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870—1915年的意大利：政治和社會
阿德裏安·萊特爾頓
教會、國家和社會
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奪取羅馬，新意大利搖搖欲墜的威信得以鞏固，議會政府的權力也在無形中得到加強。維克托·伊曼紐爾二世曾想與法國結盟，與普魯士作戰，但平民內閣阻止了他。法國人撤離羅馬，政府的政治路線得到維護，國王的陰謀企圖得到遏製。另一方麵，隨著馬誌尼共和黨追隨者失去了他們最響亮的號召(“與羅馬共存亡!”)，君主製麵臨的威脅有所減弱。馬誌尼本人於1872年去世，他對自己苦心經營的新意大利深感失望。
然而從長遠來看，奪取羅馬也引發了諸多問題。新意大利王國和教皇和解的希望徹底破滅。1871年的《保障法》賦予教皇許多主權權力。派往梵蒂岡的使節享有完全的外交地位。但《保障法》並不具有條約的效力；它是意大利國家內部法律，可以修改或廢除。對教皇來說，任何缺乏完整領土主權的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庇護九世宣稱基督和魔鬼之間不可能妥協，教皇的辯護者譴責意大利統一是反常和虛假的偽裝。麵對如此敵意，政府很難堅持加富爾“自由國家的自由教會”的理想。《保障法》是一項折中方案；它承認教會任命主教的自由，但允許政府批準他們的財產，在實踐中保留了否決權。
1870年7月，梵蒂岡大公會宣布“教皇無謬”原則，教會內部的自由反對派被鎮壓。1871年，梵蒂岡禁止天主教徒在議會選舉中投票。投票禁令實際上多被忽視，但影響之一是不可能在議會中組建天主教政黨。教會把自己排除在國家政治之外，致力於征服公民社會。這隻能通過平信徒的積極參與來實現。議會救助會成立於1874年，旨在協調當地天主教在教育和社會工作方麵的舉措。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一個密集的教區委員會網絡覆蓋了倫巴第和威內托，那裏始終是現代社會和政治天主教的中心地帶。施行強硬措施的目的是把天主教平信徒組織成獨立的亞文化，以反對自由國家及其原則。但他們並沒有代表所有活躍在政界的天主教徒。這種不參政的指示不適用於地方選舉，包括羅馬在內的許多重要城市開始由天主教和保守自由派組成的神職人員“溫和派聯盟”管理。天主教運動在南方的成功更為有限。主教們不讚成讓平信徒獨立，教區神職人員與當地地主精英關係緊密，不願意代表農民采取社會行動，平信徒繼續以更傳統的形式表達虔誠——朝聖、遊行，以及紀念守護神的節日。
與教會的衝突是自由統治階級孤立感的根源。它助長了防禦圍攻心態的發展。沒有神職人員的幫助，如何贏得群眾的忠誠？如何維護社會的穩定？意大利60%的人口依賴農業，對於農民和農場工人來說，新意大利國家帶來的好處有限，卻增加了不少困難，包括征兵、高稅收和地方政府對土地所有者的自由支配等方麵，甚至基礎教育支出也廣受指責，因為大多數農民指望孩子在田間勞動。1871年，意大利隻有31%的人口識字，在南部部分農村，這一比例低至5%。10年後，6歲至12歲的兒童中仍有43%沒有上過學。在這種情況下，神職人員往往是了解更廣闊世界的唯一信息來源。一位開明的右翼青年自由主義者西德尼·索尼諾寫道，教會是農民的悲慘生活中唯一的理想之光。國家侵占教會土地和財產，使農民的處境更加惡化。在一些土壤肥沃的地區，水果或葡萄酒利潤豐厚，少數富農從出售教會土地中獲益。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所有權的改變意味著更苛刻的租賃條件和更難以獲得的信貸。在意大利南部，市政府掠奪蒙蒂皮埃塔的資源(建立糧食銀行是為了以低利率向農民發放貸款)。
農業和工業(1870—1896年)
諸多證據表明，1870—1900年，意大利農村的生活水平普遍惡化。平均而言，農民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花在了食物上，還常常食不果腹。在意大利北部，主食是玉米粥(由玉米製成的玉米粉)，維生素缺乏導致人們患有嚴重的糙皮病，甚至精神錯亂和死亡。意大利南部沒有這樣的疾病，但在南部的許多地區，特別是沿海平原，瘧疾盛行。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以及隨之帶來的洪水使得瘧疾比以前傳播得更廣。據估計，每年有200萬人感染瘧疾，而在南方，瘧疾造成的死亡人數約占總死亡人數的四分之一。對南方和西西裏島社會狀況的第一次認真調查揭示了普遍存在的苦難和剝削。19世紀70至80年代是發現“真正意大利”的年代，而現實往往令人深感沮喪。阿齊尼委員會在議會對農業進行的重大調查中表明，意大利大多數地區的農業技術落後，改善速度緩慢。然而，隨著鐵路建設和自由貿易促進了出口生產和專業化，一些地區確實出現了繁榮。西西裏的阿普利亞葡萄酒生產商和橘子、檸檬種植戶都從中獲利。
即使是統一後最初幾十年的小幅發展也受到了來自19世紀80年代農業危機的威脅，小麥和其他主要農產品價格下降，消費者從中受益，但隨著土地所有者和農民的利潤消失，失業率不斷攀升。危機根源在於運費的降低，北美和阿根廷的農產品湧入歐洲市場，但這也促進了大規模移民。19世紀70年代以前，隻有航海的利古裏亞人大量移居美洲。在農業蕭條的最初十年，北方，特別是威內托，許多人選擇移民。大多數人隻到法國、瑞士或德國這種距離近的地方。但是在1885年到1896年間，大量移民從北部地區來到美洲大陸，其中阿根廷和巴西是最受歡迎的目的地。
