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大師唐君毅

唐君毅（1909—1978），生於宜賓縣普安鄉。1925年赴北京求學，畢業於中央大學哲學係，後在重慶中央大學任教。1949年與錢穆同赴香港，在港創辦“新亞書院”。他是中國現代學者，哲學家，哲學史家，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任台灣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知名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首任文學院長；在香港、台灣及美國等國家和地區都有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刊物；他的名字、事跡收進《中國百科全書》和《大英百科全書》。

水的靈性啟迪了哲學思想

1909年1月17日，唐君毅生於宜賓縣普安鄉周壩村。唐家距金沙江隻有數十米，出門便可遙望滔滔江水，舉目可見雄奇而偉岸的山嶽，滿目青翠旖旎的風光。

小時候的唐君毅，喜歡坐在家門前的金沙江寬闊的河壩上，在夏天裏，他望著江河之水天上來，浩浩****穿過高山深穀，越過家門前的金沙江，迂回曲折，不舍晝夜奔騰不息，不畏艱難險阻執著向前流淌，直奔大海。江水的精神，讓他從小就感悟到了深刻啟示。

在冬季，唐君毅又透過晚霞五彩的光輝，看見金沙江水露出一些黑白紅赭的鵝卵石，遠望而去像是一個大圍棋盤，偶然聽見江上漁船歌聲，繞彎又不見了……這些讓他產生了無限的遐想。

每當此時此景，唐君毅就想起父親唐迪風在家門上寫的一對聯：“東去江聲流汩汩，南來山色莽蒼蒼”，比喻的意境和他的心境實在是太貼切了。

唐迪風看見兒子從小就喜歡看水。他就對兒子說：水，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世界上所有的物質都離不開水。

唐君毅生長於江邊，水滋潤他成長。他的父親是個秀才，為人秉性剛直，不為權傾，不為利折，被稱為“可以適道”之人。他一生主要致力於文化、教育工作，為學精博，擅文音韻、儒佛道學造詣高深，是盡人皆知奇書《厚黑書》的首序作者，並著有《孟子大義》一書傳世。

唐君毅的母親陳卓仙，是一位賢母和詩人，早年就學於成都淑行女校，後曾任教於簡陽女子師範、成都敬業中學等。後因丈夫繁忙，她要相夫教子，就賦閑在家，操持家務。她在閑暇之時，偶有賦詩填詞。她寫的“鬆扉靜掩天寥廓，時有書聲出院牆”，正是對兒子幼年好學生活的寫照。

父母是人生最早的老師。唐君毅生長在書香門第，優良的厚學家風之中，對他的成長及一生人格塑造影響頗大。還有，他少年時期，生長在宜賓這座曆史文化名城。這裏古跡眾多，譬如北宋大書法家、文學家黃庭堅謫居於宜賓時，他取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曲水流觴”之義，所建“流杯池”，就常在此舉杯相邀文人墨客，賦詩作文。父母閑暇時就帶他到這些曆史遺跡遊玩，從小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讓他得到了曆史文化的熏陶。

唐君毅在幼小時，父母親就開始教他認字讀書，10歲即開始背誦《說文解字》（我國第一部按部首編排的字典），對他的文字影響深遠。當一次他讀誦孟子去齊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這一段古文時，刹然間，他被孟子那種凜然浩氣感動不已，令其父大為驚詫。

唐父從此對兒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行所思進行細心觀察，父親便覺察到還是少年的兒子，就具有哲思的慧眼而注重培養，讓他開始廣泛地閱讀各種書籍。當他讀《孟子》《荀子》等先賢典籍時，又引發了他對人性善惡問題的思索，他認為他們都主張人性善惡，不同之處在於孟子將人性之惡的一麵叫作“欲”，而荀子將善的一麵稱為“心”，並據此而寫文章，還與父親進行討論交流。

唐君毅在少年時期，從家鄉走向山外，帶著一雙聰慧的眼睛，善於思索的大腦，隨家人遷徙成都。成都生活是一個極舒服安逸的地方，可他剛到成都並不喜歡，與這裏的人文風氣不太融合，更喜歡老家川南的風土人情。

11歲時，唐君毅就讀成都省立第一師範附小。第一堂國文課是講莊子的《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此文的想象奇特怪誕，洋溢著浪漫色彩，追求順其自然無所依，最終獲得無窮的自由自在。對於小學生來說，以莊子為教材，現在人一定會以為太不適合兒童心理。但他卻很感趣味，這對他後來學哲學、熱愛哲學，也許正源於此。

