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聖經·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節
還有其他人挨鞭子，但少之又少。亨德裏克是我們團上唯一被軍事法庭判鞭刑的人，另外幾個屬於行政懲罰，例如我，而且，鞭刑需要一路向上呈報到團長——隱諱點說，這是下級指揮官覺得很不樂意的事。即使到團長那裏，馬洛伊少校也更有可能把那人踢出去，勒令退伍，而不是下令豎起鞭刑柱。從某方麵來看，行政懲罰鞭打可說是一種最輕微的讚美，意味著你的上級認為還有些微可能，你也許有最終能成為軍人、成為公民的那種性格，雖然目前看來不太可能。
受到最大限度行政懲罰的隻有我一個，其他人都沒挨超過三鞭。沒有人像我這麽驚險，差點兒回去當平民，但仍然勉強過關。這算是某種社會“殊榮”，隻是我可不推薦。
但我們有另一件案子，比起我或亨德裏克的情況嚴重多了——非常令人作嘔的案件。這一次，他們豎起了絞刑架。
等一等，先講清楚，這件案子其實不關陸軍的事。犯罪地點並不在柯裏營，而接受這小子進入機動步兵的分派官應該繳回軍服。
我們抵達柯裏營的兩天後，他就逃跑了。當然很荒唐，但這件案子一點道理都沒有——他為什麽不放棄服役就好呢？逃兵當然屬於“墜機三十一條”其中一條，但陸軍不會為了這種事動用死刑，除非有特殊情況，例如“敵前”或其他嚴重的事，使得原本很不正規的退訓方式演變成某種不能視而不見的事。
陸軍並不想花力氣尋找逃兵，把他們抓回來。這麽做絲毫沒有意義。我們都是誌願者；我們成為機動步兵是因為我們想要，我們以身為機動步兵為榮，機動步兵也以我們為榮。倘若一個人不是從頭到腳都有那樣的感覺，那麽麻煩開始的時候，我可不想要他在我旁邊。如果我受了傷，我希望身邊的人會救我，因為他們是機動步兵，而我也是機動步兵，對他們來說，我的命就像他們自己的命一樣重要。我不想要任何虛有其表的軍人，拖拖拉拉，遇到情況不妙就開溜。與其有個正在調治“征兵症候群”的半吊子軍人在我的側翼，缺員反而安全得多。所以如果他們要跑，就讓他們跑；抓他們回來根本是浪費時間與金錢。
當然，大多數的人確實會回來，雖然可能經過了好幾年——在這種情況下，陸軍並不會判他們絞刑，隻會不耐煩地讓他們挨五十鞭，就放他們走了。其他人不是公民就是合法居民，我想，逃亡者的精神肯定受到很大的折磨——即使警察並沒有想要追捕他們。“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他們肯定越來越抵擋不住自首、受罰、再次輕鬆呼吸的**。
但這小子沒有自首。他消失了四個月，我懷疑他自己的連是不是還記得他，因為他在連上的時間隻有兩天；他大概隻是一個沒有臉孔的姓名，日複一日，早點名集合的時候，都必須報告“迪林傑，無故不到”。
然後，他殺了一個小女孩。
他受到當地法庭的審判並定罪，但身份查核顯示他是未除役的軍人，必須通知相關部門。我們的指揮官立刻介入，他們把他還給我們，因為軍法管轄權優先於民法。
將軍何必這麽費事呢？為什麽不讓當地的司法官去做呢？
為了“給我們一個教訓”嗎？
完全不是。我相當確定，將軍不會認為他的小夥子們有誰需要這麽令人作嘔的教訓，才會懂得不殺害小女孩。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他願意饒過我們的眼睛——倘若可能的話。
我們確實學到了教訓。雖然當時沒有人提起，而這需要很長時間才會牢記，直到這成為第二天性：
機動步兵自己照料自己——無論好事壞事。
迪林傑屬於我們，他仍然在我們的名冊上。即使我們不想要他，即使我們從來不該收他，即使我們樂意否認他，他仍然是本團的一員。我們不能置之不理，任憑千裏外的治安官處置。如果不得已，一個男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會親自射殺他養的狗，但不會雇用可能誤事的代理人。
團部的記錄說迪林傑是我們的人，所以我們有責任照料他。
那天晚上，樂隊演奏著《給無人哀悼者的挽歌》，我們慢行軍走到閱兵場，一分鍾六十拍(習慣了一分鍾一百四十拍之後，實在很難保持步伐)。然後，迪林傑被押著出來，穿著跟我們一樣的機動步兵軍禮服，樂隊開始演奏《丹尼·迪弗》，他們拔掉代表部隊的每一件衣飾，甚至紐扣、帽子，隻剩下栗色與淡藍色衣褲，這不能算製服了。細碎的鼓聲持續敲著，直到一切結束。
