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最高人生

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歲。在衛國，碰到了一件讓他生氣的事。

那個後來被孔子稱讚為“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衛國執政上卿孔圉（yǔ），和他的女婿太叔疾鬧矛盾，要發兵攻打太叔疾，還向孔子討教戰術，孔子覺得深受侮辱。一個人做了沒名堂的事卻來向他討教，這不就是侮辱他嗎？所以，孔子很憤怒，就像當初回答衛靈公一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回來後，他馬上命令弟子，備好馬車，走人，還餘怒未消地說：“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意思是，我能選擇你，你豈能選擇我？你這棵樹我不稀罕了，我遠走高飛了。

此時孔子已經年近古稀，脾氣還那麽大，還如此豪宕。孔圉已經感覺到了孔子的憤怒，趕緊來解釋並道歉。孔子執意要走，孔圉堅決要留。就在這時，魯國的使者到了，還帶來了很多錢財，要禮請孔子回國。

十四年了，孔子一直在等這一天，這一天怎麽就在這個時候來了呢？這還得從一場戰爭說起。

魯哀公十一年春，齊國圖謀攻打魯國，軍隊駐紮在清（今山東省東阿縣，大清河西），季康子對家臣冉求說：“齊國軍隊駐紮在清，一定是要進攻魯國。怎麽辦？”冉求早有籌劃，說：“你們‘三桓’三大家族，一家留守國內，兩家跟著國君到邊境抗敵，禦敵於國門之外。”

季康子向冉求問計，可見冉求在季康子心目中的地位。再看冉求的口氣，真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而且，如此自信，胸有成竹。

可是，沒想到，季康子說：“我做不到。”

為什麽做不到？第一，直麵強敵，自己沒有這個勇氣；第二，說服兩家，自己沒有這個能耐。

別看這些人平時作威作福，好像一個個都能夠為國作棟作梁，其實，這類人往往就是一個擺設。所以，很久以前，魯莊公時代就有一位叫曹劌的，說過一句名言：“肉食者鄙。”

冉求也預計到這個“肉頭”會這樣，所以他還有第二種方案，說：“那就在國境之內迎戰。”

季康子和孟孫氏、叔孫氏兩家商議，那兩家還不願意。

冉求隻好提出第三個方案。冉求說：“既然這樣，國君也就不必出城。你就一家率軍，背城而戰，不跟隨你的，就不配做魯國人！（順便插一句話：冉求就是在罵“三恒”都不配做魯國人）魯國都城裏那麽多的大夫，合起來兵車數量早就超過了齊國派來的軍隊。單單您一家的兵車數量，就超過齊國的來犯之敵，您怕什麽！他們兩家不想參戰，也有他們的道理，平時大權全在您這兒，國難當頭，也該您出頭！齊人攻打魯國，您不能迎戰，您的人就丟大了，以後怎麽和諸侯平起平坐？”

一番話，說得季康子啞口無言。

季康子還是覺得自己腰杆子不硬，就讓冉求和他一起上朝，讓冉求待在外邊一個叫黨氏溝的地方。正好叔孫氏的家長叔孫武叔和孟孫氏的家長孟懿子經過，叔孫武叔喊冉求過去，問他作戰之事。

這件事說起來很好笑。諸侯三卿，季康子是司徒，孟懿子是司空，叔孫武叔是司馬，魯國的“三駕馬車”，肉食者，臨難也不能這樣“鄙”呀，應該有所承擔。齊國陳兵國境，戰爭一觸即發，這“三駕馬車”竟然都毫無主見，要一個家臣拿主意。這一方麵可見他們的懦弱和自私，另一方麵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學生冉求在魯國政壇已經舉足輕重。

冉求很看不起這兩位在國家有難之時退縮不前，就懶洋洋地說：“這樣的大事，你們這些君子大老爺兒們會深謀遠慮的，我這樣出身低賤的小人哪裏知道。”

這話說得很難聽。意思是，這種事情，你們君子老爺早該拿主張了，怎麽還來問我呢？所以不願意回答。

孟懿子強迫冉求回答，冉求語含諷刺，說：“小人是考慮了才能才進言，估計了力量才出力的。”這話的意思，表麵上是講考慮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實際上的意思是：跟你們兩個沒才能、沒力量、沒勇氣、沒責任心的人，有什麽好說的？

