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講 中國的問題與出路
“今天在社會改革領域同樣呼喚這樣一種寬鬆的環境，放手發動群眾。如果不從實踐中找到新的出路，坐著等是等不出來的。所以真正的道路是走出來的，真正的理論是苦水裏泡三遍鹹水裏泡三遍出來的，今天真正有些真知灼見的學者也罷，官員也好，都是真正挽起袖子參與到實踐中去的。”
——王誌綱
背景簡介
麵對今天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我們作為一個戰略研究機構，對未來中國的趨勢要有科學準確的把握，這是我們的生命線，也是我們的核心競爭力。
王誌綱工作室創立二十年來一直有內部定期沙龍的良好傳統，故有“北有星河沙龍，南有玫瑰沙龍”一說，此篇講話為王誌綱在工作室內部沙龍的講話整合而成，暫且命名為《中國的問題與思路》，希望能為大家提供可借鑒的思考角度。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在一種“隻爭朝夕”的氛圍下，中國人實現了工業化，融入了全球化，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也積累了大量的問題。
1.問題重重的第二大經濟體
比如環境問題，從籠罩半個中國的霧霾天氣到黃浦江漂浮的死豬，從十年前的SARS到今天又讓人聞之色變的禽流感，國人還沒有感受多少發展之福，就已經深受發展之害。
比如通脹的問題，通脹從來就是影響社會穩定的核心因素，因為通脹是對當下與未來財富契約的一種破壞。人們沒有辦法按照慣常的預期去進行交換，也無法安排未來的生活。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國家都將對抗通脹作為極為重要的任務。稍微上點年紀的人都對八十年代的通貨膨脹及其後果心有餘悸。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托世界經濟形勢之福，中國沒有發生嚴重的通脹。但是實際上貨幣一直在以超過經濟增長的勢頭在增長。
據估計，在2002年到2010年的8年當中，中國的貨幣量由18.5萬億擴大到72萬億，漲了3 倍，與此同時中國名義經濟總量隻漲了兩倍。這裏麵的危險顯而易見，之所以還沒有爆發惡性通脹是因為中央放出了房地產這個大麻袋包，這個大麻袋包吸收了貨幣增發的洪水。但是這個麻袋包也用得差不多了，一方麵從房地產總量上來說已經夠了，另一方麵造成的社會矛盾也已經不允許它繼續膨脹。那麽好了，一旦這個麻袋包不吸水了，這股貨幣的洪流所到之處其危害就不隻是前兩年的“蒜你狠”、“豆你玩”了。
還有實體經濟的問題，目前中國的很多問題都依靠經濟的高速增長來化解，所以一旦經濟有些風吹草動，政府都想方設法要保證增速。最典型的表現在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央政府從年初到年末的時候態度來個180度大轉彎，之前所有控製的項目也好，貸款也好，全部放出去，目的隻有一個，就是保障增長，以投資的猛增來替代出口的下滑。最後的結果，看似在全球一片慘淡中中國一枝獨秀，實際上後患無窮。
還有社會問題。不可否認今天中國各個階層的利益已經出現分化，而且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調整機製。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以不計環境的代價和長期壓低勞動力價格換來的。長期這種發展模式已經造成社會的失衡，政府以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對社會的管製轉移了這些成本，但是並不等於這些成本不存在了，它隻是以更隱蔽的方式存在。而今天這些成本正在暴露出來。
當然還有國際問題。不僅僅是與周邊國家的安全問題，還有整個世界的經濟體係也正在經受考驗。此輪金融危機以來，全世界的結構在醞釀著發生新的變化。各國都認識到，這是全球性的經濟結構失調造成的，而經濟結構又是與政治秩序緊密相關的。當資本陷入自我循環的怪圈時，世界必須重新開始思考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市場與政府的關係、西方與東方的關係？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關係？
無論是縱向對比曆史，還是橫向對比其他國家，今天中國的情況都更為複雜，也更難解決。今天中國的麻煩在於既要麵對前資本主義的問題，又要麵對後資本主義的問題；既在補工業化城市化的課，又要麵對信息化新時代的衝擊。既要麵對國內的問題，又要麵對國際的問題。既不能向國外轉移矛盾（像帝國主義時代的英法），又不能向農村轉移矛盾（像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
