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我如此聰明 01
一
為什麽我比別人知道得多？換句話說，為什麽我這麽聰明？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那些不是真正問題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浪費過我的力量。例如，我沒有經曆過任何宗教方麵現實的困擾。我一點也不知道所謂“有罪”的那種感覺。
同樣，我沒有一種測試良心悔恨的標準；我覺得良心的悔恨不是什麽值得重視的東西；我不喜歡把我的行動置於危難之中；我喜歡從具有價值的問題中完全除去壞的結果。因為在邪惡結果之前，太容易失去觀察一個行動的適當立場。我覺得良心的悔恨是一種“邪惡之眼”。
某些失敗過的東西，正因為它已經失敗，所以更應該加以尊敬，這更能符合我的道德觀。“上帝”“靈魂不朽”“拯救”“來世”，這些都隻是觀念，我一點也不注意這些觀念，也從來沒有對這些觀念浪費過我的時間，甚至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雖然對於這方麵，也許我從來就不夠被稱為一個小孩，我根本不知道作為一種結果的無神論，更不知道作為一種事物的無神論；對我而言，這是本能。
我太好問、經常懷疑、過分傲慢，以致不可能對完全顯明地解決事物疑難感到滿意。上帝就是這麽一種完全顯明的解決意圖：在我們思想家看來，這是一種一點都不高明的解決方式。從根本上說，上帝不是別的，隻是對我們的一種粗劣命令：你不應該有思想。我對另外一個問題很感興趣，“人類的拯救”對這個問題的依賴遠比對任何一項神學奇跡的依賴更明顯——營養問題。
為了一般目的起見，我們可以這樣說：為了獲得最大力量，為了獲得珍美的東西，為了達到擺脫道德教條的美德，你必須怎樣小心地培養你自己？這裏，我個人的經驗可能是最壞的經驗：我感到驚奇，居然要那麽漫長的時間才認識到這個問題，並從經驗中獲得理解。隻有我們全無價值的德國文化，它的“理想主義”，才可能在某種程度之內解釋為什麽在這方麵，我是如此笨拙以至於我的無知幾近神聖。
因為這種“文化”自始至終都要我們忽視現實事物，慫恿我們一門心思去追逐那些值得懷疑的理想目標，還美其名曰“古典文化”。
這種做法，無非是想表明隻要努力把“古典的”和“德國的”結合在一個概念，結合在古典文化之下，就創造了全新的東西！隻要刻畫一個“受過正統溫軟式教育”的萊比錫公民，你就感到這是可笑的！
我承認，一直到我長到很大的時候，我的食物，用道德名詞來說，都是很壞的。廚師和其他基督徒同道人讚揚它是“無關個人的”“無我的”“利他的”。例如，萊比錫的烹調和我最初對叔本華的研究（1865），使我揚棄我的“生活意誌”。如果要成為營養不良者，並弄壞一個人健全的胃，我覺得上述的烹調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據說1866年，這部分有一些變化。至於德國的一般烹調，其中有：十六世紀威尼斯食譜上的餐前湯；把味道煮掉的肉；與脂肪和麵粉一起煮的蔬菜；麵點變質為堅硬的麵塊兒！
此外，古人在正餐後全然食肉的習慣，不但古代德國人如此，現代德國人也是如此，現在你可以了解德國人智能的來源所在，一種有病的腸道。德國人的智能是消化不良的；它不能消化任何東西。
但是，即使是英國飲食，雖與德國和法國飲食不同，我覺得它是一種“回歸自然”，回歸野蠻狀態，然而這種飲食基本上與我的本性不適合。
最好的烹調，是皮埃蒙特1 的烹調。我不會喝酒：一天隻要喝上一杯葡萄酒或啤酒，我的生活就變得亂七八糟。住在慕尼黑的人，正與我相反。雖然我到很晚的時候才了解這一點，但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就已經體驗到它了。當我還是小孩子時，我就相信，飲酒和吸煙最初還隻是年輕人的浪費，最後簡直就是壞習慣了。部分原因在於倫堡地方的酒，讓我有這種苛刻的看法——相信酒使人興奮，我應該早就是一個基督徒！換言之，我應該早就相信我所認為荒謬的東西。
