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階級01

古代部族之間，互相爭鬥；勝者把敗者作為俘虜，使之從事於勞役，是為奴隸；收取其賦稅的，則為農奴。古代奴婢之數，似乎並不甚多（見下）。最嚴重的問題，在征服者和農奴之間。

國人和野人，這兩個名詞，我們在古書上遇見時，似不覺其間有何嚴重的區別。其實兩者之間，是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關係的。不過其時代較早，古書上的遺跡，不甚顯著，所以我們看起來，不覺得其嚴重罷了。

所謂國人，其初當係征服之族，擇中央山險之地，築城而居。野人則係被征服之族，在四麵平夷之地，從事於耕耘。所以（一）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險之處。國內行畦田，國外行井田。（二）國人充任正式軍隊，野人則否。上章所講大詢於眾庶之法，限於鄉大夫之屬。“鄉”是王城以外之地，“鄉人”即所謂國人。厲王被逐，《國語》說：“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則參與國政，和起而為反抗舉動的，都是國人。若野人，則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頌德，繈負而歸之；有行暴政之君，則“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在可能範圍之內逃亡而已。所以一個國家，其初立國的基本，實在是靠國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

國人和野人之間，其初當有一個很嚴的界限；彼此之間，還當有很深的仇恨。後來此等界限，如何消滅？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約因：（一）距離戰爭的年代遠了，舊事漸被遺忘。（二）國人移居於野，野人亦有移居於國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三）征服部族是要朘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經濟上，國人富裕而野人貧窮；又都邑多為工商及往來之人所聚會，在交通上，國人頻繁而野人閉塞。所以國人的性質較文，野人的性質較質。然到後來，各地方逐漸發達，其性質，亦變而相近了。再到後來，（四）選舉的權利。（五）兵役的義務，亦漸擴充推廣，而及於野人，則國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無甚區別，其畛域就全化除了。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可說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於職業上的區別，則已帶有經濟上的原因了。

古代職業的區別，是為士、農、工、商。士是戰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稱，可見古代的用人，專在戰士中拔擢。至於工商，則專從事於生業。充當戰士的人，雖不能全不務農，但有種專務耕種的農民，卻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中有士之鄉和工商之鄉（見《小匡》）。《左傳》宣公十二年說，楚國之法，“荊屍而舉（荊屍，該是一種組織軍隊的法令），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有些人誤以為古代是全國皆兵，實在是錯誤的。士和卿大夫，本來該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權和軍權，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論什麽職業，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說：“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小匡》）政治上的地位，當然不是例外，世官之製既行，士和大夫之間，自然生出嚴重的區別來，農、工、商更不必說了。此等階級，如何破壞呢？

其在經濟上，要維持此等階級，必須能維持嚴密的職業組織。如欲使農之子恒為農，則井田製度，必須維持。欲使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則工官和公家對於商業的管理規則，亦必須維持。然到後來，這種製度，都破壞了。農人要種田，你沒有田給他種，豈能不許他從事別種職業？工官製度破壞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給民用，民間有從事製造的人，你豈能禁止他？尤其是經濟進步，交換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間買賣的人，又豈能加以禁止？私產製度既興，獲利的機會無限，人之趨利，如水就下，舊製度都成為新發展的障礙了，古代由社會製定的職業組織，如何能不破壞呢？

在政治上：則因（一）貴族的驕**矜誇，自趨滅亡，而不得不任用遊士（參看第七章）。（二）又因有土者之間，互相爭奪，敗國亡家之事，史不絕書。一國敗，則與此諸侯有關之人，都夷為平民。一家亡，則與此大夫有關的人，都失其地位。（三）又古代階級，並未像喀斯德（caste）這樣的嚴峻，彼此不許通婚。譬如《左傳》定公九年，載齊侯攻晉夷儀，有一個戰士，喚作敝無存，他的父親，要替他娶親，他就辭謝，說：“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齊國的兩個世卿之家）可見貴族與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會地位的變動，自然也容易了。這都是古代階級所以漸次破壞的原因。

奴隸的起源，由於以異族為俘虜。《周官》五隸：曰罪隸，曰蠻隸，曰閩隸，曰夷隸，曰貉隸。似乎後四者為異族，前一者為罪人。然罪人是後起的。當初本隻以異族為奴隸，後來本族有罪的人，亦將他貶入異族群內，當他異族看待，才有以罪人為奴隸的事。

