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第一代權閹登場
討論評述曆史人物時，最直接也是最多人采用的辦法就是閱讀史料，從曆朝曆代的記述中撥開層層迷霧去了解曆史。可這種由前人所記述的曆史的真實性，往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進行證明。尤其是涉及古代士大夫集團集體抵製的宦官們的時候，士大夫的筆下幾近羞辱之能事。對於這些被士大夫們排擠的一類人，他們的曆史往往需要更加翔實的求證才能探究一點真相。
不過掌握了言論話語權的士大夫們也不全是對宦官深惡痛絕的，《明實錄》中就對金英、覃吉、懷恩進行了褒獎，稱他們在關鍵時刻對國家政權有積極影響。在《明史》中也專門有宦官一章，其中受到讚揚的有懷恩、李芳、陳矩。對宦官的批判，一般最多的無外乎“勾結外臣”“結黨營私”“幹涉朝政”等詞。可那些得到褒獎的宦官，他們能做出貢獻，能影響到國家政局，必然也進行了“幹政”，隻是這些事情符合士大夫集團的利益，符合時代價值，這些宦官便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終明一朝，被士大夫們斥為“閹豎、權閹”的幹政太監不知凡幾。在影視作品中經常登場的魏忠賢無疑就是代表，在他前麵出現的還有陳洪、劉瑾、汪直之輩。而在明朝第一位被文官集團定為“幹政”典型的就是使明英宗被俘的王振。一個人的發跡之路，往往是必然中帶著偶然，王振的發跡史同樣如此。
王公公入宮謎團
傳統史學界的觀點一般認為王振是讀過書，並且在其早年是立誌於科舉進入仕途的。可因為任教職時“考滿無功”，這才淨身入宮。這種說法最早是在《閑中今古錄》中提到，說是在永樂年間，王振任教職，因考滿無績遂淨身入宮。這種說法迅速為史學家所接受，並多次出現在之後的私人所著的史書中。
不過相比於私人所著，官方的史料則認為王振是入宮後就學，研究明朝必然逃不開的《明史》就有記載。《明史·王振傳》中對於王振的生平記載為其年少時就進了宮，被選入內書堂，後來學成被挑選到宣宗朱瞻基身邊，侍奉宣宗。這段記載先不論其真偽，單從這段史料我們可以看出，王振和其他許多從小入宮的太監一樣，是因為某種不為人知的原因進了宮，然後因為機靈被教以詩書。關於他的生平，最客觀也是最有參考價值的應該是他在正統年間，智化寺落成時親自撰寫的碑文。
他在碑文中寫道，自己以前出身卑賤，幸好生在了一個盛世，在早些年獲準進入了皇宮，受到太宗文皇帝（朱棣）的喜愛，這才有了學習的機會。這段寫在《敕賜智化禪寺報恩之碑》的話，很全麵地描述了王振的生平。不過可能有人會認為，這篇碑文是寫在智化寺落成時，而智化寺是王振為了給自己祈福才修建的，那肯定會極盡粉飾包裝自己，挑一些媚上的話寫進去。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我們還有其他史料可以證明。《明英宗實錄》裏有一段記載可以算是當時官方對王振身世的蓋戳。正統十一年（公元1446年），明英宗朱祁鎮賞賜了一些太監，包括王振、高讓、曹吉祥等人，並且專門頒布了敕文讚揚王振。其中對於王振的生平有一段描述“昔在皇曾祖（朱棣）時特以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朱高熾），深見眷愛，教以詩書，玉成令器……”這段由當時皇帝英宗親自下詔的敕文，無疑是最可靠的史料，而那些由明中葉時才開始興起的“考課無績，自宮入宮”的說法，很有可能是出於當時的時代需要的一個對王振的評價。
權閹的養成
明英宗朝的王振，可謂是權閹的代名詞，不過他的幹政，還要分成兩個階段進行敘述。
第一階段是從英宗繼位到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這個階段因為內有太皇太後張氏的約束，外懾於“三楊”的威望，王振這段時間對朝政的幹預還比較收斂，有所顧忌。在這段時間，有次甚至因為張太皇太後的覺察，王振差點被處死，幸得英宗和一幹大臣求情這才得免，但太皇太後還是責令王振不得幹政。從這之後，王振確實收斂了很多，不過他也看出了朝中的風向，凡事察言觀色，處處討好朱祁鎮和皇太後孫氏，不斷為自己在朱祁鎮心中增加分量。
