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財產01

要講中國的經濟製度，我們得把中國的曆史分為三大時期：有史以前為第一期；有史以後，訖於新室之末，為第二期；自新室亡後至現在，為第三期；自今以後，則將為第四期的開始。

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三世：第一期為亂世；第二期為升平世；第三期為太平世。這無疑是想把世運逆挽而上，自亂世進入升平，再進入太平的。然則所謂升平、太平，是否全是孔子的理想呢？我們試看，凡先秦諸子，無不認為邃古之世，有一個黃金時代，其後乃愈降而愈劣，即可知孔子之言，非盡理想，而必有其曆史的背景。

《禮記·禮運》所說的大同、小康，大約就是這個思想的背景吧？大同是孔子認為最古的時代，最好的，小康則漸降而劣，再降就入於亂世了。所謂升平，是想把亂世逆挽到小康，再進而達於大同，就是所謂太平了，這是無可疑的。然則所謂大同、小康，究竟是何時代呢？

人是非勞動不能生存的，而非聯合，則其勞動將歸於無效，且亦無從勞動起，所以《荀子》說人不群則不能勝物（見《王製篇》。勝字讀平聲，作堪字解，即擔當得起的意思。物字和事字通訓。能勝物，即能擔當得起事情的意思，並非謂與物爭鬥而勝之）。當這時代，人是“隻有合力以對物，斷無因物而相爭”的，許多社會學家，都證明原始時代的人，沒有個人觀念。我且無有，尚何有於我之物？所以這時代，一切物都是公有的。有種東西，我們看起來似乎是私有（如衣服及個人所用的器具之類），其實並不是私有，不過不屬於這個人，則無用，所以常常附屬於他罷了。以財產之承襲論，亦是如此（氏族時代，男子的遺物，多傳於男子，女子的遺物，多傳於女子，即由於此）。當這時代，人與人之間，既毫無間隔，如何不和親康樂呢？人類經過原始共產時代、氏族共產時代、以入於家族集產時代，在氏族、家族時代，似已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然其所含的公共性質還很多。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無疑的，是在這一個時代以前。今試根據古書，想象其時的情形如下：

這時代，無疑是個農業時代。耕作的方法，其初該是不分疆界的，其後則依家族之數，而將土地分配（所以孔子說“男有分，女有歸”），此即所謂井田製度。

井田的製度，是把一方裏之地，分為九區。每區一百畝。中間的一區為公田，其外八區為私田。一方裏住八家，各受私田百畝。中間的公田，除去二十畝，以為八家的廬舍（一家得二畝半）。還有八十畝，由八家公共耕作，其收入，是全歸公家的。私田的所入，亦即全歸私家。此即所謂助法。如其田不分公私，每畝田上的收獲，都酌提若幹成歸公，則謂之徹法。

土田雖有分配，並不是私人所有的，所以有“還受”和“換主易居”之法（“受”，謂達到種田的年齡，則受田於公家。“還”，謂老了，達到無庸種田的年齡，則把田還給公家。因田非私人所有，故公家時時可重行分配，此即所謂“再分配”。三年一換主易居，即再分配法之一種）。在所種之田以外，大家另有一個聚居之所，是之謂邑。合九方裏的居民，共營一邑，故一裏七十二家（見《禮記·雜記》注引《王度記》。《公羊傳》何《注》舉成數，故雲八十家。邑中宅地，亦家得二畝半，合田間廬舍言之，則曰“五畝之宅”），八家共一巷。中間有一所公共的建築，是為“校室”。

春、夏、秋三季，百姓都在外種田，冬天則住在邑內。一邑之中，有兩個老年的人做領袖。這兩個領袖，後世的人，用當時的名稱稱呼他，謂之“父老”“裏正”。古代的建築，在街的兩頭都有門，謂之閭。閭的旁邊，有兩間屋子，謂之塾。當大家要出去種田的時候，天亮透了，父老和裏正，開了閭門，一個坐在左塾裏，一個坐在右塾裏，監督著出去的人。出去得太晚了；或者晚上回來時，不帶著薪樵以預備做晚飯，都是要被詰責的。出入的時候，該大家互相照應。所帶的東西輕了，該幫人家分拿些。帶的東西重了，可以分給人家代攜，不必客氣。上年紀、頭發花白的人，該讓他安逸些，空手走回來。到冬天，則父老在校室裏，教訓邑中的小孩子，裏正則催促人家“緝績”。住在一條巷裏的娘們，聚在一間屋子裏織布，要織到半夜方休。

