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有的愛
“你丈夫能活下來，這一點毫無疑問。”
我閉上眼睛，那一刻我險些因為如釋重負而尖叫。在過去這不眠不休的三十九個小時裏的某個時候，“不確定”早已變得比恐懼更加可怕，而我幾乎成功地說服了自己，醫生說他的情況一觸即發時，意思是他已經沒希望了。
“但是，他需要換個身體。你應該不想再聽我詳細說他受到的全部傷害了，重點是受損的器官太多也太嚴重，因此，移植或修複單個器官不再是可行的方案。”
我點點頭。我開始喜歡艾倫比醫生這個人了，盡管他在自我介紹時激起了我的怨恨——至少他願意直視我的眼睛，清楚而直接地說明病情。自從我走進醫院以來，其他所有人都在對衝他們的風險；有個專家遞給我一份“創傷分析專家係統”輸出的結果，列舉了一百三十二種“預後情況”及相應的概率。
需要一個新身體。這並沒有嚇住我。它聽上去非常幹淨，非常簡單。移植器官意味著必須反複切開克裏斯的身體，每次都要冒並發症的風險，而且無論意圖多麽美好，每次都會讓他受到某種形式的傷害。剛開始那幾個小時，有一部分的我還在荒謬地希望整件事都是個誤會，克裏斯其實毫發無損地離開了火車事故現場，躺在手術台上的是其他什麽人，比方說偷走他錢包的小賊。我逼著自己放棄這種可笑的妄想並接受現實：他受了重傷，肢體殘缺，瀕臨死亡。到了這時候，換個原裝的完整身體就幾乎奇跡般地相當於死刑暫緩執行了。
艾倫比繼續道：“你們的保險完全覆蓋了這方麵的事情——技術人員、代孕者、後續處理者。”
我點點頭，希望他不是非要描述所有細節不可。我知道全部的細節。技術人員會培育克裏斯的克隆體，在子宮內提前幹預，以免其大腦發育出除了維持生命外的其他功能。克隆體誕生後，他們會利用一係列複雜的生化謊言，在亞細胞水平上模擬正常成長和運動的影響，迫使它提前但健康地發育成熟。對，我還有一些顧慮，例如租用女性的身體，例如製造一個腦損傷的“孩子”，但在決定把這項昂貴的技術納入保單時，我們就已經痛苦地討論過這些問題了。現在不是吃後悔藥的時候。
“新身體需要近兩年才能準備好。這段時間裏有個最關鍵的任務，那就是必須確保你丈夫的大腦能夠存活。他不可能在目前的情況下恢複意識，因此也就沒有強製性的理由要保存其他器官了。”
這個念頭剛開始嚇了我一跳——但隨後我心想：有什麽不行的呢？為什麽不把克裏斯從他的身體殘骸中解救出來，就像把他從列車殘骸中解救出來那樣？我在等候室的電視上看過事故後的現場情況：救援人員用藍色激光切開金屬，精確得就像在做手術。為什麽不把解救的行為做到底呢？他就是他的大腦，而不是折斷的四肢、粉碎的骨頭、受創流血的內髒。對他來說，還有什麽比能在完美的無夢睡眠中等待恢複健康更加理想的呢？那樣就可以不用承擔痛苦的危險，也不需要受困於一個遲早要舍棄的殘缺身體了。
“我應該提醒你一句，你們的保單指定了在培育新身體期間，應使用醫學認可的最便宜的方法來維持生命。”
我險些開口反對他，但隨後我想了起來：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把保費硬塞進我們的預算；更換身體的基礎費率太高了，我們必須在細枝末節上妥協一下。克裏斯當時還開玩笑說：“我隻希望他們別在咱們的有生之年把冷凍儲存搞出來。我可不怎麽想兩年裏每天看見你在冰箱裏衝著我笑。”
“你的意思是說，你希望我隻保持他大腦的存活，是因為這是最便宜的方案？”
艾倫比同情地皺起眉頭。“我知道，在這種時候不得不考慮費用會讓人很不愉快。但我必須強調，這個條款特指了醫學認可的程序。我們肯定不會堅持要你做任何不安全的事情。”
