓這些奴隸看起來光鮮一些，他們身上的毛會被剃掉，然後再被塗上棕櫚油，直到他們的肌肉能在太陽底下閃閃發光。有一些買主會直接帶著烙鐵來到拍賣場，一買下奴隸，就會在他們的身上烙下記號。從尼古拉斯·克魯格在當地報紙上刊登追捕逃亡奴隸的消息來看，販賣人口應該也是商行生意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漢密爾頓來到聖·克羅伊島的時候，島上的奴隸人口在十年內已經翻了一番，於是種植園主開始聯合起來，以便能夠鎮壓可能發生的起義或者阻止奴隸向鄰近的西班牙統治下的，能夠確保他們自由的波多黎各的大規模逃亡。在這種可怕的環境中，沒有哪個白人能夠置身事外：他要麽充當奴隸製度的衛士，要麽就離開這裏遠走高飛。
為了避免任何誤解與歧義，丹麥當局印發了一本宣傳冊“聖·克羅伊斯戰士手冊”。這本宣傳冊清楚地規定，島上的每個年滿16歲的成年白人男子都有義務（從1771年開始，漢密爾頓也具備了履行義務的資格）在軍隊中服役，每個月大家都必須自備槍支彈藥參加軍事訓練。如果要塞的炮聲連續響兩次，那麽所有的白人男子都必須馬上帶上家夥到要塞集合。
當造反的奴隸在克裏斯蒂安斯伐恩被公開處決的時候，白人男子就會把城堡包圍起來以防止其他的奴隸惹是生非。在這時，任何攻擊白人的奴隸一定會被絞死或者斬首，而對於奴隸來說，相對於被燒紅的烙鐵折磨和閹割來說，被立即處死更像是一種解脫。在這裏，為了讓奴隸對白人們俯首帖耳，對奴隸的懲罰是地獄般的。如果一個奴隸舉起手抵擋奴隸主的鞭打，那麽他的這隻手將會被立刻砍掉。如果一個逃跑的奴隸在三個月內被抓了回來，那麽他的一隻腳就會被砍掉。如果他敢再跑一次，那麽剩下的那隻腳也會被砍掉。慣犯的脖子上會被套上可怕的鐵環，鐵環上鑲著向裏突出的釘子，這樣，當這個奴隸打算爬過種植園厚厚的籬笆逃走的時候，他的脖子就會被釘子紮爛。
如果不了解這些他在青年時代所親眼目睹的殘酷場麵和後來在美國蔓延的對他希望的剝奪，我們就很難真正理解漢密爾頓的政見。從淺裏說，聖·克羅伊島的奴隸貿易讓漢密爾頓對奴隸製深惡痛絕，以至於後來他成為一名堅定的廢奴主義者；往深裏講，在這個宗法社會中，種植園主終日生活在對奴隸起義的恐懼之中，於是他們將這裏變成了一個全副武裝的大兵營，這給漢密爾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離開聖·克羅伊島之後，他還一直深深地陷於對無政府狀態的恐懼之中，因此對於“自由”並不怎麽感冒。於是，他一方麵反對種植園主的暴政和威權統治，另一方麵又恐懼那些心懷仇恨的奴隸的可能的起義，他的童年生活帶給他的最大遺產，或許就是這麽一種曖昧的態度。在他的一生中，對專製和無政府主義的恐懼與矛盾心理，一直是縈繞在漢密爾頓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
同本傑明·富蘭克林一樣，漢密爾頓也是自學成才，一有空閑，他就會抓緊時間讀書。這個年輕人一心想成為一名作家。漢密爾頓或許在那時就已經預感到，有朝一日，寫作會讓他擺脫低賤的身份而躋身於同時代那些最有權勢的人的行列中。西印度群島並沒有哪家商店有書賣，如果想買書，就得事先預訂。於是《皇家荷屬美洲公報》的發行對於求知若渴的漢密爾頓來說，是個天大的好消息。由於當時丹麥的克裏斯蒂安七世國王（King Christian VII）是英格蘭國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表兄和姐夫，這份報紙一開始就清楚地表明了親英的立場。每期報紙都會刊登當時英國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和其他一些雄辯家在英國國會的精彩辯論和有關英國王室的種種阿諛之言。