除了農民，大批意大利中產階級同樣在尋求財富。布宜諾斯艾利斯成為世界上意大利移民最多的城市之一。從意大利南部移民到美洲的人數增長更快：到19世紀90年代，所有越洋移民中有60%是南部人，而到了20世紀，這一比例上升到了70%。大多數南部移民去了美國。在移民中，男性人數大大超過女性，許多男性移民回國結婚或與他們留在意大利的家人團聚。移民給家庭的現金匯款是意大利經濟的重要來源。加上旅遊業收入，意大利得以彌補貿易逆差，購買工業化所需的原材料和機械。
19世紀80年代的危機摧毀了人們長期以來認為農業發展可能是未來繁榮關鍵的幻想。意大利第一屆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建設全國鐵路網：1861年至1870年間，鐵路長度幾乎增加了兩倍。但意大利工業基礎薄弱，無法從鐵路和鐵路車輛的需求中獲利。1876年以後，左派政府更加支持工業發展的需求。皮埃蒙特和倫巴第紡織業發達，但該國最大、最現代化的工業公司是由羊毛製造商亞曆山德羅·羅西在威內托斯基奧創建的。羅西像管理一個小王國一樣管理著斯基奧，負責從城市規劃到教育和劇院的一切事物。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批評自由主義對社會問題的漠不關心，同時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關稅保護說客。大蕭條給羅西提供了與農業利益團體結盟的機會。精明的是，他支持意大利北部小麥和水稻種植者對進口產品征收高額關稅的要求。貿易保護主義聯盟的第三個成員是鋼鐵和重型工程行業的實業家，他們與棉、毛生產商和糧食生產商一道組成了貿易保護主義聯盟。
在鋼鐵時代，意大利龐大的商船隊麵臨著淘汰。主要集中在熱那亞及其周邊地區的船東和造船商成功向政府申請補貼，與政府簽訂協議，助其實現現代化。造船商最有力的論據是，造船業事關國防建設。他們找到了雄心勃勃的海軍部長貝尼代托·布林，與其結盟。布林是一位傑出的海軍工程師，他曾親自負責1876年下水的鐵甲戰艦“杜利奧”號的創新性設計，就連英國人也對其大炮尺寸和船體厚度印象深刻。1884年布林第二次出任海軍部長時，他著手一項建設計劃，幾乎將意大利艦隊的規模擴大了一倍，到1890年，意大利已成為世界上第三大海軍強國。據布林說，國家安全部門要求：船隻和鋼材都必須由意大利產生。布林在翁布裏亞南部的特尼讚助了一家大型鋼鐵廠的建設。特尼公司遠離海岸並缺乏足夠的鐵礦石供應，被選中是出於軍事原因而不是經濟原因，而該公司的生存仍然嚴重依賴於海軍合同。海軍工業隻占有意大利全部工業生產的一小部分，但其政治影響力不可小覷。
1881年至1888年間，工業生產以每年4.6%的速度增長，但這種增長建立在不穩固的財政和政治基礎之上。1887年實施保護主義關稅，與法國的新商業條約談判破裂。1880—1890年災難性的關稅戰導致意大利對法國的出口減少了一半，受其影響最大的是南部的葡萄酒、橄欖油和水果生產商。南方農業最具活力的部門出現倒退，而低效低產的糧食生產受到關稅的保護。即使是西西裏以外的大地主也不熱衷於這種保護，但他們比農民更容易適應新形勢。短期內，關稅也沒有給工業帶來預期收益。關稅戰爭間接在1889年引發了重大的金融危機。外資撤離，房地產市場衰退，導致銀行體係全麵崩潰，1893年底，意大利兩家主要商業銀行——意大利信貸銀行和興業銀行倒閉，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工業受到信貸短缺和國家開支被迫削減的沉重打擊，直到1896年生產一直停滯不前。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銀行業危機對政治體係的影響同樣嚴重。
左翼掌權：從德普雷蒂斯到克裏斯皮
1861年到1882年是意大利議會曆史上唯一一段兩黨製盛行的時期。選舉被視為左翼和右翼之間的較量，但實際上兩黨內部都存在嚴重分歧，尤其是地區分歧。右翼的主要弱點在南方，由北方人占多數的政府製定的中央集權和財政緊縮政策在南方始終不被接受。南方中產階級抱怨在稅收分配和公共開支分配方麵受到歧視。在1874年的選舉中，南方的慘敗使右派的多數優勢縮減到42席。1876年右翼倒台，當時一大批托斯卡納州議員反水，他們財政實力雄厚，投票反對政府將整個鐵路係統國有化的計劃。此前，羅馬拒絕就遷都問題賠償佛羅倫薩，已然令他們震怒。因此，區域和金融利益集團的反對導致了右翼的倒台。左翼的勝利也是專業中產階級對地主貴族的勝利。地主貴族往往鄙視積極的競選活動，相信自己繼承的影響力和社會聲望，而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律師階層將從政變成了第二職業。
1882年的選舉改革將選票權賦予所有有識字能力的人，選民人數增加了兩倍。但是議會左翼領導人阿戈斯蒂諾·德普雷蒂斯擔心改革會給激進的共和黨反對派帶來太大影響。他沒有利用改革鞏固左翼的優勢地位，而是選擇與馬爾科·明格蒂及溫和的右翼結盟。這就是著名的轉型的起源。當時普遍認為，各方之間過去的差別已經過時。然而，轉型很快成為腐敗妥協的同義詞。之前，左翼和右翼都傾向於加強地方政治團體，並設法在國家一級協調。轉型扭轉了這一趨勢。從此，多數派更多的是指政府層麵，而不是政黨層麵。這一變化並沒有像人們希望的那樣帶來一個強大團結的中心。多數派聯盟是鬆散的地方團體和個人團體的集合體，由讚助人和德普雷蒂斯的調解技巧維係在一起。19世紀80年代見證了反議會論戰的興盛。大多數批評家來自舊右翼，他們的觀點無疑受對自己失敗的怨恨所影響。但他們的批評具有實質性內容，明格蒂和西爾維奧·斯帕文塔抨擊黨派對司法和行政進行幹涉，年輕的西西裏知識分子、精英理論的創始人喬瓦尼·莫斯卡，揭露了“大選民”小派係決定候選人的選擇機製。然而，從日益增長的幻滅情緒中受益的並非右翼。對轉型的反感使得頑固的左派領袖弗朗西斯科·克裏斯皮在1887年接替了德普雷蒂斯。