但就算是有太皇太後限製的這段時間，因為王振而下獄的六部大臣還是多達九人，其中為我們所熟知的有名將王驥和名臣於謙。雖然史書記載這全是王振所為，但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如果沒有得到張太皇太後的首肯，王振很難扳倒這麽多大臣，可見張太皇太後一方麵嚴格管控王振，但另一方麵也由於當時明朝孤兒寡母的格局，不得不借助宦官製約朝臣。後來因為福建的一起杖死驛丞的案子，王振的圓滑處置得到了太皇太後的認可，重新獲得了信任。之後很多大臣在對國事陳敘事建議時偶爾會詢問王振的意見，甚至是直接交由他來裁決。
在《明史·王振》一卷中記載，楊士奇曾有言，內閣閣老雖然看上去權力很大，但實際上已經被王振有意排擠，一旦內宮中有意見遞出來，就得任命誰為閣臣，而現在的閣老隻能束手就擒。楊士奇的話語中滿是無奈。
一個出身卑微之人一旦掌握了權柄，便很容易目空一切，為所欲為。如果他還是喪失了一部分正常人的生活行為，在之後的人生軌跡中，難免會有很多自大出格的做法。
隨著王振權力的增加，身份地位的提高，聖眷日隆。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落成（朱棣時期被雷擊焚毀，此時重建），朱祁鎮為此大宴百官，本來這種級別的宴會宦官是不能夠參加的，然而此時王振氣焰囂張，竟然以周公輔成王自居，公然破壞明朝禮製，以內宦的身份參加外廷的宴會。而朱祁鎮不但不加以製止，反而為他大開方便之門，打開東華門讓王振能夠參加宴會。如此待遇，讓當時宴會中的百官都躬身迎候。
種種跡象都能看出王振在正統七年前就已經獲得了足夠大的權力，不僅能夠影響英宗，還能影響到內閣的選任委派，大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態勢。雖然能看出王振此時已經能夠為所欲為，可在太皇太後和內閣“三楊”的製衡下，王振還是略有收斂，當然這種收斂隻是相比正統七年後的行為而言的。
為何說到王振的權閹之路分成兩個時期，以正統七年為分界線？那就要從正統七年時太皇太後去世這件事說起。
英宗時期的太皇太後就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是明仁宗朱高熾的原配，是明初“仁宣之治”的見證者，她很清楚什麽樣的皇帝是好皇帝，什麽樣的政策會於國有利，於民有惠。可以說在英宗繼位的前七年，在太皇太後還在世的時候，這位了不起的女人才是大明王朝的實際控製者。但她卻沒有以輔政之名行武後之實，而是和內閣“三楊”一起盡心輔佐英宗。王振的權力欲望也是由於太皇太後的存在而受到了打壓。可是太皇太後一死，有足夠的身份地位去約束王振的人也就不存在了，至少在當時的皇宮，再沒有人會去公然對抗王振。肆無忌憚的王振便盜毀了太祖時設立在宮內的“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的鐵碑，除去了客觀上的證據，為自己之後可以更好地為所欲為打下了基礎。
王振有如此大的膽子，是因為他有兩點優勢。
首先是英宗朱祁鎮的信任。能在內宮皇城上下通吃、手眼通天，首先需要得到的就是皇帝的信任，畢竟在一個中央集權的社會，在一個封建帝王都著重加強專製統治、強化皇權的時代，一旦權柄下移，皇帝身邊的近侍將能獲得遠超前朝的權力。這也是如今曆史學界對於明朝宦官專政頻出的一個重要論斷。可以說，因為朱祁鎮與王振從小相處，王振朝夕侍奉，深得信任，甚至能得到英宗尊稱一句“先生”，這就不得不提到王振的第二個優勢。
