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往事如煙
趙其昌
定陵發掘，已經四十多年過去了，麵對著文稿，那些悠悠往事一齊湧來，千頭萬緒。隨著時光的流逝，有些事已經記憶不清，有些事也確實有意無意地不再去想它；那些終生難忘的，再度浮現時卻又亂糟糟如一團麻絮，真不知從何說起。
文稿中寫了萬曆皇帝、皇後、妃嬪、文臣武將，也寫了明朝曆史、考古學史、考古工程，還涉及一係列曆史事件、人物，方方麵麵，影影綽綽，就像是亂麻中又灑上一杯膠水，使我越發擇不出個頭緒來。掩卷之後，我在屋子裏來回踱步，苦苦思索。
“啊，原來我是在讀一部紀實文學作品！”我倏然頓悟。
考古總要去考證曆史，多年的考古生涯，使我的腦筋禁錮了，思想僵化了。文學史學，雖然同源，卻不同流，文稿是文學，又何必非像考古那樣，樁樁件件、點點滴滴去做詳盡的考證呢？一部《紅樓夢》，本來是文學，又是曆史，對曹雪芹來說，不過是頑石一“夢”，如果非去考證大觀園處所，宴會的座次，真寶玉假寶玉，豈不真的陷入“煩瑣哲學”，這樣的考證又有何益？更何況文稿已經清清楚楚地說明，這隻是定陵發掘的一個側麵記錄。定陵發掘已經過去很多年，地下宮殿經年開放，它本身也在闡述著曆史，現在又添了個文學，有文有史，源流俱在，還有什麽可講？如果非講它的是非得失，那就請廣大的讀者去評說吧。想到這裏，我的思想也豁然開朗了。
考古學是曆史科學的組成部分，其任務在於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遺跡遺物，用以研究人類古代曆史。古代人有意無意遺留下來的遺跡遺物很多，古城古堡、洞穴廢墟、居住村落、建築遺址等等是一類，而更多的則是墓葬。人總是要死的，古今皆然。按照一般習慣，人死去要埋葬，一代一代地死去，又一代一代地埋葬，形成了為數眾多的墳丘。社會向前進，各個時代的埋葬形式也隨之發展演變，葬製、習俗、隨葬器物也就千差萬別。如果把它們一個個完整地挖出來，按照時代、地區加以排列比較，先民們所走過的腳步，也就成了看得見摸得到的形象逼真的曆史。不管故去的先民承認不承認，也不論他們留給我們的是石器、青銅、金銀、碑刻、陶瓷等等，抑或壇壇罐罐，一抹丹青、半爪鴻泥，甚至一堆遺棄的廢物垃圾，但是，其中卻無不積澱著他們的思想意識、風俗習慣，包涵了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等，再加上多種部落、民族、地區相互交往、學習滲透、取長補短所構成的物質文化——現實中人們常叫它文物，莫不正是我們今天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源呢？如果說考古是在“尋根”，尋人類的根、民族的根，尋我們文明之根、文化之根，那些書寫考古的文學之作又是什麽？時下社會上有“尋根文學”一說，要說它是真正的“尋根文學”，該是名實相符吧。
考古、曆史工作者的曆史尋根，常以文物展出或論文、專著的形式展現出來，普及不免受到影響。而文學工作者用生花之筆去尋根，以廣大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表現，影響所及，使人們對先輩的曆史文明做更進一步的理解與認識，其作用也許要遠遠超過前者。我們的民族之根很深，根深必葉茂；文史同源，文明之源很遠，源遠流長。祝願老樹新枝，讓文明之花開得更豔。
定陵是帝王陵墓，封建帝王以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營建陵墓，埋葬自己，其規模之宏大可以想見。就建築講，地上的、地下的構成一個整體，它包括了對生與死的認識，對周圍環境——所謂“風水”的理解、運用，同時涉及選址、布局、設計、測量、施工等諸多實際問題；就出土器物講，又聯係到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水平等。一個地下宮殿，不隻是皇帝生前生活的再現，實際上應該視為明代社會的一個縮影。皇帝生前可以建陵埋葬，但現在的陵墓已經不再為他所有，而是祖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如果把它完整地揭示出來，對出土器物進行修複整理、妥善保存並展示出來，再進行多方麵的研究闡述，無疑對祖國文化是一大貢獻。定陵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主動發掘的帝王陵墓，四十多年以後，如果回顧這一曆程，值得反思的地方的確不少，有些也不能說不是教訓。
