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妨減之

某日，幾位青年朋友在我家裏，話題數變之後，熱烈地討論起了人生。依他們想來，所謂積極的人生肯定應該是這樣的——使人生成為不斷地“增容”的過程，才算是與時俱進的，不至於虛度的。我聽了就笑。他們問：“您笑是什麽意思呢？不同意我們的看法嗎？”我說：“請把你們那不斷地‘增容’式的人生，更明白地解釋給我聽。”

便有一人掏出手機放在桌上，指著說：“好比人生是這手機，當然功能越多越高級。功能少，無疑是過時貨，必遭淘汰。手機必須不斷更新換式，人生亦當如此。”

我說：“人是有主觀能動性的，而手機沒有。一部手機，其功能多也罷，少也罷，都是由別人設定了的，自己完全做不了自己的主。所以你舉的例子並不十分恰當啊！”

他反駁道：“一切例子都是有缺陷的嘛！”另一人插話道：“那就好比人生是電腦。你買一台電腦，是要買容量大的呢，還是容量小的呢？”我說：“你的例子和第一個例子一樣不十分恰當。”他們便七言八語“攻擊”我狡辯。我說：“我還沒有談出我對人生的看法啊，‘狡辯’罪名無法成立。”於是皆敦促我快快宣布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我說：“你們都知道的，我不用手機，也不上網。但若哪一天想用手機了，也想上網了，那麽我可能會買小靈通和最低檔的電腦。因為隻要能通話，可以打出字來，其功能對我就足夠了。所以我認為，減法的人生，未必不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而我所謂之減法的人生，乃是不斷地從自己的頭腦之中刪除掉某些人生‘節目’，甚至連殘餘的信息都不留存，而使自己的人生‘節目單’變得簡而又簡。總而言之一句話，使自己的人生來一次刪繁就簡……”

我的話還沒說完，他們皆大搖其頭曰：“反對，反對！”

“如此簡化，人生還有什麽意思？”

“麵對豐富多彩、機遇頻頻的人生，力求簡單的人生態度，純粹是你們中老年人無奈的活法！”

我說：“我年輕時，所持的也是減法的人生態度。何況，你們現在雖然正年輕著，但幾乎一眨眼也就會成為中老年人的。某些人之所以抱怨人生之疲憊，正是因為自己頭腦裏關於人生的‘容量’太大太混雜了，結果連最適合自己的那一種人生的方式也迷失了。而所謂積極的清醒的人生，無非就是要找到那一種最適合自己的人生方式。一經找到，確定不移，心無旁騖。而心無旁騖，則首先要從眼裏刪除掉某些吸引眼球的人生風景……”

他們皆黯然，顯然未領會我的話。

我隻得又說：“不舉例了。世界上還沒有人能想出一個絕妙的例子將人生比喻得百分之百恰當。我現身說法吧。我從複旦大學畢業時，二十七歲，正是你們現在這個年齡。我自己帶著檔案到文化部去報到時，接待我的人明明白白地告訴我，我可以選擇留在部裏的。但我選擇了電影製片廠。別人當時說我傻，認為一名大學畢業生留在部級單位裏，將來的人生才更有出息，可以科長、處長、局長地一路在仕途上‘進步’著！但我清楚我的心性太不適合所謂的機關工作，所以我斷然地從我的頭腦中刪除了仕途人生的一切‘信息’。仕途人生對於大多數世人而言當然意味著頗有出息的一種人生。但再怎麽有出息，那也隻不過是別人的看法。我們每一個人的頭腦裏，在人生的某階段，難免會被塞入林林總總的別人對人生的看法。這一點確實有點兒像電腦，若是新一代產品，容量很大，又與寬帶連接著，不進入某些信息是不可能的。然而判斷哪些信息才是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這一點卻是可能的。又比如我在四十歲左右時，結識過一位幹部子弟。他可不是一般的幹部子弟，隻要我願意，他足以改變我的人生。他又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趁早別寫作了，我看你整天伏案寫作太辛苦了！當官吧！先從局級當起怎麽樣？正局！我替你選擇一個輕鬆的沒什麽壓力的職位，你認真考慮考慮。我說，多謝抬愛，我也無須考慮。仕途人生根本不適合我這個人，所以你千萬別替我費心。費心也是白費心。”

何以我回答得那麽幹脆？因為我早就考慮過了呀，早就將仕途人生從我的人生“節目單”上刪除掉了呀！以後他再勸我時，我的頭腦幹脆“死機”了。

大約在我四十五歲那一年，陪諶容、李國文、葉楠等同行之忘年交回哈爾濱參加冰雪節開幕式。那一年有幾十位台灣商界人士去了哈爾濱。在市裏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台灣商界人士對我們幾位作家親近有加，時時表達真誠敬意。過後，其中數人，先後找我與諶容大姐“個別談話”——懇請我和諶容大姐做他們在中國大陸發展商業的全權代理人。“投資什麽？投資多少？你們來對市場進行考察，你們來提議。一個億，兩個億，或者更多！你們隻管直說！別有顧慮，我們拿得起的。酬金方式也由你們來定。年薪？股份？年薪加股份？你們要什麽車，就配什麽車……”

話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不由人不動心，也不由人不感動。

我曾問過諶容大姐：“你怎麽想的呢？”

諶容大姐說：“還能怎麽想，咱們哪裏是能幹那等大事的人呢。”