王振確實是真的有才。前文花了大篇幅去討論王振的入宮前的生平，尤其著重於王振是在進宮前就已經有了相當的學識，還是在進宮後才有了學習的機會。甚至在明朝中葉開始產生了許多“王振中過舉人”的說法，雖然種種說法不能統一，但能說明的是王振確實讀過書、通文墨、曉古今。古代中國少有不識文墨的皇帝，他們長期居於皇宮中的權力巔峰，在他們年少之時便會有精英文人來教習經書。這些能夠被選為太子侍講的人對於古今諸事可謂知之甚詳，而朱祁鎮在見識了這許多優秀文人後還能尊稱王振一聲“先生”，足可見王振的才學不淺。王振也就憑著這兩點優勢，終於在太皇太後去世後，脖子上的枷鎖盡去，走上了他人生的最巔峰。從此開始，王振大肆打壓異己，培植自己的黨羽，貪財受賄，直至慫恿英宗親征，最終導致他自己死在了土木堡。
縱觀王振的一生，我們甚至感覺他沒有遭受什麽挫折，因為他在朱祁鎮小時候就作為侍讀陪伴，得到了朱祁鎮最大的信任和授權，王振得到權力後也沒有讓權力空置，一直都親身參與到政局當中，這中間就得分成三個部分分別論述了。
權勢熏天
第一回合：王振VS皇親國戚
王振在內廷的時間很長，這段時間也可以算是他最兢兢業業、老實本分的時候，這期間與王振關係最為密切的無疑就是朱祁鎮。王振能成為朱祁鎮東宮時的侍讀，和他在宣宗朱瞻基時的勤誠益至有莫大的關係。在侍奉朱祁鎮時的本分，為他贏得了侍奉小朱祁鎮的機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朱祁鎮每天和王振朝夕相伴，自然變得親近有加，王振出色地完成了這次“任務”，終於在朱祁鎮登基後走上了自己人生的輝煌。
王振和正德年間的劉瑾不同，王振在朱祁鎮小時候就擔負起了教官的職責，不僅對朱祁鎮沉迷玩樂及時進行製止和勸諫，對其他內侍太監行為的處理上，王振也能以朱祁鎮的教育為首，力求給朱祁鎮創造一個尚學的環境。正是因為對英宗的種種行為，這時候的王振得到了太皇太後和閣臣“三楊”的高度讚揚。相比對待皇帝與太皇太後的謙恭謹慎，王振對待其他皇親貴族的態度則要差得多。王振甚至在駙馬都尉責罵王振的家奴後，將駙馬下了獄。
從王振對朱祁鎮生活學業的態度上，能看出王振在年幼的皇帝心裏埋下了理想治國的種子。在英宗親政之後，王振也沒有放棄身為教職的責任。他不斷糾正英宗的不端行為，與英宗共同麵對來自外廷的不信任，積極協助英宗回收權力。所以就算發生了土木堡之變，英宗重新恢複權力，仍然為王振立祠紀念。因為對於英宗來說，王振多年悉心教導毫無私心，王振的“忠”更是隻忠於英宗本人。
王振雖然隻是一介宦官，可因為他的外在人格已經與英宗的合二為一，在勳貴眼中王振就有了一層特殊的身份，這也是勳貴稱呼王振為“翁父”的原因。
第二回合：王振VS內閣
朱元璋撤去了丞相，之後的明朝君主逐步發展出內閣製。明宣宗時期的內閣，便已經有了“三楊”，隻不過在那時，這三位還不如原來那般名聲大噪。宣宗朱瞻基去世後，“三楊”被宣宗欽命為輔國重臣，他們三位也特別受太皇太後張氏的賞識，所以在正統朝時，這三位終於合三為一，並稱為“三楊”。三位中，楊士奇有學行，楊榮有才識，楊溥有雅操。三人在宣宗時先後進入內閣，因為政見統一，精誠合作，也逐漸成了朝臣領袖。加上宣宗和太皇太後的信任，“三楊”可以說是明正統初期政治力量的絕對核心。
王振和這三位的關係博弈，也就能看出王振能否真正掌控朝局，影響整個國家了。
在宣宗時期，王振初掌司禮監。此時的司禮監雖然已經是內廷中最有權勢的機構，但和外廷相比實在是不夠看，區區四品衙門哪裏能入內閣大臣們的法眼。加上王振是借著東宮舊侍的身份才越級上位，地位並不牢固，對比此時的“三楊”，卻是深得信任，乃柄國重臣。在這種時候，王振和他所代表的勢力都非常願意與“三楊”合作，任何能夠讓楊士奇決斷的事情，隻要楊士奇沒有回話，一律不議。
如此融洽的關係，後來是為何發生了變化呢？
按照曆史的發展來看，應該是王振與“三楊”在政治上的分歧，不過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這就要從明朝的皇室教育說起。朱元璋對於皇子的教育一向非常上心，給皇子請的老師更是當世精英。這些老師給皇子講習經傳，而在位的天子則對儲君進行軍事方麵的鍛煉，甚至還會將儲君帶在身旁，問他對國事的看法，然後兩人一起討論。這種文武雙全，言傳身教的做法確實給明朝前期帶來了數位英明的皇帝，明朝的國力開始蒸蒸日上。可是朱祁鎮在繼位的時候才不過九歲，正是一個少年需要全方位成長的時候，按明朝的慣例他應該效仿的榜樣就是他的父親明宣宗朱瞻基。可是朱瞻基突然去世了，朱祁鎮隻得以衝齡即位，而這時的朱祁鎮甚至還沒有接受過多少啟蒙教育。皇帝連字都認不全，那還了得？“三楊”是正統儒學的擁躉，宣宗駕崩，也讓宣宗原本計劃好的教育方式付之東流。“三楊”則希望英宗隻學習儒學，努力成為一個“治世明君”，那些打仗的、軍事的東西不學也罷。