以上所說的，是根據《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注《漢書·食貨誌》，撮敘其大略。這雖是後來人傳述的話，不全是古代的情形，然還可根據著它，想象一個古代農村社會的輪廓。農田以外的土地，古人總稱為山澤。農田雖按戶口分配，山澤是全然公有的。隻要依據一定的規則，大家都可使用（如《孟子》所說的“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等。田獵的規則，見《禮記·王製》。《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跡人、卝人等官，還是管理此等地方，監督使用的人，必須遵守規則，而且指導他使用的方法的，並不封禁）。

這時候，是無所謂工業的。簡單的器具，人人會造，較繁複的，則有專司其事的人。但這等人，絕不是借此以營利的。這等人的生活資料，是由大家無條件供給他的，而他所製造的器具，也無條件供給大家用。這是後來的工官之本。

在本部族之內，因係公產，絕無所謂交易。交易隻行於異部族之間。不過以剩餘之品互相交換，絕無新奇可喜之物。所以許行所主張的貿易，會簡單到論量不論質（見《孟子·滕文公上》）。而《禮記·郊特牲》說：“四方年不順成，八蠟不通（言舉行蠟祭之時，不許因之舉行定期貿易）。”蠟祭是在農功畢後舉行的，年不順成，就沒有剩餘之品可供交易了。此等交易，可想見其對於社會經濟，影響甚淺。

倘在特別情形之下，一部族中，缺少了什麽必要的東西，那就老實不客氣，可以向人家討，不必要有什麽東西交換。後來國際間的乞糴，即緣於此。如其遇見天災人禍，一個部族的損失實在太大了，自己無力恢複，則諸部族會聚集起來，自動替它填補的。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國遇到火災，諸侯會於澶淵，以更宋所喪之財（“更”為繼續之意，即現在的“賡”字），亦必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幫助人家工作，也不算得什麽事的。《孟子》說：“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孟子·滕文公下》）這件事，用後世人的眼光看起來，未免不近情理。然如齊桓公會諸侯而城杞（《春秋》僖公十四年），豈不亦是替人家白效勞嗎？然則古代必有代耕的習慣，才會有這傳說。古代國際間有道義的舉動還很多，據此推想，可以說：都是更古的部族之間留傳下來的。此即孔子所謂“講信修睦”。

雖然部族和部族之間，有此好意，然在古代，部族乞助於人的事，總是很少的。因為他們的生活，是很有規範的，除非真有不可抗拒的災禍，絕不會淪於窮困。他們生活的規範，是怎樣的呢？《禮記·王製》說：塚宰“以三十年之通製國用，量入以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這在後來，雖然成為塚宰的職責，然其根源，則必是農村固有的規範。不幸而遇到凶年饑饉，是要合全部族的人，共謀節省的。此即所謂“凶荒劄喪”的變禮。在古代，禮是人人需要遵守的。其所謂禮，都是切於生活的實際規則，並不是什麽虛文。所以《禮記·禮器》說：“年雖大殺，眾不恇懼，則上之製禮也節矣。”

一團體之中，如有老弱殘廢的人，眾人即無條件養活他。《禮記·王製》說：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又說：“喑、聾、跛、躄、斷者（骨節斷的人）、侏儒（體格不及標準。該包括一切發育不完全的人），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舊說：看他會做什麽工，就叫他做什麽工。這解釋怕是錯的。這一句和上句，乃是互言以相備。說對孤、獨、鰥、寡供給食料，可見對此等殘廢的人，亦供給食料；說對此等殘廢的人，供給器用，可見對孤、獨、鰥、寡亦供給器用。乃古人語法如此。《荀子·王製》作“五疾上收而養之”可證。

此等規則都實行了，確可使匹夫、匹婦，無不得其所的；而在古代，社會內部無甚矛盾之世，我們亦可以相信其曾經實行過的。如此，又何怪後人視其時為黃金時代呢？視古代為黃金時代，不但中國，希臘人也有這樣思想的。物質文明和社會組織，根本是兩件事。講物質文明，後世確是進步了。以社會組織論，斷不能不承認是退步的。

