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避亂江南：你的祖籍是哪裏

我們已先後講述了中國按由北到南的時空節奏發育壯大的前兩個時段。從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諸夏人群率先建立起早期國家，在國家動員能力的推動下誕生、發育，占據了華北核心地域，並蓄勢待發。這是我們已經講過的最先一個時段。後一個時段從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以秦漢大一統王朝和孫吳立國江南的政治架構為依托，華夏人群開始把自己的文化覆蓋到淮河—秦嶺之南的南部中國。

所以下麵將要接著講的，是由北到南的時空發展節奏的第三個時段。它起始於公元310年代，終止於1200年代，也就是從兩晉之際到宋金對峙的後期。在這個階段，華夏人口進一步南移的主要驅動力來自哪裏呢？可以說不再像前兩個時段那樣，來自它想要擴大自己生存空間的純主觀需求，而是由於它受到周邊非華夏人群大規模進入華北的巨大壓力，而不得不退往南方，並最終在那片新土地上安家落戶。

在這900年裏，相繼發生過三次華北大亂的局麵。第一次是在公元310年代的兩晉之際，分布在華北邊緣地區的若幹少數民族先後闖進華北，西晉政權被迫從洛陽出逃，遷往南京。北方許多世家大族帶領著依附在他們大莊園裏的數量巨大的勞動人口，紛紛追隨晉王室避亂江南，這就導致了中國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規模南遷。因為亂局演變為不可挽回的形勢是在西晉末年的永嘉年間，所以稱為“永嘉南渡”。

華北第二次大亂起因於安史之亂，也就是唐朝安置在河北邊地的少數族群出身的軍閥安祿山和史思明叛亂。從公元755年爆發，安史之亂一路發展為一場曆時八年、遍及中原和關中地區的大災禍。雖然經過八年平叛，安史之亂算是被鎮壓了，但唐朝從此不再太平，始終在時好時壞的形勢下，越來越快地往下跌，一直跌進唐朝末年黃巢起義的大亂之中。在這段時間裏，北方人口始終在斷斷續續地往南遷。

第三次的南遷是在1120年代，金滅遼以後與宋交惡，於是乘滅遼之勢大踏步南下，逼得宋王室渡長江南走，並且一度撤退到海上避難。因為這時正是北宋的靖康年間，所以史稱“靖康之難”。三次大亂所引發的人口事件，極大地改變了南北中國的人口分布格局，以及那裏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以下就選擇其中若幹最主要的情節，分別說一說。

西晉末的“永嘉南渡”，實際上是晉王室的內亂，也就是所謂“八王之亂”進一步惡化的結果。西晉開國未久，動**的政局就從接連不斷的宮廷政變，演變為由晉宗室的八個藩王參與的華北大內戰。自東漢以來，一些非華夏族群已逐漸移入華夏邊界的外圍，中原內亂的形勢又使他們先後參加到混戰中來。

他們有些是華夏軍隊的雇傭軍，另外一些是原來的雇傭軍成了新的軍閥後，在他們手裏又再發展出來的新雇傭軍。隨著他們從雇傭軍逐漸變身為具有各自獨立目標和立場的政治—軍事勢力，西晉政權麵對他們的反叛節節敗退，最後隻好狼狽南逃，把一片狼藉的北部中國留給他們繼續互相廝殺。所謂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就這樣開始了。

直到北魏統一華北，在那裏先後有過匈奴、鮮卑、羯、氐、羌和賨人[7]六個非華夏人群，前後建立了超過十六之數的政權。所以即使不把北方的兩個漢族政權，即冉魏和前涼計算進去，“五胡十六國”的籠統概括，其實也還是不夠準確的。曆史上著名的“魏晉風度”，在西晉後期已經從竹林七賢對虛偽道德的批判，徹底墮落為**裸的道德虛無主義的脫口秀。晉政權的南遷，也把這種腐朽透頂的士族文化全部移植到江南。不過西晉王朝帶到南方的大量的勞動人手，又極大地促進了南部中國的經濟開發與社會發展。

兩晉之際這次人口事件的一個特點，是南遷者往往是以整個家族為單位一起行動的。這裏所謂“家族”不僅是我們通常所指的擁有血緣關係的血親成員集體。當時，大大小小的貴族家庭所擁有的莊園裏，還有許多依附勞動者以及他們的家庭，這些依附勞動者被稱為賓客、鄉黨(也就是同鄉、鄉親等)。

像這樣壟斷了大片山水田地的大莊園，當時遍布全國各地。莊園裏“奴婢千指，徒附萬計”(“奴婢”指家內的服務人員，千指是說他們總共有一千根手指，也就是奴婢有百人之多；“徒附”是指在田野裏生產的勞動力，他們的手指要以萬計，也就是有千人之多)。這些奴婢、徒附都是不能自由離開莊園的附庸勞動者，社會地位有點類似農奴。所以他們隻能毫無自主選擇地跟隨主人一起往南搬遷。南遷的散戶後來也往往被有權有勢的莊園主兼並。