考古發掘，是要把埋沒在地下的遺跡遺物揭露出來，在揭露過程中，遺跡遺物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發掘都是對遺跡遺物的破壞，古今中外皆如此。考古工作者的責任在於采取最妥當最嚴密的方法，使這種損壞降低到最低程度，從這一原則出發來檢驗定陵發掘，年輕的工作隊經受住了考驗。按照考古常規，發掘工作完畢，隻是完成了全部工程的一半，最重要的工作是將出土器物進行整理，然後寫出全麵的發掘報告，這才是全部工程的最後結束。但定陵的發掘卻不是這樣，發掘工作完成後，工作隊解散了，隊員們各自回到原單位或下放勞動。工作隊解散，定陵博物館建立，開放參觀，但是並沒有繼續工作隊未完的工作。二十多年之後，再到定陵整理器物、編寫報告時，有些器物已經麵目全非了。損壞沒有發生在發掘之初，而是發生在發掘之後，這是萬萬沒有料到的，損失已無法彌補，不禁令人扼腕。原因自然是多方麵的，運動的衝擊、人為的破壞，也許主要還與認識或當時當地當權者責任有關。一個文化工作者，如果對祖國的曆史文化沒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與認識，甚至起碼的熱愛，損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三十多年以後，夏鼐所長說了句不無遺憾的話：“如果現在挖，後果會好些，再推遲三十年也許更好。”至此，我才理解他與鄭振鐸當初一再反對發掘的含義和後來上書國務院請求製止再挖皇陵的良苦用心。
定陵發掘完成後，地下宮殿開放，陳列一些出土器物，並不能滿足多方麵研究工作的需要，因而全麵地係統地詳細地反映陵墓發掘與出土文物的“報告”就顯得特別重要。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中外學術界對它的盼望、催促與責難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遺憾的是，報告問世，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對人類曆史來說，三十年不算個大數字，對一個人來說，一生之中又能有幾個三十年？發掘工作於1958年完成，再回定陵整理器物、編寫報告已是1979年底，而1991年新年前夕我才看到發掘報告的樣書。我久久地望著幾十萬文字、幾百幅圖像、拓片、照片、厚厚的八開版兩大冊，心潮起伏，又勾起許多往事。
編寫的曲折過程不必再提，而發掘委員們關心發掘報告的一些零星瑣事，卻難以忘懷，怎麽也排遣不開。
鄭振鐸當時是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局局長，主管全國圖書館、博物館與文物考古事業，又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時夏鼐為副所長），關心定陵發掘是必然的。有一次他問我有什麽困難需要他解決，我說，有一部明代抄本《萬曆起居注》，現藏天津圖書館善本部，它是《明實錄·萬曆實錄》的底本，保存定陵材料當然比現行《明實錄》更多，但屬特藏善本，不外借，我們很需要但看不到。他當即答應“這事我來辦”。五天之後，他專程派人借來，送到定陵，還附了一張字條：“確是明抄，海內孤本，十分寶貴，保存好，速看速還。鄭。”幾十大本，幾百萬字，我連夜閱讀、摘記，又立即組織人重抄一部，原書送還。重抄本數十冊現存定陵。
發掘工作剛完，在故宮神武門舉辦了“定陵出土文物展覽”。布展期中，《人民日報》約他寫稿介紹，他來到現場，一見我開口便說：“發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著手寫發掘報告，要快，不能拖。”又說他藏有明代帝後服飾圖片數十張（他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寶貴，有彩色，比《三才圖會》的要準確，寫報告可做參考，次日他便把圖片交夏所長轉給我。展覽開幕後，他的文章在《人民日報》刊出（1958年8月31日，題為《朱翊鈞的地下宮殿》），定陵發掘的消息一經公布，轟動中外。我下放時，在農村新聞廣播中聽到他出訪阿富汗、阿聯（即由埃及等國合組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存續時間較短，現已解體）等國飛機失事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若幹年後回定陵寫發掘報告，他的圖片真的成為複原帝後服飾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事畢送還，主人卻歸道山了。他去世後，全部藏書捐贈北京圖書館，入特藏部，館方為他的贈書編印了厚厚一部《西諦書目》（鄭字西諦），那些圖片久借不歸，未能列入書目，我有責任，至今引為憾事。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資料寫出文章的，在發掘委員中他是唯一的一位。