我險些憤怒地說：你們不會堅持要我做任何事情。但我沒有這麽說。我沒那個精力去和他鬧騰，而且說這種話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從理論上說，決定權完全屬於我。但在實踐中，埋單的是環球保險公司。他們不能直接指定治療方法，然而隻要我籌集不到能填補缺口的資金，我就別無選擇，無論他們願意為什麽服務埋單，我都隻能接受。
我說：“你必須給我一點兒時間，讓我和其他醫生談一談，考慮一下各種問題。”
“好的，當然可以。但我應該解釋一下，在所有的選擇之中——”
我舉起手，示意他閉嘴。“求你了。難道必須現在就討論這些嗎？我說過了，我需要和其他醫生談一談，我需要休息一下。我知道，到最後我遲早要和你商量各種細節……不同的生命支持公司、他們提供的不同服務、不同種類的設備……但應該可以等十二個小時吧？可以嗎？求你了。”
原因不僅是我疲憊到了極點，震驚的餘波很可能還沒過去——而且我忍不住要懷疑，我正在被存心引向某種現成的“打包解決方案”，而艾倫比已經把成本降低到了連一分錢都不能再減少。一個穿白大褂的女人站在不遠處，每隔幾秒鍾就偷偷地看我們一眼，像是在等待談話結束。我沒見過她，但這不等於她不是負責照看克裏斯的團體的一員；他們已經派了六個不同的醫生來見我。假如她有什麽新消息，那我也想聽一聽。
艾倫比說：“非常抱歉，但請你再忍受我幾分鍾，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解釋給你聽。”
他的語氣裏帶著歉意，但非常堅持。而我已經堅持不下去了，我感覺我被橡皮榔頭從頭到尾砸了一遍。我怕我再爭論下去會控製不住自己——無論如何，要是我還想擺脫他，讓他說完他想說的話大概就是最快的方法了。要是他用我沒準備好消化的各種細節來煩我，我左耳朵進右耳朵出就好了，以後有機會再讓他說給我聽。
我說：“說吧。”
“所有選擇之中最經濟的一種不牽涉到任何維生設備。有一項名叫“生物體生命支持”的技術，不久前在歐洲得到了完善。就兩年的周期而言，它比其他任何方法都經濟，費用隻有二十分之一左右。更重要的是，它的風險預估對患者極為有利。”
“生物體生命支持？我從沒聽說過。”
“嗯，對，非常新的技術，但我向你保證，它已經達到了藝術的水平。”
“好的，它具體是什麽呢？需要承受什麽過程？”
“通過與第二方分享血供來保持大腦存活。”
我瞪著他。“什麽？你是說……創造一個雙頭人……？”
長時間不睡覺導致我的現實感已經變得十分稀薄了。有那麽一會兒，我真的以為我在做夢——我坐在等候室的沙發上睡了過去，夢見我聽到好消息，現在我一廂情願的幻想從天堂掉進地獄，變成一場諷刺的黑色鬧劇，懲罰我可笑的樂觀主義。
但艾倫比沒有掏出印刷精美的小冊子，展示滿意的客戶與寄主麵貼麵微笑的景象。他說：“不，不，當然不是了。大腦會從頭骨中被完全取出，然後裹上保護膜，安放在充滿**的包囊裏。而包囊位於體內。”
“體內？什麽的體內？”
他猶豫片刻，偷看了一眼穿白大褂的女人，她依然不耐煩地在附近逡巡。她似乎把這一眼當成了某種信號，開始走向我們。我意識到艾倫比沒想到她會走過來，一時間慌了——但他很快恢複了鎮定，把女人的不請自來當作了一個機會。
他說：“佩裏尼女士，這位是蓋爾·薩姆納醫生——毫無疑問，她是本院最優秀的年輕產科醫生。”
薩姆納醫生給他一個“說到這兒就行了”的燦爛笑容，然後摟住我的肩膀，拉著我走開。
我以電子方式拜訪了全世界的所有銀行，但他們似乎把我的財務狀況當參數輸入了同一套公式，即便我願意接受最苛刻的利率，銀行肯貸給我的金額也不會超過缺口的十分之一。“生物體生命支持”就是比傳統方法便宜那麽多。
我的妹妹黛博拉說：“為什麽不幹脆做個子宮全切手術？一刀完事，燒灼止血，沒錯！給那幫企圖殖民你子宮的王八蛋一個教訓！”