西西裏人克裏斯皮與謹慎的德普雷蒂斯形成鮮明對比，他是雄辯、**和加裏波第愛國傳統的化身。他給政府帶來了新活力，他的第一屆政府推出一係列改革方案，令人印象深刻。國家獲得了管理公共衛生和慈善機構的新權力，對天主教慈善組織實施更嚴格的控製，既令社會改革者滿意，也滿足了反宗教人士的要求。國務委員會進行了改革，以製止行政濫用行為。為了配合1882年的全國普選改革，地方選民人數增加了一倍，市長首次由選舉產生，而不是由政府提名。然而，與此同時，省長對地方行政的控製得到加強，而地方行政對內政部長的依賴也得到加強。基層民主得到加強的同時，中央集權也在逐步加強。進步的司法部長紮納德利推出新刑法法案，廢除死刑，減輕諸多刑罰，並確認了罷工權，但對協會的控製增強，警察拘留製度得到擴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自由主義的創新。
盡管克裏斯皮過去曾反對轉型，但他的勝利並沒能恢複兩黨製，而是強化了政府集團。1881年至1887年間，南方大力支持持不同政見的左翼反對派克裏斯皮和喬瓦尼·尼考特拉；1887年以後，南方成為所有政府官員的金庫，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南方代表們終於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他們充當中央政府和選民之間的調解人。對他們成功至關重要的是源源不斷的資助。此外，內政部長(通常也是總理)還有其他說服手段。他可以通過警察和省長直接幹預地方政治，調動政府官員和地方法官，製裁選舉舞弊，甚至直接恐嚇。不是選舉產生政府，而是政府操縱選舉。
在坎帕尼亞和西西裏島，政府候選人成功當選，往往得益於與卡莫拉或黑手黨等犯罪團夥結盟。在那不勒斯，由於一場由社會黨人主導的揭醜運動，卡莫拉對城市管理的影響在1900年後有所下降，黑手黨的邪惡權力卻完好無損。各國政府試圖用正統的警察方法鎮壓西西裏島的土匪，但由於缺乏依賴黑手黨保護的當地地主和知名人士的合作而沒有成功。相反，左派政府開始接受黑手黨，借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同時獲得選舉支持。黑手黨自己的非正式司法體係當然比國家的更有效，但代價也很高。戰爭前夕，西西裏阿格裏根托省的謀殺率是北方一些省份的30倍。作為保護地主的回報，黑手黨作為承租人和中間人，拿走了大部分利潤。他們繼續大規模組織盜牛。黑手黨對犯罪和社會秩序的態度本質上是矛盾的；他們是罪犯與警察、農民與地主之間的仲裁員，也是西西裏人反對政府幹涉的保護傘。
三國同盟和意大利殖民主義的開端
右翼政府出於平衡預算和鞏固意大利國際合法性的需要，采取了謹慎的外交政策，不做有約束力的承諾，不結盟。第一屆左翼政府沿襲了右翼的做法，但在1875年至1878年東部危機爆發後的動**時期，奉行中立政策變得更加困難。公眾輿論要求意大利分享其他強國獲得的利益，與法國爭奪在突尼斯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促使法國政府在1881年建立了保護國。法國占領突尼斯所引起的震動把意大利推入俾斯麥的懷抱。當左翼勢力覬覦特倫托和的裏雅斯特未被承認的領土，並仍然視奧匈帝國為主要敵人時，翁貝托國王卻極力促成了與兩位皇帝弗朗西斯·約瑟夫和威廉一世締結保守聯盟。1882年5月簽署的德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之間的協議，是轉型政治策略在外交政策上的體現。它把溫和的左翼從共和黨人和視奧匈帝國為敵人的領土收複主義者中分離出來，孤立了法蘭西共和國，鞏固了君主製的威望，並為軍隊的擴張開辟了道路。在接下來的四年裏，軍事開支增加了40%。盡管議會可以控製國內政策，但三國同盟允許君主得以重申憲法賦予的在外交和軍事事務上擁有的最終決定權。條約不必提交議會，三國同盟的條款仍然保密。
直到1881年，意大利政府一直認為殖民地是奢侈浪費，但在爭奪非洲的時代，不可能將公眾輿論與帝國主義狂熱隔離開來。在突尼斯之後，獲取殖民地似乎是平息民族主義情緒、確認意大利新強國地位的廉價方式。英國政府讚成意大利在東非建立殖民地作為對法國的製衡。1885年意大利占領了馬薩瓦港。當地軍事指揮部與埃塞俄比亞人發生了衝突，1887年1月，一支由500名意大利士兵組成的縱隊在多加利被殲滅。這場災難的影響可以與兩年前戈登在喀土穆之死對英國的影響相提並論。大屠殺激起意大利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對克裏斯皮上台起到決定性作用。多加利的重要性還在於，它讓意大利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國內腐敗的議會政府在國外的怯懦無能。
克裏斯皮放棄了共和主義，因為他開始相信君主製對意大利統一的不可或缺性。但他也知道，現有的君主製必須改革才能繼續維持。他不得不放棄其獨有的皮埃蒙特和貴族傳統，成為真正的意大利平民。克裏斯皮熱心倡導培養大眾對君主製的崇拜。正是他提議在萬神殿埋葬維克托·伊曼紐爾·伊勒。1884年，他攻擊德普雷蒂斯，因為後者在前往國王陵墓的大規模朝聖過程中設置了障礙。但在帝國主義時代，要在穩固的基礎上建立君主威信，還需要做得更多：海外擴張和展示軍事實力。