有許多遺跡，的確可使我們相信，在古代財產是公有的。

《書經·酒誥篇》說：“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這是周朝在殷朝的舊土，施行酒禁時嚴厲的誥誡。施行酒禁不足怪，所可怪的，是當此酒禁嚴厲之時，何不在家獨酌？何得還有群飲觸犯禁令的人，致煩在上者之誥誡？然則其所好者，在於飲呢？還是在於群呢？不論什麽事，根深蒂固，就難於驟變了。漢時的賜酺，不也是許民群飲嗎？倘使人之所好，隻在於飲而不在於群，賜酺還算得什麽恩典？可見古人好群飲之習甚深。因其好群飲之習甚深，即可想見其在邃古時，曾有一個共食的習慣。家家做飯自己吃，已經是我們的恥辱了。《孟子》又引晏子說：“師行而糧食。”糧同量，謂留其自吃的部分，其餘盡數充公。這在晏子時，變成虐政了，然推想其起源，則亦因儲藏在人家的米，本非其所私有，不過借他的房屋儲藏（更古則房屋亦非私有），所以公家仍可隨意取去。

以上所說，都是我們根據古籍所推想的大同時代的情形。雖然在古籍中，已經不是正式記載，而隻是遺跡，然有跡則必有跡所自出之履，這是理無可疑的。然則到後來，此等製度，是如何破壞掉的呢？

曠觀大勢，人類全部曆史，不外自塞而趨於通。人是非不斷和自然爭鬥，不能生存的。所聯合的人愈多，則其對自然爭鬥的力愈強。所以文明的進步，無非是人類聯合範圍的擴大。然人類控製自然的力量進步了，控製自己的力量，卻不能與之並進。於是天災雖澹，而人禍複興。

人類的聯合，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無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種則分出彼此的界限來。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勞動的結果，那就非於（甲）交易、（乙）掠奪兩者之中擇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奪的方法，且較交易為通行。

在古代各種社會中，論文化，自以農業社會為最高；論富力，亦以農業社會為較厚，然卻很容易被人征服。因為（一）農業社會，性質和平，不喜戰鬥；（二）資產笨重，難於遷移；（三）而獵牧社會，居無定所，去來飄忽，農業社會，即幸而戰爭獲勝，亦很難犁庭掃穴，永絕後患；（四）他們既習於戰鬥；（五）又是以侵略為衣食飯碗的，得隙即來。農業社會，遂不得不於可以忍受的條件之下，承認納貢而言和；久之，遂夷為農奴；再進一步，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關係愈益密切，遂合為一個社會，一為治人者，食於人者，一為治於人者，食人者了。封建時代階級製度的成立，即緣於此（參看上章）。

依情理推想，在此種階級之下，治者對於被治者，似乎很容易為極端之剝削的。然（一）剝削者對於被剝削者，亦必須留有餘地，乃能長保其剝削的資源。（二）剝削的宗旨，是在於享樂的，因而是懶惰的，能夠達到剝削的目的就夠了，何必幹涉人家內部的事情？（三）而剝削者的權力，事實上抑或有所製限，被剝削者內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幹涉。（四）況且兩個社會相遇，武力或以進化較淺的社會為優強，組織必以進化較深的社會為堅凝。

所以在軍事上，或者進化較深的社會，反為進化較淺的社會所征服；在文化上，則總是進化較淺的社會，為進化較深的社會所同化的。職是故，被征服的社會，內部良好的組織，得以保存。一再傳後，征服者或且為其所同化，而加入於其組織之中。古語說君者善群（這“群”字是動詞，即組織之義），而其所以能群，則由於其能明分（見《荀子·王製》《富國》兩篇）。據此義，則征服之群之酋長，業已完全接受被征服之群之文化，依據其規則，負起組織的責任來了。當這時代，隻有所謂君大夫，原來是征服之族者，擁有廣大的封土，收入甚多，與平民相懸絕。

此外，社會各方麵的情形，還無甚變更。士，不過祿以代耕，其生活程度，與農夫相仿佛。農則井田之製仍存，工商亦仍無大利可牟。征服之族，要與被征服之族在經濟上爭利益者，亦有種種禁例，如“仕則不稼，田則不漁”之類（見《禮記·坊記》。《大學》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董仲舒對策，說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此等，在後來為道德上的教條，在當初，疑有一種禁令）。然則社會的內部，還是和親康樂的，不過在其上層，多養著一個寄生者罷了。雖然和寄生蟲並存，還不至危及生命健康，總還算一個準健康體，夫是之謂小康。