可王振卻不這麽認為。按他的想法，英宗是一定要懂軍事的，所以除了固定的講學，王振還提議英宗攜文武百官在點將台點將，以刺激英宗尚武的品質。這種做法無疑是與正統儒學有所不同。事情的真正惡化發生在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時的麓川之戰。王振希望英宗能對南疆用兵，建立武功。而“三楊”卻是主張以和為主，對禍亂麓川官吏進行嚴懲，然後派遣新的能臣幹吏去巡守麓川。英宗在王振一直以來的陪伴下，選擇了王振的提議，調兵遣將進攻雲南。
自此以後，王振和“三楊”終於走向了對立。楊士奇不想看到王振坐大，便在太皇太後麵前挑撥，暗示太皇太後勸英宗一起疏遠王振。而王振也沒閑著，同樣借著“三楊”的缺點進行攻擊。這個平衡在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被打破了，這一年的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因為公務糾紛，打死了一個驛丞。這本來並不是一件大事，但因為驛丞是楊溥的老鄉，所以楊溥要廖謨以命抵命，但廖謨是楊士奇的同鄉，所以楊士奇不同意處死廖謨。就這樣二人爭執不休，最後官司打到了太皇太後那裏。太皇太後征詢王振的意見，王振認為之所以爭論不休是因為兩位閣老都偏袒鄉裏，不過這個案件確實抵命的話懲罰太重，不處罰的話又難以服眾，因而建議給廖謨貶官的處罰。這個提議得到太皇太後的讚同。
廖謨案本身並不重要，可這件案子卻將楊士奇和楊溥同時牽扯了進去，最後完美解決案子的居然是“三楊”當時的對頭——王振。王振的處置不可謂不妥當，更是借機暗示楊士奇和楊溥先前的處置不公，在太皇太後心裏留下了陰影。這些事情發生在一起，王振在宮中的威望終於超過了“三楊”。之後王振以靖江王賄賂楊榮為借口對楊榮發難，楊榮隻得從地方上返回京師申辯，最終無奈在途中病逝。“三楊”去其一，餘下兩人又被宮內猜忌，內閣的勢力已經漸漸式微。正統七年隨著太皇太後的離開，內閣失去了最大的依仗，再也無力與王振互鬥。這時王振卻抓住楊士奇的兒子為禍鄉裏的不法事跡攻擊楊士奇，迫使楊士奇隻能致仕還鄉，“三楊”去其二，獨留的楊溥徹底失去了與王振對抗的能力。
王振在與“三楊”的關係上，從最開始的唯命是聽，到自己羽翼漸豐後在政見上提出反對，最後抓住一切機會將“三楊”鬥倒，從而掌控了內閣，穩固了自己對外廷的影響。
第三回合：王振VS六部諸司
明太祖廢相之後，外廷職能部門失去了最高領袖，六部地位迅速提高，成為皇帝直屬衙門。
出於處理行政事務及完善行政體製的需要，明初諸帝不斷探索嚐試，直至仁宣時期，內閣體製成熟。內閣在“三楊”的帶領下地位迅速提升，力壓六部，成為事實上的外廷領袖。可內閣壓六部的形勢並不穩固，一方麵是這種形勢實際是“三楊”三人的個人威望，三人一旦失去寵信，內閣也將丟失話語權；另一方麵，內閣的職責並沒有改變，還是隻能作為“顧問”的身份出現在決策層麵。英宗衝齡即位時，正是曆經四朝的“三楊”朝中威望最高之時，國事的決策都提前擬好，朱祁鎮隻是程式性地背誦的情況不可避免。隨著朱祁鎮年齡的增長，心智的成熟，“三楊”卻沒有適時調整自己的做派，朱祁鎮想擺脫這種控製，想將權力實際控製在自己手上，王振便利用朱祁鎮的這個心態，提議用重典治理外廷。