克裏斯皮下定決心，意大利不應再當三國聯盟中被動的次要夥伴。他加強了與德國的聯係，並於1888年簽署了一項軍事公約，根據該公約，意大利承諾向萊茵河派遣五個軍團，以防與法國和俄羅斯發生戰爭。克裏斯皮與俾斯麥的友好關係、咄咄逼人的言辭，以及布林的海軍建設計劃，共同將意大利與法國的緊張關係提升到了危險高度，後果非常嚴重。除了關稅戰和法國金融市場對意大利貸款的關閉之外，利奧十三世與第三共和國之間的和解再次引發了人們對法國幹涉羅馬問題的擔憂。同年，對意大利移民工人的排外情緒頻頻爆發，這激起了民眾的反法情緒，在1893年的艾格斯-莫特斯暴亂中達到**，八名意大利人在暴亂中喪生。
金融危機、銀行醜聞和克裏斯皮倒台
意大利軍費開支持續增長，政府遭受來自議會中左右兩翼越來越多的批評。保守派斯特凡諾·賈西尼抨擊克裏斯皮“狂妄自大”，而激進派抨擊稅收降低了民眾的生活水平。盡管左翼信守承諾，廢除了臭名昭著的麵粉加工稅，但消費稅卻大幅上漲。“無憂財政”導致了嚴重的預算赤字。金融問題最終導致克裏斯皮在1891年下台。而後，標榜節儉的異見右翼領袖、西西裏貴族迪·魯迪尼成立了新政府。但魯迪尼的經濟計劃因國王、戰爭部長和海軍部長拒絕同意削減軍費而失敗。曾以金融專家著稱的喬瓦尼·喬利蒂取代魯迪尼，成為新總理，引起一片嘩然。他的晉升得益於王室大臣、翁貝托國王的心腹謀士烏爾班·拉塔齊；喬利蒂，前官僚，是第一位沒參加過複興運動的總理，他也因此受到攻擊，也有人指責他是宮廷陰謀的產物。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他拒絕發表誇誇其談的愛國言論，常被指責缺乏理想。還有人批評他在1892年選舉中使用了特別強硬的手段來獲得多數席位。但喬利蒂遠非對手所描繪的是灰色官僚和腐敗的操縱者。他深信必須減輕群眾的痛苦和不滿：抑製非生產性支出，減輕稅收負擔，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組織采取更加寬容的態度。然而，最後一項政策在當時看來太超前了。
1893年，在社會黨領導下，西西裏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到了秋天，出現焚毀稅務機關等暴力行為，已經演變為徹底的革命。喬利蒂拒絕批準大規模鎮壓措施，使他在議會和宮廷失去支持。而後，他因為一些其他原因下台。銀行體係的危機引發了意大利政治史上的大醜聞，僅次於一百年後的“賄賂之城”醜聞案。地區利益阻礙了央行統一發行貨幣，印刷鈔票的權力由六家不同的銀行共同享有。議會的一項調查揭示，其中羅馬銀行的貨幣發行量超過了法律允許的發行量近100%，而且其中一大筆錢被用來賄賂政客和記者。作為在任總理，喬利蒂首當其衝受到醜聞的影響。幾乎可以肯定，他曾經利用該銀行來獲得支持，還把銀行行長塔隆戈提拔到了參議院。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893年12月重新掌權的克裏斯皮，牽連更深，更不光彩。與個人誠信無可置疑的喬利蒂不同，克裏斯皮直接接受羅馬銀行的錢來還債。
克裏斯皮新政府在國內迅速采取行動，對外大膽冒進。他立即宣布西西裏島戒嚴，並派遣4萬名士兵恢複秩序。他暗示，或許也相信，在這場劇變的背後有法國的陰謀，想要將西西裏島從意大利分割出去。公平地講，克裏斯皮不相信他能單靠鎮壓解決西西裏的問題。
他試圖推行一項重大的土地改革措施，以迫使大莊園的所有者授予農民長期租約。不出所料，改革遭到了地主的反對。1894年10月，克裏斯皮解散社會黨並逮捕了其代表。為了獲得更易於管理的選民，他剝奪了80多萬選民的選舉權，幾乎占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1894年底，當關於他與羅馬銀行有牽連的真相浮出水麵時，他下令眾議院休會，並將其關閉了5個月，之後才進行新的選舉。克裏斯皮毫不掩飾自己的信念，即意大利的議會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幾乎成功地將其簡化為行政絕對統治的表象。然而，議會的反對無法壓製，甚至內閣內部的異議也無法消除。他不得不寄希望於對外政策的成功。
克裏斯皮上台時承諾要為多加利的恥辱複仇。1889年，與埃塞俄比亞新皇帝梅內利克簽署了《烏切利條約》，意大利外交似乎取得了成功。意大利在1890年占領了更多領土，宣布厄立特裏亞殖民地正式建立。意大利聲稱該條約在整個埃塞俄比亞建立了一個保護國，這一點在阿姆哈拉語版本中故意沒有明確說明。梅內利克被欺騙激怒，於1893年拒絕簽署該條約。麵對外交上的失敗，克裏斯皮準備讓軍方放手。與此同時，保守黨財政部長索尼諾堅持要求限製開支。其結果是，軍隊缺乏必要的兵力和資源來克服被嚴重低估的埃塞俄比亞帝國的反擊。1896年3月1日，因進攻計劃不周，埃塞俄比亞龐大軍隊在阿杜瓦附近摧毀了17 000人的意大利軍隊。這是迄今為止殖民者在非洲遭受的最嚴重損失。克裏斯皮原以為國王會支持他，但麵對街頭的大規模示威和保守黨參議院的強烈反對，翁貝托決定讓他充當替罪羊。顯然，君主製已經嚴重削弱，其作用和前景成為未來四年意大利政治的中心主題。
意大利第一次在非洲建立帝國的努力遭到挫敗，因為當時國家財政危機嚴重，國家普遍貧困，無法大規模調動資源。同其他國家一樣，殖民主義是解決實際問題的神話。殖民主義宣傳的一個重要主題是殖民地可以吸收大量移民，這在南方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克裏斯皮宣稱，埃塞俄比亞將為“意大利眾多人口提供出處，而意大利人口現在流向了其他文明國家……卻沒有留在祖國”。開明的保守派利奧波多·弗朗切蒂試圖在厄立特裏亞推進農民殖民，以幫助減輕土地危機的壓力。但他的努力沒有得到殖民當局的支持，徹底失敗。在1890—1905年，有350萬意大利人移居國外，截至1905年，厄立特裏亞的意大利人口約為4000人，其中大多數是士兵及其家屬。
