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成為我

我六歲那年,父母告訴我,我的頭顱裏有一顆小小的黑色寶石,它正在學習成為我。

無數顯微級的蜘蛛織了一張遍及我整個大腦的細密金絲網,方便寶石的老師偷聽我思想的低語。寶石本身竊取我的感官,閱讀我血液中攜帶的化學信息;它看到、聽到、聞到、嚐到和感覺到的那個世界正是我的世界,而它的老師監控它的思想,將它們與我自身的想法對比。每當寶石的想法出錯,比思想更快的老師就會以略有不同的方式重建寶石,這樣那樣地修正它,尋找會讓它的想法趨向正確的變化。

為什麽?這樣等我不再是我的時候,寶石就可以替我成為我。

我心想:假如聽到這番話會讓我感到奇怪和頭暈,寶石會產生什麽樣的感覺呢?完全和我一樣,這是我的推測。它不知道它是寶石,而它也在思考寶石會作何感想,它也會推測:“完全和我一樣,它不知道它是寶石,而它也在思考寶石會作何感想……”

而它也在思考——

(我知道,因為我在思考。)

——它也在思考它是不是真正的我,還是說它其實僅僅是正在學習成為我的那顆寶石。

作為一個藐視一切的十二歲孩子,我應該嘲笑這種幼稚的擔憂。除了某些稀奇古怪的守舊派,每個人都有那顆寶石,沉迷於思考它的怪異之處讓我感到難以忍受的矯情。寶石就是寶石,生活中一個平凡的事實,和拉屎一樣正常。我和我的朋友們會說關於它的糟糕笑話,就像我們說關於**的糟糕笑話一樣,是為了向彼此證明我們是多麽不在乎這個概念。

但我們並不像我們假裝的那樣沉著冷靜和不為所動。有一天,我們都在公園裏消磨時間,我們沒什麽特別的事要做,有個人(我忘記了他叫什麽,但他在我腦海裏留下了印象,因為他太聰明了,對自己反而沒好處)問其他每個人:“你是誰?寶石還是活人?”我們全都不假思索、憤憤不平地答道:“活人!”

輪到我們之中的最後一個人了,他嘎嘎怪笑道:“哈,我不是活人,而是寶石。你們這幫廢物全都會被衝進宇宙的馬桶——除了我,我會永遠活下去。”

我們揍他,揍到他流血。

到我十四歲的時候,盡管(也許正因為)教學機器枯燥的課程裏對寶石幾乎隻字不提,我對這個問題思考得卻越來越多。假如有人問“你是寶石還是人?”學術上的正確答案必須說“人”——因為隻有人類大腦才具有回答問題的生理能力。寶石能接收來自感官的輸入,但不能控製身體,它的預期回答符合你真正說出口的話,僅僅是因為這個裝置完美地模仿了大腦。對外部世界說“我是寶石”——無論用語言、書寫還是與身體相關的其他方法——都是本質錯誤的(盡管這套推理並不排除你可以自己這麽想)。

但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我認為這個問題隻是走入了歧途。隻要寶石和人腦共享相同的感官輸入,隻要老師讓兩者的思想保持完全一致,那就隻存在一個人、一個身份和一個意識。這個唯一的人隻是湊巧有個(極為理想的)特性,那就是無論寶石還是人腦被摧毀了,他或她都會不受損傷地活下來。人類一直有兩個肺和兩個腎,過去近一百年來,許多人帶著兩個心髒生活。道理相同:這是為了冗餘,為了穩健性,此外無他。

有一年,我的父母認為我已經足夠成熟,於是告訴我他們在三年前就完成了切換。我假裝很平靜地接受了這個事實,但我非常生氣,因為他們當時竟然沒有告訴我。他們聲稱去海外出差,其實是去住院了。這三年我一直和兩個寶石腦袋生活在一起,他們卻根本沒有告訴我,而我以為他們一定會告訴我的。