她反問我怎麽想的。

我說：“我得認真考慮考慮。”

她說：“你還年輕，嚐試另一種人生為時未晚，不要受我的影響。”

我便又去問李國文老師的看法，他沉吟片刻，答道：“我也不能替你拿主意。但依我想來，所謂人生，那就是無怨無悔地去做相對而言自己比較能做好的事情。”

那一夜，我失眠。年薪，我所欲也；股份，我所欲也；寶馬或奔馳轎車，我所欲也。然商業風雲，我所不諳也；管理才幹，我所不具也；公關能力，我之弱項也；盈虧之壓力，我所不堪承受也；每事手續多多，我所必煩也。那一切的一切，怎麽會是我“比較能做好的事情”呢？我比較能做好的事情，相對而言，除了文學，還是文學啊！

翌日，真情告白，實話實說。返京不久，諶容大姐打來電話，說：“曉聲，台灣的那幾位朋友，趕到北京動員來啦！”我說：“我也才送走幾位啊。”她又說那一句話：“咱們哪是能幹那等大事的人呢。”我說：“台灣的伯樂們走眼了，但咱們也慚愧了一把啊！”便都在電話裏笑出了聲。

有聞知此事的人，包括朋友，替我深感遺憾，說：“曉聲，你也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太消極太窄狹了啊！人生大舞台，什麽事，都無妨試試的啊！”

我想，其實有些事不試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斤兩。比如潘石屹，在房地產業無疑是佼佼者。在電影中演一個角色玩玩，亦人生一大趣事。但若改行做演員，恐怕是成不了氣候的。做導演、作家，想必也很吃力。而我若哪一天心血**，逮著一個仿佛天上掉下來的機會就不撒手，也不看清那機會落在自己頭上的偶然性、不掂量自己與那機會之間的相克因素，於是一頭往房地產業鑽去的話，那結果八成是會令自己也令別人後悔的。

說到導演，也多次有投資人來動員我改行當導演的。他們認為觀眾一定會覺得新奇，於是有了炒作的點，影片會容易發行一些。

我想，導一般的小片子，我肯定是力能勝任的。六百萬投資以下的電影，鼓鼓勇氣也敢簽約的（隻敢簽一兩次而已）。倘言大片，那麽開機不久，我也許就死在現場了。我曾說過，當導演第一要有好身體，這是一切前提的前提。爬格子雖然也是耗費心血之事，勞苦人生，但比起當導演，兩種累法。前一種累法我早已適應，後一種累法對我而言，是要命的累法……

年輕的客人們聽了我的現身說法，一個個陷入沉思。

我最後說：“其實上蒼賦予每一個人的人生能動力是極其有限的，故人生‘節目單’的容量也肯定是有限的，無限地擴張它是很不理智的人生觀。通常我們很難確定自己究竟能勝任多少種事情，在年輕時尤其如此。因為那時，人生的能動力還沒被徹底調動起來，它還是一個未知數。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連自己不能勝任哪些事情也沒個結論。在座的哪一位能打破一項世界體育紀錄呢？我們都不能。哪一位能成為喬丹第二或姚明第二呢？也都不能。歌唱家呢？還不能。獲諾貝爾和平獎呢？大約同樣是不能的。而且是明擺著的無疑的結論。那麽，將諸如此類的，雖特別令人向往但與我們的具體條件相距甚遠的人生方式，統統從我們的頭腦中刪除掉吧！加法的人生，即那種仿佛自己能夠愉快地勝任充當一切社會角色，幹成世界上的一切事而缺少的僅僅是機遇的想法，純粹是自欺欺人。”

一種人生的真相是——無論世界上的行業豐富到何種程度，機遇又多到何種程度，我們每一個人比較能做好的事情，永遠也就那麽幾種而已。有時，僅僅一種而已。

所以即使年輕著，也須善於領悟減法人生的真諦：將那些幹擾我們心思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從我們人生的“節目單”上減去、減去、再減去。於是令我們人生的“節目單”的內容簡明清晰；於是使我們比較能做好的事情凸顯出來。所謂人生的價值，隻不過是要認認真真、無怨無悔地去做最適合自己的事情而已。

花一生去領悟此點，代價太高了，領悟了也晚了。花半生去領悟，那也是領悟力遲鈍的人。

現代的社會，足以使人在年輕時就明白自己適合做什麽事。隻要肯於首先向自己承認，哪些事是自己根本做不來的，也就等於告訴自己，這種人生自己連想都不要去想。如今“浮躁”二字已成流行語，但大多數人隻不過流行地說著，並不怎麽深思那浮躁的成因。依我看來，不少人之所以浮躁著並因浮躁而痛苦著，乃因不肯首先自己向自己承認——哪些事情是自己根本做不來的，所以也就無法使自己比較能做好的事情在自己人生的“節目單”上簡明清晰地凸顯出來，卻還在一味地往“節目單”上增加種種注定與自己人生無緣的內容……

中國的麵向大多數人的文化在此點上扮演著很不好的角色——不厭其煩地暗示著每一個人似乎都可以憑著鍥而不舍做成功一切事情；卻很少傳達這樣的一種人生思想——更多的時候鍥而不舍是沒有用的，莫不如從自己人生的“節目單”上減去某些心所向往的內容，這更能體現人生的理智，因為那些內容明擺著是不適合某些人的人生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