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神經官能症的基本症候
焦慮完全可以由實際生活中的衝突來解釋。然而，如果我們在性格神經官能症中發現了產生焦慮的情景，為了解釋敵對情緒為什麽在那種特殊情況下發生並被抑製了，我們必須考慮之前已經存在的焦慮。然後，我們會發現這種先前存在的焦慮反過來成為之前已經存在的敵意的結果，如此循環往複。為了明白整個發展過程是如何開始的，我們必須追溯到童年時期。(1)
我處理的有關童年經曆的情況不多，這不過是少數的幾個例子之一。與通常的心理分析文獻相比，我在這本書裏會較少地討論到童年時期，其中的原因並不像其他心理分析學者想的童年經曆不夠重要。這本書旨在說明神經官能症人格的真實結構，而不是引發神經官能症發生的個人經驗。
在考察了大量的神經官能症患者的童年故事後，我發現他們之間存在著共性，即他們都處於一種共同情境中，這情境以不同的結合方式展現出如下特性。
最本質的邪惡完全是因為真正的溫暖與愛的缺失。孩子隻要心裏覺得自己仍然是被需要和被關愛的，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忍受一般的所謂創傷，例如，突然的斷奶，時不時的打罵。不用說，孩子能夠敏銳地感覺出愛是不是發自內心的，絕不會被任何虛偽的表達所欺騙。孩子感受不到足夠的溫暖和愛的原因就是父母因患有神經官能症而沒有能力來滿足孩子的需要。根據我的經驗，更為常見的是，這種關愛的缺失往往被掩蓋了，父母們往往會宣稱自己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如何為了孩子好。一位“理想母親”的過分溺愛和自我犧牲精神是導致這種氣氛產生的主要原因，這種氛圍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在孩子的心裏埋下缺乏安全感的種子。
此外，我們發現部分父母的種種行為或者態度隻會讓孩子對他們產生敵意，例如對某些子女的偏愛、不公正的責罵、變化無常的情緒、不能履行的承諾，更主要的是對孩子急切希望滿足的願望由不聞不問到不斷幹涉。例如，幹涉他們與其他朋友之間的友誼，嘲笑他們的獨立思考，破壞他們追求某些事情的興趣，不管是在藝術方麵、體育方麵，還是技術方麵。父母的態度即使不是有意的，也會在實際上影響孩子們的願望。
心理分析文獻中，在討論引起孩子敵意的因素時，將重心放在了孩子的願望受挫（尤其是在性領域）和嫉妒心理上。很可能童年時期產生的敵意部分上是由於我們的文化對一般性快樂，特別是兒童性欲方麵的快樂是過於嚴厲的，不管後者是出於性好奇、**，還是與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性遊戲。但是，挫敗感並不是產生叛逆的敵對心理的唯一來源。觀察表明，孩子以及成年人在認為剝削是合理的、公正的、必要的以及有目的性時，會接受很多剝削行為，這是不可否認的。例如，如果父母沒有過分強調，沒有采取或多或少的殘忍手段來強迫孩子，他們並不會在意要被進行衛生清潔教育。同樣，在接受偶爾的懲罰時，隻要他們覺得整體來說自己還是被關愛的，並且懲罰本身並沒有傷害或者侮辱的意圖，懲罰本身還是可以接受的。諸如此類的挫折是否會促使敵對情緒的產生還是很難判定的，因為在給孩子很多壓力的環境中經常會有很多具有煽動性的因素存在。挫折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挫折所引發的情緒。
我在這點上做出強調的原因在於，在通常情況下，人們會強調挫折具有危害性，這樣一來就使很多父母產生一種想法，這種想法比弗洛伊德想的還要遠。他們不敢對孩子做任何幹預，就怕孩子會由此受到傷害。
無論是在孩子身上，還是在成年人身上，嫉妒都可能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仇恨的來源。毫無疑問，在神經官能症孩子的身上，兄弟姐妹間的嫉妒(2)以及父母中一方的嫉妒都會產生重要影響，這一態度造成的持久性影響會影響到他們以後的生活。然而，人們對此會產生疑問，到底是什麽引發了這種嫉妒呢？那些在兄弟競爭和俄狄浦斯情結中所觀察到的嫉妒心理注定出現在每個孩子身上嗎？或者它們是由什麽特定條件引發的嗎？