2.又到了關鍵的節點
今天又走到了一個關鍵的節點，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了新型城鎮化身上。所謂新型城鎮化是兩個問題的膠著點——一個是產業（相當長時間仍然表現為工業化），另一個就是城市化。從城市化與工業化來看，近三十年有五個最重要的關鍵結點：78年農村土地改革、92年小平南巡、98年實行貨幣化分房、2001年加入WTO、以及2008年的危機。今天城市化出現的所有問題都與這五個結點緊密相關。
第一次農村土地改革是改革開放的起點，農民有了自主權，可以流動了，才有農民出去打工的機會；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事經濟，形成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托起了今天很多發達地區的發展。這時期出現了勞工潮、出現了鄉鎮企業、出現了階段性的空城，而由於政策導向隻在沿海，所以在沿海形成一定的產業區，深圳的實驗是最重要的，在深圳誕生了一係列的開發區。
92年鄧小平南巡帶來整個中國的全麵開放，意味著每個省，每個市都有自己的高新區，開發區，甚至到每一個縣，比如說中關村規劃10平方公裏，亦莊開發區規劃14平方公裏，做七八年還沒有做完，西安高新區4平方公裏，成都高新區5平方公裏，大家非常理性的，隻是為了滿足產業的發展需要，憑借政策窪地，基本上把本土市場的核心企業聚集在一起了。
走到新世紀，中關村規劃40平方公裏，亦莊規劃80平方公裏，為什麽產生這個現象？1998年，貨幣分配環境發生改變，開始要土地，要解決蓋房子的需求，北京誕生了一片片的經濟適用房，望京、天通苑、回龍觀等等，這時候發現土地是值錢的。真正中國房地產市場化的啟動是98年之後，兩年之後全國開發區都開始擴張，這一輪擴張潮使得2003年國家開始對開發區進行清理。今天你們想象不到02、03年的時候像深圳、上海這麽發達的城市房子賣不出去，買房送戶口，還可以用個人所得稅抵扣按揭。
加入WTO以後，人均GDP奔著3000美金去了，高速增長帶來了土地的變化，隨著房地產升級、升溫，房地產的土地需求，土地價值越來越高，使得做開發區的人要麵對一個尷尬的問題：比如招一個企業，土地給他每畝20萬，可是土地的取得成本卻要到100萬每畝。價差從哪來？政府無奈，隻能不斷征更多的土地，出讓更多的土地，把土地炒得更高，來彌補產業的發展。
2008年又是一道坎。從數字來看，2008年之前北京四環邊上房子在一萬左右，現在基本到三四萬，僅僅用了三年時間。金融危機引致萬億規模的投資，這些錢相當大部分都到了國有企業。央企利潤中相當一部分來自於房地產。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地價、房價越來越高，再去彌補產業，這就形成了整個中國的經濟結構。
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為中國成為第二經濟體作出巨大貢獻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仍然無房可住，沒有得到城鎮化的收益，在這種情況下，城市開發、產業發展和人的發展失衡了。未來三十年之內，中國要彌補的核心是怎麽保證這兩億多農民的生活，他們的穩定將成為中國下一步城鎮化最重要的問題。
3.明天會更好嗎？
梳理了這個過程我們再去看其中的規律，歸結起來並沒有超出馬克思所論述的範圍。馬克思寫作資本論一個非常核心的關係就是在論述產業資本、貨幣資本和金融資本。所謂資本剝削，並不僅僅指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更是指資本家利用信用機製剝削全世界。今天最大的危害是金融資本脫離產業資本，自己製造泡沫，讓全世界來埋單。這一點我們在今天的金融危機中已經看得無比清楚了。
從次貸危機到金融危機再到經濟危機，根源都是泡沫。過去幾年無論是從全球還是從中國來看都是一個泡沫快速增長的過程。炒樓的都是一套變五套，五套變十套。每個人開始按照這個收入的增長速度來規劃自己的人生，原來房子小的要換大房子，原來擠公交的現在要買車，整個社會充斥著一種浮躁的情緒。年輕人不但要把自己的錢花出去，還要把祖宗三代的錢都花出去。為什麽他敢花？因為明天會更好。這個時候他不是“我拿青春賭明天”，而是“我以現在套未來”。
“全民高唱洗衣歌，搓得泡沫滿山坡”，而最大的泡沫發源地就是華爾街。華爾街正是馬克思所謂金融資本的魔力體現最為集中的地方。我在2008年年初一篇文章中講到，人們相信資本的魔方可以把黃銅變黃金，把黃金變鑽石，所以即便麵粉貴過麵包，人們也爭相購買。魔方一轉就可以了，不用勞動了。
最後出問題了，但是它已經綁架了國家，所以美國要以全國之力乃至全世界之力去救他。但這是個無底洞，危機遠遠沒有過去。所有的國家都在延緩這個危機，沒人敢去承受這個危機爆破的後果。
4.在戰略上不著急 在戰術上刻不容緩