自從有了這麽一個可能發表他文章的報紙後，漢密爾頓就開始大量地創作詩歌了。一旦打開了他的話匣子，漢密爾頓就開始滔滔不絕了。亞曆山大·蒲柏的優美詩句和精妙結論讓這個年輕的小職員著了魔。就像蒲柏在早年模仿古典詩人的作品一樣，漢密爾頓也炮製了不少模仿蒲柏風格的詩文。在1771年4月6日，他在《公報》發表了兩首詩。在一封寫給公報編輯的信中，他寫道：“親愛的先生，作為一個不到17歲的年輕人，我有一個不情之請：如果你能在仔細閱讀我寫的這兩首詩後，覺得它們還值得在您的報紙上占據一小塊版麵並允許刊登它們的話，我將對您感激不盡。您順從的仆人，亞曆山大·漢密爾頓。”他發表的這兩首愛情詩對待感情的視角完全不同。這個好空想的詩人在第一首詩中歌頌了他的初戀情人，詩中的這個女孩正躺在河邊，身邊是一群可愛的小羊羔；而詩人則跪在愛人麵前，用一個深情的吻喚醒了女孩，然後含情脈脈地將女孩摟入懷中，最終贏得佳人的芳心。詩人吟詠道：“相信我，男女神聖的結合會讓愛情加倍的甜蜜。”[9]在第二首詩中，詩人卻搖身一變成了個浪**公子，這首詩的開場白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短句：“希利亞是一個狡猾的小**。”這首詩描繪了一個狡猾得像貓一樣的女人：
瞧，那柔滑的小手，
那小娘兒們精致地把它們藏起來
在呼嚕聲中；但如果
你輕輕用力捏她一下
她便會立刻尖叫一聲，弓起細軟的背部；
對你還是充滿了善意。
第一首詩就像是一個憧憬著賢良淑德的美婦人的未成年小夥子寫下的讚美詩，而第二首詩卻像是一個已經嚐過了無數女人的滋味，徹底拋棄了對婦女節操的任何幻想的年輕但卻消極厭世的情場老手吟哦的小調。這兩首詩所描述的，是兩種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純潔無瑕的小天使和現實輕浮的狐狸精。同時迷戀這兩種人所帶來的麻煩，一直糾纏著漢密爾頓的一生，讓他無法脫身，並使他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誹謗與醜聞中。
第二年，漢密爾頓又在報紙上發表了兩首詩，這時候，我們得稱呼他為一個“宗教詩人”了。漢密爾頓心靈的變化或許源於一位名叫休·諾克斯（Hugh Knox）的長老會神父。年輕英俊的諾克斯出生在北愛爾蘭，祖先是蘇格蘭人，移民到美洲後在特拉華州的一個學校做教師。這個輕浮的花花公子起初對宗教信仰沒有半點興趣，然而一樁奇怪的事改變了他的一生。某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一個諾克斯經常去鬼混的酒館，他當著那些醉醺醺的狐朋狗友們的麵，拙劣地模仿自己的讚助人，可敬的約翰·羅傑斯牧師（Reverend John Rodgers）布道的樣子，來換取那些醉漢們的哈哈大笑。在這之後，諾克斯卻突然坐了下來，為自己的褻瀆神靈而震動不已，同時，那布道的場景一直在自己的腦海中回**，他突然發現自己被這布道打動了。於是他突然決定到新澤西學院（即後來的普林斯頓大學）師從當時的校長，著名的神學家老亞倫·伯爾（Aaron Burr Sr.）去學習神學。而這位老亞倫·伯爾校長，就是那個日後會置漢密爾頓於死地的人的父親。或許正是從諾克斯神父的口中，漢密爾頓第一次聽說了“亞倫·伯爾”這個名字。