次年，因唐迪風被聘於重慶聯合中學任教，唐君毅就隨之轉到該中學讀書。他在重慶學習生活4年，又與江水結緣。他家居在長江邊，閑暇時常到朝天門碼頭前，觀看長江和嘉陵江的潮漲潮落。因見江中石頭忽隱忽現，遂生玄想：被江水淹沒後的石頭是否還存在？對諸如此類看似淺顯，實則深奧的問題的思索，雖不免幼稚簡單，但畢竟不再懵然無知。

17歲時，唐君毅考上了北京中俄大學，不久又轉入北京大學。在北大時，他經常去聽梁啟超、胡適等人的講演，受益匪淺，但對胡適所倡導的“全盤西化”論卻極不讚同。

在大學期間，唐君毅深受西方哲學的影響，尤其喜歡“實在論，不喜歡唯心論。”他說“實在論使我相信可能被經驗而未被經驗之潛在的共相一定是有的。當我由相信宇宙間有無數可能存在的潛在的共相，其中包含了無窮之真美善等價值時，使我產生了歡喜。”

後來，唐君毅讀了《現象與實在》，受其啟發而去讀康德、黑格爾著作，才知除“實在論”一往平鋪的哲學境界外，另有層層向上升高之哲學境界。由此，他開始轉向黑格爾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學習，這為他日後的治學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唐君毅在讀大學期間，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較完整的對人生的看法。他認為，人之心靈乃一超拔自覺的生命存在，而物質的身體乃是對此心靈生命的束縛，心靈生命常因其自覺性而求超拔於物外。

唐君毅青少年時代與江水結緣。他在金沙江、岷江和長江邊讀書，在成都錦江邊讀高小，在重慶嘉陵江邊讀中學。金沙江水深，岷江岸闊，長江奔騰，錦江溫柔，嘉陵江多姿。這讓他感悟到水的哲學。他認為水偉大！水是生命之源，萬物生長離不開水，水給人類社會帶來幸福也帶來災禍。他對水的哲學思辨，啟迪了他的思想，豐富了他的智慧。

創辦新亞書院傳播中華文化

1932年，23歲的唐君毅，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哲學係，旋返成都教中學。次年初，又受母校之聘，回中央大學任哲學係助教。他置身於教育學術界，馳騁古今，會通中西，為弘揚儒學、中華文化矢誌不渝。30歲成為南京中央大學名師。

1949年，國民黨敗勢已定，全國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懷疑慮。同年8月，他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之聘，與錢穆先生離粵赴港。同年10月，為了給離開大陸到香港的青年學子以繼續學習的機會，他應錢穆之邀，會同張丕介等在香港創辦文商專科夜校，後改為日校，並將校名改為“新亞書院”，寓“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之意。

唐君毅受聘為該院教授，除擔任書院主要課程外，還兼任教務長一職。並倡導設立文化講座，除他親自主講課外，還多方邀請文化學術界名流任教，成為新亞獨具特色的教學形式。

新亞書院創建初期，條件極為艱苦，僅有極簡陋之教室兩間，別無其他任何校舍及辦公設施，但創始諸君以“延續中國文化”的使命感，懷橫通天下、縱貫百世之心，起振衰扶危之誌，布衣竹傘，篳路藍縷，全不計較個人得失，表現出了艱苦卓絕的創業精神。

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亞日益光大，成就漸為世所矚目，其精神更為世所欽佩。後來終於得到捐助合作，使新亞初具規模，成為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唐君毅對新亞書院傾盡了全力，為之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作為創始人之一，辦學的目的絕不僅在一般性的辦學育人，而是意在將新亞辦成一座弘揚中華文化及其精神價值的堡壘。因此，他極為重視新亞的教育方針，極力塑造一種新亞精神。

為此，唐君毅所寫的《我所了解之新亞精神》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新亞精神是“講求中華傳統文化精神，希望有所貢獻於真正的新中國、新亞洲、新世界。”

唐君毅主張辦學要有強烈的文化使命意識，以弘揚和創新中國文化為最高理想。正因為此，新亞同學都視學院的主要創始人錢穆為“聖人”，唐君毅為“亞聖”。

當時，中國傳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身處西方文化統治地位的香港，唐君毅更有切膚之感。但他不為物擾，不為威屈，憑著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態度，以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和堅定的立場，全力弘揚中國文化。多年來，他履艱忘危，嘔心瀝血，專誌於新亞書院的建設與發展。

1963年9月，為滿足香港社會的需要，經香港政府批準，新亞書院與其他教學機構合並，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學”。唐君毅被聘為中文大學哲學係教授，並兼任哲學係係務會主席，還被選任為第一任文學院院長。

