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的淚水

明朝中期，流民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攜家帶口，遠離自己的家鄉，跑到外麵尋找棲身之所，就像雨中的浮萍一樣，漂泊無靠，卑微可憐。當年朱元璋鬧革命成功了，在全國推行戶籍製度，每個人在哪個縣哪個鄉，都要登記好，不準自由遷徙。什麽？你想到一線城市去發展？門都沒有！乖乖在家裏待著。可他怎麽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後，會有上百萬的老百姓成群結隊地逃走，任憑官府如何阻攔，就是收效甚微。麵對滾滾人流，大明的地方官員傻眼了，人都跑光了，多如牛毛的賦稅、徭役攤派給誰呀？沒有財政收入、勞動力，官府如何運轉，重要的工程誰去幹苦力？另一方麵，人員流入地的官員也慌張，突然擁入那麽多流民，四麵八方都有，會不會產生治安問題？同鄉同族的會不會組織起來鬧事？這些人連戶口都沒有，怎麽管理？怎麽找他們收稅？

流民各地都有，為明朝基層統治帶來了巨大挑戰。收納人數最多的，當屬荊襄地區，準確來說，應該是今天湖北省的西北部，與河南、陝西交界的山區。三省交接的地方，官府的統治力量往往比較薄弱，又是山區，交通不便，有利於藏身。元朝末年，朱元璋消滅了陳友諒的勢力後，下令把這裏清空，禁止老百姓入內。當時戰亂頻繁，戶口銳減，勞動力急缺，發展農業，當然是平原地區更方便，把山裏的人遷出來，到平原上耕作，有利於發展農業，增加糧食產量。從政治角度看，山區容易成為敵對勢力的根據地，居高臨下，易守難攻，冷兵器時代，想要剿滅殊為不易，為了防止白蓮教和陳友諒的殘餘勢力進入這裏，也需要采取封禁措施。

流民從哪裏來

明知官府禁止，為什麽會有如此之多的民眾來到這裏？都說中國人安土重遷，這回怎麽就能狠心離開家了呢？說多了都是淚，接下來讓我們表一表流民的傷心往事。

明朝是農業社會，大部分人的職業是農民，什麽風流才子，那都是極少數人。在農村裏，平時男耕女織，由於生產力水平有限，不像現在有良種、化肥、農藥，畝產普遍不高，遇到風調雨順的好年景，一家老少齊上陣，種出來的糧食也隻夠家人吃飽而已。官府會派人過來收稅，本來就不富裕的收入，還要繳納一部分給他們，此外，還要承擔指派的徭役，就是幹體力活，比如要修堤壩、修路、修橋、修宮殿等等，就要讓每家每戶出一個壯勞力，到工地幹活。

這樣的生產模式比較脆弱，抗風險能力很差，遇到天災人禍，連最基本的生存都是問題。天災主要有旱災、洪災、蝗災三種，一個地方，不可能年年風調雨順，一旦大幅減產或者絕收，底層農戶就有可能破產；人禍有官府的剝削，豪強勢力的掠奪等等，即使是比較富裕的家庭，突然遇到疾病或意外事故喪失了勞動力，也可能會瞬間返貧。因為缺錢不得已變賣土地的，因為豪強逼迫不得已讓出土地的，這些人失去了田產，還要繳納賦稅，重壓之下，要麽逃亡，要麽給地主打工。因為豪門大戶勢力強勁，往往與官府多有勾結，隱瞞田數，每次交稅，他們隻交很少的一部分，而沒關係沒勢力的農民，卻要足額繳納甚至多交，每次朝廷加稅，最可憐的就是這些“韭菜”。等征發徭役了，地主家出點錢，雇人替他們去，貧農卻無法推托，必須親自前往，這樣田裏又少了勞動力，收入又要減少。有手有腳有膽量的人，可以逃走，官府見賦稅總數少了，為了完成任務，隻能把缺額攤派給沒有逃亡的老實人，使得留下的百姓更加不堪重負。本來還可以勉強維持，誰承想逃亡的鄰居越多，生活壓力越大，最後自己也不得不跑了。官府的損招，無益於解決流民問題，反而擴大了流民規模，逼迫更多老百姓成為流民。

