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

在外交博弈中，兵戎相見並不是唯一的方式。腓特烈大帝的同盟與俾斯麥的同盟一樣，極富啟發性。俾斯麥從腓特烈大帝身上學到了適用於普魯士的“現實政治”原則，如果讓俾斯麥寫一本關於腓特烈大帝的專著，必然比當時那些歌功頌德的公務員寫得更好。

普魯士成就的實現既要靠外交手段，也要靠“鐵血政策”。如果武力是政策的執行者，那麽必須仔細規劃並準備一套行動的方案。腓特烈大帝的盟友隨著他清晰的目標變化而變化，從這個事實裏，俾斯麥發現了帝國的奧秘：普魯士僅憑自身力量難成大事，所以要通過操控歐洲的國家體係，迫使那些嫉妒和仇恨普魯士的國家，都能夠從普魯士這裏得到好處，從而幫助或者默許普魯士達成目標或取得成就。俾斯麥在處理德意誌國王和諸侯、拿破侖三世和亞曆山大二世以及意大利和英國問題上的手段，跟腓特烈大帝在處理法國、英國、德意誌和俄羅斯問題上的手段，沒有可比性。但俾斯麥在處理問題中表現的精神、行動原則和目標卻與腓特烈大帝別無二致——他們的目標都是打敗奧地利並確立普魯士的霸主地位。特別是在外交政策方麵，腓特烈大帝是俾斯麥的老師，而俾斯麥則是第一個宣稱是腓特烈大帝門徒的人。

波生曾經如此評價伊頓公學男生寫的詩：“我在這些詩歌裏看到了很多賀拉斯和維吉爾的影子，卻絲毫沒有看到賀拉斯和維吉爾的靈魂。”這句話解釋了1786年至1860年普魯士君主失敗的原因，他們沒有意識到生搬硬套句子和用新的詞匯再現大師精神之間的不同。他們閉目塞聽，自以為普魯士強大到足以獨立存在，這個國家即便自私、沉悶、停滯不前，不與外界接觸，也能一直保持偉大。普魯士沒有朋友和盟友，它把每個國家都當成了敵人。事實證明，普魯士的災難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國家解體是咎由自取。無論是施泰因、哈登伯格還是俾斯麥（盡管他們身處不同時代），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重拾腓特烈大帝時代的精神、傳統和原則。在他們取得的史詩般的成就中，腓特烈大帝的名字很少被提到，但腓特烈大帝的精神關係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