發掘委員會的委員中，郭沫若最關心發掘，經常到現場看看，有時還帶幾本明人筆記要我閱讀，坐下來談考古、談明史，一坐就是半天。郭老早年學醫，打開地宮之前，他一再囑咐，人死放久了，有一種“屍毒”，千萬要小心。帝後的屍骨，將來要做多方麵檢驗，提供病理或醫藥方麵研究，請專家寫專題，附在發掘報告上。他關心工作隊的健康、安全，盡可能做了些防護設備，沒有出現事故也沒有染上“屍毒”，但是，屍骨卻被燒毀了，連一點骨渣也沒有找到。
地宮打開之後，他來得更多了。一天下午他突然來要看一下皇後的“諡冊”——死後晉封的冊文。他坐在木板房內用放大鏡仔細閱讀，夫人於立群卻張羅著為我介紹女友。郭老聽覺不敏，拍拍助聽器仍聽不清我們的談話，站起來大聲問：“你們在談什麽？”於立群附耳大聲說：“皇後問題。”我在紙上寫了“對象”二字，朝他眼前一展，他笑了：“噢，對象！我看你的對象就是發掘報告，這比結婚重要啊，你結婚時立群可以參加，不過，我可希望你在結婚之前就把報告拿給我看！”說罷哈哈大笑。今天，發掘報告終於出版，他卻溘然而逝。我往哪裏去送呢？
鄧拓對定陵發掘十分關心，也經常來工地現場。他說：“我在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萬曆一朝是關鍵。”他翻閱我平時摘錄的有關明代史料的卡片，並希望我借給他，我答應了。臨上車他又囑咐我：“開棺要告訴我，我要看，出土器物我要一件一件仔細看，發掘報告我更要看。”並一再說明，寫報告時，史料卡片一定送還。“文革”之中，他被抄家，卡片不知去向，多少年的心血丟失了，我並不介意，而現在，發掘報告出版了，作為發掘委員，他卻無緣過目了，我深感不安。
“文革”後期，在燈市口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長——我的業師。他說剛從“五七幹校”回來，要籌備一個全國文物展。隨後問我情況，我如實以對：“我還沒有解放，正在單位挖防空洞，勞動改造。”他說：“很好嘛！還在挖土，沒離開老本行呀。”問我定陵情況，我擺擺手說：“這一行不幹了！我現在練就了一把好手藝，設計、畫圖、起券壘牆，樣樣能幹，以後改做瓦匠了！”他笑著說：“按古希臘的諺語，你能蓋房子，再種些樹，我看還是個好公民嘛。”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長有個習慣，平時同他談話，他總是隨走隨說，在辦公室裏，也是我坐著說，他來回走動，邊聽邊說。這一次卻一反常態，我們在馬路邊相對站立，足足二十分鍾，沒說上幾句話。我把他提著的一捆蔬菜放在自行車筐內，並肩而行，一直走到幹麵胡同他的宿舍，路上我們竟沒說一句話。事後，他把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信函遞給我，有國內的，更多是國外的，厚厚一疊。有詢問，也有譏諷、挖苦，甚至口出不遜，令人難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詢問信送他看。他不再走動，靜靜地坐著，一語不發。我已經理解，為了這未完成的皇陵工程，他所承受的壓力該有多大。沒想到一部發掘報告的分量，竟是這般沉重！
王岩和我把整理定陵發掘報告的工作計劃、編寫提綱擬好之後，送夏所長過目，順便講了個意見：定陵出土器物中絲織品最多，多年沒做整理，保存又不好，這一次想仔細整理，留下個詳細記錄，繪出細致圖樣，使今後的研究工作不再去觸動原物，以減少損壞。他很同意。請他估計個時間，以便掌握進度。他沉思很久說：“定陵挖了兩年，那是日夜趕工的，照那樣幹法，幾千件東西整理起來，也許比兩年要長些，你們看兩年半行不行？”臨行時，他又補充說：“所內的技術力量你們隨時用，下田野的可以調回來。我隻希望能快點完成。”實際情況比我們共同估計的要複雜得多，夜以繼日，足足幹了五年才完稿，送他過目時，時間超出了一倍。我們很感不安，而他卻平靜地說：“我了解，實物腐朽嚴重，不容易整理，你們盡力了。”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誰又想到，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身兼國外六國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卻與世長辭了。
