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派別

講實證的學術，分科繁而派別少，尚玄思的學術則相反。國學以古書為對象，文字艱深古奧，又不免有遺漏和錯誤，後世的人無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來質疑，就隻好憑自己的意思來解釋，因解釋的不同，派別便產生了。以前說的“義理”“考據”“詞章”三種學術，雖然是三個部門，但同時也是三個派別。因為學者所采取的道路不同，對於同一古書的解釋亦會得到相異的結果，所以曾國藩說他們“各執一途，互相詆毀”。

在考據學全盛的清代中期，所謂桐城派詞章之學也抬頭起來。桐城派文人以“載道之文”相標榜而譏誚考據學的支離破碎，無補於聖道。考據學者則譏誚桐城派文章沒有內容，根本無所謂“道”。考據學者批評義理之學的空疏，可是義理學派也譏誚他們的破碎支離。這幾派之中，考據派在學術界雖然稱霸，但清政府所獎勵的卻以義理之學為主。

義理學派即所謂宋明道學，因其解釋經書遇著難解之處，不去找許多古書參證，考查原來的意義，隻是“望文生義”，照字麵去講，所以人們說它空疏。其實這個學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義，不是完全不注意古書的遺漏錯誤，我們一看《四書》的朱注便知。這個學派的特點，是在於借孔孟的話來宣傳自己的學說，朱熹（晦庵）的《四書注》，就是宣傳他的理氣二元論。陸九淵（象山）更公然說“六經皆我注腳”。的確，他們表麵上是注解經書，實際上是拿經書注解自己。可是朱熹還不敢公然這樣講，他的意思隻是說，按照人情物理，孔孟的這些話應當這樣解才對。朱氏是主張“格物致知”的，這就是從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因為這一點，使朱陸又分成兩派。朱氏的學術，淵源於程頤（伊川），所以這派叫程朱派。陸象山之學，到明代王守仁（陽明）而有徹底的發展，所以這派叫陸王派。程朱之學，講求窮理盡性，稱為“理學”。陸王也講理，但程朱的理有客觀性，而陸王的理是純主觀的，陸氏說“心即理”，所以人們為與程朱的理學分別起見，又叫陸王之學為“心學”。

義理之學大致和現代所謂哲學相同，所以有派別，無分科。考據之學和現代所倡社會科學相像，所以有分科，也有派別。可是因為研究的對象不是社會而是古書，所以考據之學的派別，不是從理論上分的，而是從古書的傳授係統上麵分的。漢代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提倡經書的研究，許多儒生都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經書進獻，據說是因為古經原本已不容易覓取，他們這些儒生都是憑著口耳相傳的方法，一代一代地傳授下來的。後來卻有人貢獻古本經書了，那些書據說是藏在什麽古建築物（如孔子故宅）的夾壁中間，或者什麽山岩裏麵，被人家發現出來的。有了這一套古字的原本，於是就有一班儒生來研究它。由於這種版本和前麵那種所用的文字有古今的不同，於是在研究者方麵就分出今文派和古文派。其實兩者的分別不但在文字上，就是內容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別是思想方法方麵（這點後麵再說）。這兩派經學家所做的事，或係考證古書的真偽，或係考證古書上的名詞器物和製度，或係探討古代文字的意義，或係探討經書的微言大義，所以一般稱為考據之學，因為考據之學創於漢朝，又稱“漢學”，而和漢學相對待的義理之學，因為創於宋朝，就叫“宋學”。

在詞章之學方麵，古文和駢文不但是兩個門類，同時又是兩個派別的名稱。駢文是四六對偶的文體，古文（這個古文和經學上的古文，名同而實異）是不要對仗的散文，研究駢文的就反對古文，研究古文的就反對駢文，因而形成兩大派別。清代除這兩大派對立外，古文派內部又有桐城派和陽湖派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