經學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屏諸四夷，不及以政”（謂不使之當徭役，見《禮記·王製》）；古文家言，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周官》秋官掌戮）。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盡棄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說的製度較早，初期的奴隸，多數是異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穀梁傳》襄公二十九年：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不但如此，社會學家言：氏族時代的人，不慣和同族爭鬥，鎮壓本部族之職，有時不肯做，寧願讓異族人做。《周官》蠻、閩、夷、貉四隸，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之厲禁，正是這個道理。這亦足以證明奴隸源出於異族。

女子為奴隸的謂之婢。《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李《注》引韋昭雲：“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可見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賤的界限，實亦不甚嚴峻。但一方麵有脫離奴籍的奴隸，一方麵又有淪為奴隸的平民，所以奴婢終不能盡絕。這是關係到整個社會製度的了。

奴隸的免除，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法令。《左傳》襄公三十二年，晉國的大夫欒盈造反。欒氏有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有一個奴隸，喚作斐豹的，和執政範宣子說道：“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歡道：你殺掉他，“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斐豹大約是因犯罪而為奴隸，丹書就是寫他的罪狀的。一種是以財贖。《呂氏春秋·察微篇》說：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者，贖之者取金於府”。這大約是俘虜一類。後世奴隸的免除，也不外乎這兩種方法。

以上是封建時代的事。封建社會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占優勢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亦占優勝。到資本主義時代，就大不然了。

《漢書·貨殖列傳》說：“昔先王之製：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官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製，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又說：後來自諸侯大夫至於士庶人，“莫不離製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穀貨，猶言食貨。穀、食，本意指食物，引申起來，則包括一切直接供給消費之物。“貨”和“化”是一語。把這樣東西，變成那樣，就是交換的行為。所以“貨”是指一切商品）。於是“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粟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隸，猶無慍色”。這幾句話，最可代表從封建時代到資本主義時代的變遷。

封建社會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奪。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奪，則人人的生命財產，俱不可保。這未免太危險。所以社會逐漸進步，武力掠奪之事，總不能不懸為厲禁。到這時代，有錢的人，拿出錢來，就要看他願否。於是有錢就是有權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於狡猾慳吝的守財奴之前了。這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根源。

平心而論：資本主義的殘酷，乃是積重以後的事。當其初興之時，較之武力主義，公平多了，溫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歡迎的。資本主義所以能取武力主義而代之，其根源即在於此。然前此社會的規則，都是根據武力優勝主義製定的，不是根據富力優勝主義製定的。武力優勝主義，固然也是階級的偏私，且較富力優勝主義為更惡。然而人們（一）誰肯放棄其階級的偏私？（二）即有少數大公無我的人，亦不免為偏見所蔽，視其階級之利益，即為社會全體的利益；以其階級的主張，即為社會全體的公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所以資本主義的新秩序，用封建社會的舊眼光看來，是很不入眼的；總想盡力打倒它，把舊秩序恢複。

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史記》本傳），就是代表這種見解，想把富與貴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恢複到富與貴相一致的時代。然而這如何辦得到呢？封建時代，統治者階級的精神，最緊要的有兩種：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唯不好利，故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唯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維持其治者階級地位的原因。在當時原非幸致。然而這種精神，也不是從天降、從地出；或者如觀念論者所說，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人總是隨著環境變遷的。假使人而不能隨著環境變遷，則亦不能製馭環境，而為萬物之靈了。

在封建主義全盛時，統治階級因其靠武力得來的地位的優勝，不但衣食無憂，且其生活，總較被治的人為優裕，自然可以不言利。講到武勇，則因前此及其當時，他們的生命，是靠體力維持的（取之於自然界者如田獵。取之於人者，則為戰爭和掠奪），自能養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到武力掠奪，懸為厲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較治者為優裕；人類維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體力取之於自然界，或奪之於團體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剝削團體以內的人；則環境大變了。統治階級的精神，如何能不隨之轉變呢？於是滔滔不可挽了。