小康時代，又成過去，亂世就要來了。此其根源：（一）由初期的征服者，雖然憑恃武力，然其出身多在瘠苦之地，其生活本來是簡陋的。凡人之習慣，大抵不易驟變，儉者之不易遽奢，猶奢者之不能複儉。所以開國之主，總是比較勤儉的。數傳之後，嗣世之君，就都變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的紈絝子弟了。其**侈日甚，則其對於人民之剝削日深，社會上的良好規製，遂不免受其影響（如因政治不善，而人民對於公田耕作不熱心，因此發生履畝而稅的製度，使井田製度受其影響之類）。（二）則商業發達了，向來自行生產之物，可以不生產而求之於人；不甚生產之物，或反可多生產以與人交易。於是舊組織不複合理，而成為獲利的障礙，就不免墮壞於無形了。舊的組織破壞了，新的組織，再不能受理性的支配，而一任事勢的推遷。人就控製不住環境，而要受環境的支配了。

當這時代，經濟上的變遷，可以述其犖犖大端如下：

（一）因人口增加，土地漸感不足，而地代因之發生。在這情形之下，土地荒廢了，覺得可惜，於是把向來田間的空地，留作道路和備蓄泄之用的，都加以墾辟，此即所謂“開阡陌”（開阡陌之“開”，即“開墾”之“開”。田間的陸地，總稱阡陌。低地留作蓄水泄水之用的，總稱溝洫。開阡陌時，自然把溝洫也填沒了。參看朱子《開阡陌辯》）。這樣一來，分地的標記沒有了，自然可隨意侵占，有土之君，利於租稅之增加，自然也不加以禁止，或且加以倡導，此即孟子所謂“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界”（《孟子·滕文公上》）。一方麵靠暴力侵占，一方麵靠財力收買，兼並的現象，就陸續發生了。

（二）山澤之地，向來作為公有的，先被有權力的封君封禁起來，後又逐漸入於私人之手（《史記·平準書》說：漢初山川、園池，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為私奉養。此即前代山澤之地。把向來公有的山澤，一旦作為私有，在漢初，決不會，也絕不敢有這無理的措置，可見自秦以前，早已普遍加以封禁了。管子官山府海之論，雖然意在擴張國家的收入，非以供私人之用，然其將公有之地，加以封禁則同。《史記·貨殖列傳》所載諸大企業家，有從事於畜牧的，有從事於種樹的，有從事於開礦的，都非占有山澤之地不行。這大約是從人君手裏，以賞賜、租、買等方法取得的）。

（三）工業進化了，器用較昔時為進步，而工官的製造，未必隨之進步。或且以人口增加而工官本身，未嚐擴張，量的方麵，亦發生問題。舊係家家自製之物，至此求之於市者，亦必逐漸增加。於是漸有從事於工業的人，其獲利亦頗厚。

（四）商人，更為是時活躍的階級。交換的事情多了，居間的商人隨之而增多，這是勢所必至的。商業的性質，是最自利的。依據它的原理，必須以最低的價格（隻要你肯賣）買進，最高的價格（隻要你肯買）賣出。於是生產者、消費者同受剝削，而居間的商人獨肥。

（五）盈天地之間者皆物，本說不出什麽是我的，什麽是你的。所以分為我的、你的，乃因知道勞力的可貴，我花了勞力在上麵的東西，就不肯白送給你。於是東西和東西、東西和勞力、勞力和勞力，都可以交換。於是發生了工資，發生了利息。在封建製度初期，封君雖然霸占了許多財產，還頗能盡救濟的責任，到後來，便要借此以博取利息了。孟子述晏子的話，說古代的巡狩，“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孟子·梁惠王下》）。而《戰國策》載馮煖為孟嚐君收債，盡焚其券以市義，就顯示著這一個轉變。較早的時代，隻有封君是有錢的，所以也隻有封君放債。後來私人有錢的漸多，困窮的亦漸眾，自然放債取利的行為，漸漸地普遍了。