很奇怪，少量清淡的酒使我沮喪，而大量的酒卻使我的行動幾乎像離岸的水手一樣。
1 皮埃蒙特，意大利北部的一個省，其首府為都靈。
甚至當我還是小孩子時，我就在這方麵表現出虛張聲勢的勇氣。
要在一個晚上撰作並抄寫一篇長長的拉丁論文，奢望與我所模仿的對象塞勒斯特較量一下誰的文筆更嚴謹、更簡潔，甚至會撒一點強烈酒精的香汁在作業上。當我在普夫達高等學校就讀時，這種做法完全不適合我的生理狀況，或許也不適合薩魯斯特1 的生理狀況，即使它可能非常適合高貴的人。後來，到了中年時期，我變得更不能喝酒：在經驗上說，作為一個反素食主義者，我不能以充分的熱情來勸告一切比較靈性的人絕對戒酒。水，可以滿足同一個目的，從我的道德中，獲得更多的忠告。
一餐吃得很多要比吃得不夠更容易消化一點，消化良好的第一個條件是要整個胃部都發揮作用。因此，一個人應該知道他的胃有多大。在餐與餐之間，不要喝咖啡，因為咖啡使一個人沮喪，悶悶不樂。茶也隻有在早晨才可以喝，少量，但要非常濃。如果太淡了，可能對身體很有害，會使你整天抑鬱不快。這裏，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標準，不過可能的變化範圍總是不太大。如果氣候使人感到疲乏，那麽早上也不要喝茶：最好在一小時以前，去喝一杯濃且去油脂的可可。不要老是坐著不動；不要相信任何不是產生於戶外空曠之地的思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隨著身體自由活動而來的思想，也不要相信任何不能鼓舞你筋骨活動的思想。一切偏執都可能是起於內髒。像我早已在別的地方所說過的一樣，常常坐著不動的生活，是真正違反聖靈的一種罪惡。
1 薩魯斯特（前86—前34），羅馬曆史學家。
二
營養問題與氣候和地點問題密切相關。沒有人能夠隨地生活：凡是一個需要完成偉大事業而這偉大事業又需要他全部精力的人，在這方麵，沒有多少選擇餘地。氣候對遲緩或加速身體機能活動的影響很大，以致在地點和氣候選擇方麵的任何差錯，不但使人不能完成他的職責，而且還可能完全阻止他從事這個職責，因而永遠不能麵對它。
於是在他的身上，就永遠沒有足夠的動物元氣，可以使他獲得歡欣的自由，以致可以對自己說：隻有我才能做這個。
內髒上稍稍一點麻痹，一旦恢複正常以後，就足以把一個天才變成平庸人物，變成“德國式”人物：德國的氣候足以使最強壯健全的內髒變得衰弱。精神步伐的輕快或緩慢，密切地依賴著身體機能活動的速度：的確，精神本身隻是這些身體機能活動的一種形式。我們可以舉出好些大智者曾經住過或現在正居住的地方。在這些地方，機智、聰明是構成快樂的一部分；在這些地方，天才必然是舒適愜意的；所有這些地方，通常都氣候幹燥。巴黎、普羅旺斯1 、佛羅倫薩、耶路撒冷、雅典等，這些地方證明一個事實：天才都依賴幹燥的氣候和晴朗的天空。
換句話說，天才都是有賴於快速的機能活動，都有賴於一種持續不斷為自己獲得大量精力的可能。我知道一個例子，有一個具有偉大而獨立心智的人，隻是由於不適宜的氣候，使他變成一個狹隘的專家和畸形人。如果不是疾病迫使我訴諸理性並切實思考理性，我自己也很可能得到同樣的結果。現在，長久的實地經驗告訴我，如何從自我觀察中去認識氣候和氣象的影響力，就好像借助精確可靠的儀器去認識一樣。因此，即便是從都靈到米蘭這一段短短的旅程，我也可以用這種心理上的自我觀察推測出空氣濕度的變化。
1 法國東南部的一個地區。
所以，我惶恐地想到一個可怕的事實，就是我一生直到最近十年、最危險的十年，總是在那些不適合我的地方度過。我早就應該離開那些地方的。像瑙姆堡、舒爾普夫達、圖林根1 、萊比錫、巴塞爾、威尼斯，這些地方都不適合我的體質。如果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沒有留下一點令人愉快的回憶，而以所謂“道德上”的原因，例如，用缺乏充分的友誼，來解釋這一點的話，那是愚蠢的看法：因為直到今日我還是像過去一樣缺乏這種友誼，可是並沒有給我不愉快的感覺。