叔孫武叔倒也不笨，馬上聽出來冉求在貶低他，他很受刺激，說：“你是說我不是男子漢大丈夫啊！”回到家，就開始整頓和檢閱軍隊，做出要當大丈夫的樣子。看來，冉求的激將法還是起了一點作用的。

到這裏，要說明一下，叔孫氏回家檢閱軍隊是怎麽回事。那我們就要知道，魯國的軍隊在哪裏。說起來好笑，不在魯國國君手裏，而在這“三駕馬車”的家裏。魯國的軍隊分成四份：兩份歸季氏掌管，孟孫氏、叔孫氏各掌管一份。

在冉求的激將下，不僅叔孫氏檢閱軍隊，做出備戰的樣子，孟懿子也動起來了。他派自己的兒子孟孺子率右師，與冉求率領的左師一同迎敵。為冉求做副手的，是他的同學樊遲。

季康子還不信任樊遲，對冉求說：“樊遲還是太年輕了吧？”冉求說：“他是弱，他是年輕，他是沒有作戰經驗，但是他願意為國家效命！”

這還是在諷刺包括季康子在內的魯國貴族，平時享受著這個國家的一切權力，國家有難，卻人人都隻求自保，畏縮不前。像樊遲這樣的忠心耿耿為國用命的人，去哪裏找！

冉求的左師已經到了陣地，五天以後，孟孺子率領的右師才跟上來。

這樣臨陣退縮的軍隊能打仗嗎？還能靠得住嗎？

結果，還沒交戰，魯國的右師就潰散了，而冉求和樊遲率領的左師卻取得了絕對的勝利，齊國軍隊潰不成軍，連夜逃走了。冉求三次請求追擊，以期擴大戰果，膽怯而保守的季康子沒有同意。

這場戰爭結束後，季康子對冉求刮目相看。因為冉求原先表現才幹的地方是經濟、財政方麵，他萬沒想到，冉求竟然還能打仗。他控製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問冉求：“你對於戰爭，竟然如此精通。你是後天學習的，還是天性就善於作戰？”

冉求回答說：“我是向孔子學的。”

我們看，這邊孔子在衛國跟孔圉說自己沒有學過戰陣之事，那邊魯國取得對強大齊國的勝利的首功之人就是自己的學生，並且聲稱作戰的能力來自孔子的培養。

那麽，孔子到底會不會打仗？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孔子會相關的作戰技術。比如射禦，他是這方麵的專家。但是，決定一個人會不會打仗的，還不是這些。會射禦的人很多，未必都會打仗，很多會射禦的，沒有做成軍事家、戰略家，隻是做成了炮灰。他們缺的是什麽？是技術以外的東西，比如，戰略眼光，對戰爭雙方複雜因素的整體考慮，對戰爭過程各種變化的準確預知、把握和利用。這些，孔子都有。要知道，他是透徹領悟《周易》的。

聽冉求說他的軍事才能是跟孔子學的，季康子對孔子充滿好奇。

季康子說：“孔子到底是什麽樣的人呢？”冉求說：“任用他，一定會獲得美名。他辦事，無論是對百姓，還是對鬼神，都沒有遺憾。”季康子說：“我想召他回國，可以嗎？”冉求說：“當然可以。就是不要再被小人破壞了。”八年前，季康子就要召孔子回國，聽信公之魚的話，食言了。冉求小小地報複了一下季康子，也是對他的一個提醒：不能再聽信小人的話了。這次，季康子終於下定決心召孔子回國了。

實際上，季康子這次召孔子回國，有兩點考慮。

第一，他以前擔心的是，孔子回國，和他會發生政見上的衝突。現在，他無須擔心了。因為，那時孔子回國，是六十歲。現在孔子回國，是六十八歲。六十歲的孔子還會介入政壇，所以，他不放心。六十八歲的孔子，不可能再介入政壇了。

第二，孔子這麽大的年齡了。萬一他死在國外，季康子是要招致國內外各方麵批評和非議的，魯國政府也會很沒麵子。

所以，現在召回孔子，已經是有利而無害了。

孔子十四年的流浪，終於結束了。去國之時，五十五歲；歸國之時，六十八歲。

他開始進入人生的最後也是最高的階段：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社會的最高境界是和諧，心靈的最高境界是安詳。

心靈和社會之間的最佳關係呢？就是——從心所欲不逾矩。

實際上，孔子講他人生的階段，除了“吾十有五而誌於學”這一段，還有一處，是自我對照而言的。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1]

