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漢武時代的得與失

漢武帝劉徹七歲被立為太子，十六歲登基，在位共五十四年，占西漢王朝四分之一的時間，是整個漢朝（西漢和東漢）在位最久的皇帝，也是中國曆史上在位時間排第三的皇帝。

除此之外，漢武帝也是中國曆史上知名度最高、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皇帝之一。後人慣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稱，便是明證；且論及曆史上的巔峰王朝時，後人也慣以“漢唐”並舉，其中漢朝的主要代表就是漢武帝。

還有，在中國曆代數百位皇帝中，要論性格的多麵性、複雜性，人物本身的話題性，以及後世評價的爭議性，漢武帝恐怕都能名列前茅。

這樣的一個人，其一生的功過得失，絕非三言兩語可以簡單論斷。而後世史學家對他的評價，更是呈現出典型的兩極分化，以致千古爭訟，至今猶然。

曆史上，對漢武帝持高度正麵評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漢書》的作者班固。蓋棺論定之際，他給了漢武帝這樣一段讚語：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谘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漢書·武帝紀》）

漢朝承繼曆代君王留下的積弊，由高祖劉邦平定天下，使社會恢複正常秩序；文、景二帝重在尚農務本，與民休息；至於古代的禮樂教化之事，仍付諸闕如。直到武帝即位，以卓識遠見罷黜百家，表彰儒家《六經》，征召四海之內的才俊之士，共同建立功業。而後，設立太學，主持祭祀，改易正朔，確定曆法，調整音律，製詩作樂，封禪泰山，禮敬諸神，繼承周禮，振興文學辭賦，一切成果均煥然顯著，頗可稱道。其後人得以遵循如此宏大的事業，才出現了夏、商、周三代之遺風。像武帝這樣雄才大略之人，若不是改變了文、景二帝恭謹勤儉、愛護人民的政策，縱然是《詩經》《尚書》所稱道的聖主，也無法超過他。

如果單獨看這段讚語，會覺得有失片麵，似乎隻羅列了漢武帝的“皇皇文治”，卻未提及他開疆拓土、鷹揚國威的“赫赫武功”。因為提及後者，就不免要涉及漢武帝犯下的許多錯誤。也許是出於“為尊者諱”的立場，所以在專屬武帝的個人傳記（《漢書·武帝紀》）裏，班固就以稱讚和歌頌為主；隻在這段讚語的末尾，才用十分委婉的語氣稍微批評了一下武帝的不足，即暗示他不夠勤儉愛民。

而對漢武帝其他事功的陳述和評價，以及相應的批評，班固則放在了《漢書·西域傳》中。他列舉了漢武帝抗擊匈奴、經略西域、征伐四夷的一係列功績，也提及了大興土木、過度巡遊、賞賜太濫、不惜物力等問題；繼而指出，這一切共同導致了“用度不足”“民力屈，財力竭”“寇盜並起”等嚴重後果。所以，才有了武帝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的悔過表現。

盡管在《漢書·西域傳》中，班固並不諱言漢武帝的種種缺點和錯誤，可最後還是高度稱讚武帝晚年的悔過之舉，稱其為“仁聖之所悔”。也就是說，在班固看來，武帝的文治和武功都堪稱“雄材大略”，雖然有過錯，但隻要悔過並改正了，也還是既仁且聖。

說白了，漢武帝所有的優點都值得高度肯定——就連改正缺點這件事，也成了值得表揚的又一大優點。可見，班固從總體上，對漢武帝的評價是非常正麵而積極的。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漢武帝的看法：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資治通鑒·漢紀十四》）

漢武帝一生，窮奢極欲，嚴刑峻法，橫征暴斂，大興土木，征伐四夷，迷信神仙，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憊困窘，被迫揭竿而起。漢武帝的所作所為，簡直跟秦始皇相差無幾。然而，秦朝之所以滅亡，漢朝之所以興盛，其因就在於，漢武帝能遵循先王之道，明白治國的要領，願意接受忠直的諫言，最厭惡被人欺騙，渴求人才，賞罰嚴明。尤其是晚年改過，且托孤得人，這也許就是漢武帝犯了跟暴秦一樣的錯誤卻能避免亡國之禍的原因吧。

