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兩件事業

昨天是五月初四。回想去年到現在，已經一整年了。追慮起來，千頭萬緒，所以有些坐不寧靜，和兩位朋友——一位是劉半農先生——跑到裏去濛公園，無聊了一陣。回來還是不寧靜，想了許多，今天把一小部可以寫下的寫下。

青年以外的中國人是靠不住的了，但現在青年，將來又是怎麽樣？天地間的事，本來不能突然變質的，我們一方受遺傳的支配，一方受環境的包圍，但凡科學的公例不虛，自然有很大的危險在前麵。

社會是個人造成的，個人的內心就是一個小社會。所以改造社會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

人的精神的小大，簡直沒有法子量去；以強意誌煉它，它就可以光焰萬丈，所以看來好像不濟的人，未嚐不有成就驚天的事業的可能；不煉它它會枯死，所以清風亮節的人，常常不生產一點東西。

所以我對於青年人的要求，隻是找難題目，先去改造自己。

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過發軌必須在這個地方。若把這發軌的地方無端越過去，後來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倚賴得過。

所以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以堅強的意誌，去戰勝環境的艱難；就是沒有艱難的環境，也要另找艱難的環境，決不可以趨避的方法，去躲環境的艱難；就是有不艱難的環境，不要就此苟且下去。

看看民國的先烈，做的是些什麽事？革命時候，是怎樣犧牲？革命以前是怎樣牲犧？但結果造就出來的怎麽樣？這是一個這樣的民國！但這一個民國的代價，已經如許之大了。那些先烈的行事，從現在想來，真是可望不可及了。請問現在這個時代，向我們青年所要求的事業，是否和“這樣的民國”的分量相等？

恐怕要重無數倍吧？但請問這個時候的青年，和那個時候的青年努力的分量差多少？事業加重了，努力也要加重的。

那個時候的事業是什麽？是革索虜的命。現在的事業是什麽？是無中生有的造社會。這兩件事的難易可以不假思索而下一判斷的。

但所謂無中生有的造社會，看來好像一句很奇怪的話。我須加以解說。請問中國有不有社會？假使中國有社會，決不會社會一聲不響，聽政府胡為，等學生出來號呼。假使中國有社會，決不會沒有輿論去監督政府。假使中國有社會，決不會糟到這個樣子。中國隻有個人，有一堆的人，而無社會，無有組織的社會（去年《新潮》一卷二號裏，我有一篇文，論這件事）。所以到現在不論什麽事，都覺得無從辦起。

但中國今日何以竟成沒有社會的狀態？難道中國這個民族就是一個沒有組織力的民族嗎？我們就曆史上看起，這也有個緣故。當年中國政治的組織，中心於專製的朝廷；而文化的組織，中心於科舉，一切社會都受這兩件事的支配。在這兩件事下麵，組織力隻能發展到這個地步。專製是和社會力不能並存的，所以專製存在一天，必盡力破壞社會力。科舉更可使人任思想上不為組織力的要求，也不能為組織力的要求，所以造成現在這個一團散沙的狀態。我們請想想這個狀態，真是根深蒂固的了，自然改他是難的。但在這個時代能不改他嗎？

無中生有的去替中國造有組織的社會，是青年的第一事業。

所謂造有組織的社會。一麵是養成“社會的責任心”，一麵是“個人間的粘結性”，養成對於公眾的情義與見識與擔當。總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團結，在這新團結中，試驗社會的倫理，就以這社會的倫理，去粘這散了板的中華民國。

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僅僅是一國的人，這是世界中的市民。在現在的時代論來，世界的團結，還要以民族為單位。

所以我們對於公眾的責任是兩麵的，一麵是一國的市民，一麵是世界的市民。上說的一件事業，是實行前一項責任的，還有後一項，下文說出。

幾百年或千年後的究竟，或者“世界共和國”的組成，不以民族為單位。但現在還隻能有以民族為單位的世界運動。這一類的事業，現在有兩個趨勢，甲是國際聯盟，乙是社會主義者之國際會。這兩項比較一看，我們決不能以甲種趨向為滿足。平情而論，甲種趨向，若能成功時，我們已經算“慰情聊勝於無”了。

但無論如何，是不能徹底的。

國際聯盟仍不免一大部分是國際政府聯盟的意味。若各國政府多數是吃人的，則一群吃人的人的聯合自然免不了有幾分野獸氣。

但現在政府不吃人的有幾個呢？就以山東問題立論，我們相信要交提國際聯盟，所以然者，一則任這邊的和那邊的誤國派作弄，是再要糟也沒有了。但有方法，就比這好。二則我們本在德約上不簽字的，決不能不顧人格。三則山東問題卻是世界的問題，自然要請世界解決。四則國際聯盟就是不徹底，它的人格在比較上也要比這邊的為國派和那邊的誤國派高萬倍：我們比較的相信得過。