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我生命中多餘而愚鈍的因素，是對生理狀況的無知，那種讓人討厭的“理想主義”，從這個“理想主義”中產生不出好的東西來，它不能帶來任何解決與報償。它所帶來的結果，解釋了一切錯誤，解釋了很多迷失的本性，也解釋了那些使我離開畢生事業的“謙卑專門化”，例如解釋為什麽我成了一位語言學家，為什麽沒有一個醫生或其他什麽東西可以使我有所了解呢？
1 圖林根，德國的一個邦。
當我住在巴塞爾的時候，我整個心智和習慣，包括我每天的時間表：對我而言，可以說是我非凡力量的一種毫無意義的浪費，對於我所消耗的力量，沒有任何報償，甚至沒有想到它的耗盡和替換的問題。過去我缺乏那種由必要的本能所產生的保護作用，我缺乏那種敏銳的自負：我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與我同等的人，我是“無私的”，我忘記了我與別人之間的距離。總之，我是處在一種決不能寬恕自己的境況中。過去當我幾乎到達終點，隻是因為我幾乎到達它時，我開始反省我一生中的根本荒謬——“理想主義”。疾病開始使我接近理性。
三
營養的選擇，氣候和地點的選擇：在任何理由下都不能有錯的第三件事，是關於複原或消遣方法。對我而言，一般閱讀是我用以複原的一個方法：它是構成使我逃避自己的東西的一部分，是使我漫遊於新奇科學和新奇心靈世界的東西的一部分，它是我現在不再關心的東西的一部分。當我埋首工作時，在我的四周是看不到書本的：我小心地不讓任何人在我麵前說話甚至思考。因為，那樣就等於在閱讀。
有人注意到下述事實嗎？
當飽滿狀態表示心靈尤其是整個有機體不適於這種深刻緊張時，偶然事件和各種外來刺激作用得太過有力、透入得太過深切。一個人必須盡可能遠離偶然事件和外來刺激。自我壁壘是精神飽滿最初的一種謹慎本能。要我容許一種陌生的思想秘密地爬過牆頭嗎？因為那正是閱讀所指的意義，隨著工作和創作時期而來的就是複原時期。
對我而言，一些令人愉快的、聰明的、智慧的書，就是我借以複原的東西，應該是一本德國書嗎？我必須回到六個月之前，以我手頭上的一本書，來了解自己。它是一本什麽樣的書呢？它出自維克多·布羅查德一項傑出的研究。讀這本書時，我從前的一項研究1 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這些懷疑主義者，那兩麵的，不，多麵的人，是哲學家中唯一可貴的人。在其他情況下，我差不多總是閱讀少數幾本同樣性質的書，非常適合我需要的幾本書以自娛。
也許我的天性不喜歡多讀書，書房會使我生病。我的天性也不喜愛很多東西或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懷疑，甚至敵視新書，比“容忍”“心地寬大”及其他各種“友愛”更接近我的本性。因此，我一再重讀少數幾個法國作家的著作：我隻相信法國文化，認為歐洲其他自稱為文化的東西，隻是純粹的誤解。更不必說德國的東西了。在德國，我所遇到的少數較高文化的事例，都源於法國，尤其是瓦格納夫人，這位夫人在風格品評方麵，是最傑出的一個人。
1 這裏是指尼采於二十三歲時所寫的一篇得獎論文。——英譯者注雖然我不讀帕斯卡的著作，但實際上，我是喜愛帕斯卡的，他是最能發人深省的基督教的犧牲品。他慢慢地扼殺自己，依照一種最可怕的非人的殘忍方式，首先在肉體方麵扼殺自己，然後在精神方麵扼殺自己。即使我的內心具有某些蒙田式的怨恨，誰知道呢？也許在我的肉體中也有。即使我的藝術欣賞力並非沒有困難地維護像莫裏哀、高乃依1 、拉辛這些人以對抗像莎士比亞那樣狂放的天才。但是，所有這些並沒有使我不把現代法國人也看作可愛的友伴。