我周圍的所有人都氣得發瘋。我說：“然後呢？克裏斯死了，而我殘疾了。這不是我心目中的勝利。”
“你可以表明一個態度。”
“我不想表明一個態度。”
“但你不想被迫懷著他，對吧？聽我說，隻要你雇用合適的公關人員，簽個風險代理協議，然後做出正確的姿態，你就能爭取到七八成的公眾支持你。組織一場抵製活動，給這家保險公司製造足夠多的負麵曝光和經濟損失，到最後無論你要什麽，他們都會埋單的。”
“不行。”
“你不能隻考慮你自己，卡拉。你必須為其他所有女人考慮，要是你不挺身反抗，她們就會遭受同樣的虐待。”
也許她說得對，但我知道我就是做不到。我沒法兒把自己變成一個著名案例，在媒體上興風作浪，我真的沒有那種精神和毅力。同時我心想：我為什麽非要這麽做？我為什麽非要發動某種全國性的公關活動，隻是為了讓保險公司公平履行一份簡單的合同？
我尋求法學界的意見。
“他們當然不能強迫你這麽做，奴役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對，但在實踐中，有什麽替代方案呢？否則我還能怎麽做？”
“讓你丈夫死。讓醫院關掉他正在使用的生命支持設備。這不違法。無論你是否同意，醫院一旦拿不到錢，就能夠、也願意這麽做。”
同樣的話我已經聽過五六遍了，但我還是不敢相信。“謀殺他怎麽可能是合法的呢？這甚至不是安樂死——他完全有可能康複，完全能夠過上正常的生活。”
律師搖搖頭。“現在的科技能讓幾乎每個人過上完全正常的生活，無論他生什麽病、多麽衰老或受多重的傷。但這是需要錢的。資源有限。就算你能強迫醫生和醫療技術人員免費為任何需要他們的人提供服務……盡管如我所說，奴役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嗯，永遠會有人以某種方式被漏掉。現政府認為最好由市場來決定這些人是誰。”
“好吧，我不想讓他死。我隻想讓他在生命支持裝置上堅持兩年——”
“你當然可以想，但你恐怕負擔不起。你有沒有考慮過雇其他人來懷他？你在用代孕服務來製造他的新身體，為什麽不為他的大腦再雇一個呢？確實會很昂貴，但肯定不像機械手段那麽昂貴。你也許能補上缺口。”
“不該有任何區別？代孕母親能收到好大一筆錢！環球保險公司憑什麽能免費使用我的身體？”
“啊哈。你的保單裏有個條款……”她在電腦上敲了幾個鍵，看著屏幕讀給我聽，“……公司在此絕無貶低共同簽署人作為護理者的貢獻之意，但他或她需明確放棄對所提供的任何此類服務獲得報酬的所有權利；此外，在根據第97（b）分段進行的所有計算中……”
“我以為這是在說萬一我們中的一個因為流感臥床一天，另一個人不能因為護理工作獲取報酬。”
“很抱歉，適用範圍比這個要大得多。我再說一遍，他們無權強迫你做任何事情，但他們也沒有義務為代孕支付費用。在他們計算維持你丈夫生命的最廉價方式的費用時，這個條款賦予他們權利在你選擇為他維持生命的基礎上這麽做。”
“所以歸根結底，這都是個……算賬的問題？”
“完全正確。”
我一時語塞。我知道我被耍了，而我似乎沒有任何方法能扭轉這個事實。
這時，我終於想到了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問題。
“假如情況反過來。假如火車上的是我，而不是克裏斯。那樣的話，他們會支付代孕費用嗎？還是說他們也會把我的大腦在他的身體裏裝兩年？”
律師板著撲克臉說：“我真的不想在這種問題上做任何猜測。”