顯而易見，司馬光的措辭與班固截然相反——班固是大力讚揚漢武帝的各種功績，最後再捎帶批評一下；司馬光則是一上來就劈頭蓋臉一頓痛罵，幾乎把所有能想到的批判暴君的詞都用上了，然後才回頭肯定他的優點。

必須承認，司馬光對漢武帝的批判盡管猛烈，卻都是實有其事，絲毫沒有冤枉他——即使武帝本人聽了，估計也無法反駁。而且，司馬光的評語基本上還是做到了一分為二，並不因為漢武帝犯了這麽多錯誤就將他全盤否定。總體上看，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應該說是準確而客觀的。

不過，同樣要承認，司馬光的措辭還是偏激烈了，整體基調失之嚴苛，且不夠全麵，“選擇性忽視”了漢武帝的許多重大曆史功績。

綜觀兩代史學家的說法，班固所描述的漢武帝，無疑是雄才大略、功勳彪炳且勇於改過的一代明君；而在司馬光的描述中，漢武帝的人物形象卻是偏負麵的——即使不是一個暴君至少也算半個，或者說是暴君與雄猜之主的混合體，總之就是跟明君不沾邊兒。

那麽，時至今日，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漢武帝一生的功過得失呢？

評價一個曆史人物，尤其是漢武帝這樣的一代雄主，必須把他放在所處的時代中，看時代給他提供了怎樣的背景和條件，又給了他什麽樣的課題和使命；再看他是如何應對的，以及應對的結果對他的時代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並對後來的曆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隻有在這樣的框架下考察和評判，才不會無的放矢，也才不會被論史者的個人立場左右。

上天給漢武帝安排的，注定是一個極不平凡的大時代。一方麵，武帝繼承了曆任漢家天子（尤其是文、景二帝）積累下的雄厚國力；另一方麵，他又必須麵對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和弊端。

當時的大漢帝國，至少有四大積弊和隱患亟待消除：

其一，經過六七十年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漢朝的各項製度和法律漸漸廢弛，權貴階層強勢崛起，土地兼並和貧富懸殊現象日益突出，政治和經濟秩序遭到破壞。

其二，在“郡國並行製”之下，諸侯逐漸坐大，與朝廷離心離德，甚至分庭抗禮、兵戎相見，對中央集權構成極大挑戰。

其三，地方豪強與基層政府相互勾連，形成利益共同體，“武斷鄉曲”，橫行不法，欺壓良善，令基層政權日漸弱化並在一定程度上黑幫化，破壞了社會安定和國家的統治秩序。

其四，漢朝自立國後，一直對匈奴采取妥協、退讓的“和親”政策，導致匈奴越發猖獗，連年入寇，燒殺搶掠，嚴重威脅漢朝的國防安全；同時，許多四夷小國名為臣藩，實則陽奉陰違、各自獨立，且經常相互攻伐，令漢朝中央權威受損，四方邊境不寧。

這四者，前三是內憂，最後是外患，而無一不是時代交給漢武帝的課題和曆史賦予他的使命。對此，武帝有著清醒的認知，所以才會對衛青說那段話：“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資治通鑒·漢紀十四》）

正是基於這樣的曆史自覺和強烈的使命感，才有了一個恢宏壯闊、狂飆突進的“漢武帝時代”。

漢武帝一登基，就開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改革運動，致力於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思想進行徹底變革；雖然遭到竇太後阻撓而一度受挫，但最終還是以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為基本藍圖，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思想（嚴格講應該是“尊奉儒術，悉延百家”）。同時，漢武帝又開創性地建立了“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的“漢家製度”，即儒家的“德治仁政”與法家的“嚴刑峻法”雜糅互補。這樣一種頗具創造性的治國之道，在實踐中被證明是十分有效的，從此被曆朝曆代統治者繼承，成為古代中國延續兩千餘年的政治傳統。