在當時，中堅階層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為兩派：近乎文者則為儒，近乎武者則為俠。古書多以儒俠並稱，亦以儒墨並稱，可見“墨”即是“俠”。儒和俠，不是孔、墨所創造的兩種團體，倒是孔、墨就社會上固有的兩種階級，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在孔、墨當日，何嚐不想把這兩個階級振興起來，使之成為國家社會的中堅？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儒者隻成為“貪飲食，惰作務”之徒（見《墨子·非儒》），俠者則成為“盜蹠之居民間者”（《史記·遊俠列傳》）。

質而言之，儒者都是現在誌在衣食，大些則誌在富貴的讀書人。俠者則成為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了。我們不否認，有少數不是這樣的人，然而少數總隻是少數。究其原理，因為在生物學上，人，大多數總是中庸的，而特別的好和特別的壞，同為反常的現象。所以我們讚成改良製度，使大多數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讚成認現社會的製度為天經地義，責成人在現製度之下做好人，陳義雖高，終成夢想。直到漢代，想維持此等階級精神，以為國家社會的中堅的，還不乏其人。試看賈誼《陳政事疏》所說聖人有金城之義，董仲舒對策說食祿之家不該與民爭利一段（均見《漢書》本傳），便可見其大概。確實，漢朝亦還有此種人，如蓋寬饒，“剛直高節，誌在奉公”。兒子步行戍邊，專務舉發在位者的弊竇，又好犯顏直諫，這確是文臣的好模範。又如李廣，終身除射箭外無他嗜好，絕不言利，而於封侯之賞，卻看得很重。廣為衛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兒子敢，因此射傷衛青，又給霍去病殺掉，漢武帝都因其為外戚之故而為之諱，然李廣的孫兒子陵，仍願為武帝效忠。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而且“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見《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這真是一個武士的好模範。還有那奮不顧身、立功絕域的傅介子、常惠、陳湯、班超等，亦都是這一種人。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

在漢代，此等人已如鳳毛麟角，魏晉以後，遂絕跡不可複見。豈無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時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質出現了。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複燃。後人談起這種封建時代的精神來，總覺得不勝惋惜。然而無足惜也。這實在不是什麽好東西。當時文臣的見解，已不免於偏狹。武人則更其要不得。譬如李廣，因閑居之時，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於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與他為難，還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個好尉），到再起時，就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這算什麽行為？他做隴西太守時，詐殺降羌八百餘人，豈非武士的恥辱？至於一班出使外國之徒，利於所帶的物品，可以幹沒，還好帶私貨推銷，因此爭求奉使。到出使之後，又有許多粗魯的行為，訛詐的舉動，以致為國生事，引起兵端（見《史記·大宛列傳》），這真是所謂浪人，真是要不得的東西。中國幸而這種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還不止五胡之亂。

封建時代的精神過去了。社會階級，遂全依貧富而分。當時所謂富者，是（一）大地主；（二）大工商家。晁錯《貴粟疏》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見法律全然退處於無權了。

因資本的跋扈，奴婢之數，遂大為增加。中國古代，雖有奴婢，似乎並不靠他做生產的主力。因為這時候，土地尚未私有，舊有的土地，都屬於農民。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隻能苛取其租稅，強征其勞力（即役），至於奪農民的土地為己有，而使奴隸從事於耕種，那是不會有這件事的（因為如此，於經濟隻有不利。所以雖有**暴之君，亦隻會棄田以為苑囿。到暴力一過去，苑囿就又變作田了）。大規模的墾荒，或使奴隸從事於別種生產事業，那時候也不會有。其時的奴隸，隻是在家庭中，以給使令，或從事於消費品的製造（如使女奴舂米、釀酒等），經濟的力量所限，其勢自不能甚多。

到資本主義興起後，就不然了。（一）土地既已私有，原來的農奴，都隨著土地，變成地主的奴隸。王莽行王田之製，稱奴隸為“私屬”，和田地都不得買賣。若非向來可以買賣，何必有此法令呢？這該是秦漢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虜、罪人兩個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經濟上的原因造成的多）。（二）農奴既變為奴隸，從事於大規模的墾荒的，自然可以購買奴隸，使其從事耕作。（三）還可以使之從事於別種事業。如《史記·貨殖列傳》說：“刁閑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所以又說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如此，奴婢越多越富，其數就無製限了。