正統景泰以來，北方發生的自然災害非常多，導致更多農民破產，背井離鄉，踏上流浪之路。這在《明史》的《五行誌》有記載，我們先看蝗災的：

正統二年（公元1437年）四月，北畿、山東、河南蝗。五年夏，順天、河間、真定、順德、廣平、應天、鳳陽、淮安、開封、彰德、兗州蝗。六年夏，順天、保定、真定、河間、順德、廣平、大名、淮安、鳳陽蝗。秋，彰德、衛輝、開封、南陽、懷慶、太原、濟南、東昌、青、萊、兗、登諸府及遼東廣寧前、中屯二衛蝗。七年五月，順天、廣平、大名、河間、鳳陽、開封、懷慶、河南蝗。八年夏，兩畿蝗。十二年夏，保定、淮安、濟南、開封、河南、彰德蝗。秋，永平、鳳陽蝗。十三年七月，飛蝗蔽天。十四年夏，順天、永平、濟南、青州蝗。

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六月，寧國、安慶、池州蝗。七年五月，畿內蝗蝻延蔓。六月，淮安、揚州、鳳陽大旱蝗。九月，應天及太平七府蝗。

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七月，濟南、杭州、嘉興蝗。二年四月，濟南、兗州、青州蝗。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七月，開封、彰德、衛輝蝗。九年六月，河間蝗。七月，真定蝗。八月，山東旱蝗。

再看洪水：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七月，應天大水，沒民廬。三年六月，河決沙灣白馬頭七十餘丈。八月，徐州、濟寧間，平地水高一丈，民居盡圮。南畿、河南、山東、陝西、吉安、袁州俱大水。四年春夏，河連決沙灣。五年六月，揚州潮決高郵、寶應堤岸。七月，蘇、鬆、淮、揚、廬、鳳六府大水。八月，東、兗、濟三府大水，河漲淹田。六年六月，開封、保定俱大水。閏六月，順天大水，灤河泛溢，壞城垣民舍，河間、永平水患尤甚。武昌諸府江溢傷稼。七年六月，河決開封，河南、彰德田廬淹沒。是歲，畿內、山東俱水。

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夏，淮安、徐州、懷慶、衛輝俱大水，河決。三年六月，穀城、景陵襄水湧泛傷稼。四年夏，湖北江漲，淹沒麥禾。北畿及開封、汝寧大水。七月，淮水決，沒軍民田廬。五年七月，河決開封土城，築磚城禦之。越三日，磚城亦潰，水深丈餘。周王後宮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無算。襄城水決城門，溺死甚眾。崇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衝決，溺死萬二千五百餘人。浙江亦大水。六年七月，淮安大水，潮溢，溺死鹽丁千三百餘人。七年七月，密雲山水驟漲，軍器、文卷、房屋俱沒。

最後是旱災：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畿輔、山東、河南旱。二年，陝西府四、衛九旱。三年，江西旱。四年，南北畿、河南及湖廣府三，數月不雨。五年，山東、河南旱。六年，南畿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湖廣府三十三、州衛十五皆旱。七年，湖廣、浙江及南畿、江西、山西府十七旱。

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夏，兩京不雨，杭州、寧波、金華、均州亦旱。三年，南北畿、浙江、湖廣、江西、四川、廣西、貴州旱。四年，濟南、青州、登州、肇慶、桂林、甘肅諸府衛夏旱。五年，南畿府四、州一，及錦衣等衛連月旱，傷稼。七年，北畿旱。濟南、青州、東昌、衛輝，自正月不雨至於四月。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湖廣、江西及南京十一衛旱。四年，兩京春夏不雨。湖廣、江西旱。六年，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四川府縣衛多旱。八年，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順德、真定、武昌俱旱。九年，彰德、衛輝、平陽旱。

一係列天災人禍，使流民現象愈演愈烈，他們走向何方？荊襄地區無疑是個很好的去處，這裏麵積廣闊，長期以來不允許百姓遷入，因此存在許多沒有開發的土地，流民在此能夠開辟農田，養家糊口。起伏的山巒有利於躲避官府緝拿，保護財產；數省交接的位置，朝廷的統治勢力不強，三個省的長官，你推我，我推你，互相踢皮球，管控的效率也低了。到朱見深同誌剛剛坐上領導崗位時，這裏已經有了幾十萬流民。