能夠一起學習的人，未必能一起達到“道”的境界；能夠一起達到“道”的境界的人，未必能一起立身於“道”中；能夠一起立身於“道”的人，未必能與他一起靈活運用“道”。

孔子這裏說了四種層次：一起學習的人，一起學到了道的人，一起立身於道的人，一起能靈活運用道的人。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否就是道德的境界？在道德上如此琢磨自己，是否會把自己變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道德木乃伊呢？

顯然不是。

把孔子的上述一段話總結一下，我們發現，兩者之間確實呈現了相同的境界，比如“學”“立”“權”。而最高境界乃是“從心”“從欲”“從權”。

“十有五而誌於學”講的最高境界是“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個地方講學習的最高境界是權變。我們把兩者放到一起比較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麽境界呢？是自由的境界，同時，又是道德的境界，是自由與道德融為一體的境界。從心所欲，是自由；不逾矩，是道德。兩者完全融為一體。

所以，孔子經過自己一生的努力，最終給我們的啟發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和道德融合的境界。

自由是經由必然，再超越必然。

真正的道德人格一定是自由的人格，真正的道德人生一定是自由的人生，真正的道德社會一定是自由的社會。

孔子這位偉大的聖人，用幾十年的修行，告訴我們道德與自由的關係。

到達這個境界的人是寬鬆的、從容的、愉悅的、自由的，又是合乎道德的、體麵的、高貴的。

有一次，孔子和子貢討論什麽樣的人才可以稱為士。子貢問：“如何才算得上士？”孔子說：“對自己的行為能保持羞恥之心；出使他國，能不辜負君主委托的使命，這樣的人，可稱為‘士’了。”

子貢說：“我冒昧地問，次一等的呢？”孔子說：“宗族裏的人稱讚他孝順父母，鄉裏的人稱讚他敬愛兄長。”

子貢說：“我鬥膽再問，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許下諾言後，不問是非曲直，一定守信；做事也不論結果好壞一定要做到底，這一類糊塗而固執的小人！也可以作為次一等的了。

子貢說：“如今從政的人如何呢？”孔子說：“咳！這些器量狹小的人，哪裏算得上士？”[2]

我們現在很提倡“言必信，行必果”，但是，孔子實際上是貶低這種境界的。

他把“言必信，行必果”說成是“硜硜然小人”的拘泥。這個地方的“小人”，是不明大道的“匹夫匹婦”，即平庸男女的意思。

孔子為什麽要反對這樣的話呢？

我們首先要做一個說明。孔子讚成“言而有信”，說話講信用，做事有結果，當然是很好的，也是道德的底線，孔子不會反對。孔子反對的，是這兩個“必”字。“必”字就是絕對化。凡事一旦絕對化，就會發生偏差。說過的話，要守信，要兌現，當然對，但是，假如說錯了呢？也要守信嗎？做事要有結果，當然也對，但是，假如後來發現是錯事呢？也要硬著頭皮做下去嗎？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做錯事，都會說錯話，怎麽辦？改！

所以，“言必信，行必果”還和另一個人生重要原則相衝突，那就是知錯就改。

我舉一個例子來看一看，這個“言必信，行必果”是不是有問題。

孔子在周遊列國的過程中，經過一個叫蒲的地方時，被當地人包圍了。孔子有個學生叫公良孺，人高馬大，還帶著五輛兵車以及相應的士兵，他就帶著自己的五車人馬和對方打起來了。對方一看，也害怕了，就說：“孔丘隻要答應不去衛國，我們就放你們走。”孔子一聽，很簡單，說：“好，我答應你們，不去衛國。”

等蒲人一撤，孔子把馬車一趕，說：“走，我們到衛國去。”弟子們很不理解：“老師，您剛跟人家盟誓過，怎麽說話不算數？”

孔子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要盟也，神不聽。”[3]這個盟誓是別人要挾我做的，不是我自願的，神靈是不會聽從的，我當然不受它的約束。

如果孔子被這個“言”捆綁，改變自己的行程，那豈不是聖人被小人的一個小小的圈套綁架了嗎？這豈不是笑話！

這個極端的例子可以說明：言而有信，行而有果，對；但“言必信，行必果”肯定不對。

世界太複雜，情況也是多種多樣、千變萬化的。一旦絕對化，就可能陷自己於不仁不義之中。

有些時候，我們說的話，受情境的製約，或者受蒙騙，說了錯話，錯許了諾，真相大白以後，幡然悔悟後，還要去兌現說錯的話、許錯的諾嗎？所以，萬事都要有原則、有權變。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4]

