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子

孟子以為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擴而充之，則為仁、義、禮、智之四德。四德為人性發展之自然結果，而人之所以須發展人性，因必如此方為盡“人之所以為人者”，非因四德為有利而始行之也。

孔子開以講學為職業之風氣，其弟子及以後儒者，多以講學為職業，所謂“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也。然能“以學顯於當世”者，則推孟子（西曆紀元前372年？—前289年？）、荀卿。二人實孔子後儒家二大師也。孔子在中國曆史中之地位，如蘇格拉底之在西洋曆史。孟子在中國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圖之在西洋曆史，其氣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國曆史之地位，如亞裏士多德之在西洋曆史，其氣象之篤實沉博亦似之。

就一麵言，孟子對於周製仍持擁護態度；自又一方麵言之，則孟子自有其新的政治哲學。孟子之理想的政治製度中仍有天子、諸侯等階級，但以為政治上之高位，必以有德者居之。其理想的政治製度，為以有聖人之德者居天子之位。此聖人既老，則在其死以前預選一年較少之聖人，先使為相以試之。及其成效卓著，則薦之於天，以為其自己之替代者。及老聖人既死，此少聖人即代之而為天子。然天之意不可知，可知者民意而已。民果歸之，即天以天下與之，故薦之於天，即薦之於民也。“匹夫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孟子·萬章上》）蓋無天子薦之，則不能先為相以自試，不能施澤於民，民不歸之也。此理想與柏拉圖《共和國》之主張極相似。

孟子之理想的經濟製度即所講井田製度是也。其所講井田製度，即就原有之井田製度，轉移觀點，將其變為含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製度也。所謂轉移觀點者，蓋古代土地為國君及貴族所私有，農民受土地於貴族，為之做“助耕之氓”，為之做農奴。故原有之井田製度，乃為貴族之利益。依孟子之理想，乃土地為國家所公有，人民受土地於國家而自由耕種之。其每井中公田之出產，雖仍可為國君、卿大夫之祿，“以代其耕”，但農民之助耕公田，乃如納稅於國家之性質，非如農奴為地主服役之性質。此理想中之製度，乃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乃為人民之利益。故謂孟子所說之井田製度，即古代所實行者，非也。謂孟子所說之井田製度，純乎為理想，為創造，亦非也。二者均有焉。

以上所述之各種理想的製度，即孟子所謂王道、王政或仁政也。仁政何以必須行，仁政何以能行？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孫醜上》）“不忍人之政”，即仁政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見人之困苦，此即仁政之所以必須行也。人既皆有此心為仁政之根據，此即仁政之所以能行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而就死地”，斷其必能行王政。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雲：‘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齊宣王謂己好貨好色，不能行王政。孟子言：“王如好貨”，“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因己之好貨好色，即推而與百姓同之，即“舉斯心加諸彼”也。若實現此心於政事，則其政事即仁政矣。“善推其所為”，即仁也，即忠恕也。孔子講仁及忠恕，多限於個人之修養方麵。孟子則應用之於政治及社會哲學。孔子講仁及忠恕，隻及於“內聖”；孟子則更及於“外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所謂人性皆善也。陳澧曰：“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東塾讀書記》卷三）孟子所謂性善，隻謂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此四“端”若能擴而充之，則為聖人。人之不善，皆不能即此四“端”擴而充之，非其性本與善人殊也。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

人何以必須擴充此善端？此亦一問題也。若依功利主義說，則人之擴充善端於社會有利，否則有害，此即墨子主張兼愛之理由也。惟依孟子之意：則人之必須擴充此善端者，因此乃人之所以為人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為人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人之所以為人，即人之要素，人之名之定義，亦即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者，即人之有人心。《孟子》雲：“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亞裏士多德《倫理學》謂飲食及情欲乃人與禽獸所共有，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惟在其有理性耳。“心之官則思”，能思即有理性也。能思之心為人所特有，乃“天之所以與我”者，所以為大體也。耳目之官，乃人與禽獸所同有，所以為小體也。若隻“從其小體”，則不惟為小人，且為禽獸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若聽其自然，則能“陷溺其心”（《孟子·告子上》），人之所以有不善者，即以此也。能思之心，所好者為禮義。故人必有禮義，乃為“從其大體”。從其大體，乃得保人之所以為人，乃合乎人之定義。否則人即失其所以為人，而與禽獸同。“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嚐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孟子·告子上》）

