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靈魂的變革：儒學登場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此時仍用秦曆，以十月為歲首），劉徹頒布了即位後的第一道詔書，在全國範圍內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且由他本人親自主持策試，策論的題目是《古今治道》，即探討古往今來的治國之道。

在這個大題目下，劉徹提出了事關國家治亂興衰的一係列問題：

五百年來，無論是高居廟堂的君王，還是草澤鄉野的有識之士，皆欲效法先王，拯救萬民；為何最後總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都說三代是受命於天，有什麽證據？

這世上災異不斷，是什麽原因？

人的壽命有長有短，品行有好有壞，又是為什麽？

朕希望天下能有淳樸的風氣，法令能得到有效的執行，百姓安居樂業，官員清正廉明，刑罰減輕，奸佞改過，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要實現這一切，朕該怎麽做？

其實劉徹也知道，麵對這樣一些至大至深的問題，答案肯定是言人人殊、見仁見智的，所以，他並不指望得到什麽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答案。他拋出這些問題，隻是想讓對策者們借題發揮，各自亮出思想觀點而已。而劉徹真正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此次策試，讓不同學派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進而匯聚成一股有聲有勢的政治思潮，衝擊日漸僵化的黃老思想，為即將進行的觀念革命與製度改革搖旗呐喊。

這既是一種輿論上的造勢，也是對舊有意識形態的一次火力試探。除此之外，劉徹當然也希望通過這次策試，從諸子百家的學說中找到最合乎需要的一套治國理論。

詔書頒布後，各地共推舉了一百多位學有專精的知識分子，其中既有儒家學者，如轅固、公孫弘等人；也有法家、縱橫家等各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如嚴助、馮唐等人。而在所有參加策試的人中，最令劉徹激賞的，莫過於大儒董仲舒了。

董仲舒，廣川（今河北省景縣廣川鎮）人，從少年時代起便研習《春秋》，為學精嚴專純，心無旁騖，有“三年不窺園”之說（長年在書房中專注於學，乃至不往花園裏多看一眼）。其門下弟子眾多，許多人無法得其親授，隻能從師兄處間接問學；雖恭列門牆，卻連老師長什麽樣都沒見過。景帝在位後期，董仲舒的聲望已遍及朝野，景帝慕名將其征召入京，立為“博士”。此次策試，董仲舒便是以博士身份參加的。

看完董仲舒的策論，劉徹頓覺耳目一新，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漢書·董仲舒傳》）

於是，劉徹迫不及待地下了第二道詔書，希望董仲舒進一步闡明儒家的治國思想。董仲舒不負所望，立刻揮毫，呈上了第二道對策。劉徹看完之後意猶未盡，遂再下詔書。很快，董仲舒又呈上了第三道對策。如此三問三答，總算讓劉徹對儒家的政治哲學有了一個較為深入的了解；而董仲舒先後呈上的三道策論，則被後人稱為“天人三策”，從此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

綜觀董仲舒的三道對策，其核心思想不外乎三個：天人感應、禮樂教化、大一統。

所謂天人感應，就是說上天是人間的最高主宰，具備賞善罰惡的能力。若秉承天命的帝王逆天虐民、昏庸無道，上天就會降下災禍示警；倘若依舊執迷不悟，上天必施以嚴厲懲罰，使其敗亡。用董仲舒的話說就是：“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漢書·董仲舒傳》）

很顯然，這是一種典型的神權政治理論。這個理論的前提是“君權神授”，就是把帝王視為上天在人間的代理人，從而賦予其至高無上的特權和統治萬民的合法性。隻有當這個代理人違背上天意誌的時候，其特權與合法性才會被剝奪。

“天人感應”的學說，首先是為統治者服務的；但與此同時，它也對君權形成了某種程度的製約，令統治者不敢為所欲為，而要有所忌憚、心存敬畏。盡管對於君臨天下、富有四海的帝王而言，這種內在的道德約束是很微弱的；可即便帝王本人不把它當一回事，至少有良知的士大夫可以把它作為一種理論批判的武器，盡最大努力對統治者進行輿論監督，從而限製其對權力的濫用。

