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補說元規則

“元規則”這個詞，我在傑弗裏·布倫南和詹姆斯·M·布坎南的《規則之理：憲政經濟學》中初次看到 [1]，英文原文是“meta-rules”，用以稱呼那些決定或選擇規則的規則，位於更高和更抽象層次的規則。這種區分，讓我感覺眼睛一亮。

我家最厚的英文工具書是《英漢辭海》，裏邊查不到這個詞。大概杜撰不久，尚未流行。根據前綴meta-的通常譯法，這個詞可以譯為“元規則”。元是初始、首要和根本的意思。

元規則的具體內容是什麽？在《規則之理》第七章中，布倫南和布坎南先生談到了正義性，談到了同意的廣度和強度，還談到了多數原則。作為生活在民主憲政國家的公民，他們這麽說當然不錯，但在我這個遙遠的讀者看來，卻句句別扭，滿心抵觸，鬧得幾乎讀不下去。中國曆史清晰而強悍地告訴我：事實根本就不是那麽回事。他們不對。他們的說法，隻有加上苛刻的限製條件之後才是對的。

我留心看過《大明律》的製訂過程，也留意過明朝初年更高級別的法規《大誥》如何製訂，如何實施，如何失而複行，又如何架空撤消。製訂《大明律》的時候，幾個大儒參照唐朝的法律，一條一條地修訂，一條一條地草擬，朱元璋又一條一條地品評，修改，改了又改，最後立為天下法。但是皇帝本人並不遵行，另外編撰了一套個人色彩濃重的嚴刑苛法《大誥》。朱元璋死後，他的孫子即位，放棄了《大誥》，隨後被自己的叔叔打敗，奪了帝位。新皇帝上台，又恢複了《大誥》。在這些來回折騰中，決定和選擇法規的規則變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在晚清的頻繁變法中，這條元規則再次清晰地顯露出來：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無論勝利者是洋人還是女人。

那麽，正義在什麽地方呢？多數同意又在什麽地方呢？是不是可以說，正義就在草擬法規的大儒的心裏，就在審定法規草案的皇帝的心裏？皇帝得了天下，意味著他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而多數人所以擁護他，又因為他代表了正義？

這種回答拐了個彎，已經不是針對規則製訂所遵循的規則和程序了。而且，拐彎後的答案依然成問題。成吉思汗的鐵騎踐踏了歐亞大陸，生殺予奪，隨心所欲，隻是因為他掌握了最強的暴力，與常規意義上的正義和同意並不搭界。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到處立法，充分體現了人類曆史上的元規則：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

更進一步說，什麽叫正義？正義又是如何決定的？儒家教義被賦予宣示正義的正統地位，這本身也是暴力最強者的選擇。

打下江山之後，朱元璋曾經審查儒家經典，他讀到孟子的一句話：“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句話強調了社會關係中正義的交互性，並無不妥。但是，朱元璋正是一個“視臣如土芥”的君主，他怒道：“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朱元璋下令撤消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資格，同時下令，有為此而諫者，以大不敬論。[2]後來，皇帝又命令儒臣重編《孟子》，刪去85條，被刪除的都是一些強調民比君更重要的文字。明朝科舉考試，用的就是刪改後的《孟子節文》。

再往遠說，在中華帝國的源頭處，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體現了暴力最強者對正義觀念的選擇權。細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他勸皇帝獨尊儒術的基本邏輯，就是強調儒術合乎皇家的根本利益，如此選擇對皇帝有利，對天下有利，不如此將重蹈秦朝的覆轍，等等。

即使漢武帝做出了獨尊儒術的決定，在實際操作中，他的孫子漢宣帝也非常明白地訓誡自己的兒子：“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依然把儒家的王道當作次要的統治手段和裝飾，並不全心服從。[3]

或許根本不必尋找曆史證據。簡單的邏輯可以告訴我們，在發生爭執的時候，如果在肉體上消滅對手很合算，那麽，隻要拔出刀來，問對手想死想活，任何爭執都不難解決，任何意見都不難統一。暴力可以壓倒所有規則，反之則不然。

這種邏輯所蘊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選規則的時候，擁有讓對手得不償失的傷害能力的一方，擁有否決權。死亡是最徹底的損失，所以，暴力最強者擁有最高否決權。

總之，邏輯和曆史經驗共同告訴我們：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決定各種規則的元規則。暴力最強者的選擇，體現了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對正義的追求。暴力最強者甚至可以選擇並修改正義觀念本身。當然，平民並非不重要。在長時段上，平民的選擇和對策，從熱烈擁護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懶到揭竿而起，可以決定暴力競爭勝利者的選擇的成本和收益，決定選擇者的興亡榮辱，從而間接地影響統治者對法規的選擇，間接地影響正義觀念和統治者對正義觀念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