弗洛伊德關於俄狄浦斯情結的觀察建立在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他發現，在這些人身上，對父母的強烈嫉妒行為具有足夠的破壞性而讓人心生恐懼，而且會對性格形成以及個人關係產生持久的擾亂作用。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經常發現這一現象，他認為這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不僅認為俄狄浦斯情結是神經官能症的症結，還嚐試著在此基礎上去理解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情結現象。(3)這樣的一般性結論是值得懷疑的。確實，在我們的文化中，一些嫉妒反應會發生在兄弟、父母與子女之間，正如它們會發生在生活非常親密的團體中一樣。但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明具有破壞性和持久性的嫉妒行為（當提到俄狄浦斯情結和兄弟競爭時就會想到這些）正如弗洛伊德假設的那樣存在著，更不用說其他文化了。總的來說，它們就是人性反應，隻是隨著孩子的成長環境人為地發生了。
到底哪些因素才是產生嫉妒心理的主要因素呢？稍後在我們談論到病態嫉妒的一般內涵時就會明白了。我們在這裏需要提一下，溫暖的缺失以及競爭性精神會導致這一結果的產生。此外，創造了這種氛圍的神經官能症父母往往對自己的生活並不滿意，他們得不到情感上或者性關係上的滿足，因此，自然而然地，孩子就變成了他們愛的重心。他們在孩子身上尋找自己無法被滿足的愛的需要。他們對愛的表達並不總是帶有性的色彩，但無論如何，都是富有情緒意義的。我非常懷疑孩子與父母之間存在的潛在性欲要強大到何種程度，才足夠引起潛在的心理紊亂。我了解到，不管在什麽情況下，患有神經官能症的父母都會通過恐嚇或者溫柔的方式強迫子女陷入情感的依戀中，這帶有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欲和嫉妒的內涵。(4)
我們通常認為對家庭或家庭中的部分成員的敵對情緒對孩子的成長是不利的。當然，如果孩子不得不與患神經官能症的父母天天做鬥爭，那確實會有些不幸。然而，如果確實存在進行反抗的合理理由的話，那麽孩子性格的形成危險就並不存在於感受或表達抗議上，而是存在於對抗議的抑製上。對批評、抗議或者譴責的抑製會導致很多危險產生，其中之一就是孩子容易將所有的責任都歸到自己身上，從而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這種情景的含義，稍後我們會進行討論。在這裏我們很擔心被抑製的敵意會產生焦慮，並開始向著我們之前討論過的那種方式發展。
為什麽生長在這種環境下的孩子會抑製敵對情緒的產生？原因有很多，並且各種原因之間以不同的程度或者組合的方式發揮著作用，比如無助、恐懼、愛和愧疚感。
小孩的無助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生理事實。盡管孩子要在很長時間內依賴外界環境來滿足自身需要——與成年人相比身體不夠強壯結實、缺乏生活經驗，然而人們還是過多地強調這些問題的生理方麵。當孩子兩三歲的時候，孩子的依賴會發生決定性的變化，由占主導的生理學依賴轉變為包含心理、智力及精神生活的依賴。這將一直持續到孩子成熟至青春期，能夠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然而，在這期間對父母的依賴仍存在著較大的個體差異，這完全取決於父母在教育子女時所期望實現的目標：或者希望孩子變得堅強、勇敢、獨立，處理問題的能力強；或者想保護孩子，讓他們聽話，過著單純的生活；或者簡而言之，讓他們一直保持幼稚直到二十歲或更大年紀。在不良環境下成長的孩子，他的無助感往往因恐嚇或溺愛，或者一直處在情感依賴中而強化。孩子越是感到無助，就越是不敢去感受和表達反對意見，反抗心理潛伏的時間就會越久。在這種情況下，孩子潛在的感情，或者他們所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須抑製自己的敵對情緒，因為我需要你。