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要防止當政者濫用權力，最有效的方式還是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不過，指望古人在兩千多年前就設計出一套科學的製度來約束統治者，顯然是一種苛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代思想家通過“天人感應”學說迫使帝王心存敬畏，就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情。

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製度約束與道德約束並重，二者相互補充。可是，如果受到曆史條件限製，使得前者不可能實現的時候，也就隻能退而求其次，盡量保有後者了。其實，最可怕的事情還不是二者當中缺了哪一個，而是製度約束與道德約束的雙雙缺位。

董仲舒的第二個核心思想，就是“禮樂教化”。

眾所周知，“禮樂”是儒家倫理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禮”最初是指祭祀時的器物和儀式，到周朝時，則衍生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一整套典章、製度、規範；“樂”的本義是音樂，和“禮”並稱時，即泛指宗法社會中人人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和道德準則。

按照董仲舒的說法，帝王如欲實現天下大治，就必須對臣民施行禮樂教化。

他說：“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漢書·董仲舒傳》）

這段話的大意是：“道”是實現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仁、義、禮、樂都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所以在古時候，聖賢君王雖已去世，但子孫長存，且天下仍可太平數百年，這都是禮樂教化之功。老百姓都是追求物質利益的，這是亙古不變的人性，就像水總是往低的地方流一樣；倘若不以教化作為堤防，就不能阻止人欲泛濫。古代君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為首務：在京師設立太學，以教化全國；在地方設立各級學校，以教化城鄉百姓；用仁的思想引導民眾，用義的精神砥礪民眾，用禮的規範約束民眾。隻要做到這一切，就算刑罰很輕，犯罪現象也會很少。因為禮樂教化一旦推行開來，民眾素質就會提高，社會風氣也會變好。

董仲舒所言，可謂深得劉徹之心。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而每個時代必然都要尋求合適的應對之策來解決問題。戰國之際，群雄爭霸，秦國為了自身的強大並最終一統天下，就必須采用嚴苛猛厲的法家思想。大漢立國之初，民生凋敝，為了安養天下，就必須采用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而到劉徹即位之時，時代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表麵上看，漢家天下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但就像司馬遷所揭示的那樣，一個數量龐大的權貴階層已然崛起，這個既得利益群體既包括暴富的商人和地方豪強，也包括皇親國戚和公卿百官。他們一方麵聚斂財富、兼並土地、橫行鄉裏、魚肉百姓，一方麵奢侈縱欲、揮霍無度、不守法紀、僭越犯上，破壞了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給社會安定造成了嚴重威脅。在此情況下，董仲舒提出的儒家禮治思想及其相應的尊卑等級觀念，就是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一劑良方。

所以，從見到“天人三策”的那一刻起，劉徹事實上已經暗下決心——必須把儒學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治國思想。

董仲舒的第三個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統”。

大一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指一個國家必須建立一個政治中心，也隻能有一個中心，全國都要統一於這個政治中心。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大一統包括三個層麵：一、反對諸侯分裂；二、加強中央集權；三、全國思想統一於儒學。簡言之，就是領土的統一，政權的統一，人心的統一。

很顯然，這個大一統思想，正是這個時代迫切需要的。

自高祖劉邦分封諸侯王的那一天起，大漢帝國便已埋下了分裂和動亂的隱患。誠然，高祖采取封國製的目的，是讓宗室子弟鎮撫一方、拱衛中央，以免像秦朝那樣因孤立而敗亡。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諸侯勢力日益發展，與中央的離心力便逐漸加大。到了文、景之世，由於秉承黃老清靜無為的治國理念，中央對日漸強勢的諸侯王采取了姑息遷就的態度，所以分裂割據的態勢進一步加劇了。

七國之亂，便是上述隱患積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總爆發。雖說叛亂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各諸侯國從此就沒了與漢朝中央分庭抗禮的野心。到劉徹即位時，這種分裂與叛亂的危機仍然存在。所以，倘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諸侯王的問題，不能從製度上削弱諸侯力量，加強中央集權，那麽，劉徹所繼承的大漢帝國就不可能安如磐石，他的帝位自然也不會穩固。