定陵發掘之初，他並不讚成，確定發掘之後，他卻是具體指導者，無論是初期的發掘工作還是最後的發掘報告，都凝聚著他的心血。在和他的遺體告別之後，歸途中我默默地想：與其他發掘委員相比，也許他還算幸運的，雖然沒有看到發掘報告最後成書，總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終，在發掘委員中他是僅有的一位。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吳晗當時是北京市副市長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主管文教事業，我的原單位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為他直接領導（後屬文化局）。他又是曆史學家，明陵發掘的發起人之一、發掘委員，對發掘當然關心備至。
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訊》要公布“定陵發掘簡要報告”，責任編輯徐元邦坐等索稿，我連夜趕寫“簡報”上半部，打電話報告吳晗，問他是否過目。回答很幹脆：“簡報稿子我不看，我隻望你抓緊時間早日完成正式報告，我要看正式發掘報告。”我低聲答應。他哪裏知道，我第二天就要離開定陵，下放勞動，我不願告訴他。此一去何時回京，能否回來，不能預料，正式報告的事我卻貿然答應下來，真是糊塗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吳晗逝世十年之後，即1979年，“三家村”冤案平反。1984年是吳晗七十五周年誕辰、逝世十五周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曆史學會會長，學會事前籌備開紀念大會、出版《吳晗史學論著選集》。他原為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建“晗亭”（鄧小平題字）屆時揭幕，學會理事分工，我承擔在首都博物館舉辦“吳晗紀念展覽”的工作。布展期間，我從定陵取來幾張照片，放大展出。開幕前夕，吳晗的胞妹吳浦月來了，麵對照片，問我當時情況，我極力按捺住激動的情感，盡量把話題扯開：在1957年前後，吳晗要出訪埃及，特地來到定陵，問我要不要帶回一點關於發掘金字塔的資料。我告訴他這類資料圖書館可以找到，從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國外對出土文物的修複、保存等書籍。此後不久，他陪同駐埃及大使陳家康夫婦到定陵參觀，順便將厚厚一本修複文物的英文書交給我。我試譯了其中的重要章節供參考，挺費力，沒譯完就放下了。說到這裏，我把吳晗與陳家康夫婦的合照指給吳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語。我又講述了一些多年來吳晗關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語，後來我講他關心定陵發掘報告以及多次指點我讀書記筆記的情況。講述之間，也許無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懷念之情，萬萬沒有料到，她竟當著那麽多人的麵，緊緊抱住我號啕大哭起來，我一時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吳晗傳》作者之一王宏誌來找我，說要補充一點吳晗與北京文物和定陵發掘的史實。當時發掘報告正在編寫，尚未完稿，一提定陵這塊心病，我又哽咽起來，談話無法進行。我們是先後同學，也許不會怪我失態。沒過多久，侯仁之教授介紹美國人馬紫梅女士來訪，她也要寫一本英文本《吳晗傳》。事先約好時間，我有了一點心理準備，談了一些吳晗關心北京文物事業的例子，她滿意地走了。然而就在送走馬女士之後時間不長，吳浦月也帶著無限悲傷和遺恨，尋找她的胞兄去了。我滿懷悲痛之情參加了她的葬禮。