如果說今天我們在對世界資本規律的認識上沒有超過馬克思的話，那麽在對中國問題的認識也沒有超過毛澤東。要想真正理解中國的問題把握中國的問題，真應該好好再讀一下毛澤東當年對中國革命和世界格局的判斷，其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戰略思想。
建國之後他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思考集中體現在《論十大關係》上，在這篇講話中他批判了蘇聯單一計劃經濟部門垂直管理的發展模式，提出了中央與地方、沿海與內地、中國與外國、重工業與輕工業以及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相互促進、彼此製約、彼此競爭的關係。這些矛盾關係中所反應出來的問題一直到今天仍然嚴重，而對這些矛盾任何一種僵化的簡化的把握都會偏離事實。
毛澤東的視野裏始終是有著對格局的整體把握，就像他在《矛盾論》《實踐論》中所強調的，是整體結構的功能，而不是其中某一個因素，某一個階級，某一種力量的決定作用。中國革命也不是一場工人起義，而是一場漫長的全麵的社會革命，要始終把握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關係。不僅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反過來也作用於生產力。經濟的長遠發展，實際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依賴於良好的社會關係，依賴於人們形成了什麽樣的價值追求。如果僅僅強調一點而忽視其他，顯然會導致嚴重的問題。這種錯誤不僅在他晚年出現，今天同樣可以看到。
處在這樣一個國內矛盾與國際矛盾交織的境地上，中國怎樣才能不著急？毛澤東有一句話叫“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把它用到今天的中國處境上，可以叫“在戰略上不要著急，在戰術上刻不容緩”。要想彎道超車，必須轉大彎，如果彎轉得急了是要翻車的；而戰術上則必須行動起來，刻不容緩。
我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離不開三個支點：政治、經濟和社會（今天中國的問題在於經濟基礎多元，意識形態混亂、上層建築空轉）。就像一個三角一樣，決定著一個國家是否有活力，能否保持活力。
政治、經濟、社會這三個東西是怎樣相互作用的？靠文化和製度。文化和製度是保證政治、經濟、社會良性運行的核心。政治、經濟、社會之所以得以有序運行，都是靠文化和製度。所謂製度，就是規則，你必須按照這個製度去走。經濟要有經濟規則，社會有社會規則，政治規則就是法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文化。或者叫價值、信仰，或者叫思維方式。這是軟的，不是強製性的，但是大家都要有共識，都得按照這個去走。
比如毛澤東時代，大家都會按照一個共同的規矩去走。現在的中國共同意識形態已經不存在了，大家沒有共識。意識形態多元沒有關係，藝術家有藝術家的，文學家有文學家的，工人有工人的意識，這沒有問題。但是這個混亂，是指大家沒有正確與錯誤的分別，沒有道德觀了。一個國家和社會的良性運行，一是建立在文化的幾次上麵，這是軟的，中國人講倫理嘛。還有一個是建立在法律上的運行，這就是規則和製度。這兩個是支持政治、經濟、社會良性運行的體係。光是靠製度是不行的。
比如說一個機構，你製定了很多詳細的規章製度，如果員工不信仰的話，就變成空轉了。所以說道德與信仰是很重要的東西，而道德價值是靠教育來實現的，法律是靠製約來實現的。今天中國的教育出了問題，恰恰在於價值觀教育的缺失，是功能的教育，大家都拚命學，學好了好去賺錢。所以社會人情冷漠，人人為敵。這是很可怕的。毛澤東時代，則過度強化了價值觀的教育，每個人前麵都有一本《毛澤東語錄》，早上起來都得讀老三篇。它太強化了，可是今天呢？就完全沒有了。過去每當中國出現問題的時候，都會把儒家拿出來，進行道德的教化。每一次走到這個階段，都是通過道德的方式來製約人們。中國其實是沒有走向法律的，西方是走向法律的。
5.頂層設計在基層能實踐
最近有一本書，是諾貝爾獎得主科斯寫中國改革經驗的，叫《變革中國》。他在裏麵就講中國有兩種改革，一種是從上到下的改革，一種是邊緣革命。正是後者，正是發生在農村，發生在農村工業化領域，發生在城市個體戶身上，發生在邊緣地區的特區實踐這四大“邊緣革命”，在中國真正催生了一個生機勃勃的私營部門。8億農民獲得自主發展的權力，2000萬返城知青可以創業，國內外企業家開始有施展空間。三十年後人們已經可以普遍認可這一結論——真正讓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並得以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不是那些由國家主導的洋躍進或者國企改革，而是這些民間的“邊緣革命”。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從頂層上來說已經把重心從政治鬥爭轉到了發展經濟上來，因此才能在這些邊緣革命初現成效的時候加以承認。