社會主義的興起
1871年馬誌尼對巴黎公社的譴責疏遠了許多年輕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了意大利“第一國際”，奉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原則。巴枯寧在1865年至1867年間一直住在那不勒斯，他認為土匪盛行顯示出意大利農民的革命潛力。然而，意大利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喚醒農民方麵並不比意大利複興運動的先驅成功。相反，他們在城市工匠中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特別是在羅馬涅、馬凱和托斯卡納。他們的起義失敗導致1878年後無政府主義的衰落，但無政府主義傳統一直延續，這些地區始終是革命社會主義和顛覆運動的溫床。
與此同時，工匠、工廠工人和部分農民通過互助會養成了組織的習慣，在溫和的自由派和馬誌尼派推動下，他們秉承自助原則，繳納最低限度的資金來支付葬禮和生病費用，組織夜校和閱覽室。截至19世 紀80年代，意大利工業化程度較高地區的互助會變得越發獨立，開始不滿資產階級的庇護。與此同時，皮埃蒙特阿爾卑斯山穀比埃拉的羊毛工人爆發了長期罷工。這些工人中有許多人擁有小塊土地，讓自由派感到不安的是，這並沒有使他們更加保守，反而提供了繼續抵抗的資本。以上的發展及選舉權的擴大，促進了“法律”社會主義和工會主義的傳播。前無政府主義者安德裏亞·科斯塔於1881年成立羅馬涅革命社會黨。盡管名字如此，但該黨反對暴動，讚成法律解決途徑。 1882年，科斯塔成為第一個當選議會議員的社會黨代表。在倫巴第，意大利工人黨於1885年從激進分子手中脫離出來，該黨排斥選舉政治，傾向於通過工會和罷工等經濟行為實現目標。它的綱領與英國工黨頗為相似，但不同的是，它缺乏一個強大且成熟的工會運動支持。該黨無法將其影響力擴大到倫巴第以外的地區，但由於農業蕭條，它在深入農村方麵取得了驚人的成功。1884—1885年，曼圖亞省爆發了第一次農業工人大罷工。政府對這一突如其來的事態發展感到震驚，試圖鎮壓工人黨。
政府鎮壓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工人階級領袖和富有同情心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在了一起，後者幫助工人階級宣傳事業，並在法庭上為其辯護。其中一位年輕的米蘭律師菲利波·圖拉蒂，帶頭組織了受社會主義綱領啟發的全國性政黨。意大利社會黨的成立時間通常可以追溯到1892年的熱那亞議會，盡管這個名字直到1895年才被采納。麵對“工黨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反對，圖拉蒂艱難地樹立起權威。但是，科斯塔的加入使得新政黨實力大增。改革派和革命者能夠在新政黨中共存，因為在理論上，改革隻是走向革命的一步，而革命隻有通過工人階級意識的逐步覺醒才能實現。這是“第二國際”的正統觀點，圖拉蒂與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結盟，以對抗克裏斯皮，捍衛自由的策略，得到了弗裏德裏希·恩格斯的權威認可。
盡管受到鎮壓，社會黨在工業工人和無地勞工中的隊伍迅速壯大。在1897年選舉中，社會黨選出17名代表：4名來自米蘭、都靈和佛羅倫薩等大城市，9名來自波穀農村地區。盡管農民耕種的減少和雇傭勞工的增加已經削弱了教會在平原地區的勢力，但社會黨避免正麵挑戰宗教。雷吉奧埃米利亞鎮的卡米洛·普蘭波利尼等福音派社會黨人，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耶穌是第一位社會主義者，而現代教會背叛了他的教義。宣傳者用寓言和福音書中的引語在村莊裏傳播社會主義信息。這與城市社會主義者的普遍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共濟會綱領和無政府主義傳統的影響都有利於傳播自由思想，散播對國教的敵意。
在19世紀90年代，社會黨在知識分子和大學中贏得越來越多的支持。社會黨領袖們麵對迫害時表現出的堅強不屈的精神贏得人們的欽佩，在許多方麵，他們似乎是複興運動留下的民主遺產最勇敢的捍衛者。圖拉蒂的進化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一樣遵循實證主義哲學。它呼籲人們相信通過科學和教育可以取得進步。社會主義也和婦女解放事業聯係在一起。傑出的俄國流亡革命家安娜·庫利西奧夫結束與安德裏亞·科斯塔的感情後，成為圖拉蒂的終身伴侶。在這兩段感情中，她無疑受到主流革命思想的影響。她是最早爭取進入醫學界的女性之一，而且在米蘭女性工人組織中表現活躍。然而，受到宗教的影響，大多數社會黨人對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鬥爭感到緊張。事實上，出於同樣的原因，社會黨人甚至在爭取男性普選權時也猶豫不決。這在日後成為嚴重的問題，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該黨仍致力於爭取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