我們都知道朱元璋時期的明初也是重典治國，但朱元璋的重典隻是對真正違法亂紀者進行嚴厲懲罰。而英宗時期的重典則完全是對外廷的朝臣進行打壓，小錯大懲，使外廷人心惶惶。被王振下獄的許多人中，就有後來土木堡之變死守京城的於謙。王振也利用外廷朝臣惶惶不安的心態將權力重新集中到了朱祁鎮手上。王振在打壓六部時同樣轄製了言官係統，甚至因為王振的行為都是為了加強皇權，恢複朱祁鎮對國家的掌控，許多言官反而會對王振表示支持。王振也利用言官的反應，將言官變成了皇帝的工具。通過影響外廷來幹涉朝政，王振的權力並沒有完全鋪開滲透出去，此時朝中還是有許多異己雖敢怒卻不敢言，如果陽奉陰違，王振自己也很容易陰溝翻船。這時培養自己勢力的重要性便凸顯了出來。
明初選官主要是四種途徑，分別是薦舉、學校、科舉和薦選。這四種方法中學校效率低，難以發現高質量人才，科舉培養周期太長，耗時太久，薦選一般是在職官員升遷所用，而薦舉不僅能讓朝廷快速獲得人才，並且因為這些人才相對成熟，頗受明初諸帝的喜愛。所以王振和英宗便利用薦舉的辦法，為自己在外廷快速培養了一批屬於他們的政治骨幹。如果單純批評王振此舉是“任人為私”那可就太小看王振和英宗了。王振薦舉的許多人中不乏政績突出之輩，這些人在地方上時都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績。比如江西的石璞在任時嚴肅整頓，使江西的風氣蔚然一新；還有在任陝西的王文，也獲得了“在陝五年，鎮靜不擾”的高度評價。
成也戰爭，敗也戰爭
可以說為王振的一生最後蓋棺論定的主要依據就是他經曆的兩次戰爭。前文說到了麓川之戰，王振與“三楊”在戰事上產生分歧，最後因為對王振的寵信，朱祁鎮最後決定力排眾議，發兵衛疆。麓川之戰的直接後果就是守衛了南疆的安寧，但這是用國庫的空虛換來的。
而之後的土木堡之變，則是王振參政的頂峰，也是王振對朱祁鎮進行“武治”教育最後的嚐試。中原和蒙古關係一直是明朝的心頭難題，從明朝建國開始，朱元璋為了對抗蒙古的殘存勢力，就製定了嚴密的策略。永樂時期，朱棣一改洪武朝的守備政策，五次親征，展示了明朝強大的武力，也確實將蒙古勢力逼退到了漠北。
可到了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不過十二歲的英宗沒有受過自己父親在軍事方麵的教育，朝中勢力又是正統儒教，對外用兵並不積極。從正統三年一直到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不僅統一了蒙古，還形成了巨大的向外擴張的勢力，並且終於在明朝統一中原後開始南下。在王振鼓吹英宗效仿成祖禦駕親征後不過一月，英宗親征的部隊在土木堡遇襲，朱祁鎮被俘，王振被英宗護衛所殺。
王振能“榮登”明朝第一位權閹，根本上就是這次土木堡之變，王振挾帝親征，導致英宗被俘。
雖然禦駕親征對於明初的皇帝來說並不是件稀罕事，但在英宗時期卻應該區別對待。朱元璋和朱棣本就在馬背上征伐一生，他們也確實具有雄才大略，有超人一等的膽魄。朱高熾雖然騎不得馬彎不得弓，但他在靖難之役時，死守北平的表現，同樣可圈可點。之後的朱瞻基更是曾多次隨朱棣遠征漠北，有朱棣這個祖父的悉心教導，朱瞻基又並非愚鈍之人，宣宗朝時的親征也是取得了矚目的表現。
可朱祁鎮和他的長輩們有很大的不同，他並沒有受過長期的軍事教育，也沒有馬背上征戰的經曆。再加上王振之前對朝臣的打壓，將許多將才下獄不用，也為英宗親征留下了隱患。可我們同樣應該看到，明英宗時期軍隊的戰鬥力實在不堪一擊，瓦剌軍南下時，明軍就像紙糊的一樣，一觸即潰，幾次交鋒幾乎全是不戰而逃。所以客觀來說，王振在土木堡之變中應負責任，但絕不應該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他身上。
再見王振
王振一生並非像我們平常所認識的宦官那樣，隻為一己私利罔顧法紀，王振對於權力的欲望更多的是和朱祁鎮重新集權捆綁在一起，這從朱祁鎮複位後對王振的評價也能看出來。王振的存在，他的行為對於文官集團，對於士大夫來說是需要批判和立為反麵的，但他對於朱祁鎮來說無愧是自己的大伴。
如果沒有“土木堡之變”，王振的一生或許會很完美，而朱祁鎮的皇帝生涯也會順風順水，但是曆史沒有“如果”，這一切全都在土木堡破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