定陵發掘報告久久不能問世，師友們偶爾問及原因，我也講述一些情況，做點解釋，自然也流露一點情緒。有的同行知道一點內情，衝著我說幾句歇後語發牢騷：你不就是拉磨的驢嗎，報告寫不寫關你屁事，鹹吃蘿卜淡操心。他的意思很清楚，安排不安排整理發掘報告，有領導在，你，小幹部，是“小驢拉磨”，聽吆喝的。有的師長勸我：既如此，你可以考慮寫一篇“備忘錄”，在《考古》雜誌上刊出，至少可以取得國內外同行的諒解。發掘期間，工作記錄之外，我也零星地記了些日記，以備查考。但“文革”中大都丟失了，時間、地點、人物記不大清，“備忘錄”不好著筆，一直沒有寫。現在好了，發掘報告出版，一代皇陵工程終於最後結束，我如釋重負，再也不用“備忘錄”了。
行文至此，本可結束了，但猛地想起，熱心的讀者也許關心多少年前那支工作隊的去向，所以應該再嘮叨幾句。
白萬玉，據他講，“盧溝橋事變”後曾在他的老家張家口龍關縣（現已撤銷，並入赤城縣）幹過一陣遊擊隊，跟日本人狠打過幾仗。除去這段時間，他一生都在幹考古，大家尊稱他“白老”。定陵發掘沒有星期日，兩年多他也就在探溝和地宮中度過。他田野經驗豐富，尤其長於修複器物，可惜工作隊結束過早，沒有發揮他的專長。回到考古所，不久退休，北京大學的考古專業又請他去講過器物修複課，也帶過同學的野外學習。他無子嗣，記得螟蛉子在電車公司工作，我去找過，卻無結果。對中國早期的考古調查，河南、陝西、甘肅以及新中國成立前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內蒙古、新疆之行，他都有過詳細的講述，我也做過詳細筆錄，如能整理出來，對他應是個紀念。
於樹功本是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秘書，工作隊初建，他擔負了一切行政事務，安排就緒後，又回到文物組。他青年時代與先烈李大釗有交往，送莫斯科學習，與烏蘭夫、伍修權等同屆。日本占領東北，回哈爾濱做情報工作，被告密入獄，判死刑，又改無期。幾年之後，他竟說服了留學日本的青年獄醫趙公民（新中國成立後任吉林省衛生廳廳長，死於“文革”），結伴出逃，成為日本監獄內重犯逃脫僅有的一例。曾入煤窯，隱姓埋名做礦工。後回到北京，蹬三輪車為生，新中國成立前接通關係。能說半句俄語，他卻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為越獄一事又受衝擊。晚年躺在病**，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害得我不敢久待。隻有一次，我們憶起當年有人曾以掘陵破壞“風水”為由，揚言要幹掉我，他特地送我一把蘇製匕首防身的事，兩人不禁哈哈大笑。遺憾的是他去世時我在定陵寫報告，未能見上最後一麵。
劉精義這位當年的文弱書生，今天已是文質彬彬的學者，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致力於北京史研究，寫了幾篇頗有見地的論文。他說並未放棄對十三陵的研究，正在作“明陵劄記”，幾十萬言，不久即可成書。一提到健康，他總是說陵園中那日日夜夜的泥水生活鍛煉了他，至今保持著熬夜的習慣。
李樹興是開工不久才到定陵的，清理工作中搞登記、保管，工作隊解散留在定陵，“文革”中焚毀屍骨，他是目擊者，聽他講過一些別人不願說的細節。現在頤和園管文物，偶去遊園還談談往事。
曹國鑒、冼自強、王傑仍在考古所工作，曹練得一手瘦金書、寫意畫，成了書畫家；冼在實驗室搞碳-14，整日足不出戶；王傑卻天天出差去發掘現場畫圖。
“文革”中我在本單位挖防空洞，勞動改造，有人告訴我一位公安人員在等我，帶著盒子槍。一聽說槍，嚇了一身冷汗。滿身泥汙跑出防空洞，看到他遠遠地向我敬禮，走近一看，是龐中威。看到我這一身裝束，泥泥水水，他感歎不已。他說回考古所不久，下放河北省某縣，當了一名幹警，幹得挺不錯。多年不見，憑了他的精明強幹，也許當上局長了。還有一位時桂山，回考古所後去了青島博物館，雖未見過麵，但有信函，刊物上也見到他的文章。清理工作最緊張時，人手不足，我去請考古所的同學好友支援，劉觀民、黃展嶽他們是自己背了行李去到定陵的，現在是所裏的研究員，各自領導著一攤子。
如果前後聯係起來，二十年後編寫報告者自然也屬工作隊成員。
王岩這位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畢業生，“文革”中去保定滿城發掘那知名中外的“金縷玉衣”，發掘報告剛一完成便轉到定陵。整理器物等細致煩瑣而艱巨的工作是他和王秀玲完成的，幾年的時間，把他累壞了，明顯地看出兩鬢增添了幾縷白發，剛一結束，又遠去洛陽了。人在洛陽，心係定陵，仍要關心那本報告稿，排圖、修改、校樣，一稿一稿與責任編輯樓宇棟折騰了七次，京洛路上他往返至少七趟。五年編寫，兩年複核校訂，一本報告耗去他七年時間。現在他是考古所洛陽隊隊長，又在那裏挖漢唐城址，消息傳來，很有收獲。