恐懼可以直接由威脅、禁令、懲罰，以及孩子親眼所見的暴力場景或者脾氣失控的場麵引起，也有可能通過間接的恐嚇，例如讓孩子對生活中的危險如病菌、馬路上的車輛、陌生人、野蠻的孩子、爬樹等留下深刻的印象。孩子越是憂心忡忡，越是不敢去展示或者感受敵對情緒。他們所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須抑製敵對情緒，因為我害怕你。
愛可能是導致壓抑敵對情緒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父母越是缺乏對孩子真誠的愛時，越是會經常給予口頭的強調，說自己是多麽愛孩子，願意為孩子嘔心瀝血，願意做出多大的犧牲。孩子，特別是那些受到恐嚇的孩子，會緊抓著這種愛的替代品，不敢反叛，生怕會失去聽話的獎賞。在這種情景下，他們的格言就是：我必須抑製敵對情緒，因為我害怕會失去愛。
到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的都是孩子們抑製著對父母的敵對情緒，因為他們害怕因此破壞了與父母之間的關係。他們顯然受到了恐懼的驅使，害怕這些強大的巨人會拋棄他們，收回他們的仁慈甚至會反對他。除此之外，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孩子會因為自己表達了任何敵對或者反對的感受而感到內心愧疚，也就是說如果他們表達了或者感受到了對父母的敵意，或者打破了他們製定的規則，他在心裏就會覺得自己是下賤和卑鄙的。產生內疚的這兩種原因是互相關聯的。孩子越是為跨過禁區而內疚，就越不敢有任何的怨恨和責備。
在我們的文化中，性禁區是最容易引發愧疚感的。不管這種禁令是通過能感受到的沉默還是公開的威脅或者懲罰顯現出來，孩子們能感受到對性的好奇以及性活動是被禁止的，如果沉浸在**的歡愉中，也會被認為是肮髒和下賤的。同樣，如果對父母有性方麵的幻想，即使出於整個社會環境對性持有的禁止態度而沒能表現出來，也容易使孩子感到愧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所信奉的格言就是：如果我心裏產生了敵意，我就是一個壞孩子。
上述因素的不同組合形式都可能使孩子抑製住自己的敵對情緒，最終導致焦慮的產生。
但是任何一種出於幼年的焦慮最終一定會導致神經質的發生嗎？我們對於知識的掌握還不足以充分地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我認為對於神經官能症的發展，幼年時的焦慮是一個必要的因素，但不一定是充分的原因，看起來良好的生活環境，如極早地改變周圍的不利環境或者不利影響因素，能預防神經質的發生。然而，如果正如事實上所發生的那樣，生活環境不足以緩解焦慮，那麽這種焦慮不僅會持續下去，而且，我們後麵會看到，它會逐漸與增加或者推動神經官能症形成的種種過程聯係在一起。
在眾多可能會對幼年焦慮產生影響的因素中，有一個因素需要加以特別考慮。敵意和焦慮的反應是出於周邊形勢而不得不這樣，還是會發展成對所有人都存有一種敵對和焦慮態度，這二者之間的差別還是挺大的。
例如，如果一個孩子足夠幸運地擁有一位慈愛的祖母，善解人意的老師，很要好的朋友，那麽和他們在一起的生活經曆會讓他感到並不是所有人都對自己充滿敵意。家庭生活經曆越是困難，孩子越是容易對他的父母和其他小朋友產生恨意，並且還會懷疑和憎恨所有身邊的人。孩子越是生活在孤立的環境中，越是不能豐富和拓展自己的經驗，越容易滋生敵對情緒。最終，孩子越是掩蓋自己對這個家庭的怨恨，例如遵從父母的意願，就越會向外界社會投射更多的焦慮，以致非常確信地認為，這個“世界”是危險的、恐怖的。
對“外界”的這種一般性焦慮可能還會逐漸地發展和增長。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在與其他小朋友相處時，不敢像他們一樣大膽和富有進取心。他會失去被人需要所帶來的幸福，也會將一句無害的玩笑當作是一種殘忍的拒絕。他會比其他的孩子更容易受傷，為自己辯護的能力也會下降。