“你沒覺得我們有什麽不一樣的,對吧?”我母親問。

“沒覺得。”我誠實地回答,但怨恨還是炙烤著我。

“所以我們才沒有告訴你,”我父親說,“假如你在當時就知道我們轉換了,很可能會想象我們在某些方麵不一樣了。等到現在才告訴你,這樣你更容易接受我們依然是一直以來的那兩個人。”他摟住我,抱了一下。我險些尖叫“別碰我!”但我及時想到我已經說服了自己,寶石沒什麽大不了的。

在他們坦白前很久,我就應該猜到他們已經切換了。說到底,幾年前我就知道大多數人在三十出頭的時候就完成了切換。有機質的大腦從這個時候開始走下坡路,隻有傻瓜才會讓寶石去模仿衰退。就這樣,神經係統重新接線,身體的韁繩被移交給寶石,而老師被關閉。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裏,大腦向外發出的神經信號會對比寶石發出的信號,但這時的寶石已經是個完美的複製品了,再也不可能被檢測到任何差異。

大腦於是被切除和丟棄,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工培養的海綿狀物體。它的形狀與大腦相同,連最細微的毛細血管也一模一樣,但不比肺髒或腎髒更具備思考能力。假腦從血液中攝取與真腦一樣多的氧和葡萄糖,忠實地履行一些粗淺而基本的生化職責。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其他的血肉組件一樣,它也會衰亡,也需要被更換。

但寶石是永生的。除非你把它扔進核爆火球,否則它就能存續十億年。

我的父母是機器,我的父母是神祇。沒什麽了不起的。我討厭他們。

十六歲那年,我墜入愛河,重新變成了一個孩子。

與伊娃在海灘上共度的溫暖夜晚,我無法相信一台純粹的機器能有我這樣的感覺。我清楚地知道,假如把身體的控製權交給我的寶石,它會說出和我一樣的那些話,以同樣的溫柔和稚嫩來執行我每一次笨拙的愛撫——但我無法接受它的內在生活和我的一樣豐富、奇妙和快樂。性,盡管有快感,但我能接受它僅僅是一種機械性的功能,然而,我們之間存在某些東西(至少我這麽相信),它與肉欲無關,與語言無關,與我們身體的任何具體行為無關,就算是埋伏在沙丘裏的間諜,他們用拋物麵麥克風和紅外線望遠鏡也不可能發現。**後,我們靜靜仰望屈指可數的可見星辰,我們的靈魂在某個隱秘之處互相聯結,任何一台水晶電腦努力十億年也沒有希望企及。(假如我對十二歲時那個既睿智又低級趣味的我說這番話,他肯定會狂笑到大出血。)

這時我已經知道,寶石的“老師”並沒有監控大腦中的每一個神經元。無論在處理數據的能力上,還是僅僅對腦組織的生理侵入而言,那都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某個人的理論聲稱,對特定關鍵神經元采樣和對整體采樣的效果幾乎相同,而(鑒於一些非常合理的假設,沒人能夠有效地反駁)所涉誤差的上下限能夠以嚴謹的數學來確定。

剛開始,我宣稱大腦與寶石、人與機器、愛與愛的模仿物的區別就存在於這些誤差之中,無論這樣的誤差是多麽微小。然而,伊娃很快就指出,企圖根據采樣密度來做出定性的根本區分是個荒謬的念頭;假如下一個模型老師采樣的神經元更多,誤差率減半,那麽它的寶石是不是就位於“人”和“機器”之間的“半中間”呢?理論上(最終也是實際上),誤差率能做到小於我願意指定的任何一個數字。我真的相信十億分之一的差異能造成任何區別嗎?特別是每個人每天都會因為自然損耗而永遠失去數以千計的神經元。

她當然是正確的,但我很快就為我的立場找到了似乎更合理的辯護意見。我認為,活神經元的內部結構遠比在寶石的所謂“神經網絡”裏發揮相同功能的粗陋光學開關更加複雜。神經元是否放電隻反映了其功能的一個層麵;沒人知道生物化學的微末細節(牽涉到的特定有機物分子的量子機製)對人類意識的本質有什麽影響。複製抽象的神經拓撲結構未必足夠。沒錯,寶石能通過自以為是的圖靈測試(任何一個外部觀察者都無法區分它和人類),但那並不能證明寶石的感覺就和人類的一樣。

伊娃問:“所以你永遠不會切換嗎?你會摘除你的寶石,在大腦衰亡時和它一起死嗎?”