今天又有很多人在給中國開藥方，這當然是件好事。偏聽則暗，兼聽則明。有各種角度的聲音可以讓我們對這樣一個複雜的事物把握得更為全麵。但是有一句話叫“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如果不遵循這個原則，眉毛胡子一把抓，最終的結果就是任何事情也幹不好。
那麽放到今天的頂層設計上，有幾個關鍵的尺度：
首先是要真正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這句話在新的領導班子上來以後反複說過，並不是隨便說的話，而是有感於今天中國的亂象。大家都知道，市場經濟有兩隻手，一隻是看不見的手，叫市場法則。我們很多企業家和商人，不跟官場跟市場，市場上什麽來錢，我就開始做什麽。這就是價值法則在跟著走。但是特別是凱恩斯理論出來以後，又多了看得見的手——政府之手。這兩隻手本來是在交替使用。但是在中國，特別是2008年的危機以後，政府手忙腳亂之際，倉皇扔出了4萬億。用投資拉動。投資拉動到現在，當時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現在，由於這4萬億的注入，全中國很多政府成立了很多投融資平台。最後就造成國進民退、腐敗加劇，整個國家競爭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要真正發揮社會的作用。在此之前毛澤東時代是政治主導,鄧小平時代實際是經濟主導。無論是政治主導還是經濟主導，從短期來看，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從長遠來看，這種權宜之計都會造成整個國家的失衡。今天很多的眼光都集中在政治改革上，政治改革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在社會自我治理能力還沒有培育起來的時候貿然改革是危險的。像今天的日本，政壇可以走馬燈，但是社會不會亂。以今天中國政治與經濟的密切關係，做不到。
在接下來一段時期內著重社會改革有幾方麵的好處，其一是在補民生的帳。在改革前，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其實建立起了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在經濟掛帥的改革時期，很多成本是向社會轉移了。尤其為人詬病的是醫療教育等方麵的產業化，還有住房，住房這種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能一刀切全部走向市場，最終導致民怨沸騰。現在開始補保障房的課，雖然還會有各種問題，但這是方向。因為早期兩頭在外是為了獲取外匯，獲得資本，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到產能過剩和資本過剩，所以國家政策的導向一定要從親資本轉向親民生。其二是在創造新的發展動力。中國一定要從外貿驅動走向消費驅動，這是毫無疑問的。國內外的形勢決定了這一點，中國發展的目標也決定了這一點。要走向消費驅動是要有社會製度基礎的，社保、醫療還有教育等，中國人為什麽這麽高儲蓄？正是因為什麽都得靠自己。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社會體製，真正具有消費能力的人沒有消費意願，廣大有消費意願的沒有消費能力，最終結果可想而知。
在這樣一個方向下，要尊重實踐的力量，要相信人民的智慧，要給社會成長的空間。鄧小平在回憶改革的時候，曾經說“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今天在社會改革領域同樣呼喚這樣一種寬鬆的環境，放手發動群眾。如果不從實踐中找到新的出路，坐著等是等不出來的。
所以真正的道路是走出來的，真正的理論是苦水裏泡三遍鹹水裏泡三遍出來的，今天真正有些真知灼見的學者也罷，官員也好，都是真正挽起袖子參與到實踐中去的。在我們行走中國各個地方的時候，不無欣喜地看到：當年許多洗腳上岸的農民，今天已經成為小有成就的企業家；不少曾經的學者，也開始走出書齋，參與到市場實踐，社會實踐中去；不少的政府也越來越倚重多方的力量，促進發展和管理創新。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信號，雖然中國還有大量的問題，但是希望在這些人身上！
附：來自市場前沿的探索
常言道“一個成功的案例勝過一千打綱領”，作為一家從市場中走出來的民間智庫，“用案例說話”一直是王誌綱工作室不斷證明自己價值的最有效途徑。
希望下麵的幾個案例能對讀者有所啟發。
順德模式——“城市重塑、產業重構、鄉村重建”