老百姓不在老家待了，朝廷怎麽辦？朱元璋說：反了反了！竟然敢違背朝廷的命令，隻要抓到流民，一律遣返回原籍，不得在外地滯留。這種辦法是治標不治本的，逃亡必然事出有因，誰會無緣無故地離開自己的家鄉。老朱說不管，反正你就得回去，賦稅交不出來，徭役沒人出，那是你的事！說穿了就是一種簡單粗暴的懶政。到明英宗正統年間，流民規模更加龐大了，日甚一日，朝廷沒有辦法，隻好向現實低頭，規定流民可以免掉處罰，罰了隻能誘發暴動，得不償失。如果願意在遷入地就業、定居，可以發放戶口；如果還是想回家，官府也不為難，免除以前拖欠的賦稅。這樣做還是有點人性，朝廷的宗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無論流竄到什麽地方，都要納稅，這是躲不掉的。

多年來，荊襄地區匯集了數十萬流民，成分複雜，大部分人都是老實本分的農民，實在是交不起官府的賦稅，還有地主那數不清的驢打滾的賬，因此逃難過來，就想解決一下生存問題，沒有別的目的。還有的是逃役而來的，比如官府要你去邊關打仗，怕死，不願去，就跑到荊襄山區，和流民一起；還有的做生意破了產，為了躲避債主，也來這裏避難。最惡劣的是犯罪分子和野心家，在老家殺了人，被官府通緝，在此亡命天涯。對官府不滿的人，想發展自己的勢力，取而代之，流民就是炮灰的重要來源，他們生活不如意，反抗的意識較強，不論是拉攏還是洗腦，都比較容易。漸漸地，這個流民聚集地就出現了治安問題，有人開始聚眾鬧事，讓朝廷十分緊張。

荊襄烽火

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朱見深派河南布政使王恕去安撫流民，宣傳朝廷的英明政策，讓他們穩定下來，不要拿生命開玩笑。事情交代下去後，過了一段時間，朱見深又問：王恕工作辦得怎麽樣了？回答說：壓根沒怎麽辦，人都不在那裏上班，回陝西老家給母親守孝了！這麽大的事兒交給你，你就這麽回家守孝去了？朱見深滿腦袋問號，卻也不能說什麽，儒家最重“忠孝”二字，朝廷規定守孝也是官員的基本義務。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十一月，兵科給事中袁愷奏報說：湖北荊襄的流民有的組織在一起，四處遊**，打家劫舍，內閣首輔李賢的家就在鄧州，很有可能也被遊民給搶了。雖然沒有殺人，但遊民們拒絕向官府自首，氣焰十分囂張。據可靠情報透露，首領是一個叫劉通的人。劉通何許人也？朱見深感到很好奇，趕緊把他的情報拿來看看！

劉通是河南西華人氏，從小力氣就特別大，能夠和項羽、李元霸媲美，大家給他取了個威風的外號：“劉千斤”。因為天賦異稟，對於官府、朝廷，劉通一向是不滿的，不屑的。有一次，大家想見識見識劉通的實力，你不是說力氣大嗎，到底可以舉起多重的東西，坊間的傳說，是不是吹牛的？劉通拍了拍胸脯，絕對沒吹牛，不信舉給你看！眾目睽睽之下，來到衙門前，將石獅一把舉起，連官府的東西都敢動，還是在眾人麵前，其中的挑釁意味相當明顯了。有權又怎樣？我劉通照樣可以輕鬆拿下！可以說一直是擁有“鴻鵠之誌”，相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其他對朝廷不滿的人，得知劉通的不凡之處，都願意追隨他，做出點事業。

正統、景泰年間，劉通和他的弟兄們流亡到房縣，和白蓮教徒相識，一拍即合，以燒香拜佛組織流民，打家劫舍，挑戰並征服了其他領袖。經另一位白蓮教徒石龍和尚的策劃，劉通在大木廠挑起黃旗，自稱“漢王”，建元“德勝”，以梅溪寺為王府，還封了總兵、國師、國老、將軍、軍師等小說中常見的官職，用於激勵屬下。漢王是當年陳友諒的稱號，一百年過去了，又一次在這片土地上出現。這說明白蓮教這些人還是動了腦筋，認真造反的，至少了解過曆史和政治，不是簡單的土匪。