在曆史上，我不能想象任何一個世紀，能夠像今天的巴黎一樣，可以找到這麽多讓你很想知道、也很精明地洞悉人類心理的天才在一起。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名字出來，他們實在太多，例如布爾熱2 、洛蒂3 、吉普、美拉克4 、法朗士5 、勒梅特爾6 ：或者選出一個最出色的人，一個真正的拉丁人，我特別喜歡的莫泊桑。
1 高乃依（1606—1684），法國戲劇家。
2 保爾·布爾熱（1852—1935），法國批評家和小說家。
3 比埃爾·洛蒂（l850—l923），法國小說家，著有《冰島漁夫》等。
4 美拉克（l83l—l897），法國戲劇家。
5 阿納托爾·法朗士（1844—1924），法國批評家、小說家和諷刺文學家。
6 朱爾·勒梅特爾（1853—1914），法國批評家。
在我們自己人當中，我對這一代的人甚至比對那些大師更傾心，因為這些大師都被德國哲學腐化了。例如，泰納被黑格爾哲學腐化了，泰納對偉大人物和偉大時代的誤解，就是由於黑格爾哲學造成的。隻要德國所到之處，他就腐蝕了文化。戰爭1 第一次“拯救了”
法國精神，司湯達是我生命中一件令人愉快的意外事件。因為，在我生命中每一個重大的事件，都是意外的，而不是有意安排的。
司湯達是很了不起的，他具有一種能夠預知人們心理的眼光。他對事實的把握，使人想起那些最善於把握事實的人。最後，但不是不重要的，他是誠實的無神論者，一個在法國曆史上少有而難得發現的典型無神論者，梅裏美2 引為最大的光榮……也許，我會嫉妒司湯達？
我曾經說過一句最好的關於無神論的笑話，這句笑話是所有人類未曾說過的，可是司湯達的話，使我的笑話遜色了，他說：“上帝唯一的理由是他不存在。”我自己曾經在某處說過，向來對生命的最大敵人是什麽？是上帝。
1 指拿破侖戰爭。
2 梅裏美（1803—1870），法國小說家兼曆史學家，著有《卡門》。
四
海涅使我獲得抒情詩人的最高概念。在所有時代中，我都沒有找到像他那種悅耳熱情的音樂。他具有一種神奇的狂野魔力，沒有這種魔力，我簡直不能想象美是什麽東西。當我判斷某些人，某些種族的價值時，我是根據他們的需要，想象出薩蒂爾1 這個半人半獸性質的神的。他是多麽巧妙地對付德國人！總有一天，人們會宣稱海涅和我是德語世界裏最偉大的藝術家；我們遠遠超越純粹德國人用這種語言所能成就的一切。
1 薩蒂爾，古代希臘人慶祝酒神節時，在狂歌熱舞中出現的一種人神。尼采認為此乃希臘悲劇的象征，而希臘悲劇就是使希臘人從悲觀厭世中解脫出來，重新肯定人生世界的主要力量。
人們一定會把我與拜倫的《曼弗雷德》密切地關聯在一起。在我自己的心靈裏，我曾發現他所有最內在的東西。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已成熟得可以閱讀這本書了。文字誤我，我隻是偶爾輕視那些膽敢在《曼弗雷德》之前提到《浮士德》的人。德國人不能獲得一種偉大的概念。試看舒曼就知道了：由於對這位撒克遜人表示憤怒，我作了一篇相反的《曼弗雷德》序曲。漢斯·馮·畢洛夫1 說他從來沒有見過與這個序曲相類似的東西：這完全是褻瀆音樂女神。我要為對莎士比亞的看法找尋最高的公式時，我始終發現下述一點，就是他想象出西澤這個典型。
一個人不能想出這些東西，他要麽就是這東西，要麽就不是這東西。偉大的詩人隻從他自己的經驗中發掘，這種情形達到了某種程度，以致後來他不能再忍受他自己的作品。在看了看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之後，我在房間裏來回地走了半個小時，不能控製一陣無法忍受的情緒，唏噓不已。現在我不知道有比閱讀莎士比亞作品更為令人傷心的：他是多麽需要扮演小醜，他一定好難受。
哈姆雷特被了解嗎？驅使一個人瘋狂的不是疑惑而是確定。但是要覺察到這點，一個人必須是深奧的，必須是一位哲學家，我們都懼怕真理。說實話，我直覺地感到，培根是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寫作的創始者和自苦者。對那些美國傻子和笨蛋的饒舌，我關心些什麽呢？但是，在想象方麵希求最偉大的實在主義力量，不能與行為方麵希求最偉大實在主義的力量相比，不能與恐怖的東西相比，不能與罪惡相比。實際上，它要先假定後者的存在。
