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綜觀一千多年的德國曆史發展，既整合於大歐洲乃至全球曆史進程的節奏之中，也有其獨特的律動，而且這種律動時常影響歐洲乃至世界曆史進程的節拍。因此，這部六卷本《德國通史》將立足於歐洲乃至世界曆史進程的背景，以德意誌曆史發展的獨特道路為關注主線，釋讀始於古代原始日耳曼語族部落、止於21世紀初默克爾時代的德國曆史，時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紀、近代、現代和當代德國；在內容方麵，除政治、軍事、外交等傳統的大政治史外，還加大了對社會、經濟、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麵的關注力度，力求較充分和全麵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國曆史發展的多彩性和獨特性。

到公元1500年為止的德國曆史，敘述從遠古到宗教改革運動前夕的德國古代中世紀曆史，主要涉及輝煌的封建帝國時代。這一時期的德國曆史有歐洲曆史發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歐洲曆史的組成部分。同時，德國曆史發展的獨特性也已經初露端倪，可謂德國曆史發展獨特道路的發端階段。

在這一曆史時期，德意誌國家完成了從法蘭克帝國的裂變中形成為德意誌王國政治實體的進程，並通過對外擴張建立起歐洲中世紀曆史上盛極一時的神聖羅馬帝國，即德國曆史上的第一帝國。由於德意誌國王奧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蘭克國王查理大帝加冕為“羅馬人皇帝”，德國統治者也成了古羅馬帝國和法蘭克帝國的“當然”繼承者。但是這一強大的帝國從起初就孕育著對王權和國家統一不利的因素：德意誌國家形成初期確立的王權由選舉產生的傳統，使王權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領地主教得以利用選舉權而進一步擴大權勢；早期德意誌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和德意誌最高統治者“羅馬人皇帝”的頭銜都表明了德國統治者對古羅馬帝國統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這種稱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於對外征戰，無暇顧及國內事務，領地封建主於是趁機加強自己的獨立性。由此帶來的是德意誌皇權的衰弱和領地諸侯勢力的崛起，進而塑造出早期德意誌國家的政治聯邦主義形態。結果，到中世紀後期近代初期，當英、法等國開始向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轉變時，德國卻仍然蹣跚於教俗領地諸侯割據的曆史進程之中。

從16世紀初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紀中葉“三十年戰爭”結束，是德國由中世紀向近代社會過渡的時期，涉及從“前現代”向“現代”過渡的近代早期曆史，也是德國曆史獨特道路的發展階段。

這一時期的德國曆史發展呈現三大明顯特征：其一，由於馬丁·路德宗教改革運動，德國在政治割據的基礎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發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信仰衝突，這種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權與領地諸侯之間的權力爭奪而進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諸侯在“教隨國定”的原則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領，他們承擔起邦國宗教領袖職責，進一步將教會事務納入政府管轄範圍，邦國的國家化因此得到發展，獨立性繼續加強。“三十年戰爭”既是德國宗教信仰衝突的最突出表現，也是德國皇權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的最後一次努力。其二，作為“三十年戰爭”的結果，《威斯特法倫和約》不僅確立了領地諸侯對皇權的最終勝利，同時也使法國、瑞典等國大規模介入德國事務。德國問題全麵國際化。從此，若無外國的幹涉，“就不能再解決一項全德性的事務”。其三，從社會經濟角度看，作為宗教改革運動的副產品，“普通人起義”（農民戰爭）的失敗，則不僅使德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二期農奴製”，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農場領主製”，而且使德國農民在此後的數個世紀中被排除出了德國的政治生活，深刻影響到德國日後的曆史發展。

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德國經曆了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陣痛。這一時期屬於向“現代”社會過渡的近代中期曆史，也是德國曆史發展道路獨特性的進一步凸顯階段。