這廂守孝期滿，王恕總算可以複工了，他四處了解，得知劉通與石龍和尚已經搞得轟轟烈烈，“漢王”已經發展部隊幾千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日子過得相當瀟灑，入夥的流民越來越多。三年前朝廷是讓王恕招撫，現在已經不可能了，不打一仗，抓住首領劉通以及精神領袖白蓮教徒，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於是王恕上疏朝廷，請求派大軍征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朱見深批準了軍事方案，命撫寧伯朱永任總指揮，僉事鮑政、都督同知喜信充左、右參將，統率京營旅與山東班軍15000人，太監唐慎、少監林貴奉監軍，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會同巡撫湖廣都禦史王儉、撫治荊襄都禦史王恕、湖廣總兵李震等，合力討伐。

一月二十二日左右，朱永到達襄陽西南的南漳縣，得知劉通等人的巢穴在豆沙河一帶，正要前進，身體卻出了問題，隻好留在南漳，由工部尚書白圭指揮官軍，分四路圍攻豆沙河。劉通見官兵人多勢眾，自知難敵，就分兩路突圍，但一直沒有成功。四月上旬，劉通被俘虜，石龍很快也寡不敵眾，被部將劉長子抓起來，獻給白圭。為了震懾民眾，朱見深下令把劉通、石龍以及其他首領淩遲處死，也就是千刀萬剮。劉長子雖然有立功表現，但不足以將功贖罪，他們的家屬也都受到牽連。

稱王建元，那就是謀反，誅九族的大罪。雖然有地形的加成，麵對大軍，這幾千人還是不堪一擊。捷報傳入京城，朱見深論功行賞，封工部尚書白圭為太子太保，撫寧伯朱永為撫寧侯。白圭還報朝廷許可，在房縣、均州、安遠縣各設千戶所，在穀城縣石花街、房縣板橋山、襄陽油房灘、南漳七裏頭、當陽漳河口設巡檢司，在竹山、鄖陽、高彰、上津、棗陽、穀城、宣城、光化、安遠、當陽增設縣丞各一員，專門設置捕盜人員。增設暴力機構，說明白大人的思路還是以武力鎮壓為主，要讓流民害怕，不敢造反。這顯然是沒有抓住流民問題的根源，劉通是死了，但是難保以後沒有王通、趙通、李通等其他通出現。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兵部報告說剿滅石龍後的一年多來，在荊襄一帶，四方流民不顧禁令再次聚集，達二三十萬人。荊襄和南陽毗鄰，又都是“寇盜”出沒之地，不加統攝，一旦有變，難以防禦。於是朝廷讓王信兼提督南陽軍務，控製流民防止動亂。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為都察院右副都禦史，控製荊襄、南陽處的流民。他們的辦法是清查人數、發放口糧、遣返原籍。流民說我太難了，在老家沒有土地、沒有房子，根本無法生存，官府發放的口糧，在路上就吃完了，回老家沒幾天，還不是要去荊襄繼續做流民，否則就得餓死。成化五年、六年，各地災害頻發，破產農民繼續逃亡，荊襄地區已聚集百萬以上，這真是個沉甸甸的數字。

想要基本解決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采取英宗時製定的流民政策，但這個時候沒有人記得，或者人微言輕，即便提出了也不受重視。給事中張賓上書說，流民是為了逃避災害來到了這裏，我們免除他們的賦稅，就不逃了，戶部認為有道理，於是蠲免錢糧。這條建議的確減輕了農民負擔，減少了流民數量，但那些沒有土地的、難以為繼的還是要逃，在荊襄地區，他們才有可能獲得土地，長久地堅持下去。

山東博興知縣陳文偉給朝廷上了道《撫安流民疏》，他說荊襄流民不是蒙古人，隻是一群生計無著落的窮苦百姓，我們對他們嚴防死守，根本沒有必要。長久的辦法是加強對流民的管理，恢複經濟秩序，讓流民也能夠安居樂業。朝廷要選派才能卓越的知縣、縣丞去荊襄任職，免除一定數量的賦稅、徭役，給予他們土地，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將其趕回原籍。