我們對培根，所知的不夠多，他是第一個實在主義者。因此，我們無法確知他所做的任何事，他所希望的任何東西，以及他自己經曆的任何東西。批評家下地獄去吧，假定我不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而是以瓦格納的名字，那麽，兩千年來的見聞覺知不足以看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的作者，就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幻影。
1 漢斯·馮·畢洛夫（1830—l894），德國指揮家。
五
說到我生命力的複原，我必須對供給我最大和最旺盛刺激的人，表示幾句感謝的話。這是指我與瓦格納的密切關係。我很輕易地忽視我與其他人的關係；但是，如果我生命中失去那些在德累斯頓1 的日子，那將是無比的犧牲，那些充滿信心、愉快、光輝和奧妙時刻的日子。我不知道別人曾把瓦格納看成什麽人，但是，沒有烏雲遮蓋過我們的天空。這點再把我帶回到法國，我與瓦格納的崇拜者沒有發生什1 此地乃瓦格納的家鄉。
麽爭論，這些瓦格納的崇拜者由於相信他像他們自己一樣而去讚揚瓦格納：對這些人，我隻表示我的輕蔑。
由於我的本性與一切條頓式的東西不兼容，以致隻要有德國人出現的地方，就會阻礙延遲我的消化，所以，我與瓦格納的最初接觸，也是我生命史上能夠自由呼吸的時刻。我受他的影響，我尊敬他，我把他當作一個與德國人不同的人，我把他當作一個與“德國式美德”
相反，並反抗“德國式美德”的人。我們這些呼吸五十年代潮濕空氣的兒女，對“德國的”這個觀念，必然都是悲觀主義者。我們不得不成為革命的人，我們不能讚同一個虛偽者當道的環境。這個虛偽者今天是否以不同的方式行動，是否披上猩紅的服裝或穿上驃騎兵的製服，我覺得這是無關重要的。
瓦格納也是一位很優秀的革命人物，他擺脫了那些德國人。除了巴黎以外，歐洲其他地方，沒有這位藝術家生存的餘地。那種作為瓦格納藝術條件的所有五官的聰敏，對差異性的敏感，對心理病態的敏感，這些都隻能在巴黎才可以發現。別的地方，都沒有這種對形式問題的愛好，對周圍狀況的重視，而這種重視是突出的巴黎式的重視。
在德國，一個人根本沒有巴黎藝術家心靈中那種偉大的野心。德國人是溫順的。瓦格納以往一點也不溫順。但是，關於瓦格納所帶來東西的問題（見《善惡的彼岸》中第269號警句）以及與瓦格納關係最密切的人，我早已說得夠多了。他是一個法國後期浪漫主義人物，像德拉克羅瓦1 和柏遼茲一樣，那些趾高氣揚而誌向遠大的藝術家，都是病弱而無可救治的。
他們都是表現的盲目崇信者，他們都是徹頭徹尾的匠人。誰是第一個有才智的瓦格納追隨者？是波德萊爾2 ，這個人也是第一個了解德拉克羅瓦的人，那位典型的頹廢者，這一代的藝術家都在他身上發現了他們自己的影子——也許他是他們當中最後的一個人……為什麽我從來沒有寬恕過瓦格納？因為他降格跟從德國人，因為他變成了一個德國的帝國主義者，德國所及之處，他就腐化了文化。
六
當我考慮所有事物之後，我發現如果沒有瓦格納的音樂，那麽在我的少年時期之後，就絕不能繼續活下去，因為我似乎注定不適於生活在德國社會中。如果一個人想要擺脫一種無法忍受的抑鬱感，他可能要吸食大麻。那麽，過去我沉溺於瓦格納音樂中。瓦格納是一種與一切德國人的東西相反的毒藥，他是一種毒藥，這一點我無法否認。
自從《特裏斯坦》1 被改寫得適於鋼琴演奏時，我就是一個瓦格納的崇拜者。
1 德拉克羅瓦（1798—1863），法國畫家。
2 夏爾·波德萊爾（1821—1867），法國詩人及散文家，著有詩集《惡之花》等。
我認為瓦格納以前的作品都不值得我重視，它們都太普遍了，太“德國式”了。但是，一直到今天，我還在尋找一件在可怕的魔力方麵，在可怕但可愛的無限潛能方麵能與《特裏斯坦》相匹敵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