克裏斯身上有些地方纏著繃帶，但大多數部位被各種各樣的小型機器覆蓋，它們附著在他的皮膚上，就像有益的寄生蟲：為他提供養分，為他的血液供氧和淨化血液，分發藥物，甚至有可能修複折斷的骨頭和受損的組織——但僅僅是為了防止病情繼續惡化。我能看見他的部分麵部，其中包括一側被縫上的眼窩和幾塊瘀青的皮膚。他的右手完**露在外，醫生取掉了結婚戒指。兩條腿都從大腿以下被截肢。
我無法繼續靠近他了。一個無菌的塑料帳篷把他包在裏麵，帳篷大約五米見方，像是套在房間裏的房間。一個三爪的護士機器人站在帳篷的一角，它一動不動，但保持警惕，盡管我無法想象在什麽樣的情況下，它的幹預會比已經在克裏斯身上的小型機器人更加有用。
探視他當然是不可能的。他處於深度昏迷之中，甚至連夢都不做。我不可能安慰他，但我在病房裏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就好像我需要不斷被提醒記住他的身體已經損傷得不可能修複了，他真的需要我的幫助，否則他就活不下來。
有時候我非常憎恨自己的猶豫不決，甚至無法相信我還沒有在表格上簽字，開始做準備工作。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我怎麽還能左思右想呢？我怎麽能這麽自私呢？但是，這種負罪感本身和其他事情一樣讓我既憤怒又怨恨：這是不完全等同於脅迫的脅迫，這是我無法讓自己坦然麵對的性別政治。
拒絕，讓他死，這是不可想象的。況且……我能把一個陌生人的大腦懷上兩年嗎？
不。讓陌生人死去並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會為一個普通的熟人這麽做嗎？不。親密的朋友呢？有些人也許會，但也有一些人不會。
那麽，問題就在於我有多愛他了。我對他的愛足夠多嗎？
當然！
為什麽“當然”？
是因為……忠誠？不，不是這個詞；這個詞太像是某種不成文的合同規定的義務了，帶著“責任”的味道，有害而愚蠢。對，“責任”給我滾得越遠越好，事情和它完全沒關係。
那到底是為什麽呢？他有什麽特殊的呢？是什麽使他和密友有所區別呢？
我無法回答，找不到正確的字眼，隻想到了一係列與克裏斯有關的充滿情感的畫麵。於是我對自己說：現在不是分析和解剖的時候。我需要的不是一個答案；我知道自己的感受。
我在厭惡自己和厭惡現實之間搖擺，前者是因為我竟然在考慮（無論多麽理論性）讓他死去的可能性，後者是因為保險公司在威逼我去用我的身體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解決方案自然是兩條路都不走——但我還能指望什麽呢？一個有錢的恩主從幕後走出來，讓這個兩難選擇憑空消失？
事故發生的前一周，我看了一部紀錄片，講的是非洲中部有幾十萬男女耗費一生照顧逐漸死去的親屬，僅僅因為他們沒錢，用不起二十年前就在富裕國家消滅了艾滋病的藥物。假如他們隻需要付出一點兒微小的“犧牲”，在兩年時間裏多背負1.5公斤的重量，就能拯救他們所愛的人……
最後，我放棄了調和各種矛盾的念頭。我有權感到憤怒、受騙和怨恨——但我希望克裏斯活下去的願望依然是事實。假如我拒絕被操縱，那麽雙方就都會有所付出；對於我受到的待遇盲目地做出反應，那和最卑躬屈膝的合作一樣愚蠢和不義。
因為我意識到（盡管慢了一拍），環球保險對付我的方式不可謂不詭計多端。說到底，假如我讓克裏斯死去，他們省下的將不隻是生物體生命支持的些許成本（因為可以免租金使用我的子宮），還有更換身體這整個過程的昂貴費用。一丁點兒老謀深算的鐵石心腸，一丁點兒反向心理學……
想要保護我的神智，唯一的出路就是超越這些小肚雞腸的謀劃。我要視環球保險及其陰謀詭計為無物；我要接納他的大腦——不僅因為我受到脅迫，也不是因為我感到內疚或覺得有義務，更不是為了證明我沒有受到操縱，而是為了一個最簡單的原因：我對他的愛足以讓我想要拯救他的生命。