“也許吧,”我說,“活到九十幾、一百再死,總好過三十歲就自殺,讓機器取代我,走來走去假裝是我。”

“你怎麽知道我沒有切換呢?”她存心刺激我,“你怎麽知道我不是在‘假裝是我’呢?”

“我知道你沒有切換,”我得意揚揚地說,“我就是知道。”

“怎麽知道?我們看上去是一樣的,說話是一樣的,所有方麵的行為也都是一樣的。最近人們切換得越來越早了。因此你怎麽知道我沒有切換?”

我翻身側躺對著她,凝視她的眼睛。“心靈感應,魔法,靈魂交流。”

十二歲的我開始哧哧發笑,但那時候我已經知道該怎麽趕走他了。

十九歲,盡管我學的是金融,但我選修了一門本科哲學課。然而,哲學係似乎對恩多裏裝置沒什麽可說的,這個裝置的俗稱就是“寶石”(恩多裏本人其實稱之為“分身”,但“寶石”這個偶然的押韻昵稱已經被叫開了[1])。他們討論柏拉圖、笛卡爾和馬克思,討論聖奧古斯丁和(感覺特別現代和敢做敢為的時候的)薩特,但即便他們聽說過哥德爾、圖靈、漢姆生或金,他們顯然都拒絕承認。出於純粹的挫折感,我在一篇關於笛卡爾的小論文裏指出將人類意識視為可“裝載”在有機質大腦或光學水晶上的“軟件”,實質上是笛卡爾二元論的死灰複燃——寫作“軟件”,讀作“靈魂”。導師在涉及這個觀點的每一段上都畫了個巨大的發光紅叉,然後在頁邊上寫道(用垂直的二十磅Times黑體字,外加輕蔑的兩赫茲閃爍):偏題!

我退了哲學課,報了一門為非專業學生開設的光學晶體工程課。我學到了很多固態量子力學的知識,學到了很多引人入勝的數學知識。我明白了神經網絡隻用於解決複雜得難以理解的問題。通往反饋來配置一個足夠靈活的神經網絡,你能模仿幾乎所有係統——從相同的輸入模式中獲得相同的輸出模式——但盡管能做到這一點,卻無法幫助你去理解被模仿的那個係統。

“‘理解’,”講師對我們說,“是個過譽了的概念。沒人真的理解一個受精卵是怎麽變成一個人的。我們該怎麽做?不再生孩子,直到我們能用一套微分方程來描述個體發育過程?”

我不得不承認她這話說得有道理。

到了這時候,我已經看透了:沒人知道我所渴求的答案,而我憑自己也不太可能琢磨出來;我的智力技能往好裏說也隻是平平無奇。因此我麵臨的選擇也很簡單:我可以浪費時間去抓耳撓腮探究意識的秘密,也可以像其他所有人那樣,忘記煩惱,過好我自己的小日子。

我二十三歲和達芙妮結婚的時候,伊娃已經成了一段遙遠的記憶,有關靈魂交流的一切也是如此。達芙妮三十一歲,是我讀博士期間受雇的那家商業銀行的一名高管,所有人都認為這段婚姻會對我的職業生涯有好處。我一直不太確定她從婚姻中得到了什麽。也許她真的喜歡我。我們的**相當和諧,我們心情低落時互相安慰,就像心地善良的人安慰陷入困境的動物那樣。

達芙妮沒有切換過。她每個月都能想出越來越荒唐的拖延借口,而我取笑她,就好像我自己從沒想過不切換似的。

“我害怕,”一天夜裏她向我坦白,“我怕一切換我就死了,剩下的僅僅是個機器人,或者木偶,反正不是我自己了。我不想死。”

聽她這麽說,我也感到不安,但我掩飾住了我的情緒。“假如你中風,”我輕鬆地說,“會摧毀你的一小部分大腦。假如醫生植入了一台機器,代替受損腦區履行它負責的功能,你還是原來的‘自己’嗎?”