朱見深收到這份《撫安流民疏》，並沒有重視起來，隻是轉交給戶部讓他們分閱。戶部有關領導看了，也沒有任何反應，他們認為皇帝如果認可，肯定會交代辦理的，他隻是說看看，戶部也就看看，看完就丟到了腦後。這時，朝廷又收到了巡撫楊璿的奏疏，說湖北房縣一帶的流民又成千上萬地組織起來，豎起了代表皇權的旗幟，要自立為王，還到處攻打監獄，襲擊官兵，如果朝廷不再次派兵，肯定是不能剿滅的。謀反，直接關係到朝廷的安危，皇位的穩固，朱見深因此重視起來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就派兵繼續征討吧！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底，朱見深任命都察院右都禦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會同湖廣總兵官李震，率領25萬大軍，浩浩****前往荊襄。

上一回鬧事的叫劉通，這一回官府根據情報，得知首領叫李原，是河南新鄭人，之前還是劉通的部下。劉通在石岸山被官軍俘虜時，他與王彪等人趁亂逃走。白圭班師後，他們又開始在流民中活動，往來於河南內鄉、襄陽南漳、陝西渭南之間，準備東山再起。成化六年夏秋之際，在荊襄一帶，流民越聚越多，李原便與王彪、小王洪等人豎起黃旗，自稱“太平王”，設立了總兵、先鋒等職位。

項忠和李震分兵八路，向李原部和小王洪部的屯駐地合圍。對付一群臨時聚集的流民，訓練有素的官軍打得不要太輕鬆。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八月，朱見深收獲了捷報：王洪、李原已經被逮捕，他們的武裝人員已經潰散，官軍僅僅陣亡18人，受傷15人，卻斬首敵軍1000餘人，俘虜28000人。成化皇帝十分高興，升項忠為左都禦史，李震為左都督。負責傳達捷報的李升、項綬也各升一級。這兩個人是誰呢？沒錯，此二人正是李震、項忠的兒子，報捷這種事情，一般人輪不上，肯定要照顧自家人，肥水不流外人田。

李原是被抓起來了，可一百多萬流民還在這裏，如果朝廷不出台相應政策，難保以後沒有第三次、第四次征討，勞師遠征，府庫虛耗，沒完沒了。隨後，項忠提出幾條建議，在他看來是治本之策：一是流民如果要回原籍，可以免三年勞役，以前欠下的賦稅也不用還了，反正兜裏也沒錢；第二是嚴格執行禁令，湖廣荊州、襄陽，陝西西安、漢中，河南南陽，所屬47個州縣山場，不允許流民進入，如敢違反，不管出於何種目的，都要在山口戴枷示眾一個月，全家人到邊關充軍；第三是在荊襄集結重兵，防止後患。

從幾條措施可以看出，項忠還是在執行明太祖製度的政策，他就是要清空荊襄山區，逼迫流民返回原籍。有的流民已經在這裏安了家，有了房子、田地，娶妻生子，紮根當地，項忠非要人家回去；有的爺爺輩、太爺爺輩就已經遷過來了，連老家都不知道在哪兒了，祖宗也沒說過，項忠說不行，必須離開。不願意走的，就強拆，把你的房子給燒了，再不走就拿刀砍死，遇害者的屍體填滿了整個山穀。許多流民好不容易有了穩定的生活，卻被官軍殘忍地驅逐，他們扶老攜幼，慘不忍睹。被趕往貴州充軍的那部分流民，有的在半路上染了瘟疫，官差就把屍體扔在江邊，也不安葬。久而久之，臭氣熏天，附近居民都不敢靠近。麵對蠻橫無理的官府，流民們就像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他們手無寸鐵，麵對25萬士兵，根本沒有反抗的能力，隻能暗暗地詛咒項忠：天若有眼，你必遭天譴。

隨著一撥撥流民離開，荊襄山區的人越來越少，項忠十分得意，他找來工匠，把自己的豐功偉績都刻在“平荊襄碑”上，希望後世子孫永遠記住他的功勞。那碑文上的每一行字，都充滿了流民的鮮血與淚水，以及劊子手的自娛自樂。項忠認為這是一塊功德碑，但流民們把它稱為“墮淚碑”。