由上麵我所提到的這些因素或相似因素所引起的狀況會在心中不斷增長，在充滿敵對的世界裏會彌漫著孤獨和無助。對於個人挑釁的敏銳反應很快會明確成一種性格態度，這樣的態度並不能構成一個神經官能症患者，但它是一塊肥沃的土壤，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展成特定神經官能症。由於這種態度在神經官能症中發揮著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我給它起了一個特別的名字：基本焦慮（the basic anxiety）。它與基本敵意（the basic hostility）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過程中，研究過所有不同形式的焦慮後，我們會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基本焦慮存在於所有人際關係中。盡管個體焦慮可能是由實際原因引起的，但是即使在沒有實際原因的情況下，基本焦慮仍然存在。如果將整個神經官能症的情形比作一個政治動亂的國家，那麽基本焦慮和基本敵意就像是對政治製度的潛在不滿和抗議，在任何一種情況下，表麵都是一片祥和，但可能會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在一個國家中，它們可能表現為暴動、罷工、集會、遊行示威。在心理學領域，焦慮同樣會通過各種症狀顯現出來。除了特別的挑釁原因，焦慮所有的表現形式都來自共同的背景條件。
在單純的情景神經質（situation neuroses）中，基本焦慮是不存在的。情景神經質是對實際衝突情形的神經性反應，就那些個體而言，他們的自身關係並沒有被擾亂。由於下麵這個案例經常出現在心理治療實踐中，所以我們將其作為這一類案例的典型給予介紹。
一個四十五歲的婦女，抱怨自己在晚上的時候會心跳加速，憂心忡忡，並伴隨著盜汗的症狀。但是，在她身上沒有發生任何器官病變，所有的證據都顯示她的身體十分健康。她給人留下的印象總是熱心腸、性情直率。二十年前，出於外界一些原因而不是她本人的意願，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二十五歲的男人。她和他在一起特別幸福，**也很令人滿意，並育有三個健康成長的孩子。她一直很勤勞，家務料理得很好，然而在最近的五六年裏，她的丈夫莫名其妙地變得古怪起來而且性能力有所下降，她忍受了所有的事情，並且沒有表現出任何神經官能症的反應。但是在七個月前，問題開始出現了，當一個和她同齡的、條件般配又可托付終身的男人出現後，她的注意力被瞬間吸引了。接下來她開始討厭自己那個年老的丈夫，但是出於自己思想上和社會上對背叛的強烈看法，以及總體來說還算不錯的婚姻關係，她把這種感情給完全克製住了。經過了幾次交談和幫助後，她開始能夠公正地看待這種衝突性情景，並由此擺脫了焦慮。
為了更好地表明基本焦慮的重要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將性格神經官能症患者的個體反應與上述案例情況做出比較。後者出現在健康人身上，他們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能夠有意識地解決衝突性的情景，也就是說，他們不能正視衝突的存在和衝突的本質，因此不能夠做出明確的決定。兩種不同類型的神經官能症患者的最大一點不同，就是情景神經質更容易取得顯著的治療結果。對於性格神經官能症病例來說，治療會遇到很大的困難，結果不得不花上很長的時間，有時候治療周期太長，導致很多患者都來不及等到那個時候。相比之下，情景神經質的問題更容易解決。為理解情景神經質所做的一次討論，往往不僅是對症狀的治療，同樣更是對病根的治療。而在性格神經質的治療中，因果治療是通過改變環境來消除困擾的。(5)
因此，盡管在情景神經質中我們對衝突情景與神經性反應之間的強烈聯係印象深刻，但並不意味著這種關係在性格神經質中就不會出現。由於基本焦慮的存在，最微弱的刺激也可能會引發最強烈的反應，稍後我們會對此有更詳細的介紹。