醫生把經過基因調配的胚泡種進我的體內，這團植入在子宮壁上的細胞會愚弄我的身體，讓它以為我懷孕了。
愚弄？我的月經停止了。我受到晨吐、貧血、免疫抑製和饑餓感的折磨。偽胚胎以令人驚愕的速度成長，任何胎兒都不可能長得這麽快，保護性的胎膜和羊膜囊迅速形成，逐漸創造出胎盤的供血組織，最終有能力維持一顆會大量消耗氧氣的大腦。
我想繼續工作，就好像沒發生任何特別的事情，但我很快就發現那是不可能的；我太難受、太疲憊了，無法過正常的生活。短短五周，我體內的那東西就要成長到胎兒需要五個月才能達到的尺寸。我每頓飯都要吞下一大把膳食補充劑，但我依然沒精打采，隻能在公寓裏走走坐坐，時而試圖用看書和看垃圾電視節目來排解無聊。我每天嘔吐一兩次，每晚撒尿三四次。這些已經夠糟糕的了，但我確定我受到的折磨遠遠超過了這些症狀本身帶來的痛苦。
一半原因也許是我無法簡單地看待我身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除了“胎兒”的實際結構，無論從生物化學還是生理學的任何角度來說，我都算是懷孕了，但我不允許自己接受這樣的欺騙。即便隻是假裝相信我子宮裏那團無定形的組織是嬰兒，也會害得我一頭栽向徹底的情緒崩潰。然而，假如不是嬰兒，那它是什麽呢？腫瘤？這更接近事實，但恐怕並不是我想要的那種替代性假象。
當然了，從理智的角度說，我完全知道我身體裏的那東西是什麽，也很清楚它將會成為什麽。我懷的不是一個嬰兒，醫生不會把它從我的子宮裏挖出來，給我丈夫的大腦騰出空間。我不是長了一個吸血鬼腫瘤，它不會持續生長，汲取我的血液，直到我虛弱得無法動彈。我懷的是個良性增生物，是個為特定任務設計的工具，而我已經決定了要執行這個任務。
那我為什麽每時每刻都心煩意亂和感到抑鬱呢？有時候我絕望得甚至開始幻想自殺和流產，用刀割開自己的身體，讓自己從樓梯上滾下去。我非常疲憊，我惡心想吐，我沒指望過自己會高興得載歌載舞，但我憑什麽要這麽他媽的不快樂，甚至無法停止考慮一了百了呢？
我可以吟誦咒語來解釋原因：我這麽做都是為了克裏斯。我這麽做都是為了克裏斯。
但我沒有。我對他的怨氣已經足夠多了，我不希望到了最後，我會開始恨他。
第六周剛開始，超聲波掃描顯示羊膜囊長到了所需的大小，多普勒血流分析也證實目標已經達到。我進醫院做替換手術。
我可以最後再去看一次克裏斯，但我沒去。我不想讓自己沉迷於未來的技術性細節。
薩姆納醫生說：“沒什麽好擔心的。比這個複雜得多的胎兒手術現在都很常規了。”
我咬牙切齒道：“這不是胎兒手術。”
她說：“呃……對。”就好像這是什麽沒聽說過的新聞。
手術後我醒來時，比先前更加難受了。我抬起一隻手放在肚子上；刀口很整齊，沒有任何感覺，幾乎摸不到縫線。醫生說過，手術甚至不會留下疤痕。
我心想：他在我身體裏。他們現在不能傷害他了。這一步我已經贏了。
我閉上眼睛，很容易就能想象克裏斯以前的樣子，還有他以後將會恢複成的樣子。我陷入半夢半醒的狀態，不知羞恥地挖掘我們一起度過的最快樂的時光。我以前從沒放任過自己沉浸在多愁善感的白日夢中——那不是我的風格，我厭惡活在過去——但現在隻要能讓我堅持下去，什麽花招我都願意接受。我讓自己聽見他的聲音，看見他的臉，感受他的愛撫——
他的身體已經死了，不可逆轉地死了。我睜開眼睛，望著我隆起的腹部，想象它所容納的東西：一團肉，來自他的屍體。一團灰色的肉，從他屍體的頭顱裏被挖出來。
因為術前禁食，胃裏沒東西供我嘔吐，我在病**躺了幾個小時，用被單的一角擦掉臉上的冷汗，盡量止住身體的顫抖。
從隆起的程度來說，我像是懷孕五個月。
從增加的體重來說，七個月。
持續兩年。
假如卡夫卡是個女人……