所以，孔子最反對這樣的“必”。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5]

孔子杜絕了四種缺點：（從而做到）不主觀，不絕對，不固執，不自我。

“必”，是他深惡痛絕的四個東西之一，並且排行第二。為什麽孔子如此反對“必”呢？

第一，“必”就極端。孔子反對極端，這一點我們前麵已經講過。

第二，必然是自由的反義詞。人生“必”多了，心靈的自由就少了。社會“必”多了，人民的自由就少了。

大家知道，我們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想想當初，改革開放的開始，就是反對“兩個凡是”。“兩個凡是”，就是“必”啊。

杜絕了四種缺點後即是“通達”。知識融會貫通，處事不黏不滯，為人寬容仁慈。這都可以證明，在私人生活領域，他是主張自由而寬鬆的。

有一次，孔子興致高，評價起曆史上的幾位著名的隱逸人物：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柳下惠、少連。

孔子說：“不降低自己的誌向，不辱沒自己的身份，就是伯夷、叔齊吧！”

說柳下惠、少連：“降低誌向辱沒身份了，但言辭合乎倫理，行為經過深思熟慮。他們也就這樣了。”

說虞仲、夷逸：“隱居山林，說話放肆，立身合乎清白，棄官合乎權變。”

最後，孔子說：“我卻與這些人不同，我無可無不可——沒有什麽可以，也沒有什麽不可以。”[6]

人生果然這樣非此即彼嗎？顯然不是，所以孔子反對。孔子說，他和這些人都不一樣，他是“無可無不可”。

無所堅持，見風使舵，毫無原則的，是小人；

有所堅持的，是“賢”；懂得權變的，是“聖”。

伯夷、叔齊等人，就是賢。孔子是聖。孔子就是比他們高出一個境界。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7]

君子對於天下萬事萬物，沒有一定要這樣做的，也沒有一定不要這樣做的，他隻是努力合理恰當就行了。

做事做人，哪有那麽多的條條框框，僵死的教條？況且天下事，千變萬化，無常勢，無定形，如何能用條條框框去套用？所以，孔子說，隻要努力求得合情合理，就夠了，就是一個君子了。

如果心中有太多的必然，思想就被束縛了，我們就失去了想象力。而且，在生活中，我們還會變成對人對己都苛酷的人、不寬容的人，從而，我們失去了自由——心靈的自由和生活的自由都失去了。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8]

什麽意思？就是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

聖人，按照我們一般的想法，他肯定是苛刻的、刻板的、有原則的、一絲不苟的。事實上，孔子並不如此。孔子是一個對自己放鬆、對別人寬鬆的人。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9]

孔子在家閑居時，整齊而安詳，和悅而愉快，既不像有些人淩亂邋遢，也不是一絲不苟，把自己弄得緊張而不放鬆。他輕輕鬆鬆、舒舒坦坦、悠然自在。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10]

孔子溫和而又嚴肅，威嚴卻不凶狠，恭謹而又安詳。很矛盾的氣質在他那裏和諧地融合在一起。這是多麽有魅力的氣質啊。我們在生活中很難碰到這樣有氣質的人。

有一天，孔子感慨地說：“我們的人生啊，在《詩》中開始，在禮製中建立，在音樂中完成。”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11]

《詩》是一個人立足於社會的前提，是人生的開始。“禮”是人行為的準則，遵循這種準則，方可建樹自己的人生大廈。音樂則是陶冶人的性情的。有音樂的熏陶人才能享受生命，且使自己崇高而不僵硬、純潔而不刻薄、嚴格而不苛酷。所以，《詩》、禮、樂可以看作人生修養的三境界，人格養成的三階段。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最高境界乃是音樂。

讀《論語》，我們會發現孔子是一個詩人。孔子是一個非常具有詩人氣質的人，他是一個性情中人。

我們在《論語》裏，隨便找一些句子看看。

子曰：“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12]

多麽美的句子啊，有哲理，有詩意。再看他講政治：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3]