“不參政”原則限製了天主教參與國家政治。但多年來天主教徒顯然是群眾組織領域的嚴重競爭者。利奧十三世關於社會問題的著名通諭《新紀元》(1891年)，通過呼籲采取行動糾正資本主義不公正，給天主教運動帶來了新思想。允許成立工會，但重點是促進階級間的合作，而罷工行動則不被讚成。這降低了天主教運動對工業工人和帶薪勞工的吸引力，但在滿足農民需求方麵，天主教運動比社會主義運動更為成功。它最明智的舉措是通過農村銀行提供廉價信貸；牧師對教區居民的了解對於避免不良風險必不可少，他們在社會控製中的作用也得到進一步加強。天主教亞文化在威內托和倫巴第北部根深蒂固，就像埃米利亞羅馬涅的社會主義一樣。
世紀末危機
阿杜瓦的失利，加上高稅收和嚴重經濟困境，民眾積怨深厚。保守派開始懷疑君主政體能否與當下代議製政府並存。索尼諾率先呼籲“恢複法令”，恢複國王任命部長的實際權力。他認為，一個從議會中獲得更大獨立性的政府不僅能夠維持秩序，更能夠推動社會和經濟改革。但他的提議未能使右翼團結起來。迪·魯迪尼認為，這會產生讓君主政體麵對直接政治責任的風險。
出於恐懼，國王、宮廷黨和保守黨沒有明確計劃，而是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威權主義道路。1898年糧食價格的急劇上漲在意大利各地引**亂。米蘭工人在5月走上街頭，國王和魯迪尼政府驚慌失措，實施戒嚴。盡管示威者手無寸鐵，但仍有100多人喪生，400多人受傷。軍事指揮官巴瓦·貝卡裏斯將軍用大炮轟擊卡普欽寺，誤以為那是革命總部。國王翁貝托授予他特殊勳章。政府利用人們對革命的恐懼，為大規模鎮壓措施辯護。激進報紙被取締，工會被鎮壓，社會主義領導人被逮捕，並被判處長期監禁。天主教社會運動也遇到類似遭遇。任何形式的民眾組織都遭到質疑，迪·魯迪尼本人深信，社會天主教是羅馬教皇長期企圖顛覆意大利政權的工具。
然而，對天主教徒的鎮壓導致內閣分裂，迫使迪·魯迪尼辭職。國王借此機會選派名叫路易吉·佩洛克斯的將軍領導新一屆政府。佩洛克斯是一名參議員，與議會溫和左翼關係緊密，他的任命最初被視為一種安撫姿態。但在1899年2月，他提出了一項新的立法來懲罰罷工、禁止集會和限製新聞自由。5月，國王授權他可以不經議會同意采取進一步鎮壓措施。盡管議會中社會黨百般阻撓，喬利蒂和紮納德利極力反對，政府還是決定舉行選舉。佩洛克斯成功贏得多數席位，但這要歸功於政府在南方的影響力。在意大利其他地區，反對黨贏得了超過半數的席位，社會黨人的席位翻了一番，從16席增加到33席。這相當於道德失敗，佩洛克斯於1900年7月辭職，翁貝托國王被無政府主義者蓋塔諾·布雷西(一名來自新澤西州帕特森的移民工人)刺殺，報複他在1898年對工人運動的鎮壓。他的繼任者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從父親的政治失敗中吸取教訓，開始尊重代議製政府。
意大利工業革命
金融業重組為意大利工業複興創造了條件。喬利蒂在1893年創立意大利銀行，結束了舊銀行體係下的貨幣混亂局麵。但作為對南方利益的讓步，那不勒斯和西西裏銀行仍然保留了發行紙幣的特權。1894年，德國資本在米蘭成立商業銀行，由德國人管理。它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德式混合銀行，將存款業務與長短期信貸結合起來。在為工業籌集資金方麵，它們比之前的銀行成功得多，而且有助於在意大利傳播企業經營和管理技能。
1896年，世界範圍的大蕭條結束，意大利工業獲得了實現突破性持續增長所需的刺激。1896年至1913年，意大利人均產值增長率領跑歐洲主要國家，工業年增長率約為5%，農業年增長率超過2%。新一代企業家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技術創新帶來的機遇，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米蘭和都靈的理工學院接受過工程師培訓。水力發電工業的發展尤為重要，因為它使意大利擺脫了對進口煤炭能源的完全依賴。在這一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中，混合銀行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作為工業中心，都靈一直落後於米蘭，但在新汽車產業發展中卻獨占鼇頭。與其他工業產品不同，汽車讓人聯想到速度和運動；著名的菲亞特公司是由一群年輕貴族和前騎兵軍官創辦的。其中一位名叫喬瓦尼·阿涅利的成了意大利最著名的企業家。1912年，阿涅利訪問美國，引進福特流水生產線，生產更便宜的“實用”汽車。作為潛艇發動機和飛機的生產商，菲亞特完全能夠滿足戰爭與和平的需求。老牌企業倍耐力橡膠公司成為意大利第一家跨國企業，得益於汽車工業擴張，在輪胎製造業中確立了主導地位。意大利工業界另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卡米洛·奧利維蒂於1911年生產出第一批打字機。
米蘭帶領意大利城市進入大眾消費和大眾傳媒的世界。它擁有最早的現代百貨公司和最早的現代報紙；到1913年，《晚郵報》的發行量達到35萬份，其周刊《周日信使報》的發行量達到150萬份。到1910年，大約有500家電影院開張，僅在米蘭就有40家，戰前意大利電影製片人正在向美國輸出像《卡比裏亞》這樣壯觀的史詩。但故事還有另一麵。