經過唐君毅的據理力爭，新成立的中文大學實行聯合製，使各成員學院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因此，新亞獨特的教學風格和教育精神才得以保持。然而，中大成立後不久，其辦學理念與新亞書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貫精神漸生抵觸，相去日遠，致使新亞又陷入新的艱危困頓之中。

為了維護新亞傳統，保持行政和教學的獨立性，唐君毅據理力爭，毫不退讓，致與中大當局屢生矛盾，日漸加深。其間，錢穆因不滿中大當局的百般刁難而憤然離港去台；張丕介亦因新亞理想受挫而憂傷成疾，不久去世。這一去一逝，遂使唐君毅陷入孤立無援，獨撐危局的苦境。

1973年，中大當局一意孤行，宣布廢棄聯合製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權製，完全違背新亞書院加入時的初衷。為此，唐君毅就以新亞研究所所長的身份，帶領新亞脫離了中文大學，體現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摯愛以及傳播於世界的堅定信念和執著追求。

唐君毅盡管處境艱迫，卻能外抗塵俗，專誌宏道育人，內而奮發勵學筆耕。他承“新儒家”一脈，沿“返本開新”之途，予儒家思想繼續發揚光大。

著書立說成為新儒學一代宗師

唐君毅一生著作眾多，因涉獵廣泛，內容極為博雜。根據唐先生自己的劃分，他的主要著作概括為4大類：

第一類為“道德自我與人生體驗”。如《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體驗》《心物與人生》《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等。

唐君毅寫《道德自我之建立》，開始擺脫自然生命觀和新實在論之多元思想的影響，而求超越現實自我，以建立道德自我為中心觀念。

唐君毅在探討道德生活的學問上，主要是“人們的追求目標是什麽？人的各種目標如何會發生衝突？個人日常生活中的事與其所從事的社會活動應怎樣相互順成？人對他人的道德批評與道德教訓，本身如何成為有效的，兼為成事的而非敗事的？”這些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來說，有賴於個人的道德實踐，而不純粹屬於理性思辨的領域。

第二類為“人文世界的探尋”。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這幾本書。

唐君毅從50年代初開始，對人文精神的艱難探尋和對中國文化價值的大力弘揚，構成他思想發展曆程的第二個階段。《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是一部引領風向的開河之作。它力圖會通中西文化之爭中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與全盤西化之兩極，對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作宏觀的概論式描述。全書縱論中西文化精神形成之外緣，中國文化與宗教起源。

第三類為《中國哲學原論》，該叢集分為《導論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4類著作。

這類著作從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期，唐君毅著手對中國哲學原典作全麵的考論和係統的闡釋，曆盡十年艱辛，從心理、性命、天道、人道的感悟中，抒發了他的思想情感與觀念，終於完成了這套空前的《中國哲學原論》。這部書3500頁，它不僅奠定了唐先生在當代中國哲學界的崇高地位，而且也使“五四”以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躍上了一個新台階。

第四類為“心通九境”。如《哲學概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

唐君毅第四階段的著作，主要有《哲學概論》，這是評論中西哲學、表彰哲學體係、凸顯哲學中心觀念的著，在一定程度上是他自創體係的晚年著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這是他畢生學術的一大總結。他認為生命存在是心靈的物質基礎，而人生的真實意義，則在於精神的不斷擴充和永恒超越，以成就無限豐富的心靈世界——九種境界。九境依次是：萬物散殊境、依類成化境、功能序運境、感覺互攝境、觀照淩虛境、道德實踐境、歸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這些心路曆程，充分表明了他的最後歸宿。

上述四類著作，在寫作的時間以及所涉及的內容方麵，都相對集中，十分明顯地構成了唐君毅思想的不同階段和他一生著述的幾個叢集。

唐君毅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史家，而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充滿著主觀意誌和自創精神的哲學家。在研究和處理中國哲學原典的方法及用語方麵，唐的觀念表現出了極大的保守性，他堅決擯棄用西方哲學之體係和術語來套用中國哲學的方式，堅持中國哲學的自我詮釋，對現代流行的西式圖解法心存極度的輕蔑。

唐君毅先生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教育家、哲學家之一，是全世界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一生馳騁於東西哲學領域中，為建立道德理想主義和人文世界而殫精竭慮，埋頭筆耕，留下了數量驚人的巨著，生前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出專著20餘冊，平均每年寫下20餘萬字。唐先生逝世後，唐夫人謝廷光等合編出版30卷本《唐君毅全集》。

唐君毅先生因患肺癌大手術後，於1978年2月病逝香港，終年69歲。

為了紀念這位從金沙江畔走出去的“文化巨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為他鑄型了銅像，以昭示後人向他學習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