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江。

九江北臨奔騰東去的長江，南依“躍卜蔥籠四百旋”的廬山，它就像是一把天賜的巨鎖的開門，把守著**的大江，故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

1927年的九江，一度成為舉國矚日的軍事、政治中心。就在北伐大軍直下武昌的前夕，蔣介石揮兵東指，和孫傳芳所部激戰在南昌和九江；湘鄂贛等省相繼底定之後，蔣介石親率他的文臣、武將來到九江，登上廬山，共同策劃了權且定都“南昌”的陰謀，遂導致了和武漢國民政府的分裂；不久，國民革命軍攻取江浙，占領上海，蔣介石又是自九江乘軍艦順流而卜，在他的發祥地上海導演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與此同時，汪精衛西進歸來，坐鎮武漢，東征討蔣，遂演出了所謂的寧、漢分裂的鬧劇，而九江則是雙方陳兵欲戰的要塞；接著，汪精衛撕下左派的偽裝，發動“七·一五’夕分共，並欲接演寧、漢合流的孔劇，九江又變成了蔣、汪雙方代表談判的重地；國共兩黨徹底分裂了，中國共產黨為籌劃回擊蔣、汪的反革命倒行逆施，還是在九江確定了南昌起義……總之，1927年的九江是值得史學家大書一筆的！

九江是有名的火爐。而每年的7月下句，又是九江這座火爐。燒得正旺的時節。加之1927年的九江兵荒馬亂，人心惶恐，從時人的心理上就又無形地增加了熱的氛圍。然而，就在九江熱騰騰、亂哄哄的畫麵上，江岸碼頭旁邊的高處站著一位青年，他身著西服，腳踏革履，一副入時的金絲眼鏡架在高高的鼻梁上，使得間距稍遠一些的兩隻大眼睛顯得分外精神。他表情嚴肅，又旁若無人，巋然不動地注視著波濤洶湧的江麵，好似陷入到深沉的曆史回憶中去了……

他就是時年僅有二十一歲的潘漢年同誌。

潘漢年同誌生於1906年，故鄉宜興素有“文化之鄉、教授搖渡”之美譽。潘氏是宜興陸平村的望族大戶。曾祖父潘亭山是清朝道光二十年的舉人；祖父潘元燮是清朝鹹豐九年的舉人；其父潘萃華在清末年間考取秀才，後科舉製度廢棄，斷其仕途，故隻能在故裏當私塾先生。辛亥之役後棄學從政，先後出任鄉董、區董、縣議員等職。後涉足政壇，染上吃喝之風以及吸鴉片等惡習，遂家道中落，入不敷出。這就是潘漢年自稱出生在“沒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也正是這種書香遺風的熏染，父親的嚴教，為潘漢年打下了較好的舊學根底，使之在未成年之前就能寫一手好文章，並能熟練地駕馭古代詩詞歌賦的寫作呂

潘漢年的親生母親叫巫大寶，是父親潘萃華納的小妾。因此，潘漢年雖然在潘家行三，卻是為妾的母親的長子。他母親那種“吃苦在先，享受在後”的品質，一直在影響著他的成長。為他今後適應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並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中作出驚天動地的事業來，不能不說歸功於母親的心血。同時，為妾的母親那種特有的畏首畏尾，忍氣吞聲，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點，也為潘漢年的悲劇性格植下了一顆不敢犯顏直諫的種子。

另外，潘漢年出生在一個舊中國行將完結，而一個新的中國尚未建立的動**時代。因而辛亥之役的槍聲，五四運動的風潮都在推動著播漢年向前猛進，投進大時代的風雨中，接受各種不同性質的革命洗禮。1925年的初春，剛滿十九歲的潘漢年毅然走出宜興，投身於東方冒險家的樂園上海，在“五姍”運動的衝擊之下，他逐漸朝著一個新的人生之路大步走去。翌年3月1日，他參加了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出版部的工作，自稱是“創造社的小夥計”。同年11月，在阮仲一和王弼二位同誌的介紹下，潘漢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他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方麵，曾經作出了重要貢獻，是有很大功勞的。”（摘自《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