因此，在此時的帝國提倡並推行儒家“大一統”的政治觀，是理所應當、勢在必行之舉。而全麵貫徹這樣的治國理念，首先要做的，當然就是把儒家思想推上國家意識形態的寶座。用董仲舒的話說就是：“《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春秋》的大一統思想，是天地之間的大道，古今不變的大義。可當今之世，各種學說的師承不同，所持的見解各異，諸子百家各有各的治國方略，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所以執政者找不到統一的方向，致使法令製度屢屢變更，令臣民無從遵循。凡是不在六經（儒學的根本經典《詩經》《尚書》《禮經》《樂經》《易經》《春秋》）範圍內的、與孔子思想相抵觸的學說，都應該禁絕，不要讓它們跟儒家思想並立於世。這些異端邪說滅絕了，國家的綱紀才能統一，政令才能明確，民眾也才能切實遵守。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最後的這段總結陳詞，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事後來看，漢武帝劉徹接受了這項提議，並且全盤接受了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一整套政治理念；進而在數年後時機成熟時，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思想運動；最終將儒學定於一尊，確立為國家的意識形態。

在數千年的中國曆史上，這是劃時代的一頁。從此，儒家思想正式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不但一舉奠定了在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而且把這個地位牢牢保持了兩千年之久，從而塑造了中國文明的基本特征與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並在此後的兩千多年中，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

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董仲舒的儒學思想其實在相當程度上經過了改造，並非原汁原味的孔孟儒學，而是明顯雜糅了“陰陽五行”“刑名法術”等其他學派的思想。尤其是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則上，董仲舒極大地吸收了法家的思想理論。

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我們耳熟能詳的“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君要做臣的表率，父要做子的表率，夫要做妻的表率；同時為臣、為子、為妻者，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這一君權社會的倫理準則，顯然與人權平等的現代社會絕不相容。而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中國人，普遍把“三綱”視為孔子的思想主張，因而對儒家口誅筆伐。

其實，這是莫大的誤解。

最早提出這一主張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如韓非所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韓非子·忠孝》）這是在單方麵強調弱勢一方要對強勢一方盡義務，而無視了弱勢者應有的權利。

反之，孔子對此的表述卻跟韓非截然不同。他說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盡到君的職責，臣才要盡臣的職責；父要盡到父的職責，子才要盡子的職責。在此，權利與義務是完全對應的，彼此更像是一種契約關係——君、父所承擔的義務，正是臣、子所享有的權利；同樣，臣、子所承擔的義務，也正是君、父所享有的權利。如果君不像君，父不像父，那就相當於破壞了契約；臣當然就可以不臣，子也可以不子。

正是在孔子這一思想的基礎上，孟子才會提出“民貴君輕”“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等製約君權的民本主義思想；荀子才會提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等充滿獨立人格精神的觀念。

然而到了董仲舒這裏，權責對應、道高於君的觀念卻被尊卑等級、君權至上的觀念取代了。他認為，君主就像是人的心髒，而臣民就像是身體：“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由這種尊卑主從關係出發，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春秋繁露》）心想要的，身體就必須滿足它；君主想要的，臣民就必須順從他。

同時，董仲舒還在《春秋繁露》中說：“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為子者就要向父盡孝，為臣者就要向君盡忠，這種“以下事上”的道理就跟天尊地卑一樣自然，絕對是毋庸置疑的。

如此強調義務的單向性並將之絕對化，顯然已經背離了孔孟之道，而跟韓非的法家思想合流了。韓非的最核心思想，就是要調動一切手段（法、術、勢）強化君權，實現君主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強化君主威權上，董仲舒也繼承了韓非的思想。他認為，“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而“威不可分”，因為“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即強調君權的至高無上和壟斷性。所以，君主治國，一定要“立尊卑之製，等貴賤之差”（《春秋繁露》）。

正因為漢武帝劉徹“獨尊”的是由董仲舒精心改造過的“儒法合流”的儒學，所以從漢武帝開始，延及兩漢，乃至在此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曆史上，絕大多數皇帝表麵上推行的都是儒家的“王道仁政”，實際操作時運用的卻是法家的“霸道”和權謀之術。

這就是所謂的“外儒內法”“儒表法裏”。用日後漢宣帝劉詢的話來說，就是：“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