諾克斯在1755年被伯爾任命為牧師，他決定獻身於傳播福音的事業中，於是他奉命前往了荷屬西印度群島的薩巴島。薩巴島，離尼維斯島不遠，方圓不過12平方千米，並沒有其他加勒比島嶼那樣迷人的海灘，這個孤零零的小島足夠摧垮哪怕是最堅忍的傳教士。波濤洶湧的大海常年衝擊著怪石嶙峋的海岸，這使得船隻在這裏靠岸成了一件異常危險的事情。身為這裏唯一的一個傳教士，諾克斯住在一個叫“坑底”的定居點。這個定居點位於一座死火山洞的底部，一串石階是這裏唯一通向外界的道路。至於那些靈魂需要諾克斯來拯救的居民，諾克斯描繪了這樣一幅淒慘的畫麵：“這裏的年輕人和已婚男人不光毫無虔誠的信仰，而且幹脆就是一群和自己的黑奴通奸的**者、花花公子、晚上的暴徒、醉鬼、賭棍、不守安息日規矩的守財奴、不去教堂的瀆神者、不守信用的騙子和從事不公平交易的奸商……”[10]在這個島上，受過傳統教育的博學的諾克斯沒有與他有共同語言的朋友，兜裏也沒什麽錢。1771年，諾克斯神父到聖·克羅伊島訪問，在這裏，他受到了當地長老會教徒的盛情款待，他們邀請諾克斯神父搬到聖·克羅伊島來。於是，在1772年，諾克斯跳槽到蘇格蘭長老會做一名牧師，這份神聖的工作帶給他的還有比以前在“坑底”多得多的薪水。
經過了在薩巴島的孤獨歲月，這位45歲的諾克斯神父感覺自己在聖·克羅伊島迎來了第二春。這位博學的神父後來還寫了幾卷宗教訓誡，他仁慈而寬容，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義（後來他非常熱心地支持美國獨立），反對蓄奴（盡管他自己也擁有幾個奴隸），他的一些觀點非常吸引漢密爾頓。在諾克斯神父早期的信件中，我們能夠發現，他堅定地認為私生子同樣有資格接受洗禮，神職人員有義務將私生子從他們不負責任的父母那裏解救出來，而不是將他們拒之門外。諾克斯神父的宗教觀點已經背離那種冷冰冰的加爾文主義[2]的教條，諾克斯眼中的上帝，是一個和藹而公平的天主而不應當是一個陰暗的懲罰者。諾克斯神父同時也認為無窮的求知欲正是人類的天性，因此他對那些能夠建構“真理的體係”的人們致以了最高的敬意。[11]
於是，一位有著異乎尋常的建構係統能力的年輕私生子職員走入了他的生活。諾克斯神父一定把他能有如此的好運氣去發現漢密爾頓這樣一個天才當成了一個奇跡。我們已無法知道他們是何時相遇的，但是我們知道，這位神父把自己的整個圖書館對這個天才少年開放，鼓勵他撰寫散文，引導他走向學術之路。就像一個有趣的老伯父一樣，諾克斯神父擔心漢密爾頓因為壓力太大而會過度工作，會太迫切地想去討回荒廢的時光。於是，諾克斯神父經常會提醒漢密爾頓說：“你野心勃勃地想要超越自己，總想竭力在自己做的每一件事上盡善盡美，現在的你，已經非常脆弱了。”[12]諾克斯神父的直覺異常的準確，漢密爾頓這個優秀的年輕人注定是要幹一番大事業的，盡管他後來仍然承認，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的成就完全超出了他的估計。
除做神父之外，多才多藝的休·諾克斯還是一個自學成才的醫生和藥劑師，他還在業餘時間兼任《皇家荷屬美洲公報》的編輯。或許他和漢密爾頓就是在報館而不是教堂相識的。當一場可怕的颶風在1772年8月31日的夜晚**了整個聖·克羅伊島和附近的其他島嶼之後，諾克斯神父的這個兼職編輯的身份，讓漢密爾頓的一生發生了改變。