人性中皆有善端，如擴而充之，則人人皆可以為聖人，此人所皆可以自期許者也。至於人生中他方麵之成敗利鈍，則不能計，亦不必計。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又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幹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盡心下》）此所謂天所謂命，皆指人力所無奈何之事，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於此亦可知孟子所以反對利之故矣。孟子以為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擴而充之，則為仁、義、禮、智之四德。四德為人性發展之自然結果，而人之所以須發展人性，因必如此方為盡“人之所以為人者”，非因四德為有利而始行之也。四德之行，當然可生於社會有利之結果，此結果雖極可貴，然亦係附帶結果。猶之藝術家之作品，固可使人愉悅，然此乃附帶的結果，彼藝術家之創作，則所以表現其理想與情感，非為求人悅樂愉快也。

不過孟子雖主張義，反對利，然對於義利之辨，未有詳細說明，故頗受後人之駁詰。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薄葬之說，頗可顯其非功利主義之態度。彼雲：“蓋上世嚐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麵目。蓋歸反蔂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孟子·滕文公上》）又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棺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公孫醜下》）墨家之攻擊儒家厚葬久喪，主節葬短喪，純從功利主義立論。而孟子則不純從功利主義立論。厚葬久喪，對社會固亦有利。“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從功利主義立論以主張厚葬久喪者也。然孟子則但謂厚葬為“盡於人心”，此儒家之精神也。

孟子之所謂天，有時似指主宰之天，如“堯薦舜於天”之天。有時似指運命之天，如上所說者。有時則指義理之天。孟子因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四端而言性善。人之所以有此四端，性之所以善，正因性乃“天之所與我者”，人之所得於天者。此性善說之形上學的根據也。孟子雲：“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心為人之“大體”，故“盡其心”“知其性”。此乃“天之所與我者”，故“盡其心”“知其性”，亦“知天”矣。孟子又雲：“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孟子·盡心上》）又雲：“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萬物皆備於我”“上下與天地同流”等語，頗有神秘主義之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簡略，不能詳也。

【注】“神秘主義”一名，有種種不同的意義。此所謂神秘主義，乃專指一種哲學，承認有所謂“萬物一體”之境界。在此境界中，個人與“全”（宇宙之全）合而為一，所謂人我內外之分，俱已不存。普通多謂此神秘主義必與唯心論的宇宙論相關連。宇宙必為唯心論的，宇宙之全體，與個人之心靈，有內部的關係；個人之精神，與宇宙之大精神，本為一體，特以有後起的隔閡，以致人與宇宙，似乎分離。佛家所說之無明，宋儒所說之私欲，皆指此後起的隔閡也。若去此隔閡，則個人與宇宙複合而為一，佛教所說之證真如，宋儒所說“人欲盡處，天理流行”，皆指此境界也。不過此神秘主義，亦不必與唯心論的宇宙論相連。如莊子之哲學，其宇宙論非必為唯心論的，然亦注重神秘主義也。中國哲學中，孟子派之儒家，及莊子派之道家，皆以神秘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秘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但兩家之所用以達此最高境界、最高目的之方法不同。道家所用之方法，乃以純粹經驗忘我；儒家所用之方法，乃以“愛之事業”（叔本華所用名詞）去私。無我無私，而個人乃與宇宙合一。如孟子哲學果有神秘主義在內，則萬物皆備於我，即我與萬物本為一體也。我與萬物本為一體，而乃以有隔閡之故，我與萬物，似乎分離，此即不“誠”。若“反身而誠”，回複與萬物為一體之境界，則“樂莫大焉”。如欲回複與萬物為一體之境界，則用“愛之事業”之方法。所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以恕求仁，以仁求誠。蓋恕與仁皆注重在取消人我之界限；人我之界限消，則我與萬物為一體矣。此解釋果合孟子之本意否不可知，要之宋儒之哲學，則皆推衍此意也。

如孟子哲學中果有神秘主義，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即個人在最高境界中之精神狀態。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孟子·公孫醜上》）至於養此氣之方法，孟子雲：“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嚐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公孫醜上》）

此所謂義，大概包括吾人性中所有善“端”。是在內本有，故曰：“告子未嚐知義，以其外之也。”此諸善“端”皆傾向於取消人我界限。即將此逐漸推擴，亦勿急躁求速，亦勿停止不進[“而勿正”，焦循《孟子正義》引《〈詩（終風）序〉箋》及《莊子（應帝王篇）釋文》謂“正之義通於止”]。“集義”既久，則行無“不慊於心”，而“塞乎天地之間”之精神狀態，可得到矣。至此境界，則“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