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際遇

1956年4月，在我大學畢業後不久，就進入了東京出版販賣公司（即現在的東販）供職。

最開始，我專心從事於需要熟記出版社名錄以及各種圖書、雜誌特點的見習工作，例如擔任“退貨負責人”——將從書店退回的書籍逐一進行分類，並返送至出版社；或是作為“駐店售貨員”，直接與來公司購書的附近的書店人員打交道。

進入公司半年之後，我被調往出版科學研究所，在研究所的工作經驗對我日後身為經營者的視角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出版科學研究所是東販為了謀求出版業界的現代化而成立的調查機構。當時的出版業幾乎沒有統計的概念，因此研究所的任務主要是收集並分析各類出版物的出版數量、讀者的類型、讀者對出版物的需求特點等數據。總之，是一項全部都要從零開始的工作。

在這一過程中，我逐漸掌握了有助於經營的兩個基礎的學科知識——統計學和心理學。

當時，我每天白天要采訪讀者，並對采訪結果進行統計和總結；晚上，公司會聘請大學老師為我們講授統計學和心理學的課程。要想提高數據的準確性，統計學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麵，要想保證采訪的客觀性，避免提出具有主觀誘導傾向的問題，心理學的知識也不可或缺。因此，為了能夠在工作中熟練運用統計學和心理學，我不分晝夜地拚命吸收這兩門學科的知識。

在學習與實踐的過程中，我錘煉出一雙不會盲目輕信數據的眼睛，能在第一時間捕捉數據出現的細微變化，並深層次地思考變化的原因。我想，正是因為懂得了理解他人心理的重要性，我才會在多個公開場合反複強調——“麵對現代消費型社會，不能僅僅借助經濟學來分析，也必須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知識”。

對我而言，出版科學研究所就像是一所隱形的研究生院。

之後，我又被派到宣傳部，擔任半月刊《新刊新聞》的編輯工作。雜誌的編輯方針以新書目錄為中心，主要工作是編輯各種介紹最新出版圖書的文章，在我赴任之前的發行量隻有5000冊。

因為雜誌主要麵向有大量購書需求的愛書之人，公司認為不需要在宣傳上花費過多的費用，甚至對提高發行量不抱任何期望。於是我向上司提議，是否可以對雜誌采用收費發行的方式，如果把它改編成一本充滿趣味性的“讀物”，那麽以愛書人為主的讀者一定會有興趣購買。同時考慮到每次花費心血向雜誌投稿新書介紹文的作家們，我認為也有提高發行量的必要。

當時，我的頂頭上司並不想改變持續已久的既定做法。但是，隻要不輕言放棄就會出現支持自己的人。隔壁企劃部主任對我的想法很感興趣，並代為轉達給了當時的社長，讓我獲得了在董事會上介紹方案的機會。最後，《新?新刊新聞》得以問世，其中還加入了采訪著名作家及女演員等嶄新的企劃。

作為方案的提出者，我一個人承擔了包括策劃、編輯、采訪、撰稿、印製在內的多項職責。每天都過得非常充實。三十歲在即，我開始思考是否能夠不依靠公司的名號，以自身的力量發起新的挑戰。因為在工作中結識了眾多活躍於各個領域的獨立作家和名人以後，我經常感受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

那時，我曾和評論家大宅壯一的學生們談起過製作電視節目的計劃，打算合夥開拓一個獨立項目。為此尋找讚助商時，我想起了伊藤洋華堂。實際上，我在一年前曾和一個朋友談過跳槽的想法，這位朋友所在的公司是伊藤洋華堂的客戶，正巧那時伊藤洋華堂也在招人，朋友就向我推薦了。因此，我對這家公司留有印象。於是我通過朋友聯係了總部的人，並前去商議讚助問題。

這就是我走到今天這一步的契機，現在想來真是奇妙的際遇。

雖然起初我並不準備加入伊藤洋華堂，但在提到獨立項目的時候，總部的人說：“就在我們這裏完成這一項目怎麽樣？”想到可以一邊為公司編輯刊物，一邊推進項目，我立刻充滿了幹勁，欣然前往。然而，在我一進入公司後，項目的事情變成了“將來再說”，與當初談好的條件截然不同。原來，那時公司正處於大型商場的發展期，他們隻是想設法招人罷了。而我的流通業人生就在普通職員常掛在嘴邊的“本應該不是這樣的”狀況下展開了。這次跳槽遭到了家人的反對和東販同事的挽留，但是既然已經做了決定，就算心裏多麽不甘願也無法回頭。

無論發生什麽都要認真對待，這就是工作的真諦。我堅信人生沒有無法完成的事，如果一直踏踏實實地做好本職工作，眼前的道路必定會打開。就這樣，我立刻調整好了心態，向流通行業邁出了自己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