據說，這場颶風是百年不遇的。按照《公報》當時所報道的來看，這場颶風是“有史以來人類所遭遇的最可怕的風暴”。它在日落時分突然襲來，“其聲如萬炮齊鳴，除了中間有過半小時的間斷外，它整整肆虐了六個小時……這個曾經美麗的島嶼如今已是滿目瘡痍，其可怕程度已經完全無法用語言描述了”。[13]這場可怕的颶風將大樹連根拔起，將房屋撕成碎片，它掀起的巨浪將港口的船隻一掃而光，徑直將它們拋向陸地。尼維斯島的詳細記錄同樣證明了這場風暴的可怕威力，在受災非常嚴重的地區，成桶的蔗糖被卷到了350米以外，而一些家具則被發現散落在3公裏之外的地方。第二天下午，尼維斯島還遭遇了一場可怕的地震。很可能，尼維斯島、聖基茨島、聖·克羅伊島和鄰近的一些島嶼都遭受到一場浪高5米的海嘯的襲擊。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席卷了西印度群島的大多數地區，以至於人們需要從北美緊急進口一批糧食來避免預料之中的饑荒。
在9月6日，休·諾克斯將教徒召集到了他的教堂，他為這些仍然在恐懼中瑟瑟發抖的人們做了一次安撫性質的布道，過了幾周，他又將這次布道的內容印製成了宣傳冊在島上散發。漢密爾頓一定也參加了這次布道，或許是受到諾克斯神父的說教的啟發，漢密爾頓回去之後立即給他那離家出走的父親寫了一封冗長但卻狂熱的信來描述這場可怕的颶風（值得一提的是，漢密爾頓在父親離開聖·克羅伊島六年後，仍然同其保持著書信往來。而詹姆斯·漢密爾頓並沒有遭遇這場風暴，說明他應當是居住在加勒比群島南部，很可能是在格林納達島或是多巴哥島）。在這封讀起來讓人感覺如身臨其境一般的描寫颶風的信中，人們可以充分地感受到這個文采飛揚的年輕人那過人的駕馭文字的能力。漢密爾頓後來一定也讓諾克斯看了這封寫給父親的信，而諾克斯說服他在《皇家荷屬美洲公報》上發表這封信。於是，在10月3日，漢密爾頓的這封信就見諸報端了。在很可能就是諾克斯本人給這篇文章所寫的前言裏，有這樣的話：“以下這封信，是由本島的一位年輕人在颶風肆虐後一周寫給他父親的。這封信的一個副本碰巧落到了一位紳士手中，他在將這封信給數位先生傳閱後，大家一致認為，如果不把這篇文字拿出來給公眾分享，那真是太可惜了。”為了不讓大家懷疑“無情”的漢密爾頓發表這封信，是想利用人們所經曆的災難來為自己謀取向上爬的資本，諾克斯特地在前言中強調說這位匿名的作者一開始並不同意發表這封信——或許這是漢密爾頓人生中最後一次不情願讓自己的文字見諸報端吧。
漢密爾頓的這封有關風暴的信之所以能讓讀者們大吃一驚，是因為兩個原因。很難想象，一個年僅17歲，完全依靠自學成才的少年，能寫出那麽雄渾有力的文字，顯然，漢密爾頓當時已經有著極高的文學素養和修辭底蘊了：“整個自然界仿佛在這一瞬間分崩離析了。暴風裹挾著巨浪在空中肆虐，熾熱的流星劃破長空，持續的閃電強光讓人眩暈，一棟棟房屋頃刻間轟然倒塌，人們刺耳的尖叫聲和哭喊聲不絕於耳，就連天使看到這一切也會震驚不已的。”
不過，漢密爾頓在信中的描寫更值得稱道的地方，是他將這場災難歸因於神對人類的浮華與虛榮的懲戒。在既像是悲壯的內心獨白又像是悲天憫人的布道的一段話裏，漢密爾頓勸誡自己的同類說：