大地上的政治，竟然如同我們頭頂的星空，群星璀璨，而北極星明麗耀眼。他把政治說得這麽美。在他的眼裏，秩序就是美，美就是秩序。

再看這一句：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14]

即使在這樣悲觀的時候，他講出的這句話都特別有詩意，特別有境界，你看他講的“乘桴浮於海”，每一個字，都如此有詩意。他沒說道不行，我回家躺著，或者去別的什麽地方鬱悶去。他想到的是海，是那煙波浩**、氣象萬千、無邊無垠、直達天際的大海，遼闊、神秘。為什麽他就能想到海呢？這聖人的心胸，對於我們，也就是一片海、一個謎。人與人的心胸是不一樣的，人與人的智力是不一樣的，人與人的情懷是不一樣的。有的人，總能和一種大而深的境界對接起來；有的人，永遠隻局限於眼前看得見摸得著的膚淺空間。

而且，他是“乘桴浮於海”，他沒有說，我去旅遊，我要乘坐豪華遊輪去大海。他要的是乘著一個小木筏子到大海上去，這就是一種境界。

有境界才有詩意啊。比如說，我們最近生活不順利，那麽就乘遊輪旅遊去。這隻是陳述一個事實，沒有詩意。詩意往往來自對事實的超越，所以，思維太拘泥、太實用的人，很難理解詩歌。理解詩歌，需要智力和情懷的雙重優越。

在遼闊的大海之上，一個小木筏，兩個彷徨的人，煙波滿眼，飄搖沉浮，天遙遙，水淼淼，不知去何處，也不要去何處。這簡直就是我們人生的寫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15]

此時孔子大約已到暮年。他一生雖然經過不懈努力，使自己成為人倫的典範和學問的泰鬥，但他夢想建立的政治功業，卻遠遠不能實現。並且，希望越來越渺茫。於是，麵對著****河水，以及河水中映照出的自己的兩鬢白發，孔子一聲歎息：“逝者如斯夫！”

有人說這隻是一句平常普通的感慨，感慨時光流逝。即便是這樣，隨著時光一起流逝的不是有很多美好的東西嗎？曾經的壯誌、雄心，曾經的青春、夢想，曾經的朋友、親人，曾經的同事，曾經的友情、親情、愛情……

逝者如斯夫！

另一方麵，對時光流逝的敏感，不是生命意識的覺醒嗎？認識到生命短暫，終將結束，定會喚起另一種意識：奮發努力，早建功業。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孔子是詩人啊！詩人怎麽會太拘泥死板呢？

有一天，子夏問孔子：“老師，在我的這些同學中，顏回怎麽樣？”孔子說：“顏回在誠信上比我好。”子夏接著問：“子貢怎麽樣？”答：“子貢比我聰明。”子夏越聽越緊張：“那子路怎樣？”孔子說：“子路比我勇敢。”子夏接著又問：“子張怎樣？”孔子說：“子張比我莊重。”

問了四個人，一個比老師更誠信，一個比老師更聰明，一個比老師更勇敢，一個比老師更莊重。子夏有點糊塗了：“老師，他們都比你強，那憑什麽你做他們的老師，他們又為什麽那麽服你呢？”

孔子說：“他們都隻有一麵，沒有另一麵，優點的背後往往隱藏著缺點。顏回很誠信，但他不會通融，處理問題時，比較缺乏彈性；子貢很聰明，但少一點笨勁。”

人一定要有一點笨勁，才能有所成就。人一定要有個穩定的心性、穩定的氣質。沒有一蹴而就的好事，凡事總要有個做的過程，要想成功就需要一股笨勁。巧勁可以讓你事半功倍，笨勁可以讓你堅持下去。光有巧勁沒有笨勁，往往半途而廢、一事無成。

子路又怎樣呢？“他很勇敢，但缺少一點膽怯。”人有時候要有所畏懼，隻有這樣才能慎重。

子張呢？“他很莊重，但他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缺少與別人打成一片的親和力。”

孔子最後說：“以上四人各有突出的優點，而且這些優點都超出了我。但是他們還是要來跟我學。跟他們相比，我最大的優點是有綜合素質，能夠靈活機動，不執於一端。”[16]

這裏，講到了孔子的幾個弟子。實際上，我們講孔子的時候，總是離不開孔子的那些弟子。是孔子的這些弟子，跟孔子一同組成了春秋後期那一道非常亮麗的風景，組成了那個遙遠世紀的燦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