盡管焦慮的表現形式或者對抗焦慮的保護措施的變化範圍都是非常廣的，並且存在著一定的個體差異，但是基本焦慮多多少少還是一樣的，它們僅僅是在範圍或者強度上有差異。我們可以將其大致描述成一種自我感覺很渺小、無助、被拋棄和瀕臨危險的感覺，身處充斥著謾罵、欺騙、攻擊、侮辱、背叛和嫉妒的世界裏。我的一個病人在她自發畫出來的一幅畫中就傳達了這種感覺。在畫中，她是一個瘦小、無助、**的小嬰兒，坐在畫麵中央，周圍是各種具有威脅性的怪物、人類和動物，正準備要攻擊她。
在精神變態中，人們會發現病人對這種焦慮的存在有著很高的自覺意識。妄想症患者的焦慮僅僅發生在一個或幾個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對周邊世界潛在的敵意有很敏銳的自覺性，甚至由於太敏感了會將向他們展示的善意看作潛在的敵意。
然而在神經官能症患者中，很少有人能意識到基本焦慮或者基本敵意，至少沒有人意識到在人的一生中它所具有的分量和意義。我的一個病人在夢裏看到自己是一隻小老鼠，為了避免被踩到，不得不躲進洞裏藏起來——這無疑描述出了她在實際生活中的行為舉止。這並不是一個不著邊際的想法，事實上她非常害怕看到人，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焦慮什麽。對每個人最基本的信任的扭曲可以通過膚淺的信念來掩蓋，即認為人們總體上來說還是挺可愛的，也可以用與他人敷衍性的友好關係來掩蓋；對所有人懷有的蔑視心理可以通過隨時隨地的恭維來加以偽裝。
盡管基本焦慮涉及的對象是人，但它可以完完全全剝離個人特性而轉變成一種感覺，一種受暴風雨、政治事件、病菌、意外事故、變質食物威脅的感覺，一種被命運詛咒的感覺。對於受過良好訓練的觀察者來說，發現這些態度的基礎並不難，但是要讓神經官能症患者自身意識到自己的焦慮並不關乎病菌這類東西，而是人，則還需要經過高強度的精神分析工作。他對其他人的憤怒，不是或者說不僅僅是對某些實際刺激所做出的充分而又合理的反應，而是他對他人在整體上都存在著敵對情緒，他不相信所有人。
在解釋基本焦慮對於神經官能症患者的內涵前，我們要討論一個問題，一個在很多讀者頭腦裏都可能有的困惑，對他人產生的基本焦慮或基本敵意——構成神經質主要的組成部分，難道不是一種幾乎每個人都會有，隻是程度稍輕的“正常”表現嗎？當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需要區分兩個觀點。
如果“正常”一詞是用在表示一般性人類態度上，那麽我們可以說基本焦慮確實是一種正常的關係，它在德國哲學和宗教語言中被稱作 “生於憂患”（“Angst der Kreatur”）。這個詞語想要表達的意義實際上是指，當我們麵對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力量——例如麵對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災害、政治事件和意外事故——時會感到無助。我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是在童年時的無能為力，但這種認識會一直停留在我們的身體中並持續一生。與基本焦慮一樣，這種“生之苦惱”當麵對外界強大的力量時會讓人產生無能為力的感覺，但是有這些力量並不意味著敵意的產生。
然而，如果“正常”是相對於我們的文化而言的，那麽我們可以說：總體上，在我們的文化中，如果他的生活沒有足夠的保障，那麽經驗會讓一個趨於成熟的人在麵對別人時有所保留，在選擇信任別人的時候會更加謹慎，會越來越意識到人們的行為並不是很直率的，而是由膽怯和眼前利益所支配的。如果他是一個城市裏的人，那麽他會把自己也包括在其中；如果不是，他會在他人身上更清楚地看到這些問題。總而言之，他會形成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和神經官能症患者所持有的態度極其相似。然而，他們之間仍存在著這樣的一些區別，年輕而成熟的人在遭遇人生的失敗時並不會感到無助，在他身上也不會發現類似神經官能症患者那樣不分青紅皂白的傾向，他仍然保持能給予美好和真摯友誼的能力，並且會相信它。或許這些區別可以通過這樣的事實加以解釋，健康人是在能夠解決這些不幸的時候遭遇了人生的各種不幸，而神經官能症患者是在不能掌控這些遭遇的時候遇到了不幸，因為無力麵對的結果，他們產生了焦慮。
