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難封，所謂“天意”其實是騎兵戰術革命

李廣、衛青、霍去病都是活躍在漢武帝時期的著名將領，然而三人的生前際遇卻判若雲泥，衛、霍二人平步青雲，封侯拜將，李廣一生征戰卻徒留難封之歎。世人常將此歸咎於天意，但此事背後的所謂“天意”，其實是一場長期被世人忽視的騎兵技術革命。

漢帝國騎兵直接傳承於秦騎兵，由秦將李必、駱甲輔佐灌嬰建立。直至漢武帝早期，漢騎兵在戰術上依然以學習匈奴戰術為主，如韓嫣就因熟悉匈奴戰術受到重用；兵源上則以與遊牧民族有長期接觸的邊民即六郡良家子為主，並大量招募樓煩等北方遊牧部族為輔。因為曆史傳承和長期高密度的信息交流，此一時期的中原和匈奴騎兵可視為一體進行討論，且可相互印證。我們以《六韜》為基礎進行討論，此書最早見於臨沂銀雀山漢墓，普遍認為至少在西漢前期已廣泛流傳，因此可通過此書來研究先秦至西漢前期的騎兵技術。

書中給騎兵的戰術定位是“軍之伺候”，即典型的輕騎兵。攻擊手段上則強調“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即以騎射為主。戰場運用方麵，指近戰的“陷”在書中僅出現過兩次，其中一次還是協同車兵衝鋒。主要戰法則是“薄”和“翼”，即貼近射擊。總而言之，此一時期的中原騎兵為一支騎射為主的輕騎兵部隊。匈奴騎兵據《史記》記載：“士力能毌弓(2)，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需要指出是：這裏的“甲騎”應當是（輕）騎兵的泛指，而不是像後世那樣常用來指代重騎兵。

對此我們除了可結合《史記》原文中對匈奴騎射能力的強調來推測以外，還可引晁錯的《言兵事疏》為證：“且馳且射”為“匈奴之長技”，而“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則都是漢家長技。可見，在漢代人的認識中，匈奴騎兵是一支擅長騎射而不擅長正麵衝突和近距離格鬥且甲胄上處於劣勢的輕騎兵部隊，絕非重騎兵。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大體可認為先秦至西漢早期的中原和草原騎兵是一支以弓箭遠程打擊為主，隻配備一些短兵器，較少進行近距離格鬥的輕騎兵部隊。

而飛將軍李廣則可以說是當時騎兵將領的巔峰代表。他出身於當時的騎兵世家：“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世世受射”。自身天賦異稟：“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個人武力值爆表：既有單殺三個匈奴射雕者的名震當世的戰績，也有“醉沒石棱”的千古風流佳話。將略方麵：“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然亦遠斥候，未嚐遇害”“士卒亦佚樂，鹹樂為之死”。雖然部隊紀律性不強，但卻能充分發揮騎兵的偵察作用，且能用個人魅力代替紀律，使士卒勇於戰鬥。對於這一用兵特點，學者一般認為是李廣個人性格決定的。但這也很可能是因為，此一時期中原騎兵基本是在模仿草原騎兵，因而也受到了他們缺乏紀律等習慣的影響。隻是在李廣這樣一個近似於草原英雄形象的將領手中，這樣的軍隊特點彰顯得更加鮮明。

然而，在這種極度依賴士兵單兵素質的傳統輕騎兵作戰模式下，縱使李廣本人才氣天下無雙，中原騎兵終究弱於“射獵禽獸為生業”的匈奴騎兵。依托城市和車步兵打打防禦戰尚可，一旦主動進攻則難免失敗。元光六年（前129年）的龍城之役即是以李廣為代表的老式將領為主導，結果遭遇慘敗，四萬大軍折損兩萬。

為了扭轉頹勢，漢武帝大膽起用龍城之役中唯一小勝的衛青等年輕將領，開始了一場大膽的騎兵改革，將步兵注重紀律的傳統引入騎兵並大規模使用近戰衝擊戰術代替傳統騎射戰術，從而一舉扭轉了戰爭局勢。

