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統治者的選擇
“遵循老子的思想，主張道家的理念。”
世界與我本是一個整體，世界與各國本是一個整體，世界與人類本是一個整體，世界與萬物本是一個整體。
世界，我，各國，人類，萬物，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同屬一個整體，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
雖然他們概念不同，但他們休戚相關，一損俱損，一亡俱亡。
從大的視角來說，他們其實是相同的，都屬於同一個世界。
這就叫大同世界。
所謂的大同，就是看到這個整體。為了這個整體著想，部分之間不分歧，不孤立，不敵視，合作互補，和諧共生。
所以，大同世界，它不僅是一個美好的目標，而且是一個經常變動的現實。
認識大同世界，維護大同世界，促進大同世界，這也是我們每個人，每個國家，人類等每種生物，所共同關注的大事。
秦始皇當年那種書同文、車同軌那樣，來統一國家，來建立統一的文化就是實現大同世界的一種方式。
這就是李明軒想到如何去大唐去改變百姓生活的理念。
他是隴右李氏的後人，在李唐宣傳老祖的思想屬於絕對的政治正確。
至於宣揚這個思想的原因也是為了大唐的長治久安。
這樣想著李明軒看著隴右李氏的同族李少康和高明兩人有了主意。
“少康，你說皇權天授沒錯，但是這天下是我們李氏的天下，用儒家的思想來治國，總歸是不對的。”
李明軒準備用學識說服兩人，畢竟未來宣揚他的學說就是要不斷去說服別人。
李明軒主要看著李少康道：
“大伯說過，你四歲就飽讀詩書，熟悉史書雜談。
依你之見，你覺得儒家還是原來的儒家嗎。”
“先秦儒家義利思想，是針對君子與小人兩類不同主體，分別闡述為公利與私利。
君子與小人在當時又多指居高位的統治階層，與處在社會下層的百姓。
大唐是家天下，我們李氏的天下。
這家天下製度中，國家公利被作為整個帝國的君父皇帝代言。
這樣一來，先秦儒家所言公利與私利的主體，在帝國時代就分別是帝國君主與帝國百姓。”
李少康聽著李明軒的話，總覺得這個家夥有什麽了不得的意思，但是沒有在他表明之前，也沒有追問，而是繼續聽著。
李明軒直指問題的根本道：
“帝國的財富資源存在產權不清的問題，從而導致帝國利益主體公私不明。
利益主體公與私界限劃分不清，結果給整個國家帶來諸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國家、群體和個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
聖人的義利思想，是堅持國家和民眾二者利益為重，並將兩者合二為一，民眾歸於國家這一利益主體之下，即民之利就是國家公利。
我大唐，國家以國君為首，國君之利除了指個人私利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則代表國家公利。”
李明軒冷聲道：
“這樣一來，國家公利的主體就成了君主。
聖人要求在位統治階層更加嚴格的道德要求，統治者本身的個人私利逐漸不予主動提倡。
儒家的邏輯思維中，君主作為職業政治家，為民謀利是其基本的職業要求。
君主的工作任務是忠於職守，保境安民，他們主要是國家利益的捍衛者，和民眾利益的維護者。”
“君主個人私利則消融在國家公利之中，儒家看來，隻要君主維護了國家公利，其個人私利也就自然能得到實現。”
李承乾聽著李明軒的話忽然開口打斷道：
“的確，先秦儒家學說具有修己和安人兩個方麵。
這兩方麵又先後關聯，修己以成君子，君子以安百姓。
個人層麵，以德修身；
在國家層麵，以利安民。
可是，儒家以公與私區別義與利，將義與利的關係，隨即轉化為國家與個人的層麵，並最終分別落實到君主與百姓身上。
但是，皇帝是一種公私不明的身份，既代表個人又象征國家。
皇帝對於個體正當私利的要求，是其作為個人的權利，作為整個帝國的象征，盡心治國安民。
竭力維護國家公利是其做皇帝的義務。
假使皇帝在從事這項職業時帝國的財產資源難以斷定真正歸誰所有？”
李明軒聽著李承乾的問題搖頭道：
“錯了，多數王朝的國庫就是皇帝的私庫，皇帝的家庭日常開銷、自家工程建設、婚喪節禮舉辦等一切開銷都出自國庫。
即使有些朝代皇帝自設私家管理機構，然而皇帝的私庫儲備除了國家公利這一來源，再無其他出處。
既然國家公利等同於皇帝私利，那皇帝對私利的任意主張豈不全憑個人意向？
帝國整套製度確立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確保皇帝一家一姓對天下臣民和財產的無限占有。
由此可見，從帝國製度創立的初衷，就注定了儒家義利思想建構的本意與先秦背道而馳。”
“那依你之見，何種思想適合大唐？”
李承乾問出了最關鍵的問題。
身為大唐太子，未來大唐的繼承者，他更關心，哪種思想對於大唐的長久統治和家族的延續更有用。
李明軒沒有回答，反而舉起了例子。
“例如有一頭老牛，被宰殺後吃掉，進入了肚皮裏，骨頭被埋到土中，那麽這頭牛肯定是消失了。
你不能因為這頭牛成為營養，或者這頭老牛死了，或者有骨頭存世，就說這頭牛沒有消失，這是詭辯。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適合大唐的思想是哪種並不重要。
比如墨家就是個例子。
墨家與儒家針鋒相對，受到儒家的攻擊和報複，其學說立足於底層百姓，威脅統治者的利益，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逐漸走向消亡。
儒家推崇尊卑有序，墨家推崇平等
儒家推崇血統論，墨家推崇尚賢
儒家鄙視底層勞動者，墨家以勞動者為主體。
儒家通過禮樂治國，墨家則認為禮樂無大用。
儒家的仁是以親情為基礎的，是有差別的，墨家的兼愛則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平等無差別的愛。
儒家推崇宿命論，鼓吹天命。
墨家則認為非命，人的努力可以改變命運。
儒家迎合統治者的喜好，講究禮儀奢華浪費，以體現尊卑有序，墨家則宣揚節用節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