我沒有逐漸適應這種狀態，但我學會了如何應對。有特定的睡覺姿勢、特定的坐立姿勢、特定的走路姿勢，這些姿勢都比其他姿勢更加輕鬆。我從早到晚都很疲憊，但精神頭偶爾也會好得讓我感到近乎正常，我學會了好好利用這樣的時刻。我認真工作，沒有掉隊。稅務局對企業逃稅行為發動了一場新的閃電戰，我以前所未有的**投入其中。我的狂熱是被逼出來的，但這並不重要；我需要力量來支撐我堅持下去。
在情況比較好的日子裏，我覺得很樂觀：盡管一如既往地疲憊，但能得意揚揚地咬牙堅持。在情況不怎麽好的日子裏，我對自己說：你們這些王八蛋，以為這樣就會讓我恨他嗎？不，我恨的是你們，我憎惡的是你們。在情況非常不好的日子裏，我思考報複環球保險的各種計劃。先前我沒做好與他們對抗的準備，但等克裏斯安全和我恢複了力量之後，我會找到辦法給他們一點兒顏色看看。
同事們的反應五花八門。有些人佩服我，有些人認為我這麽做是允許他們剝削我，有些人因為想到一顆人類大腦懸浮在我的子宮裏而覺得反感——為了克服我自己的負麵情緒，我一碰到機會就直接挑釁他們。
“來啊，摸一摸嘛，”我說，“又不咬人，甚至不會踢你。”
我的子宮裏有一顆大腦，白生生的，遍布褶皺。那又怎樣？我自己的腦袋裏也有一顆同樣讓人討厭的東西。事實上，我的整個身體都充滿了怎麽看怎麽惡心的內髒——這個事實以前從沒讓我煩惱過。
於是我克服了對這個器官的內在反應，但對克裏斯本人的思考依然困難得像是在走鋼絲。
我拒絕了一種險惡的**，沒有欺騙自己也許我能和他“保持聯係”——通過“心靈感應”，通過血液循環，通過任何方式。懷孕的母親也許會對未出生的孩子產生某種真正的移情，我沒懷孕過，因此無權判斷。子宮裏的胎兒當然能聽見母親的聲音，但一顆處於深度昏迷並被剝奪了所有感官的大腦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至少（或者在最壞的情況下），也許我血液裏的某些激素能進入胎盤，對他的境況造成一些有限的影響。
對他的情緒呢？
他在昏迷，沒有情緒。
事實上，最簡單和最安全的做法是不去想他就在我的身體裏，更不用說正在那兒經曆什麽了。他的一部分在我身體裏，另一部分在克隆體的代孕母親的身體裏。隻有在這兩部分合二為一後，他才會真的再次存在，此刻他正在非生非死的靈薄獄徘徊。
大多數時候，這種務實的思考方式能起作用。當然了，有時候，當我重新意識到我的行為本質上是多麽怪異時，也會體驗到某種驚恐發作。有時候我會從噩夢中驚醒，有一兩秒鍾相信克裏斯已經死了，而他的靈魂附在我的身體上；或者他的大腦長出神經插入我的身體，控製了我的四肢；或者他完全清醒，正在因為孤獨和感官被剝奪而發瘋。但我沒有被附體，四肢也依然聽我的指揮，每個月的PET掃描和子宮EEC診斷都證明他依然處於深度昏迷——大腦沒有受損，但無精神活動。
事實上，我最厭惡的莫過於我懷著孩子的那些夢。從這些夢中醒來時，我一隻手放在肚子上，喜悅地想象著新生命在我身體裏成長的奇跡，直到我恢複神誌，憤怒地拖著身體起床。我會以最惡劣的情緒開始這個早晨，咬牙切齒地撒尿，把盤子摔在餐桌上，一邊穿衣服一邊咒天罵地。還好我一個人住。
但我不能因為這樣的努力而責怪我受困的可憐身軀。我加長的馬拉鬆孕期拖了又拖，難怪它想結結實實地用藥物劑量的母愛來補償我的種種不便。我的拒絕在它看來一定非常不知好歹——當身體發現它提供的幻象和情緒受到拒絕，被我視為不合時宜時，它一定會感到非常苦惱吧。
就這樣……我踐踏了死亡，也踐踏了母性。好吧，哈利路亞，既然一定要做出犧牲，還有誰比這兩個情感奴隸主的受害者更適合成為祭品的呢？況且，這其實很容易；邏輯站在我這邊，複仇是它的夥伴。無論我曾經熟悉的那個軀體去了哪兒，克裏斯都沒有死，我沒有理由為他哀悼。而我子宮裏的東西不是胎兒。允許失去身體的大腦成為母愛的對象，這種行為隻能用蠢得可笑來形容。