喔，卑賤的草民哪，這就是你們所自誇的堅韌與剛強嗎？你們還能自大自滿嗎？死神藏身於無盡的黑暗中，吹著勝利的號角悄然來臨，他那嗜血的鐮刀閃耀著幽光指向你們，正準備給予致命一擊……瞧瞧你們現在這個惡心的樣子吧，該到了重新審視自己的時候了……唯有徹底鄙視自己，去全身心地敬畏你們神聖的主，你們方能得救……醒來吧，你們這些在富足中自滿的人們，貢獻出你們的財富來拯救那些在苦難中呻吟的人們吧，你們在塵世的善行就是你們在天堂中積累的財富。[14]
即便是在一場致命的風暴之後所寫下的文字，對於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來說，漢密爾頓在這封信中所反映出的心態還是異常灰暗的。他那啟示錄般的語言與悲觀的基調讓他的世界觀顯得異常灰暗。在這封信中，他還流露出了些許年輕人的理想主義：他勸告有錢人將自己的財產拿出來和別人分享。
漢密爾頓並沒有意識到，這封信讓他擺脫了貧困。事實證明，這場自然災害拯救了漢密爾頓。就連聖·克羅伊島的總督也開始打聽起作者的身份了，當地的商人們決定湊一筆錢把這個前途無量的小夥子送到北美去接受教育。颶風**平了島上的房屋，摧毀了人們賴以為生的甘蔗園，掃**了熱火朝天的蒸餾場，讓整個聖·克羅伊島的經濟陷入了長期的泥潭之中，在這樣的一片災難後的蕭條時刻，商人的慷慨便顯得是那樣的難能可貴。
漢密爾頓最主要的幫助者應該還是那位好心腸的休·諾克斯。後來，他對漢密爾頓說：“我一直暗自為自己能夠推薦你去北美，並且把你介紹給我在那裏的老朋友而感到自豪。”[15]在讚助漢密爾頓的人中，出錢的或許是他以前和現在的老板尼古拉斯·克魯格、科尼利厄斯·考特萊特、大衛·比克曼，以及他的監護人托馬斯·史蒂文斯和漢密爾頓的表姐安·萊頓·文登（Ann Lytton Venton）。或許是考慮到漢密爾頓曾經對醫學很感興趣（事實上，他一直如此），他的這些讚助人因此想把漢密爾頓培養成一名醫生，等他學成歸來，就能夠為治療在島上流行的熱帶傳染病而出一份力。加勒比永遠都缺少醫生。而此時，漢密爾頓的好朋友愛德華·史蒂文斯就正在紐約學醫。
按照流行的說法，漢密爾頓在1772年10月乘船前往北美，從此便再也沒有踏回西印度群島半步。不過，在仔細研究《皇家荷屬美洲公報》後我們便發現，即便是這麽一個普通的事件依然是疑竇叢生。漢密爾頓很可能是一首題為《憂鬱時刻》（The Melancholy Hour）的詩歌的真正作者，而這首詩發表在1772年10月11日的公報上。這首詩寫道：
為何讓這憂傷的沮喪縈繞在我心頭，
為何我的內心充滿掙紮的歎息？
它所反映的主題，仍然是在宣揚暴風是神對墮落的塵世的懲罰這種調子。10月17日，《公報》又發表了一篇模仿蒲柏風格的，雖然匿名但是顯然出自漢密爾頓之手的讚美詩，這首詩在後來還被他的妻子用來證明自己的丈夫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這首題為《靈魂的升華》（The Soul Ascending into Bliss）的讚美詩充滿可愛的神秘主義的冥想，在這首詩中，漢密爾頓仿佛是在看著自己的靈魂在天堂翱翔，他寫道：
聽啊，聽啊！
那天籟之音。
我聽到了救主的召喚
……
主啊，我來了，我上來了！
我舞動著翅膀，我飛到了天的盡頭。
在1773年2月3日的《公報》上刊登的一篇《克裏斯蒂安斯特德的性格》（Christiansted A Character By A. H.）的詩被大多數人忘記了，在這首簡短的詩中，漢密爾頓講述了一個名叫尤金尼奧的機敏的人，是如何在不經意間和他所有的朋友都恩斷義絕的故事，漢密爾頓寫道：