在這一曆史時期，德國與西歐各國一樣，經曆了專製主義的統治和啟蒙運動的思想洗禮，並且受到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滌**。與此同時，它無論在君主專製、啟蒙運動，還是在傳統封建社會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方麵，都呈現獨特的曆史形態的演進。在政治上，由於皇權衰微，一些強大的領地邦君成為自己領地內的全權統治者。因此，在法國等國呈現的君主專製形態在德國卻變成了邦君專製，到18世紀中期以後又發展為獨具特色的開明專製，其中以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大邦國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麵，德國既合拍於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個性化的啟蒙運動特點。它不僅形成了鮮明的南北兩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元素，以適應建立現代德意誌民族國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為對於一味強調理性而忽視情感價值的啟蒙思想的反動和對法國大革命所展示的資產階級普世主義、理性主義等政治思想的回應，德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張揚情感和個性、強調回歸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義思潮。在傳統封建社會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方麵，德國也沒有遵循英、法等國的社會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國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層革命”的改革方式，通過解放農民和全麵實施營業自由原則等，廢除封建因素，把法國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國，漸進式地實現了傳統封建社會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和平對接。德國由此進一步奠定了近代獨特發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會基礎。

從1815年到1918年的約一個世紀，屬於德國以獨特方式全麵邁入“現代”社會的近代晚期曆史，也是德國曆史發展獨特道路的頂峰階段。這種獨特性突出表現為，通過經濟和政治方麵與英、法等西方國家不同的“雙重革命”，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建立起統一的民族國家，邁上了強國之路。

這一時期的德國政治發展，走的是一條與法國等西方國家不同的穩中求進的“守勢現代化”道路。傳統統治階級采取適時而進的策略，通過滿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國政治現代化進程，進而保障自身傳統利益。以俾斯麥為代表的普魯士統治者完成民族統一大業，是典型的順應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現代國家憲政體製方麵，傳統統治階級也展示了適時而進、操控時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魯士“欽定憲法”和1871年德意誌帝國憲法的最明顯特點，就是在確保君主製原則的基礎上，注入選舉製、議會製等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憲製，既保證了傳統統治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又滿足了資產階級建立憲政國家的願望。在經濟領域，通過工業革命，德國采用獨特的工業化模式和產業發展戰略，快速實現了對英、法等老牌工業國家的超越，最終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工業強國。工業化也推動了德國的社會變遷和社會關係的現代化。由於獨特曆史原因和現實動因，德國成為世界上開國家社會保障製度先河者。此外，這一時期的德國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發展也呈現極其活躍的狀態。德國不僅成為世界頂尖的科技和教育強國，思想文化領域也呈現多元發展，取得了驕人的成就。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對整個19世紀的德國曆史進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在德意誌帝國建立後，這股思潮在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潮的刺激下發展為極端民族主義，成為將德國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災難的主要思想根源。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硝煙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國如過山車般經曆了從“最自由民主”的資產階級魏瑪共和國和右翼極權主義的第三帝國兩個截然不同的曆史時期。它們屬於德國現代史範疇，是德國曆史發展道路在與西方文明的適應、衝突中出現危機和畸變的階段。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很大程度上可謂這種危機和畸變的產物。

1919年建立的魏瑪共和國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結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戰敗的產物。因此，德國民眾在感情上不太認同這一共和國。與此同時，魏瑪共和國在政治體製上迎合並仿照西方國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製度的設計方麵“青勝於藍”，超過西方國家，也使習慣於傳統德意誌“秩序”的大多數德國民眾一時難以適應。於是，在適應西方政治體製和堅持德意誌獨特曆史傳統之間出現了激烈的衝突。“沒有民主主義者的民主”、“沒有共和主義者的共和國”就成了新生的魏瑪共和國的真實寫照。這一共和國因此也被稱為是“不受愛戴的”、“帶有即興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國”。結果，雖然魏瑪共和國時期在經濟、文化和社會領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卻在固守德意誌傳統和抵製西方文明的心態之下，在民族複仇主義情緒和世界性經濟大危機的夾擊之中，僅存在14年就歸於失敗。