我們通過閱兵台，小跑回到連上。我想，當時沒有任何人昏倒，我也認為沒有誰身體不適，雖然那天晚餐，大多數人都沒吃多少東西，而且我從來沒聽過食堂帳篷那麽安靜。可是，雖然令人毛骨悚然(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死亡，我們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卻不像亨德裏克的鞭打那麽令人震驚——我的意思是，你不可能設想自己處於迪林傑的立場，你不會有任何“這種事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的感覺。姑且不論逃兵這項法律問題，迪林傑至少犯下四條死罪；即使他的受害者活著，也還有另外三條——綁架、勒索、刑事過失，任何一條都足以讓他上絞刑架。
我對他沒有任何同情，至今仍然沒有。“理解一切就是寬恕一切”，這句老話根本是胡說八道。有些事情，你理解得越多，你就會越憎惡。我的同情要留給我從來沒見過的芭芭拉·安妮·恩瑟韋特，以及再也見不到小女兒的父母。
那天晚上，軍樂隊收好各人的樂器，我們開始用三十天時間哀悼芭芭拉，也哀悼我們的恥辱。我們的軍旗披上黑布，閱兵沒有軍樂，訓練行軍途中也不唱軍歌。我前後隻聽過一次抱怨，另一名新兵立刻問他，是不是想要全套的痛揍？當然，這不是我們的錯——但我們的任務是保護小女孩，不是殺害她們。我們的團蒙羞了，我們必須洗清汙名。我們蒙受恥辱，我們感覺恥辱。
那天夜裏，我試著想明白，怎樣才可能防止這種事。當然，這種事如今幾乎不會發生——但即使一次也嫌太多。我一直沒有想到滿意的答案。這個迪林傑——他看起來和其他人一樣，他的行為與記錄也不可能太怪異，否則當初根本不會來到柯裏營。我想，他是書上說的那種有病態性格的人，但沒有辦法看出來。
嗯，如果無法阻止悲劇，隻有一個確實的方法能避免它再次發生。我們用了這種方法。
如果迪林傑當時明白自己在做什麽(這似乎不可思議)，那麽現在他麵對了應有的結局……隻不過似乎很遺憾，他受到的苦比不上小芭芭拉·安妮受的那麽多——他幾乎沒受到什麽苦。
但是假設，因為這似乎更有可能，他是那麽瘋狂，以致根本沒有察覺自己做錯了什麽，那又怎麽樣呢？
嗯，我們會射殺瘋狗，不是嗎？
是的，但那樣的瘋狂是一種病……
我隻看得出兩種可能。一種是不可能讓他改善——假若是那樣，他不如死掉算了，對他自己還比較好，對其他人的安全也比較好；另一種可能是治療他，使他心智正常。在這種情況下(在我看來)，如果有一天他能有正常的心智，足以進入文明社會……想到他以前“有病”的時候做了什麽事——除了自殺，他還能有什麽選擇？他怎麽能活著麵對自己呢？
再假設他還沒治愈就逃脫，又犯了同樣的事，然後可能一犯再犯呢？你要怎麽對痛失愛女的父母解釋？更何況他還有前科呢。
我隻能想到一個答案。我突然回想起我們在曆史與道德哲學課堂上的一次討論。杜波依斯先生正在談北美共和國解體之前的混亂，那是20世紀的事。據他說，有一段時間，像迪林傑案那樣的犯罪，就像鬥毆一樣常見，後來才大幅減少。“恐怖時期”不隻在北美洲——俄羅斯、不列顛群島等地也有。但最嚴重的情況是在北美洲，共和國解體之前不久的那段時間。
“守法的人，”杜波依斯告訴我們，“夜間幾乎不敢走進公園。這等於是冒著受到攻擊的風險，狼群似的少年手持鐵鏈、刀、土製槍、棍棒……碰上了至少會受傷，肯定會遭搶劫，有可能終身傷殘——或者甚至被殺害。這種情形持續多年，直到俄英美同盟與大秦霸權之間的戰爭。謀殺、毒癮、竊盜、毆打、破壞財物，都是司空見慣的事。危險的地方不是隻有公園——這些事也發生在光天化日下的大街上、校園內，甚至在教室裏。但公園很不安全的惡名已是人盡皆知，正直的人在天黑之後不會靠近。”
我曾經試著想象這種事發生在我們學校——根本想象不出來。也無法想象會發生在我們的公園。公園是歡樂的地方，不是受傷的地方。至於被殺害……“杜波依斯先生，難道他們沒有警察嗎？或是法庭呢？”
“他們有很多警察，比我們多太多了，也有更多的法庭，全都工作過勞。”
“我想不明白。”如果我們的城市有個少年做了壞事，哪怕隻有一半壞……那麽，他和他的父親會站在一起挨鞭子。可是，這種事根本不會發生。
然後，杜波依斯先生要求我“定義‘少年犯’”。
“呃，那樣的……那些打人的孩子。”
“錯!”