（六）在這時代，又有促進交易和放債的工具發生，是為貨幣的進步（另見《貨幣篇》）。貨幣愈進步，則其為用愈普遍，於是交易活潑，儲蓄便利，就更增進人的貪欲（物過多則無用，所以在實物經濟時代，往往有肯以之施濟的。貨幣既興，此物可以轉變為他物，儲蓄的亦隻要儲蓄其價值，就不容易覺得其過剩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發生下列三種人：

（一）大地主。其中又分為（甲）田連阡陌及（乙）擅山澤之利的兩種人。

（二）大工商家。古代的工業家，大抵自行販賣，所以古人統稱為商人。然從理論上剖析之，實包括工業家在內，如漢時所稱之“鹽鐵”（謂製鹽和鼓鑄鐵器的人）。其營業，即是側重在製造方麵的。

（三）子錢家。這是專以放債取息為營業的。要想知道這時代的經濟情形，最好是看《史記》的《貨殖列傳》。然《貨殖列傳》所載的，隻是當時的大富豪。至於富力較遜，而性質相同的（小地主、小工商及小的高利貸者）那就書不勝書了。

精神現象，總是隨著生活環境而變遷的。人，是獨力很難自立的，所以能夠生存，無非是靠著互助。家族製度盛行，業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個個的小單位。交易製度，普遍的代替了分配、互助之道，必以互相剝削之方法行之，遂更使人們的對立尖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要獲得一個立足之地甚難，而要墮落下去則甚易。即使獲得了一個立足之地，亦是非用強力，不易保持的。人們遂都汲汲惶惶，不可終日。

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有一段，剖析當時所謂賢士、隱士、廉吏、廉賈、壯士、遊俠、妓女、政客、打獵、賭博、方技以及犯法的吏士、農、工、商賈，各種人的用心，斷言他的內容，無一而非為利。而又總結之曰：“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韓非子》說：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無饑寒疾病禍罪之殃，而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征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顯學篇》）。話似近情，然不知無豐年旁入之利，無饑寒疾病禍罪之殃的條件，成立甚難；而且侈惰亦是社會環境養成的，誰之罪？而獨嚴切地責備不幸的人，這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種動物發出來的了。人心大變，此即所謂亂世。

孔子所謂小康之世，大約從有史時代就開始的。因為我們有確實的曆史，始於炎、黃之際，已經是一個幹戈擾攘的世界了。至於亂世，其機緘，亦是早就潛伏的，而其大盛，則當在東周之後。因為封建製度，是自此以後，才大崩潰的（封建製度的崩潰不是什麽單純的政治作用，實在是社會文化進步，而後政治作用隨之的。新文化的進步，就是舊組織的崩潰）。然在東周以後，社會的舊組織，雖已崩潰，而人們心上，還都為這新成立的秩序而不安；認為它是變態，當有以矯正之。於是兩漢時代不斷有社會改革運動發生。醞釀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這大改革失敗了，人們才承認社會組織的不良，為與生俱來，無可如何之事，把病態認為常態了。所以我說小康的一期，當終於新室之末。

漢代人的議論，我們要是肯細看，便可覺得他和後世的議論，絕不相同。後世的議論，都是把社會組織的缺陷，認為無可如何的事，至多隻能去其太甚。漢代人的議論，則總是想徹底改革的。這個，隻要看最著名的賈誼、董仲舒的議論，便可見得。若能細讀《漢書》的《王貢兩龔鮑》和《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就更可明白了。但他們有一個通弊，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兩個對立的階級。不知領導著被壓迫階級，以圖革命，而專想借壓迫階級之力，以進行社會改革。他們誤以為治者階級，便是代表全社會的正義的，而不知道這隻是治者階級中的最少數。實際，政治上的治者階級，便是經濟上的壓迫階級，總是想榨取被治階級（即經濟上的被壓迫階級）以牟利的。治者階級中最上層的少數人，隻是立於兩者之間，使此兩階級得以保持一個均衡，而實際上還是偏於治者一方麵些。要想以他為發力機，鼓動了多數治者，為被治者謀幸福，真是緣木求魚，在理論上絕不容有這回事。理所可有，而不能實現之事多矣，理所必無，而能僥幸成功之事，未之前聞。這種錯誤，固然是時代為之，怪不得古人。然而不能有成之事，總是不能有成，則社會科學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學上的定律，一樣固定，絕不會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