這一變革在史料上也有所體現，以《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為例，據統計，凡是涉及戰鬥細節的描寫，均出現有“斬”“誅”“合短兵”“紛挐”(3)等指代近戰格鬥的字詞，明顯不同於《匈奴列傳》與《李將軍列傳》中對騎射的側重描寫。如此遣詞不應視為偶然，當是太史公有意為之。

從出土文物上看，秦騎兵俑的手部均呈橫握姿勢，這一姿勢被認為是用來持短兵器的，而漢俑手部則發現有豎握的姿勢。漢代騎兵具體使用的兵器是騎戟，雖然“騎戟”一詞最早要到東漢孫家村漢簡上才出現，但盱眙東陽西漢墓和臨淄西漢齊王墓中已分別有全長2.49米和全長2.9米的馬戟實物出土，長度短於同時代全長3～5米的步戟，但遠長於匈奴騎兵1.5米的鋌，適合馬上衝擊作戰。孫家寨等漢墓出土的石畫像中則繪有中原騎兵執戟擊殺匈奴騎兵的圖樣，說明在東漢時，持戟衝擊騎兵和騎射騎兵已成為中原騎兵和遊牧騎兵的代表性符號，進而說明在東漢之前衝擊戰術已在中原騎兵中有大規模長時間的運用。這也側麵印證了上述變革。

衝擊騎兵取勝的奧秘，可以分兩個層麵來討論。

從宏觀層麵來說，戰鬥勝負的本質就是能否向對方進行更多的有效能量輸出。放到現代來說就是火力強精度高的一方取勝，而對於古代來說，比的就是能量輸出的有效率，在冷兵器時代，近戰兵種要優於遠程，所謂“三箭不如一刀，三刀不如一槍”。

具體到漢匈戰爭上，常理而言，在沒有馬鐙的加持下，一旦進入相持格鬥，理應是馬術更好的匈奴更占優勢，但實際卻是漢軍取勝，那麽漢軍是如何取勝的呢？

其一在於組織紀律。迫使士兵進行殘酷的近戰格鬥需要更嚴格的紀律，因為生產資料的可移動性，遊牧帝國首領對於可以用腳投票的部屬難以形成皇帝式的權威。而即使是在占據西域綠洲經濟區的全盛期，匈奴單於也隻能“斬首虜賜一卮酒”，沒有足夠的物質基礎去約束部眾。因此，可以合理推測，麵對漢軍騎兵的列隊衝鋒，匈奴騎兵往往是出於本能轉身逃跑，《史記》中也有對於匈奴“不羞遁走”的作戰習慣的記載，因此漢軍騎兵往往是進行追擊作戰，從而能打出漂亮的戰損比。

其二在於冶金技術的發展，這一點更為重要。我國古代獨有的豎爐煉鐵法，是由春秋戰國時的地爐法發展而來，至漢朝冶金技術已取得了對於塊煉法的絕對優勢。漢武帝時期，全國設鐵官49處，僅古滎鎮一處高爐，積鐵每塊質量即達20噸以上。而巨大的鐵產量則為優質鑄鐵脫碳鋼的生產提供了保障。古羅馬作家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記載有“鐵的種類多而又多，但沒一種能和中國來的鋼相媲美”。漢帝國有能力為其騎兵大規模裝備鐵甲和性能超過匈奴短劍的環首刀鐵甲，這就扭轉了在近戰纏鬥時雙方的戰力對比。

如果排除以上兩個因素，在匈奴人作戰意誌比較堅決，裝備又比較精良的情況下，則雙方“殺傷大當”，如漠北決戰衛青與匈奴本部的會戰。這從反麵印證了此觀點。

在曆史的變革關頭，衛青和霍去病這樣起自寒微、沒有背景傳承的人，往往更容易成為時代的弄潮兒。沒有傳承，同時也意味著沒有包袱和束縛。像霍去病，更是明確拒絕學習“孫吳兵法”，不拘泥於傳統，反而散發出了更耀眼的光芒。而騎將世家出身的李廣，縱然才氣天下無雙，達到了傳統騎兵將領的巔峰水準，但因錯過曆史潮流，隻能無奈成為時代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