“嗯？可是，書上說……”
“我道歉。你們的教科書確實是這麽說。但是，把尾巴叫作腿，也不會把尾巴變成腿。‘少年犯’是一個矛盾的名詞，一方麵暗示他們的問題，另一方麵又苦無解決之道。你養過小狗嗎？”
“養過。”
“你有沒有教它學習家裏的規矩？”
“呃……有，後來教了。”就是因為我做得太慢，才會導致我母親定下規矩：狗絕對不能進屋。
“啊，對，你的小狗犯錯的時候，你生氣嗎？”
“什麽？哎呀，它又不懂事。它隻是一隻小狗。”
“你怎麽做的呢？”
“哎呀，我會責罵它，揪著它指出錯誤，還會打它屁股。”
“它肯定聽不懂你說的話吧？”
“不懂，但它能知道我對它很生氣!”
“可是，你剛才說，你並不生氣。”
杜波依斯先生有一種做法很令人惱怒，就是喜歡把人搞糊塗。“對，但我必須讓它認為我生氣。它必須學習，不是嗎？”我回複道。
“確實。可是，既然已經清楚地讓它知道你不喜歡它犯錯，你又怎麽狠得下心打它屁股呢？你說這隻可憐的小獸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然而，你造成了痛苦。請證明你有正當的理由!難道你是虐待狂嗎？”
我當時還不曉得“虐待狂”是什麽——但我了解幼犬：“杜波依斯先生，你非得這麽做不可!你責罵它，這樣它才會知道自己惹了麻煩；你揪著它認清錯誤，它才會知道你指的是什麽麻煩；你打它屁股，這樣它才不會再犯——而且你必須馬上做!如果事後再懲罰它，一點用處都沒有，隻會使它更糊塗。即便如此，它也不會一次就能學到教訓，所以你要注意，抓到它再犯，就要更嚴厲地懲罰。不久，它就會學到了。但如果隻是罵它，就是浪費口舌而已。”然後我又說：“我猜你從來沒養過小狗。”
“多了!我現在就在養一隻臘腸狗——用你的方法。我們再回來談那些少年犯。最狠毒的那些，平均年齡比你們這班的同學還要小一點……而且他們往往從更小的時候就開始了無法無天的生涯。千萬別忘記那隻小狗的例子。這些孩子常常被抓，警察每天都是一批一批逮捕。有責備他們嗎？有，往往相當嚴厲。有沒有揪著他們指出錯誤？很少。新聞機構與官員通常會將他們的姓名保密——很多地方的法律對十八歲以下的犯罪者有這樣的規定。他們有被打屁股嗎？確實沒有!許多犯罪者從小就沒被打屁股；當時的人普遍相信，打屁股，或是任何涉及疼痛的懲罰，對兒童會造成永久的心理傷害。”
(回想起來，我父親肯定從來沒聽過那個理論。)
“校內體罰是法律禁止的行為。”他繼續說，“隻有德拉瓦這個小省份，立法將鞭打納入法庭判決的合法課刑，但也隻有少數幾項犯罪適用，而且很少行使。這被視為‘殘忍且不尋常的刑罰’。”杜波依斯好像把內心的沉思講了出來：“我不能理解何以要反對‘殘忍且不尋常’的刑罰。雖然法官的立意應該是仁慈的，但他的裁決應該導致罪犯受苦，否則等於沒有懲罰——而疼痛是由幾百萬年的演化建立在我們身上的基本機製，當我們的生存受到威脅時就發出警告，用意是保護我們。為什麽社會不肯使用這麽高度完善的生存機製呢？然而，那個時期充滿了科學時代之前的偽心理學胡扯。
“至於‘不尋常’，懲罰當然要不尋常，否則根本沒用。”然後，他又用殘肢指著另一個男生：“如果有一隻幼犬，每小時就挨一次打，那會怎麽樣呢？”
“呃……可能會把它逼瘋!”