“那當然。”

“那麽,假如醫生這麽做了兩次,或者十次,或者一千次——”

“但未必一直是這樣的。”

“是嗎?那麽百分比達到哪個神奇的數字,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呢?”

她怒視著我。“這種古老的陳舊論點——”

“既然這麽古老和陳舊,那就請駁倒我吧。”

她哭了。“我不需要。滾你的吧!我嚇得要死,你卻根本不在乎。”

我把她摟進懷裏。“噓——對不起。但每個人都遲早會切換。你不需要害怕。我就在這兒。我愛你。”這番話就像錄製好的錄音,看見她的眼淚就會自動播放。

“你願意嗎?和我一起?”

我頓時如墜冰窟。“什麽?”

“同一天做手術,我切換的時候你也切換。”

很多夫妻會這麽做,就像我的父母。毫無疑問,有時候這是為了愛、承諾和同甘共苦。但其他時候,我相信僅僅是因為兩個人都不想成為和寶石腦袋生活在一起的未切換普通人。

我沉默片刻,然後說:“當然。”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達芙妮的所有恐懼(我曾嘲笑她“幼稚”和“迷信”)迅速變得完全符合邏輯了,而我本人的“理性”看法變得抽象而空洞。我在最後一刻退縮,拒絕接受麻醉並逃離了醫院。

達芙妮不知道我拋棄了她,去做了手術。

我再也沒有見過她。我無法麵對她。我辭職,離開我們居住的城市,一年後才回來;膽怯和背叛使我憎恨自己,但我同時又為逃脫而欣喜。

她對我提起了訴訟,但幾天後就撤訴了,通過律師同意了走簡單程序離婚。在離婚結束前,她寄給我一封短信:

說到底,其實沒什麽好害怕的。我還是原來的我。拖延是發神經。現在我已經做出了信仰之躍,我不可能比現在更自在了。

愛你的機器人妻子,

達芙妮

我二十八歲的時候,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切換了。我在大學裏認識的朋友全都切換了。新工作上的同事才二十一歲就切換了。我通過一個朋友的朋友聽說,伊娃早在六年前也已經切換了。

我拖延得越久,就越是難以下決心。我可以征求已經切換了的一千個朋友的意見,我可以一連幾小時考問我的密友,問他們兒時的記憶和最私密的想法,然而無論他們回答得多麽有說服力,我都知道恩多裏裝置已經在他們的腦袋裏待了幾十年,學習的正是該如何偽裝這種行為。

當然了,我也一向承認,就算對方也是個沒切換過的人,想確定他的內在生活在任何方麵與我的一模一樣,這同樣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更傾向於懷疑腦殼被刮幹淨了的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似乎也並非全然毫無理由。

我逐漸疏遠朋友,不再陷入戀情。我選擇在家工作(工作時間更長,生產效率提升,因此公司一點兒也不在意)。我無法忍受和我懷疑是否具有人性的同事們待在一起。

我這種人並不孤獨。開始尋找之後,我發現有幾十個組織隻接納沒切換過的人,有社交俱樂部,供大家像離婚人士那樣倒苦水,也有妄想狂的準軍事組織“抵抗陣線”,他們認為自己活在《天外魔花》[2]的世界裏。然而,即便是社交俱樂部的成員,也讓我覺得有精神極度失調的問題。他們大多數人與我有著完全相同的苦惱,但我的那些想法從他們嘴裏吐出來,怎麽聽都既偏執又漏洞百出。我認識了一個剛過四十歲的未切換女人,和她短暫地交往了一段時間,但我們的話題隻有我們如何害怕切換。這是存心受虐,這令人窒息,這是發瘋。