潘漢年俯視浪濤滾滾的長江，心潮也隨之起伏不已，當他看見江麵上漂浮著的一具具屍體，似看見了早己化入江水中的殷紅的鮮血，待到這一團團殷紅的鮮血漸漸化做紛飛的戰火，他又情不由已地想起了自己在這風雲變幻的時代風雨中所經曆的往事……

潘漢年隻身闖入上海文壇之後，他就像是一塊永不飽和的海綿，盡情地吸吮著各種流派的文學乳汁，使自己飛快地成長著。他自稱是“創造社的小夥計”，自然為郭沫若的**狂歌的風格所傾倒；同時，他又十分欣賞魯迅先生的思想敏銳、筆觸鋒利的文風，盡量吸收、化入自己的作品中；至於“文學研究會”所倡導的反映社會、人生的文學主張，“語絲”文體的“任意而談，無所顧及”的特色……他全都融化於自己的風格中！他十九歲隻身步入海，曆經一年多的革命洗禮和文學錘煉，遂成為一名很有影響的“十字街頭”文學闖將。

潘漢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他的政治視角和藝術視角全都盯在了國民革命上。他曾經為北伐國民革命軍攻下武昌而歡呼，也曾經為第一次上海工人起義的失敗而痛惜。1927年伊始，正當他計劃如何用手中的筆聲討軍閥的殘餘勢力，迎接國民革命軍開進上海的時候，他意外地收到了寄自江西南昌的一封信。他匆忙拆信捧讀．信箋上額赫然印著一行紅字：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用箋，他驚得一怔，遂懷著一種極為震愕的心情閱讀這封來信。內容極其簡單，大意謂：國民革命日趨高漲，極需獻身革命的人才推波助瀾，我們翹首盼等潘漢年先生西來南昌，共圖革命大計。署名：郭沫若、李一氓。

潘漢年參加“創造社”，並自稱：“創造社小夥計”的時候，創造社的盟主郭沫若經中國共產黨人的介紹，已經與鬱達夫等人一道由上海去廣東大學工作。因此，潘、郭之間沒有見過麵，說到創造社的李一氓，潘漢年也是隻知其名而己。而這時的郭沫若真可謂是大名赫赫，聲聞大江南北，播漢年幾乎每天都從報紙上尋覓這位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足跡，希望有一天能見到這位被孫炳文封為的“戎馬書生”。然而今天當他突然收到郭沫若、李一氓聯袂署名的邀請信後，他卻又禁不住地自問：“為什麽要邀請我去南昌呢？”

國民革命軍攻克南昌不久，蔣介石為了和剛剛遷到武漢的國民政府分庭抗平L，毅然設立了南昌政治部，由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代行南昌政治部主任之職，統轄國民革命軍第二、第三、第六軍的政治工作。郭沫若走馬上任以後，迫切感到需要加強軍隊的政治一宣傳工作，遂創辦了一張每周一期八開的小報，名曰《革命軍周報》。由誰負責這張小報的編輯工作呢？也可能是郭沫若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的李一氓要求的條件過高，竟然在南昌和武漢兩地沒有物色到適當的編輯人選。這時，在政治部工作的楊正宗提議：

“我看可以請潘漢年來南昌主《革命軍周報》的筆改。”

“潘漢年？……”郭沫若和李一氓幾乎是同時下意識地喊出了潘漢年的名字。

“對！”楊正宗原來認識潘漢年，接著就如數家珍似的介紹，“他是創造社裏很是能幹的小夥計，為《洪水》半月刊的編輯和發行出力最多。他和葉靈鳳合編的《幻洲》，被魯迅先生稱之為上海最風行的刊物。”

雖說郭沫若和李一氓早已投筆從戎，但他們依然在戎馬控惚之‘掃關注上海文壇——尤其是創造社和其小夥計們的動向。其中。對潘漢年在他．主編的《十字街頭》中發表的雜文和小品，“鋒芒所向，如同李速的板斧，排頭一路砍去，四麵出擊，凡所不滿的一切思想觀念、人物、事件，都在批判攻擊之列。”給郭沫若和李一氓留卜了深刻的印象。遂當場決定給潘漢年寫信，動員他到南呂舉辦《革命軍周報》。