首先，工業仍然高度集中在工業三角區。1911年，倫巴第、皮埃蒙特和利古裏亞三個地區占意大利工業生產的一半以上，57%的人口仍然從事農業。其次，意大利在新興產業方麵雖然成功，但紡織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該行業雇用了約四分之一的工業勞動力，占製造業出口的60%。1907年紡織業尤其是棉紡織業爆發危機，盡管經曆了快速增長和現代化，但複蘇緩慢，未來的增長前景並不樂觀。紡織技術有所進步，但紡織業仍然嚴重依賴工資過低的女性勞動力，四分之三的紡織工人都是女性。
在考慮意大利工人階級及其組織時，不應忽略落後的工業部門。1900年至1913年間，工業工人的平均實際工資增長了約40%。但是，隻有印刷、工程技術和建築工人這樣的“勞動貴族”達到了與發達工業國家普通工人階級家庭相媲美的生活水平。盡管他們的飲食遠優於農民，大多數工廠工人隻在特殊場合吃肉；而在米蘭，高達70%的家庭收入仍用於食物。工資過低，工會難以為繼。多輪罷工之後，工人們被迫停止行動。然而，意大利工人階級領導人在規避困難方麵表現出高超的聰明才智。工會仿照法國勞動交易所的模式，按地區而不是按職業來組織。不同行業的工人之間更容易團結起來，參加地區大罷工。革命派工團主義者和頑固的社會主義者正是在工會找到了最大的支持，而貿易聯盟則傾向於站在改革派一邊。
喬利蒂和民主
1900年後，一種新自由主義在喬利蒂的領導下發展起來。他的政策旨在擴大自由國家的基礎，之前備受壓製的新生政治和社會力量得以自由表達意見。國家行政部門還應發揮新作用，在工人和雇主之間進行調解，並積極幹預，消除社會抗議的根源。政府尋求與改革派社會主義者合作，推進福利改革：1902年成立最高勞工委員會，賦予工會參與社會立法的權利，通過法律，禁止童工，限製婦女工作時間，設立生育基金。在擔任紮那德利政府內政部長期間，喬利蒂允許農村勞工工會自由組織罷工。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超過20萬農業工人參加了罷工，而1899年隻有2000人左右。為了緩解失業，政府還將公共工程合同分配給社會黨組織的勞工合作社。事實上，通過政府、工會和合作社共同努力，失控的局麵才得以控製。
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喬利蒂試圖安撫的唯一運動。他敏銳地意識到天主教運動的巨大潛力，並將其視為對社會主義者的有效製衡。在保守的庇護十世時期，教會和政府之間達成謹慎和解。教皇對社會主義的威脅非常關注，1904年開始放鬆了對非宗教人士的限製，並在1909年允許天主教候選人參選，但並沒有組建政黨。更為激進的基督教民主黨受到了嚴格的限製，他們的領袖，牧師羅摩羅·穆裏被革職。事實證明社會黨人不守規矩，喬利蒂欣然接受天主教的選票，但他試圖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因為選民的政治分化日益嚴重，一邊是反教權人士和共濟會成員，一邊是保守派和教會。
1911年，喬利蒂出人意料地推進男性普選。他的野心是通過承諾實施更有力的社會改革方案，包括將人壽保險國有化，為養老計劃提供資金，將社會黨納入多數。但摩洛哥危機給喬利蒂的計劃帶來了不可預測的變數。根據之前與法國達成的協議，意大利獲得占領利比亞的機會，這是在不傷害民族感情的前提下不可多得的機會。喬利蒂似乎相信自己能夠保住社會黨的支持，但就連圖拉蒂也對喬利蒂的背叛感到震驚，無論如何，他都無力阻止席卷全黨的憤怒浪潮。1912年，革命“頑固派”受到來自羅馬涅的一位熱情的年輕演說家貝尼托·墨索裏尼的啟發，在雷吉奧埃米利亞議會選舉中獲勝。
喬利蒂試圖平息反宗教人士的憤怒，但激進分子仍然在1914年3月撤回了他們的支持，導致喬利蒂辭職。他的繼任者安東尼奧·薩蘭德拉試圖利用對喬利蒂操縱和轉移聯盟策略的反感，宣布回歸純粹自由主義，不再對社會主義或激進主義妥協。相反，他主動要求天主教的支持，而他的前任右翼領袖索尼諾一直拒絕這樣做。但他的政府依賴於喬利蒂在議會中支持者的寬容，如果不是戰爭爆發，這種局麵不可能持續太久。
利比亞戰爭也破壞了喬利蒂的社會妥協。在左翼，墨索裏尼與無政府主義者、獨立革命工團主義工會和頑固共和黨人組成陣線。他遵循革命工團主義理論家喬治·索雷爾關於暴力和總罷工的積極價值教導，盡管他不同意索雷爾認為必須由政黨而不是工會來領導的觀點。雇主對喬利蒂的調解方法越來越不耐煩，他們集中精力建立自己的組織來抵製罷工。經濟衰退加劇了雙方對抗的主張。革命的**在1914年6月的“紅色周”中達到**。三名反軍國主義示威者在安科納被殺後，全國舉行了大罷工。在羅馬涅和馬凱，罷工升級為暴動；暴亂者占領火車站，切斷電話線，洗劫教堂，在市政廳升起紅旗，宣布成立共和國。這場運動完全沒有計劃，兩天後，改革派勞工聯盟撤回支持，罷工失敗。
利比亞戰爭和民族主義
利比亞戰爭得到的國內支持遠遠超過當年克裏斯皮在埃塞俄比亞的冒險。1911年的意大利比1896年的意大利富裕得多，一次大規模的殖民遠征費用也不再令人望而卻步。利比亞算不上意大利企業的夢想之地，但出於政治考慮，政府鼓勵羅馬銀行在那投資。1911年，該銀行陷入困境，它資助了一場重大的新聞宣傳活動，以立即占領來保護它的投資。該銀行與梵蒂岡和親教會保守派政客關係密切，天主教輿論為戰爭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與19世紀90年代相比，北方工業資產階級當下更支持擴張主義政策。意大利仍然是一個資本淨進口國，但意大利的銀行和工業已經在巴爾幹半島和小亞細亞尋求建立勢力範圍。對土耳其作戰如果取得成功，將會提高意大利在國外的威望，同時加強國內對社會主義的抵製。盡管社會黨反對，利比亞戰爭一開始還是激起了民眾的極大熱情。可以在自由土地定居的幻想盡管早些時候在東非遭遇挫敗，但仍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在克裏斯皮當年失敗的領域，喬利蒂卻取得了成功，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成功對他來說弊大於利。在戰爭記者、著名詩人加布裏埃爾·達農齊奧《海外之歌》的煽動下，他謹慎、平淡的政治風格與新近民族主義熱情格格不入。事實證明，對利比亞的征服比預期要困難和昂貴得多。即使在土耳其於1912年10月正式割讓利比亞之後，遊擊戰仍在繼續。