我決定求助於心理治療,但無法提起勇氣去見已經切換的心理醫生。等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沒切換過的醫生,她卻企圖說服我幫她炸電站,好讓“他們”知道誰是老大。

每天夜裏我總是輾轉反側幾個小時,嚐試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說服自己,但我越是沉思這些問題,它們就越顯得空洞和難以捉摸。說真的,“我”是什麽?我的人格完全不同於二十年前的我了,說“我依然活著”代表什麽?我以前的自我和死了毫無區別(我對它們的記憶並不比我對當時的熟人更加清晰),但失去它們給我帶來的頂多隻是一絲不適。比起我生命中迄今為止的那些變化來說,有機質大腦的毀滅也許隻是個小小的插曲。

但也可能不是。也許它和死亡就是一碼事。

有時候我最後會啜泣發抖,驚恐孤獨,無法理解(但同時又無法不去思考)自我不複存在的恐怖前景。另一些時候,我會“健康地”對這一整個乏味的問題喪失興趣。有時候我確信,寶石的內在生活的本質是人類有可能麵對的最重要的問題。另一些時候,我的疑慮顯得愚蠢而可笑。每天都有幾十萬人完成轉換,而我們的世界顯然在一如既往地運轉,這個事實難道不比深奧的哲學討論更有分量嗎?

最後,我終於約了個手術日期。我心想:有什麽可失去的呢?未來六十年的不確定和偏執妄想?假如人類在用上發條的機器取代自身,那我還不如去死。我缺乏盲目的信仰,無法加入變態狂的地下組織——他們隻要別真的做出些什麽來,政府就會容忍他們的存在。另外,假如我的所有恐懼都毫無根據,假如入睡和醒來、腦細胞的日常衰亡、成長、體驗、學習和遺忘這些創傷都沒能殺死我的身份,那麽它肯定也能從切換中活過來——到時候我不但能得到永恒的生命,還能終結我的疑慮和孤立。

約定的手術日期前兩個月,一個星期天上午,我正在采購食物,瀏覽在線超市的圖片時,一張令人垂涎欲滴的新品種蘋果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決定買半打蘋果。但我沒有按下購買,而是點擊了顯示下一件商品的按鈕。我知道這個小錯誤很容易就能彌補,再點一下按鈕就能帶我回到蘋果的頁麵。梨、橙、葡萄柚在屏幕上閃過。我想低頭看我笨拙的手指到底在幹什麽,但視線被粘在了屏幕上。

我嚇壞了。我想跳起來,但我的雙腿不聽使喚。我想大喊,但我發不出聲音來。我並沒有感到傷痛,也不覺得虛弱。我癱瘓了?腦損傷?我依然能感覺到我的手指按著鍵盤,腳底貼著地毯,後背靠著椅子。

我望著我自己訂購菠蘿。我感覺到自己起身,伸懶腰,平靜地走出房間。我在廚房裏喝了一杯水。我好像在顫抖、哽咽、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涼涼的**滑下喉嚨,我連一滴都沒弄灑。

我隻能想到一個解釋:我已經切換了。自發地,寶石接管了一切,但我的大腦還活著。我所有最瘋狂的偏執恐懼忽然成真。

我的身體繼續度過一個平平常常的星期日上午,而幽閉造成的絕望和譫妄吞噬了我。我做的事情剛好就是我計劃要做的,但這並沒有給我帶來任何安慰。我搭輕軌去海灘,遊了半小時泳;但我同樣有可能拎著斧頭殺氣騰騰地亂竄,或者光著身子在街上爬,把自己的糞便塗在身上,像狼一樣嚎叫。我失去了控製權。我的身體變成了活生生的拘束衣,而我無法掙紮,無法尖叫,甚至無法合上眼皮。我在列車車窗上看著自己的朦朧倒影,無從猜測主宰那張淡然而平靜的臉的意識在想什麽。