像這樣集體遷徙的結果，就是北方某個地方的人口，大都相當集中地全體落腳在南方的某一個地方，聚族而居，不改籍貫。南下初期，許多北方移民還有“旋返之期”(也就是很快就會北歸原籍的希望)。東晉和南朝前期政府把這些外來僑民單獨編組起來，設立一個與他們故鄉同名的政區單位來安置他們，稱為“僑置州郡”，與其所在地的土著民戶分開管理。隸屬於這些設置在南方、卻又以北方政區名稱命名的僑置州、郡、縣裏的戶口，稱為僑戶。僑戶可以不納或少納國家賦役。真正受惠於這項政策的，當然就是一般僑戶所依附的士族莊園主。

隨著時間的推移，北來人口在南方都已經安居樂業，埋葬祖宗的墳頭也多柏樹成行。因此從東晉末葉到南朝宋齊，政府又不斷推行改“僑置”為“土斷”的政策，大批“流寓”(也就是暫時寄居他鄉)的郡縣陸續被取消，合並到當地原有的政區中。北方移民的正式身份就這樣逐漸消失，他們都融合到南方的編戶中間。

正是由於東晉安置北方流民的僑置州郡這種特殊製度，專家們才有可能根據有關記載，推算出這次人口南流的大致規模。在永嘉之亂至晉朝統治集團南遷以後的一個半世紀裏，從北方各地遷往南方的流民人數至少有90萬之多，占西晉時北方人口的約1/8，占南朝劉宋人口的1/6。這些人不是均勻地散布到南方各地的。從北麵南下的人口，隻要往南走到有空地可以立足的地方，自然就沒有必要再繼續往南行進。結果他們大都沉澱在淮水以南，太湖、鄱陽湖、洞庭湖以北地區，以及從秦嶺南至成都這片土地上。尤其是在今天江蘇和安徽一帶，屯集了北方南遷人口的大約一半之多，外來者的人數在這裏甚至超過了土著居民。

這樣大規模南遷的結果是，從今天的鎮江、南京直到蕪湖一帶，這裏從古漢語的古吳語流行區逐漸轉變為僑民們所說的北方方言區。南北漢語方音的不同，成為當時漢語不同方音的許多差別中最容易辨別的一個特征。所以成書於公元6世紀下半葉的《顏氏家訓》說，有兩個標準可以核定或者確立語音的正確與否。一種是南渡前的洛陽口音，一種是南渡後的金陵口音。因為南遷士族的政治與社會地位都要高於當地的士族，所以洛陽口音在當時被譽為來自中原的“雅音”，也就是被認為是標準的語音，相當於今天的普通話。

北方音隨流民南下的範圍，這時候甚至已經到達浙江的南部。唐朝有人寫詩說，“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語出張籍《永嘉行》)。這裏所謂的晉語，大概是指西晉移民帶去的洛陽的“雅音”而言。

北方人口南渡給南方的經濟帶來什麽樣的影響呢？大批南渡的北方人口對南方生產的開發，非常突出地表現在太湖流域的農業經營方麵。太湖其實像一口扁平的淺底鍋，很難盛得住水。長江在洪汛期間，江水多通過在蕪湖附近分出的一條支流，向東直瀉太湖，然後再從它的東南沿岸溢出太湖，經由吳淞江注入東海。

當時的吳淞江寬闊“可敵千浦”，意思是說它的寬闊比得上數百條小河。它是感潮河流，海水容易倒灌進來，從而抑製出海水流的流速，導致江水夾帶的泥沙大量淤積而泛濫。所以太湖的東南，也就是明清中國最富饒的魚米之鄉，當年近乎一片澤國。人隻能待在地勢較高的丘陵山地，望著泛濫的河灘和水底下的土地無可奈何。

古人開發太湖流域的努力，從春秋到兩漢、孫吳一直在持續，到東晉和南朝，築堤疏水的活動加劇。那時候的堤壩，是把上萬畝土地圍入其中的大堤壩，堤外是河道，堤內通過排幹積水，在地勢較高的地方逐漸形成大片墾田。

到南朝後期，太湖東南到杭州灣南部的所謂“三吳”[8]已變成重要的糧食產區，可以做到“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三吳有一年豐收，周圍若幹個郡，就可以免於糧食短少的憂患)。今天江蘇省常熟縣的縣名，意思是常年能有好收成，正是在那時被命名的。當然在長江流域以南，情況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觀，仍有很多地方在從事火耕水耨的粗放農業，也就是先在收割後的農田裏放火，然後灌水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