但這些都是一個問題的根據，都是政策上的根據，不是謀國際上徹底平和的根據。我們從國際聯盟的組織上看起，可以斷定它不是能擔任實行威爾遜十四條的。但這十四條所差欠者還多。

這些不過是國際上的保障，並不是民族間的互助。

我們相信世界上是一個大共和國，所以凡有關於人道的事，範圍難限於一地，也要互助的實行他去。凡有害於人道的事，範圍難限於一地，也要互助的避免他去。積極方麵的力量是合作，消極方麵的力量是總同盟。

但實行這些宗旨，非有有組織的團結不可，所以第二國際雖死了，非有第三國際不可。第三國際雖獨調，而不能得大家之加入，非有第四第五接連下去做不可。我們相信人道已是覺明的了。這個事業後來必能成就。

但未來的這樣的國際建設，不是憑空成就的，必須有極長的預備。先是民族上的了解，然後生民族上的感情，然後可以有國民間的事業，然後可以謀一致的公同目的，而采取互相照應的手段。最後的成就，乃是國民的大組織。

請看歐洲各國的民族間運動，真令我們起敬。最長於這事的是斯拉夫人（這半由於他們國內的空氣不好，所以跑去國外謀事業，這是戰後的情形），而其他民族對此也很有效力，如上月日內瓦所開的國際退伍兵會議、英德法奧等對敵的國民，討論於一堂，而表示反對戰爭的宣言。這宗忘仇相親的舉動，就是在事業上直接成就的極少，而在精神上也大可感動人類，使人道覺明早幾天了。

日本人對於國際間的事業是很注意的，社會黨的國際會議，他們沒有一次不出席。但請問中國人怎麽樣？現在致力於國民間的事業的人，隻有李石曾先生等幾個人有成績！這真是我們民族的羞恥。難道我們永遠於自外嗎？世界上有人為實行人道的布置我們還要自外，豈不是自絕於人道嗎？

以上的兩件事：內裏人和人粘著，就是造社會；外邊這國人和那國人粘著，就是造國際間的事業；是青年人的兩件事業。除此也沒有別的事業。

這兩件事又緩又費力，但天地間的大成就沒有不有大代價的。

青年以外的中國人，是沒辦法的了，因為我們專尋不費力的事去做，所以漸漸苟且、下流不知所歸了。所以青年更要費力做去的。此前有些名詞上的歧義，每因不費力的緣故而生，是要注意的。現在舉兩個：

一是“民族自決”。我們聽到威爾遜的十四條有這一項，以為真是世界光明的日子到了！誰知後來一大失望。歐洲的民族怨恨這個，有的可說，因為他們再三去自決，而被強盜阻止了。至於中國，何嚐去自決去呢？中國人心裏的自決，乃是別人替你自決，不蒙其害，坐享其成，這正是“被決”哩！像愛威爾人近來的表示，乃是真自決。

二是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是民治國家所刻刻不可少的。一年以來，一組社會上稍須有點責任心，何嚐不是群眾運動的成績？但若因群眾運動之故忘了個人運動，雖能為一時“疾風摧勁草”的效力而不能保社會之久不腐敗，所以群眾運動必伴著個人運動，才顯精神，若個人運動消滅，最便於濫竽者之心理。我所謂個人運動，積極方麵是個人事業的砥碼，消極方麵是個人的犧牲。

寫這篇東西時，說不出心裏有多少頭緒，越想越難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原載《晨報》，1920年7月3日、5日）編者附：

胡適：“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並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陳寅恪稱讚他“天下英雄獨使君”。

著名宋史學者鄧廣銘這樣評價：“凡是真正了解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學問淵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麵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對中國的曆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所作的貢獻是很大的。……可以說，中國沒有個傅孟真，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

原名錢夏，字德潛，又號疑古、逸穀，常效古法將號綴於名字之前，稱為疑古玄同。五四運動前夕改名玄同。漢族，浙江吳興（今浙江湖州）人。中國現代思想家、文學家、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其次子即中國“兩彈一星”元勳、核物理學家——錢三強。錢三強為長女取名錢祖玄，用以紀念父親錢玄同。

錢玄同在中國近現代國語運動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提倡漢字書寫改為左行橫式，增加標點，數字用阿拉伯號碼，采用公元紀年，並起草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計2300餘字），審定國音常用字匯（曆時十年，合計1222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