流民問題解決，可施政者卻沒有好報

前麵我們說過，項忠的暴政是起不到效果的，流民回家沒有土地，沒有工作，生計問題得不到解決，還是要返回荊襄謀生。成化十一（1475年）至十二年（1476年），不過三四年的時間，驅趕的流民又聚到了一起，荊襄地區的流民又達數十萬。任憑官兵怎麽阻擋，大家還是要回來，因為人都有求生欲，為了生存，再困難的事情也做得出來，與其等死，不如抗爭。荊襄當地的官員身心俱疲，惴惴不安，這群不怕死的怎麽又回來了？趕緊上報朝廷，把責任推幹淨：都是遷出地的官府管理不善，與我們無關，我們遷入地也是受害者！

朱見深實在是沒有辦法了，白圭去了一次，項忠又去了一次，雖然消滅了所謂的謀反分子，但沒有解決流民問題。第二次征討期間，官軍僅僅傷亡33人，說明實際情況未必有地方官員上報得那麽嚴重，自立為王的現象也許有，但追隨者不是很多。流民們聚集，實際上是為了抱團取暖，在陌生的山區裏更好地生存下去。鎮壓、驅逐是徹底失敗了，不如用李賓等人的提議，既來之，則安之，隻要流民不謀反，正常納稅、服徭役，在哪裏定居不都一樣嗎？為什麽一定要糾結回原籍呢？於是朱見深任命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原傑前去荊襄，負責對流民進行疏導。

原傑，字子英，山西陽城人，曆任巡按、監察禦史、山東左布政使、江西按察使、山東巡撫、戶部左侍郎等職務。此人行政經驗豐富，擅長處理社會問題，得到同事們一致稱讚。見大臣們一致推舉，朱見深立刻拍板，決定就派他去。原傑本來想推辭的，自己年事已高，又剛剛娶了個新老伴兒，一點兒也不想去山迢路遠的湖廣，可同事們都推薦他，聖旨也發下來了，盛情難卻，隻能收拾包袱，出發。原傑到荊襄後，把河南、湖廣、陝西三省的巡撫、巡按都叫過來開會，確定了應對流民問題的主要方法：

第一步，對荊襄地區的流民全部登記在冊，到底有多少人，來自哪裏，都要心裏有數。這是個浩大的工程，流民怎麽樣也有個幾十萬吧，基層官員挨家挨戶地排查，耗費了許多時間精力。最後經統計，共有流民11萬多戶。第二步，根據流民意願妥善安排，要麽遣返原籍，要麽就地入籍。其中16663戶願回原籍，96000戶就地入籍。當然，不管是選擇哪種，都要遵守法律，按期繳納賦稅。第三步，將鄖陽縣城拓廣，建為府治，定名鄖陽府，下轄鄖、房、竹溪、竹山、鄖西、上津、白河、保康八縣，其中竹溪、鄖西、白河、保康為新置縣。同時，湖廣行都司設在鄖陽府，立鄖陽衛，轄前、左、右三所。另外，析陝西西安府商縣地設山陽縣，析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地設南召縣、析唐縣地設桐柏縣、析汝州地設伊陽縣。

人口多了，管理壓力加大，設立鄖陽府，有利於提升效率。改革後的第一任知府，必須是個有能力的人，否則無法確保新政策順利落地，原傑就推薦河南鄧州知州吳遠任鄖陽知府。流民問題就這樣解決了，沒有動用一兵一卒，采取和平手段，順利擺平，與此同時，也為其他地方流民問題的處理積累了寶貴經驗。消息傳到京城，有人歡喜有人愁，高興的是朱見深，終於把老大難的問題給處理了，江山社稷又少了一大隱患；不開心的人當然是項忠，他現在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有些人自己工作雖然做得不好，但是他不覺得是自己的問題，反倒覺得是做得好的同事的問題。之前他在荊湘地區濫殺無辜、簡單粗暴的做事方法已經讓人議論紛紛，現在原傑做得比他好太多了，孰優孰劣，一目了然，假如原傑順利回京，項忠擔心自己這兵部尚書的位子有可能不保，所以必須活動活動。

活幹完了，原傑想回北京與家人團聚，沒想到朝廷卻任命他為南京兵部尚書。接到命令後，原傑十分不滿，要求朝廷改變安排，卻沒有獲得批準。前往南京的路上，他在南陽一病不起，猝然長逝。立下大功，卻因為排擠，未能得到應有的賞賜，這不得不說是原傑人生的一大遺憾。但他的功績早已埋在流民們的心裏，為了感謝原傑，荊襄地區有人為他立廟，四時祭祀，與項忠留下的“墮淚碑”形成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