我們認為文化和生理禁忌限製了我們的生活，但假如人們真的想打破禁忌，就永遠能找到辦法。人類有能力做出所有事情：酷刑、屠殺、吃人、強奸。而做完這些事情（至少我是這麽聽說的），大多數人依然能善待兒童和動物，能被音樂打動，能表現得就好像他們的情感能力沒有任何缺陷。
因此，我有什麽理由要擔心我完全無私的小小逾規能對我造成任何傷害呢？
我沒和新身體的代孕母親見過麵，我也沒見過小時候的克隆體。但在得知克隆體已經出生後，我確實思考過她是否覺得她“正常”的懷孕和我所謂的懷孕一樣令人痛苦。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樣更加容易：是懷著一個胎兒形狀的腦損傷物體，它沒有人類的思考能力，從陌生人的DNA培育而來；還是懷著你的愛人沉睡的大腦？哪一樣更能阻止你以不適合的方法去愛它？
剛開始的時候，我希望能抹掉我腦海裏的所有細節，希望能在某天早晨醒來時，假裝相信克裏斯隻是生了一場病，現在恢複了健康。然而隨著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我逐漸意識到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
醫生取出大腦的時候，我應該感覺（至少）如釋重負，但我隻是覺得麻木，還有一絲難以置信。苦難已經持續了這麽久，它不可能這麽輕而易舉地過去：沒有創傷，沒有儀式。我做過一些超現實的夢，夢見我艱難但成功地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粉紅色大腦——但即便我真的想這麽做（毫無疑問，醫生能夠人工誘導分娩過程），這個器官也過於脆弱，不可能安全地通過產道。“剖腹產”取出大腦隻是對我的生理期待的另一次打擊。從長遠角度說，這當然是好事，因為我的生理期待不可能得到滿足……但我依然忍不住覺得受到了欺騙。
於是我茫然地等待，等待事實證明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大腦不能像心髒或腎髒那樣直接移植給克隆體。新身體的外圍神經係統與舊身體的並不完全相同；相同的基因不足以保證這一點。另外，盡管用了藥物來限製其影響，但缺乏使用依然使克裏斯大腦的部分區域萎縮了。因此，與其直接拚接不完全匹配的大腦和身體之間的神經（可能會導致癱瘓、耳聾、失語和失明），不如讓神經衝動通過電腦化的“接口”轉接，由它來消除偏差。克裏斯依然必須接受康複治療，但電腦能極大地加速這個過程，電腦會不斷地竭力彌合思想與行動、現實與感知之間的差異。
他們第一次允許我見他的時候，我完全沒有認出他來。他麵部肌肉鬆弛，兩眼沒有焦點，看上去像個神經受損的特大號兒童——而事實上這就是他。我產生了輕微的反感。火車事故後我見到的那個人，盡管渾身都是醫療機器人，卻顯得更像人類，也更加完整。
我說：“你好，是我。”
他望著虛空。
技術員說：“現在還是初期。”
她說得對。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他的進展（更確切地說，電腦的進展）快得令人驚愕。他的姿態和表情很快就失去了令人不安的淡漠，協調的動作很快取代了不受控的抽搐，盡管還無力而笨拙，但令人鼓舞。他無法說話，但可以與我對視，可以捏我的手。
他就在這個身體裏，他回來了，這一點毫無疑問。
他的沉默讓我擔心，但我後來發現，那是他有意不讓我見到他剛開始時的笨拙嚐試。