1933年，希特勒打著抵製西方民主、堅持德意誌傳統和富國強兵的旗幟，奪取政權，德國曆史進入第三帝國時期。第三帝國在政治體製上與魏瑪共和國截然不同，它實行一黨專製的極權主義獨裁統治，表現為政治上領袖原則之下的黨國一體，經濟上全麵幹預和控製之下的“統製經濟”或叫“總體戰爭經濟”，以及文化上納粹“世界觀”嚴厲控製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獨裁統治，是對魏瑪共和國的極端反動，對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種倒退，同時也偏離了德國的曆史傳統。它是德國的曆史傳統在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和適應中出現危機和畸變的體現。希特勒上台後，大肆擴充軍備，對外推行侵略擴張政策，圖謀建立“大德意誌帝國”，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將德國和世界帶入戰爭災難之中。戰爭的結果是，德國再次戰敗，德國法西斯走向覆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敗的德國經曆了盟國分區占領、分裂的兩個德國和重新統一後的德國等三個階段。它們屬於當代德國的曆史範疇，是德意誌民族和國家的重塑時期，也是德國在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新形勢下積極探索新的發展道路的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英、法、蘇四國對德國實行分區占領。在東西方冷戰的國際大格局下，德國在1949年分裂為實行不同社會製度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盡管如此，兩個德國的人民忍受著民族分裂的痛苦，憑著自己的智慧和才幹，使自己的國家迅速發展成為東、西方兩大對立陣營中的重要強國。

戰後聯邦德國雖然屬於西方陣營，卻沒有照搬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或曰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國時期專製主義、魏瑪共和國時期自由主義、第三帝國時期納粹極權主義等政治經濟體製失敗的教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成功地進行了獨具德國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謂的第三條道路或萊茵模式。聯邦德國的獨特發展道路大致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政治方麵，在吸收外來民主並結合本民族特點的基礎上，建立起具有德國特色的聯邦議會民主製。在這種民主製度之下，出於對納粹獨裁統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麵突出“爭論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保護不同言論和觀點；另一方麵強調“防衛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禁止任何言行威脅現行政治製度和社會秩序。這一機製通過聯邦德國《基本法》第79條第3款“永久條款”得以確定。在社會經濟方麵，則實行不同於指令性計劃經濟又區別於純自由主義經濟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它一方麵確立“市場”核心地位，將經濟活力置於市場基礎之上。另一方麵強調“社會”特征，突出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健全勞動製度，形成同舟共濟的勞資關係；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體係等。由此實現了市場效率與社會公正之間的平衡對接。在思想文化方麵，則推行“存異求同，多元一體”的文化多元主義（kultureller Pluralismus），在保持德意誌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勵文化的多樣性發展。這既是對納粹統治時期文化獨裁政策進行反思的結果，也是對德國文化聯邦主義傳統的承繼。萊茵模式使聯邦德國在戰後一直保持著政治穩定、經濟增長、文化繁榮的局麵。

1990年，東西方關係趨於緩和，分裂長達40餘年的德國人抓住曆史機遇，實現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統一。再次統一起來的德國實行聯邦德國的政治經濟體製。德國由於其經濟實力和眾多的人口，再次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以上各個時段的德國曆史發展，一方麵共振於歐洲乃至世界曆史進程，更大程度上散發的是自身的獨特魅力和發展取向。每個時期的德國曆史之間有一種基於因果關係的內在有機聯係，具有無法割裂的連續性。它們共同構成了悠悠千載的德意誌文明，鋪墊出德國獨特的曆史發展道路。

本書是多位學者合作的產物。由於各位作者的專業積澱、研究重點和文風的差異，加之涉及內容極其豐富，時間跨度長，人名、地名眾多，盡管我們已經做了很大努力，顯然無法做到全書在完全意義上的統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書必定存在錯誤和不當之處。在此敬請諸位讀者批評指正。

最後，要特別感謝“大國通史叢書”總主編錢乘旦教授在本書成稿過程中給予的關心和指導，對江蘇人民出版社王保頂副總編為本書出版給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謝忱，也感謝各卷編輯付出的辛勞。

邢來順

2017年5月於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