此後，漢武帝又為各個學派、不同階層的人才打開了仕途的大門，唯才是舉，選賢任能。他還以雷霆萬鈞之勢對帝國的各種頑症痼疾開刀：對內，以“推恩令”分化、削弱諸侯，以“遷徙令”打擊豪強遊俠，任用酷吏整治不法權貴和既得利益階層；對外，破格提拔任用衛青、霍去病等不世出的將才，對匈奴展開全麵反擊，取得了“封狼居胥”等一係列輝煌戰果，重創匈奴，迫使其遠遁漠北，一度銷聲匿跡。

與此同時，漢武帝又以超越前人的遠大目光和開拓精神，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對那片遙遠而陌生的土地進行探險，逐步與西域諸國建立外交關係，締結戰略同盟，做出了“鑿空西域”、開辟絲綢之路的曆史性貢獻，從而開闊了中國人的國際視野，擴大了漢朝在國際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力，並對世界交通史、貿易史和文化交流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武帝的開疆拓土是朝各個方向展開的。在北伐匈奴、經略西域外，又南平兩越、東定朝鮮、打通西南，繼而設置郡縣，先後將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嶺南、閩越、東北、西南等地納入中央直接管轄，使其中大部分地區成為中國的永久性領土，從而極大地拓展並基本奠定了古代中國的疆域和版圖。

而當連年用兵、征伐四夷導致國庫空虛、用度匱乏時，漢武帝又及時出台了一係列經濟和財政政策，如貨幣改革、鹽鐵官營、“算緡告緡”、平準均輸等，有效緩解了國家的財政危機，保障了既定國策的持續推行。這些經濟和財政政策，也多被後世所繼承。

通過上述一係列“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司馬遷語）的重大舉措，漢武帝成功地鞏固了中央集權，也強化了皇權和國家的統治力，解決了困擾漢朝多年的邊患，並擴張了領土和勢力範圍，提升了漢朝的國際影響力。

所有這些，都可謂“大有為”之政，其中相當一部分足以稱得上是劃時代的、開創性的曆史貢獻。這些決策不僅消除了當時的各種積弊和隱患，完成了時代交給他的課題，而且對後來的曆史產生了許多根本性的影響，沒有愧對上天交給他的曆史使命。

從這個意義上講，漢武帝的確當得起“雄才大略”、“冠於百王”（東漢應劭語）、“功越百王”（三國曹植語）等曆史評價。總而言之，漢武帝既擁有高屋建瓴、總攬全局的政治智慧，又擁有雷厲風行、乾綱獨斷的魄力和手腕，還有慧眼如炬、知人善任的領袖才幹，所以才能締造出震古爍今、彪炳史冊的文治武功。

然而，世間萬事總是利弊相生的，有陽光的地方一定有陰影，給一個係統“做功”必然會給另一個係統製造“熵增”。

漢武帝為了完成屬於他的“大考”，所付出的代價和產生的副作用，幾乎和他創造的曆史功績一樣巨大，影響同樣深遠。

漢武帝把儒學定於一尊，確立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思想，在當時肯定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其益處和正麵作用參見前文，此不贅述。而其弊端，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首先，漢武帝尊奉的儒學，經過了董仲舒的改造，其中大量摻雜了先秦各家尤其是法家思想，鼓吹君權至上，強化等級尊卑，背離了先秦儒學“民貴君輕”“從道不從君”的民本思想和人格獨立精神。其次，儒學的“法家化”進一步發展，就成了“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的漢家製度，這就為漢武帝中年以後施行酷吏統治和嚴刑峻法鋪平了道路，也為此後兩千餘年的皇權專製奠定了根基。最後，不論漢武帝尊奉的是儒學還是別的什麽學，隻要定其為一尊，就必然會禁錮學術自由，妨礙思想的多元化，扼殺士人的獨立思考能力，最終形成“萬馬齊喑”的文化專製，嚴重製約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思想創造、學術創新和文明進步。