遊泳就像一個感官增強的全息噩夢。我是個沒有自我意誌的物體,身體傳來的熟悉信號隻是讓整個體驗更加不正常了。我的手臂不該以這種懶散的節奏自顧自地劃動;我想在水裏撲騰,就像快要淹死了那樣,我想讓全世界知道我的痛苦。

直到我在沙灘上躺下,閉上眼睛,才開始用理性思考我的處境。

切換不可能“自發”進行。這個想法本身就很荒唐。數以百萬計的神經纖維必須被切斷和重接,執行任務的手術機器人大軍甚至沒出現在我的大腦裏,它們要到兩個月後才會注射進我體內。沒有外界的主動幹預,恩多裏裝置不會參與任何活動,除了偷聽之外什麽都不能做。寶石或老師的任何故障都不能奪走有機質大腦對身體的控製權。

顯而易見,係統出了故障,但我最初的猜想是不正確的,大錯特錯。

當我想通了這一點的時候,我真希望我能做些什麽。我應該蜷縮身體,呻吟尖叫,把頭發從頭皮上扯下來,用指甲撓破皮膚。但我沒有,我隻是平躺在沙灘上,曬著炫目的陽光。我的右膝蓋後麵很癢,但我似乎懶得去撓。

唉,當我意識到我就是寶石的時候,至少應該歇斯底裏地好好狂笑一陣。

是老師出了故障,它不再讓我與有機質大腦保持一致。我不是突然喪失了能力,我一直就沒有任何能力。我對“我”的身體、對外部世界的能動性一直通向真空,僅僅是因為老師在無休止地操控和“糾正”我,我的意願才能符合似乎來自我的行動。

我有幾百萬個問題可以思考,有幾百萬種諷刺供我品嚐,但我不能這麽做。我必須把我的全部能量集中在一個方向上。我快要沒有時間了。

等我走進醫院,開始做切換手術,假如我向身體發送的神經衝動不符合有機質大腦發送的神經衝動,醫生就會發現老師出了故障,然後修好它。有機質大腦沒什麽好害怕的,醫生會保障它的連續性,就像它是什麽寶貴和神聖的物品那樣對待它。允許我們之中的哪一個活下去,這個決定根本不構成問題。我會再次被迫與它保持一致。我會被“糾正”。我會被殺死。

害怕也許是荒唐的。一方麵,過去這二十八年的每一毫秒裏,我都在不斷地被殺死;另一方麵,自從老師失靈,我這個分離的身份開始具有意義以來,我隻存在了短短的七個星期——而再過一個星期,這個故障和這場噩夢都將結束。我承受了兩個月的痛苦,在我即將繼承永恒生命的時候,我為什麽反而要吝惜它呢?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繼承生命的將不是我,因為定義了我是誰的僅僅是這兩個月的磨難。

智性詮釋的種種排列是無止境的,但歸根結底,我隻能依靠我的求生欲望來采取行動。我不覺得我是個錯誤,是個需要被排除的故障。我怎麽能夠活下去呢?我必須與我的自由意誌保持一致。我必須選擇使“我”與“他們強迫我成為的身份”看上去一模一樣。

經過了二十八年,我與他當然足夠接近,能夠實現這樣的欺騙。隻要我認真研究通過共享感官傳遞給我的所有線索,我當然能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暫時忘記我已經分離的事實,強迫我自己重新與他同步。

想做到這個並不容易。我誕生的同一天,他在海灘上認識了一個女人。她叫凱西,他們睡了三次,他認為他愛她。無論是真是假,至少他當著她的麵對她說過,在她睡著後對她輕聲傾訴過,甚至寫進了他的日記。

我對她毫無感覺。我相信她是個好人,但我對她沒什麽了解。我的困境占據了我的心神,因此我沒怎麽注意她在說什麽,而性行為對我來說隻是一種可憎的非自願的窺**行為。但由於我意識到了我的危險處境,我盡量屈服於另一個自我的情緒,但是我和她之間不可能有任何交流,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怎麽可能愛她呢?