順德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中最具標本性特征的城市。
第一輪改革開放中順德就走了一個不同於其它珠三角城市的道路。並不完全是代工，而是把香港和日本的產品買來拆開後，自己加工，自己配套慢慢發展起來。所以今天順德的製造業特別是家電、家具方麵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其他地方難以追趕。
第二輪改革是產權改革，順德創造了“轉製”、“全員股份化”、“貼身經營”、“靚女先嫁”等不少新名詞，調動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完成了從鄉鎮企業到民營經濟的產權機製轉換，進入到民營經濟為主導的時代，實現第二次起飛。
第三輪改革解決的問題更為典型。經過幾十年快速增長，“村村點火、戶戶冒煙”，造成“城不像城、鄉不像鄉”，城市化滯後於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滯後於經濟建設、政府治理滯後於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原來隻要產品銷得出去好像沒有問題，現在大環境逼著往高端走，但是城市不提升，人才不聚集，產業就上不去。
在這個背景下順德區委區政府邀請我們開展城市升級戰略策劃項目合作。在經過深入細致調研之後，我們提出了“城市重塑、產業重構、鄉村重建”的一套係統性的發展思路。在城市上加快從工業城市向服務城市和文化城市的轉型，在產業升級上從原有的產業低端向產業高端轉型，比如原來的鋼貿市場與電商的結合等；在鄉村重建上考慮風貌、農業以及村民自治等多種方式。目前已經在開始全麵展開。
新穀模式——“科技孵化、市場推動”
在中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高新區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它不隻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中心，而往往變成了城市新中心。今天的高新區已經不能依靠吸引外來產業，必須依靠自身的創新，所以能夠孵化、服務和促進創新的孵化器就開始大放異彩。
天府新穀是成都高新區的一家民營孵化器，從1994年開始創建，2005年被國家科技部認定為“國家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成為了國內首個國家級民營孵化器。2008年與王誌綱工作室合作，從無意識做孵化到有意識有目標地做孵化，相繼提出“孵化社區”、“三輪驅動”等新的依靠市場力量做孵化的模式，受到科技部的高度評價。在工作室的幫助下，天府新穀五年來做了非常多創新的工作，包括承辦全國創新創業大賽，從金融信貸到創業指導，從生活配套到交流，已經成為全國民營孵化器第一品牌，也成為成都高新區發展移動互聯網所仰仗的重要力量。
2013年被科技部授予“全國首批全孵化鏈條培育示範單位”。新時期互聯網對傳統商業模式和平台的要求越來越高，新穀又開始跟我們更深入地合作，在金融孵化、社會孵化等生態圈模式上進行探索。
十八大之後，從中央到各省市對科技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大，天府新穀也接到了來自上海、珠海等諸多國營主導孵化器的邀請，加入到新一輪科技發展的熱潮之中。
朝天門模式——“草根聯合，抱團突圍”
重慶朝天門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故事。渝派服裝是全國四大女裝品牌之一，朝天門碼頭則是這個群體最主要的聚集地。多年以來，一大批中小商家聚在一個狹小的市場內。新時期朝天門改造這個市場麵臨搬遷，這批商家麵臨生死存亡的考驗。一旦市場散了，他們任何人都沒有能力維係影響力。
這個服裝協會的會長找到我們，看能不能找到出路。我們經過深入研究發現，這個問題可能是城市本土產業升級的巨大機會。第一這是重慶本土的產業和品牌，第二這個行業產生了大量就業機會，第三，這個行業有廣闊上升空間，不隻是商貿，生產，還跟設計、時尚結合緊密。放回到五十年前，今天的歐美大牌都經曆過這個過程。而如果運作得當，完全可以助推重慶像米蘭、巴黎一樣打造時尚之都。
我們把這個方向梳理清楚之後，方案匯報給黃奇帆市長，市長高度重視，現該項目已經成為重慶市巴南區的首要項目，成為城市轉型升級的重要引擎。新的落地項目裏麵有商貿、展示、設計、生活等非常豐富。
這個項目初露端倪之後，北京的、上海的、廣東的協會紛紛過來要合作，本地企業更是極為踴躍。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從中看到推動產業轉型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