成立於1910年的民族主義協會，最初代表廣泛的利益，因此贏得了從左翼民主統一主義者到三國聯盟及右翼天主教保守集團的支持者。他們的共同訴求是更強勢的外交政策。但在接下來的四年裏，該運動的領導人強化並闡明了他們的政策，以失去許多最初的支持者為代價。他們強烈支持保護主義，與重工業關係緊密。意大利民族主義者認為工業擴張既是國家活力的證明，也是未來偉大的必要條件。法學教授阿爾弗雷多·羅科提出民族主義威權理論，他強調該理論完全不同於傳統愛國主義。自由個人主義必須摒棄，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共同體的等級觀念。在國家的嚴格監督下，生產和勞動將受到國家財團的紀律約束和組織。民族主義協會的反民主和擴張主義方案對新興大眾選民沒有吸引力，但民族主義者對自由主義保守派、農業和商業領袖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在學生中擁有相當多的追隨者，在文化、外交和軍隊的精英中也多有滲透。
戰爭之路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意大利在外交政策、戰略和公眾輿論方麵都出現嚴重分歧。1912年，為遏製奧地利，三國聯盟重新成立，但武裝部隊領導人仍然相信，在歐洲戰爭中，意大利將與其盟友並肩作戰。左翼支持法蘭西共和國，隻要特倫托和的裏雅斯特還在奧匈帝國統治之下，意大利的公眾輿論就不太可能接受和奧地利並肩作戰。
幸運的是，奧地利在沒有向意大利提供領土補償的情況下就進攻了塞爾維亞，這違反了聯盟條款，意大利政府於8月3日宣布中立。然而，中立讓意大利陷入尷尬境地。政府擔心獲勝一方不會顧及意大利的利益，薩蘭德拉和他的外交部長索尼諾也擔心，如果戰爭在意大利未能取得重大領土利益的情況下結束，君主製和統治階級的聲譽將受到損害。薩蘭德拉宣稱，他的政策之一是祖國神聖的利己主義，簡單地說就是把意大利的支持賣給出價最高的國家。但鑒於奧地利不願對意大利民族統一主義作出任何重大讓步，加入協約國一方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公眾輿論在幹涉派和中立派之間出現了嚴重分歧。絕大多數工人階級和農民都想要和平，而與其他政黨不同的是，社會黨堅持走國際主義路線。但是幹涉派的少數群體更具戰鬥性。
他們在大城市的勢力異常強大，主要的支持來自學生和中產階級。對於幹涉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來說，喬利蒂和其政府體係是首要目標。他對戰爭的態度證實了他們的看法，即他玩世不恭的調停策略背叛了複興運動和右翼自由國家的理想。民族主義者盡管欽佩德國，但很快認識到，戰比不戰更好。他們的優勢在於，與其他幹涉主義團體相比，他們更讚同薩蘭德拉的利己主義政策。但是，幹涉主義聯盟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打破了左翼和右翼之間的界限。知識分子在動員輿論方麵發揮了主導作用。第一次戰爭遊行就是由馬裏內蒂及其未來主義藝術家組織的。1909年的未來主義宣言曾將戰爭美化為“讓世界保持潔淨的唯一途徑”。與民族主義者不同，未來主義者是親法反教權的。未來主義者及其前衛派知識分子同盟捕捉並關注年青一代對沉悶、缺少野心且保守的資產階級抱有的不耐煩的情緒。
然而，最堅定的幹涉派來自激進派和共和民主黨人，他們得到了共濟會的支持，共濟會認為這場戰爭是在複興運動精神的感召下，爭取民主和民族權利的十字軍東征。更令人驚訝的是來自極左異見人士的支持。革命派工團主義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者相互吸引：對議會民主和階級妥協的仇恨讓他們走到了一起。利比亞戰爭時期，阿圖羅·拉卜裏奧拉曾寫道，意大利無產階級不擅長革命，因為他們不擅長發動戰爭。但大多數工團主義者仍然反對帝國主義和君主政體。然而，在1914年，該運動最負盛名的領導人加入了鼓動戰爭的行列：他們認同法國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傳統，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官僚思想。戰爭會結束改革派的懦弱，並帶來革命。這些爭論對墨索裏尼有著強烈的吸引力，他的革命戰略在“紅周”後陷入僵局。1914年11月，他辭去《社會主義前進報》編輯職務，並創辦了自己的報紙《意大利人民報》，為戰爭做宣傳。他得到了知名企業家的資金支持，這些企業家很高興看到社會黨內部出現分裂，後來又從法國和俄國獲得資金支持。得益於米蘭的菲利波·科裏多尼和帕爾馬的阿爾塞斯特·德·阿姆布裏斯特等革命工團主義論壇，墨索裏尼的革命行動綱領得到工人階級的支持，但其實是一場沒有追隨者的領袖運動。工團主義者失去了對他們的國家組織意大利工團主義聯盟的控製，取而代之的是反戰的無政府主義者。但由於墨索裏尼擁有記者的才華，《意大利人民報》成為整個幹涉主義運動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