假如她不分晝夜地控製了他的思想,那麽她對我來說就隻是個危險的絆腳石,我該怎麽實現無懈可擊的模仿,從而幫我逃脫死亡呢?

他正在睡覺,因此我也必須睡覺。我聽著他的心跳聲和他緩慢的呼吸聲,努力達到與這些節奏一致的沉靜狀態。我一時間有些氣餒。我連做夢都會和他不一樣;我們的差異是根本性的,我想實現的目標簡直可笑、荒謬、可悲。整整一個星期,克製每一個神經衝動?我對被發現的恐懼,我試圖掩飾的行為,都會不可避免地扭曲我的反應;這一團欺騙和驚恐是不可能隱藏起來的。

然而我在飄向夢鄉的時候,發現我深信自己一定會成功。我必須成功。我做了一會兒夢——亂糟糟的各種畫麵,既陌生又平常,最後是一粒鹽穿過針眼——然後我忘記了恐懼,落進無夢的深眠。

我望著白色的天花板,既欣喜又惶惑,盡量讓自己擺脫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那就是有件事我絕對不能去想。

然後我小心翼翼地握緊了拳頭,這個奇跡讓我喜出望外,然後我想了起來。

直到最後一分鍾,我都以為他會再次退縮,但他沒有。凱西說服他克製了恐懼。凱西畢竟已經完成了切換,而他從沒這麽愛過一個人。

因此,現在我們的角色換過來了,這具軀體成了他的束縛外衣……

我渾身冒汗。我沒有希望冒充他,這是不可能的。我無法閱讀他的思想,我猜不出他想幹什麽。我該動一動嗎,還是應該躺著不動,是應該大喊,還是保持沉默?就算監控我們的電腦程序會忽略細微的不一致,等他注意到他的身體無法貫徹他的意識,他會和我以前一樣陷入驚恐,而我完全不可能猜對正確的答案。他此刻也會冒汗嗎?他也會像我這樣呼吸急促嗎?不。我才剛剛蘇醒三十秒,卻已經背叛了自己。一根光纖線纜從我的左耳底下拉出來,連著牆上的一塊控製屏。警鈴肯定正在某個地方震響。

要是我跳起來逃跑,他們會怎麽做?使用武力?我是個公民,對吧?寶石腦袋從幾十年前就擁有了法律賦予的全部權利,沒有我的許可,醫生和工程師不能對我做任何事情。我努力回憶他簽署的棄權書上的條款,但他連一眼都沒仔細看完。我拽了拽困住我的那條線纜,但它的兩端都牢牢地固定住了。

門向內打開,有一瞬間我以為我會四分五裂,但我不知道從哪兒挖出了力量,幫助我保持鎮定。來的是我的神經外科醫生普利姆。他微笑著說:“感覺如何?還不壞吧?”

我麻木地點點頭。

“大多數人最震驚的一點,就是他們完全不覺得有什麽不一樣!剛開始你會想‘不可能這麽簡單吧?不可能這麽容易吧?不可能這麽平淡吧?’但你很快就會接受事實。而生活會繼續下去,沒有任何改變。”他粲然一笑,親切地拍拍我的肩膀,然後轉身離開。

幾個小時過去了。他們在等什麽?到了這個時候,證據肯定已經確鑿。也許還有流程要走,要谘詢法務和技術專家,必須召集倫理委員會來決定我的命運。我泡在自己的汗水裏,不受控製地顫抖。我幾次抓住線纜,用最大的力氣拽它,但它的一頭似乎砌在水泥裏,另一頭用螺栓固定在我的顱骨上。

一名勤雜工送飯來。“高興點兒,”他說,“探視時間快到了。”

吃過飯,他送來便盆,但我太緊張了,甚至尿不出來。

凱西看見我,皺起眉頭。“怎麽了?”