基本焦慮對個人、對自身以及對他人有著特定的內涵，當基本焦慮發生的時候會伴隨著自我的內在軟弱感，這種情感上的孤獨會讓人更加痛苦。由於對他人存在著深深的不信任和敵意，所以在想要依賴他人而又不能實現的時候，就埋下了潛在衝突的種子。它意味著由於內在的軟弱使這個人想要把所有的責任都歸在別人身上，希望自己能受到包容，被好好地照顧；然而由於內在基本敵意的存在，又導致他不能過多地信任並實施這一方案，這個人就不可避免地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尋找安全保障上。
這種焦慮越是無法忍受，保護性手段越是要準備得徹底。我們的文化中有四種主要的方法來保護個人抵抗基本焦慮：愛、順從、權力和退縮。
第一種，一份不管是什麽形式的穩定愛情，都會是對抗焦慮的強有力的保護措施。其信條就是：如果你愛我，你絕不會傷害我。
第二種，根據是否關乎特定的人或者製度，順從可以再粗略地進行細分。例如，在對標準化傳統觀點的順從中，對一些宗教儀式或者有權勢的人物的順從會存在特定的順從焦點。順從這些規則或者遵守這些需要就成了所有行為的決定性動機。這種態度有時會不得不采取“聽命”的形式，盡管具體的“聽命”形式會根據所要遵從的需要和規則的不同而不一樣。
當遵從的態度不再依附於任何製度或者個人時，就會采取更一般化的形式，順從所有人的一般願望，避免任何可能會引發憎恨的事情。在這些情況下，個人會抑製自己的所有需求，抑製對他人的批判，寧願讓自己遭受侮辱也不做任何反駁，並願意無分辨性地對其他人好。偶爾會有人意識到這樣的事實，即焦慮藏在行為當中。但是通常情況下，他們並不知曉，並且堅定地相信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出於一種大公無私和自我犧牲的理想，這種理想是如此遠大，甚至讓他們放棄了自己的願望。無論是確定形式下的順從還是一般性的順從，他們的信條是：如果我退一步，我就不會受到傷害。
順從性的態度也可以通過愛來達到尋求安全保障的目的。如果愛情對於一個人非常重要，那麽他生命中的安全感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愛情，他願意為此付出任何代價，這意味著原則上他會順從別人的願望。然而，更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人們無法相信愛情，那麽這種遵從的態度會直接導向於尋求保護而不是贏得愛情。這種情況下，人們隻有通過嚴格的順從才能感受到安全感。他們心中有強烈的焦慮感，不信任愛情這種東西，所以實現愛的可能性也幾乎為零了。
第三種，企圖獲得對抗基本焦慮的保護是通過權力來實現的——通過努力獲得實際上的權力、成功、占有物、崇拜，或智力上的優越感來獲得安全感。在這種企圖獲得保護的嚐試中，其信條是：如果我有權力，別人就不能傷害我。
第四種，獲得保護的方式是退縮。它和之前所說的三種保護方式存在一個共同點：都存在著想要與這個世界進行角逐的某種意願，用一種或者另外幾種方式來解決問題。然而，保護還可以通過從整個世界中退縮來獲得。這並不意味著鑽進一片沙漠或者過著完全與世隔絕的生活。它指的是實現對他人的獨立性，因為一個人的外在或者內在需要再也不會受到影響了。就像擁有大量的占有物，占有的動機與尋求權力或者影響力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占有的方式也不盡相同。隻要占有或者囤積財物的目的是從他人身上獲得獨立，通常在享受這些財物的時候就會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焦慮，並且會帶有一種吝嗇的態度，因為這樣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對各種不測事件做出保障。另外一種實現外在獨立性的途徑則是最大程度地壓縮個人需求。