“很有可能。這樣當然教不會它任何事。自從本校的校長上次不得不體罰學生，到現在過了多久？”
“呃，我不確定，兩年左右吧。那個孩子偷了……”
“無所謂，夠久了。意思就是那樣的懲罰很不尋常，因此顯得重要，可以阻遏，可以導正。再回到這些少年犯罪者……他們可能年幼時期沒有被打過屁股，也確實不曾因為犯的罪而挨鞭子。一般的程序是，對於初犯，就是一個警告——責備一頓，往往不會送上法庭。幾次再犯之後，就會判監禁，但通常是緩刑，將未成年人交付保護管束。一個少年可能被逮捕很多次，判決定罪好幾次之後，才會受到懲罰——也就隻是監禁，跟像他那樣的人關在一起，從他們身上，他會學到更多犯罪習慣。即使是那種溫和的懲罰，如果他在監禁期間沒惹上大麻煩，他還能逃過一大半的刑期——當時的行話叫作‘假釋’。
“這種不可思議的循環可能持續好幾年，他犯案的頻率增加，也越來越惡性、重大，除了偶有單調沉悶但還算舒適的監禁之外，沒有任何懲罰。然後，突然間，根據法律，通常是年滿十八歲的時候，這個所謂的‘少年犯’變成了成年犯——有時候結局就是隻剩幾星期或幾個月，在死囚室等候處決，因為他犯了謀殺罪。你……”
他又挑了我出來。“假設你隻是責罵你的幼犬，卻從來不曾懲罰它，放任它繼續在屋裏製造髒亂，偶爾把它關在屋外的棚舍，但很快又讓它回到屋裏，隻是警告它不能再做壞事。然後，有一天，你注意到它已經是成年犬，卻仍然沒有學到家裏的規矩——於是你掏出槍來，把它打死。請說，你有什麽看法？”他問道。
“哎呀……我從來沒聽過誰用這麽瘋狂的方式養狗!”
“我同意。或是養小孩。那會是誰的錯呢？”
“呃……哎呀，我猜是我的錯。”
“我再次同意，但我可不是猜的。”
“杜波依斯先生，”有個女生忍不住問，“可是，為什麽？為什麽他們不在必要的時候就打小孩屁股，而對年紀稍長、該受懲罰的人，施以適當劑量的鞭打呢——他們不會忘記那種教訓!我的意思是，對付那些做了真正嚴重壞事的人，為什麽不這麽做呢？”
“我不清楚，”他嚴肅地回答，“隻知道那是個經過時間考驗的方法——將社會美德與守法重紀灌輸到少年人心裏，然而某個偽專業階級並不買賬。他們自稱‘社會工作者’，或是有時自稱‘兒童心理學家’，其實他們還沒建立科學方法。那個方法對他們而言顯然是太簡單了，因為任何人都能做到，隻要有訓練幼犬所需的耐心與堅定。我有時候也在納悶，他們是不是對混亂有某種既得利益——但這不太可能；成年人無論行為如何，幾乎總是根據有意識的‘最高動機’采取行動。”
“可是……老天爺!”那個女生回答，“凡是小孩都不喜歡挨打，我也一樣，可是我需要受到教訓的時候，我媽媽就會動手。我隻有一次在學校受到懲罰，回家之後，我又挨了一頓——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我想我以後應該不會被押到法官前麵，被判鞭刑；你隻要行為檢點，就不會發生那樣的事。我覺得我們的體製沒有什麽不對；比起不能走到戶外，害怕自己沒命，這樣好太多了——哎呀，那實在很可怕!”