他重獲新生第五周的一個晚上，我走進病房，在他床邊坐下，他轉向我，用清晰的聲音說：“醫生告訴我你做了什麽。上帝啊，卡拉，我愛你。”
他的眼睛裏充滿淚水。我俯身擁抱他，我覺得我應該這麽做。同時我也哭了，但即便如此，我還是忍不住心想：這一切都不可能真的感動我。它隻是身體的又一個小花招，我對這些已經免疫了。
他回家的第三個晚上，我們**了。我以為會很困難，他和我都會存在巨大的心理障礙，但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經過了我們所經曆的那一切之後，區區**算得了什麽呢？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麽。**禁忌受到誤導的某個倒黴化身，被一個早已失去聲譽的19世紀厭女症病人的鬼魂驅使，在關鍵時刻砸破臥室窗戶跳進來？
我在任何層麵（從最簡單的潛意識一直到內分泌）都沒有克裏斯是我兒子的錯覺。無論胎盤分泌的激素在這兩年裏對我造成了什麽影響，無論它們“應該”觸發什麽樣的行為程序，我都顯然擁有足夠的力量和洞見去徹底破壞它們。
沒錯，他的皮膚很柔軟，沒有經曆歲月的摧殘，也沒有幾十年如一日地刮掉麵部毛發留下的那些傷疤。你說他隻有十六歲也行，但我對此沒有任何疑慮。隨便哪個中年男人，隻要他足夠有錢、足夠虛榮，就也能把自己變成這個樣子。
另外，我也沒有分泌乳汁。
我們很快開始拜訪朋友，朋友們的應對很得體，克裏斯對此感到很高興。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我樂於和別人討論整個過程的任何方麵。六個月後，他重新投入工作。他以前的工作當然被搶走了，但有家新公司正在招聘（他們需要一個年輕的形象）。
我們的生活一塊一塊地被拚回原狀。
現在任何人看見我們，都不會認為發生過任何改變。
但他們錯了。
像愛孩子那樣去愛一顆大腦，這固然是荒謬的。鵝也許愚蠢得會把破殼而出後見到的第一隻動物當作母親，但一個有理性的人能不假思索地接受的事物是有限的。因此，理性戰勝了本能，而我克製了我不應有的愛。在這樣的情況下，從來沒有過任何真正的競爭。
然而，在解構了一種形式的奴役後，我發現重複這個過程委實易如反掌，你一眼就能認出以另一個偽裝現身的同樣的枷鎖。
我曾經對克裏斯懷有的所有特殊感情，如今對我來說都可以視而不見。我對他依然能感覺到真正的友情，也依然能感覺到欲望，但曾經存在的不隻這麽多。因為假如隻有這麽點兒的話，他現在恐怕就不可能活著了。
是的，信號還在源源不斷地傳來，我大腦的某個部分依然在為應有的溫情感覺供應提示，但這些信號如今就像九流催淚電影的橋段一樣不起作用。我實在再也無法掛起我的懷疑了。
我能毫不費力地做出相應的舉動，慣性使我很容易就能做到。而隻要一切正常——隻要他工作的公司運轉正常，**的時光足夠融洽——我就看不到有什麽理由要去晃動我們這艘小船。我們也許會在一起許多年，我也有可能明天就甩了他。我真的不知道以後會怎樣。
當然了，我依然很高興他能死裏逃生，在某種程度上，我甚至很敬佩救了他的那個女人的英勇和無私。我知道我永遠也做不到那一步。
有時候我們在一起時，當我在他眼睛裏看見我已經失去的那種無可救藥的**，我會產生憐憫我自己的念頭。我心想：我受到了生活的殘酷對待，難怪我會變得殘缺不全，難怪我會過得一塌糊塗。
就一定的意義而言，這個觀點完全站得住腳，但我似乎做不到長時間地認同它。新誕生的真相有它自己的冷酷**，它自己的操控力量；它用“自由”和“洞見”之類的詞語攻擊我，向我講述一切欺騙的結束。它日複一日在我身體裏成長，它太強大了，不允許我保留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