王秀玲是“文革”期間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畢業生，十三陵生人，研究鄉土，當然最合適，現在擔任講課任務，培養解說員。
魏玉清是十三陵特區文物科長，編寫報告期間承擔著繁重的後勤行政事務，做得井井有條。又潛心於業務，寫書還擔任著十三陵的全部陳列工作。
吳平，是從蘇州特邀來的，六十年代初北京工藝美術學院染織係的高才生，在定陵一住近三年，絲織品匹料、龍袍、靴帽等全部圖案紋飾是她一人完成。在大案子上把破損的碎片拚湊起來，初稿畫完，謄成清稿，一稿一稿、一張一張，足足幾百張，一個放大鏡磨得模模糊糊。有一次她舉著放大鏡卻斜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呀，你呀！把我的青春磨完了！”回蘇州不久，又離別相依為命的老父遠渡重洋去美國進修。不久前接到來信，詢問發掘報告的事，我真想回信不提“報告”二字，隻寫個“祝你青春永駐”，也回敬她一個玩笑。
定陵開放之後，觀眾人山人海，天天如此。有一次我陪外賓去參觀，走出陵園大門，在廣場上看到一位農民裝束的白發老者，站在一塊石頭上高聲講解，觀眾圍得水泄不通。側耳聽聽，定陵的曆史、發掘和意義、過程，講得清楚明白，真實而生動，語氣中還帶著幾分得意。定陵的人我幾乎都熟悉，但不認得他，哪裏來的一位義務解說員？仔細一看，原來是三十多年前參加發掘的一位民工，模樣還記得，但忘了姓名。我不願打擾他，悄悄地走開了。三十多年前疑神疑鬼的山民，今天高高地站在廣場上對著眾多的觀眾講得繪聲繪色、頭頭是道，又是什麽使他有了這麽大的變化，前後判若兩人？噢！我突然明白，是文化，文化顯示力量了。
直接與定陵發掘有關的人講完，該輪到我自己上場了。我嘛，四十多年前的毛頭小夥子，已經退休，齒搖搖、發蒼蒼，垂垂老矣。田野跑不動，隻能關在鬥室中爬格子。定陵發掘之初，吳晗要求我搜集明代北京的曆史資料，“文革”前作過一部分送他過目，他被抄家，資料散失了。“文革”後重新再作，日夜不息，二百萬言已經脫稿。吳晗是我的領導、師長，生前交給我兩件事，定陵發掘他沒有看到最後完成，也沒能利用發掘報告寫出一篇文章，過早地逝去了。今天，發掘報告已經出版，還獲得兩個獎項，一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個夏鼐考古學基金會的考古學研究優秀成果獎。《明實錄北京史料》業已完成，得此消息，九泉有知，當可瞑目了。老師，安息吧！
寫到這裏，我感到很累，很疲乏。站起身來，直直腰、挺挺胸，推開窗子想換換空氣，扭開收音機聽聽香港回歸的消息，不想卻傳來北京地區天氣預報：
明天 晴
溫度 零上2攝氏度至零下9攝氏度
風力二三級
北部山區有小雨雪
噢！明天，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年輕的考古隊又該出發了，一點小雨雪擋不住他們的去路。
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太多了，埋藏得很深，需要他們去苦苦地尋、深深地挖。我依稀看到他們的身影又在淒冷的荒野上一步一步地探索、尋覓，一鏟一鏟地發掘。他們肩上的擔子夠重的。祝他們成功。
一九九六年冬，於北京西四
【簡介】趙其昌（1926—2010），河北安國人，1953年北京大學曆史學係考古學專業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市文教委員會文物調查研究組，後轉入首都博物館工作，長期從事北京地區考古學、曆史學方麵的研究。1956年參加明代定陵的發掘工作，擔任考古發掘隊隊長。1985年—1988年任首都博物館館長。1988年退休，後兼任首都博物館專家委員會主任。主要著述有《定陵考古發掘報告》，與王岩（社科院考古所）合著，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優秀成果獎與夏鼐考古基金會優秀獎。另有《定陵掇英》大型畫冊。《明實錄北京史料》四冊，有關北京史跡考證、論述文字數十篇，如《唐幽州鄉裏》《延慶奚人遺跡》等，編為《京華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