“我同意。小姐，那些立意良善的人所做的事造成非常悲慘的錯誤，雖然他們自以為在做好事。對於道德，他們沒有任何科學理論。他們確實有道德的理論，而且試圖靠此生活(我不應該嘲笑他們的動機)，但他們的理論錯了——半是頭腦不清的一廂情願，半是強行合理化的不懂裝懂。他們越認真，就會偏離得越遠。你知道的，他們以為‘人’擁有道德本能。”
“老師？可是，我以為……可是，人確實有呀!我就有。”
“不，親愛的同學，你有一種被培養出來的良心，最謹慎訓練養成的那一種。人沒有任何道德本能，並不是生來就有道德感。你生來沒有，我生來沒有——幼犬生來也沒有。我們有機會通過訓練、經驗，以及心智的辛勞而習得道德感。這些不幸的少年犯生來沒有，就像你我一樣，但他們沒有機會習得一丁點兒，那是因為他們的經曆沒有給他們機會。‘道德感’是什麽？是求生本能的一種精進。求生的本能是人類的天性，我們品格的每一方麵都起源於此。凡是與生存本能矛盾的事物，遲早會起作用消滅此一個體，因此不會在後代身上出現。這項真理能用數學證明，無論何處皆能核實；隻有這一條永恒的指導原則，控製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
“但是，求生的本能，”他繼續說，“可以培養成為更微妙，而且複雜得多的動機，遠超越個體要活下去那種盲目、野蠻的衝動。小姐，你說的‘道德本能’名稱錯了，這是你的長輩灌輸給你的，那個真理是，比起你個人的生存，群體的生存可能有更強的指導原則。例如，你家人的生存；子女的生存——等到你有子女的時候；國家的生存，如果你費勁攀登到那麽高的話；也許還能繼續往上。可經過科學驗證的道德理論，必須根植於個體的求生本能——別的地方都不行——而且必須正確描述生存的層級架構，注意到各層級的動機，並且解決所有的矛盾。
“我們現在有這樣的理論，以為我們能在任何層級解決任何道德問題。包括私利、對家人的愛、對國家的義務、對人類的責任——我們甚至建構了某種精確的倫理規範，用在人類以外的關係上。但所有的道德問題，都能通過一句引述有誤的話來說明：‘母貓至死保護幼貓，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一旦你懂得那隻貓麵對的問題，以及它如何解決問題，你就會準備好檢視自己，明白你在道德的階梯上有能力爬到多高。
“這些少年犯隻達到低水平。出生就隻有求生的本能，他們達到的最高道德規範，是某種靠不住的忠誠，忠於某個同儕團體、某個街頭幫派。可是，那些所謂的改良者試圖‘喚起他們善良的本性’，要‘感動他們’，要‘激發他們的道德感’。一派胡言!他們沒有任何‘善良的本性’；他們從經驗中學習，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是生存之道。幼犬從來不曾受到打屁股的懲罰，因此它做的高興且成功的事肯定符合‘道德’。
“一切道德的基礎都是責任，這個概念對於群體的關係，等同自我利益對於個人的關係。沒有人對這些孩子講解責任，用他們能了解的方式——也就是打屁股。但是，他們所在的社會，卻一直不停在講他們的‘權利’。
“結果應該可以預測，因為人類沒有任何性質的天賦人權。”
杜波依斯先生停頓了一下，有人上鉤了。“老師，那麽，‘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呢？”
“啊，是的，那些‘不可剝奪的權利’。每年都有人引述那個華麗的詩句。生命？一個在太平洋溺水的人，他的生命有什麽‘權利’？海洋不會聽到他的哭喊。倘若有人必須為了救子女而死，他的生命有什麽‘權利’？倘若他決定救自己的生命，他這麽做是為了‘權利’嗎？倘若有兩個人在挨餓，同類相食是避免死亡的唯一選擇，哪一個人的權利‘不可剝奪’呢？這又是‘權利’嗎？至於自由，在那份偉大的文件上簽名的幾個英雄，承諾用他們的生命去買自由。自由並非不可剝奪——必要時常用愛國者的鮮血去買，否則總是會消失。在前人發明出來的各種所謂‘天賦人權’當中，自由是最不可能廉價的那種，而且永遠不是免費的。
“第三個‘權利’呢？——‘追求幸福’嗎？確實是不可剝奪，但它並不是權利。這隻是一個普遍的情況，暴君無法奪走，愛國者也無法歸還。將我打入地牢、架上火刑台，或是加冕為萬王之王，隻要我的大腦活著，我就能‘追求幸福’——但無論是諸神還是聖徒、智者還是靈藥，都不能保證我會抓到幸福。”
然後，杜波依斯先生轉身看我。“我之前告訴各位，‘少年犯’是矛盾的詞。這裏的‘犯’其實意味著‘過失’，也就是未能善盡責任。但責任是成年人的美德——事實上，是他習得了對責任的認識，並且接受了這比他生來就有的自私之愛更珍貴，此時，也唯有此時，少年才會變為成年人。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會有所謂的‘少年犯’。但是，每一個少年犯背後總是有一個或多個成年犯——這些人達到成熟年齡，卻不知道自己的本分，或是知道了卻沒有盡責。
“這正是罩門，破壞了在許多方麵值得讚美的文化。在街頭遊**的小流氓隻是症狀，代表有更嚴重的疾病；他們的公民(人人都算)頌揚他們對‘權利’的迷思……卻忘記了自己的責任。體製如此的國家，不可能長久。”
我不曉得杜波依斯中校會將迪林傑歸到哪一類。他是你不得不除掉，卻值得憐憫的少年犯嗎？或者是隻配受人唾棄的成年犯呢？
我不知道，我永遠不會知道。我隻確定一件事，就是他再也不會殺死任何小女孩。
這樣我就滿意了。我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