我聳聳肩,顫抖著擠出微笑,思考我憑什麽以為自己能以假亂真瞞過去。“沒什麽。隻是……覺得有點兒惡心。”

她抓住我的手,然後俯身親吻我的嘴唇。盡管經曆了這一切,但我發現自己立刻有了性欲。她依然伏在我身上,笑著說:“已經過去了,明白嗎?現在沒什麽好害怕的了。你有點受驚,但在心底裏知道你還是原來的你。另外,我愛你。”

我點點頭。我們閑聊了一會兒,她走了。我歇斯底裏地自言自語:“我還是原來的我。我還是原來的我。”

昨天,醫生掏空他的顱骨,植入了一個沒有知覺、充滿空隙的偽大腦。

我很久沒有這麽平靜過了,而我終於為我的存活拚湊出了一個解釋。

他們為什麽要在切換和銷毀大腦之間的一周間關閉老師。

沒錯,在舍棄大腦的時候,他們不太可能讓老師繼續運行,但為什麽要關閉一整周呢?為了讓人們放心,相信寶石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依然能保持同步;為了說服人們,認為寶石將要過的生活正是有機質大腦“本來會過”的生活——這話意味著什麽就由你判斷了。

那麽,為什麽要一周呢?為什麽不是一個月或一年?因為寶石不可能在那麽長的時間內保持同步——倒不是因為它有任何缺陷,而是因為最初讓人們覺得它值得使用的原因。寶石是永生的,而大腦在衰敗。寶石對大腦的模仿蓄意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真正的神經元壽命有限。沒有老師設法讓寶石也隨之同樣退化,微小的差異遲早會產生。就對刺激的反應而言,毫秒級的不同就足以引起懷疑,而正如我已經知道得很清楚的,從那一刻起,趨異的過程就是不可逆轉的了。

毫無疑問,五十年前肯定有一群開創性的神經學家圍在電腦顯示屏前,研究這種根本性差異的概率與時間的關係圖。他們為什麽會選擇一個星期?多大的概率是可接受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無論他們決定把安全係數提高到多少,由於全世界每天會有二十五萬人做切換手術,他們選擇的數字都不太可能讓這種事足夠罕見。

對任何一家醫院來說,發生率也許是十年甚至百年一例,但各個機構肯定需要有統一的政策來應對這種意外情況。

他們的選擇會是什麽呢?

他們可以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重新啟用老師,消除他們滿意的客戶,讓受創的有機質大腦有機會向媒體和律師講述它的苦難。

或者,他們可以悄悄刪除趨異現象的電腦記錄,冷靜地解決唯一的證人。

好了,永生,我做到了。

五六十年以後,我會需要移植器官,最終會需要換個全新的身體,但這樣的未來不會讓我擔憂,因為我不可能死在手術台上。一千年左右以後,我會需要額外的硬件來滿足記憶儲存的要求,但我確定這個過程會一帆風順。在百萬年的時間尺度上,寶石的結構會受到宇宙射線破壞的影響,但定期無損轉錄到新的水晶設備上能規避這個問題。

因此,至少從理論上說,我現在能保證大收縮時能有我的一席之地,或者親身體驗宇宙的最終熱寂。

當然,我和凱西分手了。我也許能學會喜歡她,但她讓我緊張,而我徹底受夠了必須扮演一個角色的感覺。

至於聲稱愛她的那個男人,他在絕望、驚恐中度過了生命的最後一周,因為知道死期將近而難以呼吸,我還不知道我對他該有什麽樣的感覺。考慮到我曾經以為我會迎來相同的命運,我應該能夠與他共情,但不知道為什麽,他在我眼中就是不太真實。我知道我的大腦是以他的大腦為模型塑造的,他因此有了某種首要地位,但除此之外,現在他對我來說僅僅是個蒼白的虛幻影子。

畢竟,我不可能知道他對自己的感覺、他最深層的內在生活、他作為一個存在體的經驗,與我的這些東西是否有任何可比性。

[1] 分身(the dual)和寶石(the jewel)元音發音相近。

[2]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於1956年上映的一部電影,講述了外星人複製小鎮居民,逐漸控製全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