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聽或不聽，都不對

世上有兩種人永遠隻在原地踏步：第一種人不肯聽從命令行事，另一種人隻肯聽從命令行事。

一位朋友給彼德講了一件曾讓他哭笑不得的事：

上周，他到一個政府控製著酒類專賣的國家旅遊。在回國之前，他向由當地政府經營的一家酒店的前台服務員詢問：“按規定我可以帶多少酒出境？”

前台服務員回答說：“這你必須去問海關關員！”

朋友回應道：“可是我現在就想知道，我帶多少酒才不會因為超量而遭到海關沒收。”

前台服務員回答：“那是海關的規定，和我們沒有關係。”

朋友又說：“但你一定知道海關的規則吧！”

前台服務員答道：“是的，我知道。但是本部門並不負責海關規則，所以，我無權告訴你。”

你曾經遭遇或聽說過此類事件吧？“我們無可奉告”，有些公司職員明明知道問題的答案，可是基於某種理由，硬是不肯告訴你。

朋友的遭遇對於彼德來說並不陌生，因為他畢業被分配到某大學執教之初，在學校開設的一家書店裏，就曾經曆過朋友說的那種無可奈何的狀況。

在學校教務處報道的第一天，出納人員發給彼德一張識別卡，並告知彼德說：“憑此卡，你可以在學校指定的一些書店中兌現支票。”

有一天，彼德進入一家學校指定的書店，出示識別卡，並交付了一張20美元的旅行支票。

誰知書店出納員卻說：“本店隻兌現工資支票和個人支票。”

彼德有些不解，說：“可是旅行支票比個人支票要好，甚至還優於工資支票。旅行支票和現金沒有差別嘛。即使不用這張識別卡，我在任何商店也可以兌付旅行支票的。”

書店出納員神情漠然，斷然說道：“但是旅行支票終究不是工資支票或個人支票啊，而本店隻兌付工資支票和個人支票。”

你大概也讀過下麵這個關於巡店的故事吧：

夏天的某天下午，我出去巡店，竟發現一個奇怪現象：當時大概是下午6∶40到7∶00之間，豔陽高照。到了三家店鋪，我發現竟有兩家店鋪門口的招牌燈箱已經打開。我進店問店員：“天還這麽亮，怎麽就把燈開開了？”

店員回答：“公司規定6∶30開啟燈箱。”

另一天下午，天下大雨，一片昏暗，我提前出去巡店，大概是5∶45左右。這次我同樣去了三家店鋪，發現有兩家店鋪燈箱沒有開啟。我進店問店員：“天這麽暗，為什麽不開燈箱？”店員回答：“還沒到公司規定的開啟燈箱時間。”

或許你也曾聽說過，醫院在救助遭遇意外傷害的患者時，會要求病人將寶貴的時間花在填寫大量表格上；或許你還曾聽說過，護士對著熟睡的病人叫道：“喂！醒醒！吃安眠藥的時間到了！”

彼德把上述行為戲稱為“職業性的機械行為”。很顯然，對職業性機械行為者而言，每天的工作隻是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於是工作就成了一種負擔、一種苦役。秉持這樣的工作態度，當然不會有工作熱情，更不用說創造力了。

其實，工作不單單是每天準時上班、下班，它是一件需要智慧、熱情、信仰、想象和創造力的事情。行動卓有成效的員工不會是那種循規蹈矩、缺乏遠見的死板之人，他們有敏銳的眼光和高度責任心，會去任何地方找任何人，打破任何界限，把工作又好又快地完成。

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耐基在自己還是一個小職員的時候，就明白了這個道理。

卡耐基在賓州匹茲堡鐵道公民事務管理部做小職員時，一天早晨，在上班途中，他發現一列火車在城外發生車禍。他想打電話給上司，卻聯絡不上。

他知道每多耽誤一分鍾，都將使鐵道公司遭受非常巨大的損失。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他以上司的名義發電報給列車長，快速處理，並且在電報上麵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也知道根據公司的規定，他這麽做等於自動辭職。

過了幾個小時，上司回到座位，發現了卡耐基的辭呈，以及對今天所做之事的詳細敘述。一天過去了，一切正常。第二天，卡耐基的辭呈被退回來，上麵用紅筆寫著：不同意。

幾天之後，上司把卡耐基叫到辦公室說：“小夥子，世上有兩種人永遠隻在原地踏步：第一種人不肯聽從命令行事，另一種人隻肯聽從命令行事。”

成功機會總是屬於那些能夠主動去做事的人，屬於那些能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主動承擔責任的人。隻有當你主動、真誠地提供真正有用的服務時，成功才會伴隨而來。

因此，在工作中不要死板地守著公司的規則，不敢越雷池半步，關鍵時刻要敢於突破，不要讓環境牽著你的鼻子走。那些上司發個指令才會動一動的“機器型”員工將很難適應未來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他們會被擠進失業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