此時的奴婢，大抵是因貧窮而鬻賣的。因貧窮而賣身，自古久有其事。所以《孟子·萬章上》就有人說：百裏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然在古代，此等要不能甚多。至漢代，則賈誼說當時之民，歲惡不入，就要“請爵賣子”，成為常見的現象了。此等奴婢，徒以貧窮之故而賣身，和古代出於俘虜或犯罪的，大不相同，國家理應製止及救濟。然當時的國家，非但不能如此，反亦因之以為利。如漢武帝，令民入奴婢，得以終身複，為郎的增秩。其時行算緡之法，遣使就郡國治隱匿不報的人的罪，沒收其奴婢甚多，都把他分配到各苑和各機關，使之從事於生產事業（見《史記·平準書》）。像漢武帝這種舉動，固然是少有的，然使奴婢從事於生產事業者，必不限於漢武帝之世，則可推想而知，奴隸遂成為此時官私生產的要角了。漢末大亂，奴婢之數，更行增多。

後漢光武一朝，用法令強迫釋放奴婢很多（均見《後漢書》本紀）。然亦不過救一時之弊，終不能絕其根株。曆代救濟奴隸之法：（一）對於官奴婢，大抵以法令赦免。（二）對於私奴婢則（甲）以法令強迫釋放；（乙）官出資財，替他贖身；（丙）勒令以買直為傭資，計算做工的時期，足滿工資之數，便把他放免。雖有此法，亦不過去其太甚而已。

用外國人做奴婢，後世還是有的。但非如古代的出於俘虜，而亦出於鬻賣。《漢書·西南夷列傳》和《史記·貨殖列傳》，都有所謂“僰僮”，就是當時的商人，把他當作商品販賣的。《北史·四裔傳》亦說：當時的人，多買獠人做奴仆。因此，又引起政治上的侵略。梁武帝時，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利。周武帝平梁、益，亦命隨近州鎮，年年出兵伐獠，取其生口，以充賤隸。這在後世，卻是少有的事，隻有南北分立之世，財力困窘，政治又毫無規模，才會有之。至於販賣，卻是通常現象。如唐武後大足元年，敕北方緣邊諸郡，不得畜突厥奴婢；穆宗長慶元年，詔禁登、萊州及緣海諸道，縱容海賊，掠賣新羅人為奴婢；就可見海陸兩道，都有販賣外國人口的了。南方的黑色人種，中國謂之昆侖。唐代小說中，多有昆侖奴的記載，更和歐洲人的販賣黑奴相像。然中國人亦有自賣或被賣作外國人的奴隸的。宋太宗淳化二年，詔陝西緣邊諸郡：先因歲饑，貧民以男女賣與戎人，官遣使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財物贖，還其父母；真宗天禧三年，詔自今掠賣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領並處死。誘至者同罪，未過界者，決杖黥配（均見《文獻通考》），就是其事。

後漢末年，天下大亂，又發生所謂“部曲”的一個階級。

“部曲”二字，本是軍隊中一個組織的名稱（《續漢書·百官誌》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喪亂之際，人民無家可歸，屬於將帥的兵士，沒有戰事的時候，還是跟著他生活，或者受他豢養或者替他工作。事實上遂發生隸屬的狀態。用其力以生產，在經濟上是有利的，所以在不招兵的時候，將帥也要招人以為部曲了（《三國誌·李典傳》說：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就是戰時的部曲，平時仍屬於將帥之證。《衛覬傳》說：覬鎮關中時，四方流移之民，多有回關中的，諸將多引為部曲，就是雖不招兵之時，將帥亦招人為部曲之證）。平民因沒有資本，或者需要保護，一時應他的招。久之，此等依賴關係，已成過去，而其身份，被人歧視，一時不能恢複，遂成為另一階級。

“部曲”的女子，謂之“客女”。曆代法律上，奴婢傷害良人，罪較平民互相傷害為重。良人傷害奴婢，則罪較平民互相傷害為輕。其“部曲”“客女”傷害平民的罪，較平民加重，較奴婢減輕；平民傷害“部曲”“客女”的，亦較傷害奴婢加重，較其互相傷害減輕。所以“部曲”的地位，是介於良賤之間的。曆魏、晉、南北朝至唐、宋，都有這一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