再來看漢武帝打擊豪強和遊俠。其利是在一定程度上遏製了土地兼並與貧富懸殊現象，阻止了基層政權的黑幫化，保護了弱勢群體的利益，強化了國家的統治力，維護了正常的法律和社會秩序。而其弊端則在於，國家能力的過度膨脹，必然導致“社會自治”的嚴重萎縮乃至徹底消亡。事實上，一定程度的社會自治對國家是必要且有益的，是對公權力的合理補充；它可以在政府“不在場”或管理失效的時候發揮作用，實現自我調節，保護民眾的合法權益。中國自春秋戰國以降，便形成了相當程度的社會自治，出現了“遊俠”這一民間自組織力量，卻在實行中央集權的秦朝一度遭到嚴重破壞，至漢武帝二度打擊後就基本消亡了。標誌事件是“郭解之死”。典型表現則是自此之後，以墨家為代表的遊俠組織便不複存在，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

漢武帝為了挽救國家財政，在經濟上實行的一係列改革和國有壟斷政策，固然一時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代價卻是沉重打擊了民間經濟。表麵上，漢武帝並未給百姓增加賦稅，事實上卻是一方麵通過“官營企業”與民爭利，另一方麵通過稅收政策對社會各階層進行“財富洗劫”。其實質，就是國家對民間社會的過度汲取，結果必然導致國富民窮、國強民弱的局麵。武帝末年大麵積爆發的民間起義，其主要根源之一正是在此。

而漢武帝的一係列經濟和財政政策，在被後世統治者不同程度地繼承後，曆代朝廷對民間的榨取能力就一直很強大。往往隻在朝代初年為了醫治戰爭創傷，不得不有所收斂，此後必定朝著過度強化的趨勢發展，最終使民間不堪忍受，揭竿而起；於是王朝崩潰，一切推倒重來。從經濟史的角度看，這未嚐不是中國曆代王朝總是無法逃脫“治亂循環”的主要原因之一。漢武帝若非晚年及時悔過並改弦易轍，漢朝恐怕就要在他這一代終結了。

漢武一朝的對外擴張，讚同者譽之為“雄才大略”“開疆拓土”“威震百蠻”，反對者批評他“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勞民傷財”。這取決於論史者的立場和觀察角度的不同，無所謂誰對誰錯。或者說，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麵，它們同時存在，都是事實。從大曆史、國家民族主義、英雄史觀的角度出發，看見的往往是正麵；而從當時的百姓、人文人本主義、平民史觀的角度出發，看見的很可能是反麵。

在此，我們或許隻能對前者（國家本位者）說，任何共同體，不論是國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其存在的前提，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其存在的意義，也是為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所以，為了共同體的利益，有時候或許要犧牲個體的利益乃至生命——但這隻是迫不得已，絕非天經地義。永遠要記住：具體的個人一旦被消解，任何抽象而高蹈的宏大敘事都是可疑的；離開了個體，任何共同體都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同時，我們也要對後者（個人本位者）說，我們今天讀曆史，當然大可不必為尊者諱，更不必為“肉食者”唱讚歌；但在堅持個人本位和平民史觀的同時，卻不能失去家國情懷。畢竟，任何個人都不可能超然於共同體之外。更何況，這個世界其實從古至今一直是“戰國”——從國際戰略的角度講，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始終是這個世界亙古不變的底色。所以，沒有共同體的強大與興盛，個人的安全與幸福也終究是沒有保障的。

有關漢武帝功過得失的爭議，主要集中在上述幾方麵。至於他中晚年時期的許多作為，如任用酷吏、濫殺大臣、迷信神仙、大興土木、巡遊無度、逼殺太子等，在曆史上幾乎遭到了清一色的批判，可謂惡評洶洶，不絕於耳。

當然，他在生命最後幾年中的悔過表現和政策轉向，還是得到了多數後人的同情、諒解和肯定。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我們說過，有陽光的地方就有陰影，“做功”的同時一定在製造“熵增”。

可即便有陰影，人總還是要心向光明，朝著有陽光的地方走去；即便宇宙終必死於“熱寂”，人類依舊要頑強地在混沌中尋找出路，從無序中創造有序。

漢武帝的一生所為，不外乎如此；而我們每個人的一生，乃至整個人類曆史，不也都是在同樣的困境中做著同樣的努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