睿智的人不會讓怨恨變成惡毒
他也不會為了自己高興而讓朋友受苦！[16]
漢密爾頓的這首詩或許是受到了法國作家莫裏哀（Molière,）一生中的某樁事件的影響，支持了人們有關他在1772—1773年的冬天仍然住在聖·克羅伊島的說法，當然，這首詩也有可能是他從北美郵寄給休·諾克斯神父的。
為了更好地了解這個漢密爾頓一生中的轉折點，我們有必要在他的這段令人費解的傳奇故事中引入另外一位人物：漢密爾頓的表姐，安·萊頓·文登，即後來的安·米切爾（Ann Mitchell）。她可以說是漢密爾頓一生中虧欠最多的人，在和伯爾決鬥的前夜，漢密爾頓回顧自己的一生，對妻子講道：“在這個世界上我所有的朋友中，我欠的人情最多的，就是米切爾太太，我對她到現在也沒有履行完我的責任。”[17]是什麽讓漢密爾頓對這個已經消逝在曆史長河中默默無聞的人物如此耿耿於懷呢？
安·萊頓·文登，比漢密爾頓大12歲，她是漢密爾頓的姨媽安·福塞特·萊頓的長女。像漢密爾頓家的其他許多人一樣，她的一生也同樣的命運多舛。在安隻有十多歲的時候，她就被嫁給了克裏斯蒂安斯特德一個名叫托馬斯·豪伍德（Thomas Hallwood）的窮雜貨店老板，然後很快就為他生了個兒子。沒想到他們結婚後剛剛一年，豪伍德就死掉了。於是，在1759年，安改嫁給了算是殷實人家的約翰·科爾萬·文登（John Kirwan Venton），他那個時候經營一個不大的甘蔗種植園。然而，三年後的1762年，文登破產了，他們家的所有財產，無論是房子還是金銀細軟，都被債權人分得幹幹淨淨。無奈之下，這對走投無路的夫妻隻好跑到了紐約，而把他們那尚未成年的女兒留在外婆家。然而，文登夫婦在紐約的日子也並不好過，他們最終還是灰頭土臉地在1770年搬回了聖·克羅伊島。此時，安的哥哥彼得已經自殺，而她的父親詹姆斯·萊頓也已經去世了。如果約翰·科爾萬·文登有過染指嶽父遺產的想法的話，那麽老萊頓無疑讓他非常失望。詹姆斯·萊頓把自己遺產的七分之二分給了安，卻明確表示禁止文登碰這些遺產一個指頭，在老萊頓的眼裏，文登是個“幹什麽事都會導致不幸結果的家夥”。
此時，文登夫婦的婚姻以一種十分諷刺的方式宣告了死亡，一方麵，安和她的女兒占據了她去世的兄弟彼得在克裏斯蒂安斯特德的房子，而約翰·文登卻在弗雷德裏克斯泰德流浪。颶風之後，約翰·文登再次登記向他的債權人宣告破產。和那個約翰·邁克爾·拉維恩相比，約翰·文登在刻薄方麵同樣毫不遜色。1773年5月15日，他在公報上刊登了這麽一條廣告：“約翰·科爾萬·文登禁止任何船隻帶安·文登或者她的女兒離開這個島。”[18]然而，安·文登根本就不把科爾萬的威脅放在眼裏，她帶著女兒逃到了紐約，這一勇敢的行為一定會喚起漢密爾頓對母親的回憶，當年蕾切爾也是一樣勇敢離開那個令人討厭的拉維恩的。為了確保她的繼承權，安委托當時18歲的漢密爾頓作為自己財產的代理人，授權他收取那些分別會在1773年5月3日、5月26日和6月3日到期的房租。在收到了這些租金之後，漢密爾頓就乘船前往了波士頓，從此再也沒有踏上西印度群島。或許是出於對漢密爾頓的幫助的感激，也或許僅僅是出於對自己的這個聰明伶俐的表弟的喜愛，安便充當了漢密爾頓的讚助人（她可以說是漢密爾頓最主要的讚助人），替漢密爾頓支付了前往北美的旅費以及接下來的學費。在後來的日子裏，知恩圖報的漢密爾頓也一直在經濟上幫助安。相比其他的讚助人，漢密爾頓對安總是懷有一絲特殊的情誼，很可能，安對漢密爾頓的支持和幫助，遠遠不隻是替他出旅費和學費這麽簡單。