例如，內在需要的獨立性可以通過情感上與他人脫離聯係來實現，這樣一來就不會有傷害或者失望了。這意味著要遏製住個人的情感需要，這種和他人情感脫離的表現就是不在乎任何事情，包括他自己。這一態度經常會在知識分子圈內發生，不拿自己當回事並不是說認為自己不重要而感到挫敗，事實上，這些態度可能也是互相矛盾的。
這些退縮的方式和順從或者屈服的方式存在著相似之處，因為二者都涉及對個人意願的放棄。然而對於後者來說，放棄是為了獲得安全感而更好地“聽命”，或者說是為了更好地遵從他人的意願。而對於前者來說，“聽命”的想法根本不存在，放棄的目的就是想從他人身上獲得獨立性。因此，他們的信條是：如果我退縮了，我將不會受到傷害。
為了估計這些用於抵禦基本焦慮的方式在神經官能症患者中能發揮多大作用，有必要考慮一下它們的內在強度。它們並不被一種滿足快樂或者幸福的願望所推動，而是為了獲得保障的一種需要。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與內在驅動力相比，在某種程度上它們不具有影響力或者影響力沒有那麽大。例如，經驗表明，為了實現自身誌向而為之奮鬥所帶來的影響和性衝動的影響是一樣大的，甚至還要更強大。
隻要現實條件允許這樣做，片麵追求這四種方式中的任何一個都能夠有效地實現他們所追求的保障。然而，通常情況下，這種片麵的追求會帶來人的人格在整體上出現萎縮的副作用。例如在一個需要女人服從家庭或者丈夫、遵守傳統規範的文化下，一個女人采取了順從的方式就會得到內心的安寧和很多次要的滿足感。如果一個君主永不停息地追求權力和財富，那結果同樣會獲得內心上的安全感和事業上的成功。然而事實卻是，通過直線的方式追求目標通常會遭遇失敗，因為想要的東西太多了，或者由於太缺乏考慮和計劃而使自己陷入了與周邊環境的衝突中。從潛在的焦慮中獲得的安全感並不是通過一種途徑，而是多種途徑，但這些途徑本身又是不兼容的，這是很常見的。因此，神經官能症患者可能會被一種不可避免的力量驅使著想要主導每一個人，同時又想被所有人關愛和嗬護；想要順從其他人的願望，同時又想要將自己的意願強加到別人身上；想要和他人脫離情感聯係，同時又渴望得到他人的愛。往往就是這些完全不能解決的衝突構成了神經官能症的核心動力。
最容易招致衝突的兩種方式就是對愛的追求和對權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來的章節裏，我會對這些內容做進一步的詳細分析。
我所描述的神經官能症的結構總體上和弗洛伊德的理論並不衝突，即神經官能症在本質上是內在驅動力與社會需求或者是“超我”展現形式之間的衝突。盡管我認同個人追求與社會壓力之間的衝突是每種神經官能症不可或缺的引發條件，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充分條件。個人願望和社會要求之間的衝突並不一定會導致神經官能症的發生，卻有可能導致事實上的人生限製，也就是對於欲望單純的克製和壓抑，或者用更簡單一點的話來說，就是會遭受現實中的痛苦。隻有當這種衝突導致焦慮產生了，而且企圖緩解焦慮的防禦性措施反過來導致了種種不可抗拒的傾向發生，但彼此之間又互不相容時，人們才會患神經官能症。
(1) 我在這裏並不打算解釋“心理治療要追溯到多遠的童年時期”這個問題。
(2) 參看大衛·李維：《兄弟競爭實踐中的敵對模式》，載於《美國行為精神病學雜誌》，第6卷（1936年）。
(3) 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
(4) 上述觀點在總體上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並不一致，我認為這並不是一種生物學的特定現象，而是受文化的影響所產生的後果。由於這種觀點被幾位學者（瑪麗洛夫斯基、波姆、弗洛姆萊西等）討論過，我隻討論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中可能導致俄狄浦斯情結產生的因素：由於**不協調導致的婚姻不和諧；父母無限製地濫用權威；嚴禁孩子有性發泄；讓孩子保持童真並在情感上依賴父母，否則就在情感上孤立他們。
(5) 在這些病例中，神經分析並不必要，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