當漢密爾頓漂洋過海抵達波士頓的時候，陪伴他的是烙在心頭難以磨滅的種種創傷，從此之後，他就把童年的所有不快，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再也沒有向他人敞開心扉。除了這些不愉快的記憶外，這個精力充沛的年輕人顯然厭倦了熱帶地區奴隸主統治下的懶洋洋的、毫無生氣的社會，從此之後，他從來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思鄉之情，也從沒有表示出要到出生地看看的意思。兩年後，在一封信中，他寫道：“人們總是對故國有著難以割舍的情懷，更是不可能和故鄉斷絕一切聯係，除非，他別無選擇。”[19]和其他許多孤兒與移民一樣，漢密爾頓決定塑造一個全新的自己，同自己的過去徹底劃清界限，他希望自己能夠生活在一個不以出身論英雄的國度，希望自己不再在“私生子”這個頭銜的陰影下苟且掙紮。漢密爾頓那擺脫恥辱的動力、對恥辱的恐懼讓這個自負的青年的信中充滿了對成功的貪婪渴望。這個攻讀曆史的學生很快就認識到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個真理，他後來寫道：“人的處境總是在發生變化的，現在那些腦滿腸肥的富商巨賈的祖先或許一貧如洗，而目前正在貧困線上掙紮的乞丐，卻有可能是名門之後。”[20]漢密爾頓本人就是前一種人，而他的父親，毫無疑問，就是那掙紮在貧困中的落魄公子。
在亞曆山大·漢密爾頓乘船來到北美開始他一生的冒險時，他那不爭氣的父親則陷入了貧困的泥潭，毫無翻身的可能。聖文森特島的檔案記載道，詹姆斯·漢密爾頓後來流浪到了一個位於加勒比群島最南端靠近南美洲的小島上。這個名叫貝基亞島的與世隔絕的小島，就在聖文森特島的正南方，當時的不列顛政府正在那裏推行一項旨在安置貧困移民的福利項目，詹姆斯·漢密爾頓當時就是這個項目所救助的對象。貝基亞島位於格林納達群島的最北端，麵積大約隻有18平方千米，島上遍布著懸崖峭壁和金黃的沙灘。1774年3月14日，詹姆斯·漢密爾頓簽署了一份合同，這份合同無償授予他位於貝基亞島東南海灣附近的一片將近10公頃的林地。這個可愛卻險象叢生的地方是加勒比地區的土著和逃亡奴隸的聚居地，詹姆斯·漢密爾頓選擇的那塊地，原來就是被預留用來修建一個鎮壓叛亂的要塞的。總而言之，貝基亞島屬於那種偏僻而荒蕪的地方，隻有四處碰壁走投無路的人才會搬到這裏來。詹姆斯·漢密爾頓得到的那張地契，就默默地講述著這個現實，它明白地宣稱“這塊麵積為10公頃的土地並不適合建設甘蔗種植園”，因此這塊土地是被留出來專門用作建設“貧困移民屋”之用[21]。根據授權書的記載，詹姆斯·漢密爾頓在最初的四年不需要為這塊地花一分錢，條件是他必須在貝基亞島至少住滿一年。一份1776年的調查顯示，詹姆斯·漢密爾頓和一個名叫辛普的人共有一塊29公頃的土地，而他們是在這裏的“窮人登記表”上登記的僅有的兩個人。詹姆斯·漢密爾頓恐怕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相信，自己真的是那個蘇格蘭領主的第四個兒子，自己真的是一個曾在被霧氣環繞的城堡中長大的貴公子。讓人驚歎的是，幾乎就在同一時間段內，這對父子一個陷入了貧困的深淵，而另一個則如同一顆新星，在北美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