潘漢年接讀郭沫若、李一氓的邀請信後，當即向所在的中共支部負責人朱公垂作了匯報。黨組織經過填密研究，很快答複潘漢年：同意他去南昌工作：組織關係將由中央轉到軍委，然後再通知南昌政治部的黨組織。潘漢年安頓好家室，把他主編的《幻洲》半月刊下半部《十字街頭》委托友人負責，遂偕創造社另·位小夥計周毓英白海登船，溯江西行，幹是年2月到達南昌，拜見過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副秘書長李一氓之後，當即發了一身國民革命軍軍服，就算是正式投筆從戎了。

潘漢年走馬上任，出長《革命軍周報》總編。他那忘我的革命熱情．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感染著在《革命軍周報》工作的同仁，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充滿著革命朝氣的戰鬥團體。為了適應不斷發展的革命形勢的需要，潘漢年遂將這張每周出一期的小報擴充為日報，很快打開了局麵。並得到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黨代．表李富春等同誌的表揚。多年之後，李一氓同忘在追懷亡友潘漢年在主《革命軍日報》筆改的工作時，深情地寫了這段文字：潘到南昌接任編輯工作後，這個小報辦得很嚴肅，也很有生氣。這是一份軍隊報紙，方針是給士兵以適當的政治教育，既反對封建軍閥，也反對帝國主義，也要求團結。大概他編樣了半年，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勢突變，南昌政治部由九江到達安慶，準備進到上海、南京，因蔣介石叛變，半路又回安慶折回九扛，時問已在7月底了。

可能是年代久遠、記憶淡忘的原因，李一氓同誌這段回憶有一處是失實的，那就是潘漢年並未由安慶折回九江。曆史的真實是：

潘漢年隨政治部大隊人馬順江東下，直駛上海。4月10日，船到南京，潘漢年為了趕往上海會見先期到達的李一氓同誌，以便安排陸續到達上海的同誌，遂換上便裝，隻身乘火車趕往上海，並於4月11，日到達。他先到寶山路三德裏創造社出版部所在地，和老朋友葉靈鳳、柯仲平等人見麵，了解上海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旋即他又趕到上海南市總政治部臨時駐地，去尋找先期到達的李一氓，孰料李因事不在，潘、李二人未能相見。翌日―即4月12日，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許多共產黨人倒在了血泊裏。

潘漢年耳聞目睹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全過程，這在他的心中埋下了打倒新軍閥蔣介石的種子。他而對白色恐怖，最擔心的是郭沫若和李一氓的安全，當他獲知郭、李二人沒有被捕，暫時隱蔽在租界之後，他立即又通過秘密聯絡人員趕到李一氓的住處，請示應變的對策和下一步的工作。

李一氓告訴潘漢年：乘船到達上海的總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全部被扣，接受審查，所有共產黨人都在“清洗”之列。因此，潘漢年不能自投羅網，再回到政治部去了。

潘漢年雖說在十多天以前，就讀了郭沫若寫的討蔣檄文《請看今口之蔣介石》，知道“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上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一一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但是他對蔣介石碎然翻日，把屠刀架在共產黨人的脖子上，還是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的。是上海工人階級的鮮血擦亮了他的雙眼，徹底認清了蔣介石猙獰的反革命麵目。可是，當他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回到政治部，和朝夕相伴的同事們辦報的時候，一絲悲涼打心底泛起。他沉吟良頃，低沉地說：

“請告訴組織對我的工作安排吧！”

李一氓當即代表黨組織，向潘漢年說了如下這段史有所記的話：

“已決定總政治部隱蔽在滬的革命同誌，立即分別轉移到武漢去繼續工作。你準備一下就動身去武漢吧！”

潘漢年自打參加中國共產黨始，就決心投身國共合作，進而“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的洪流中，為早已死亡的舊中國的再生貢獻自己的一切―乃至於自己不滿二十歲的寶貴生命！當年，他曾為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而歡呼，也曾為在雙十節攻下武昌而雀躍；自然，他應郭沫若、李一氓之邀赴南昌主《革命軍日報》的筆改，還是為了他理想中的再生的新中國而呐喊1然而，當他回到剛剛分別兩個多月的上海，被大江兩岸的人民三呼萬歲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突然背叛了革命，他調轉槍口，對準了曾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人的頭顱。一夜之間，誓為革命前驅的所有共產黨人轉入地下，隱蔽潛伏。就說他這位《革命軍日報》的主筆吧，也隻好化裝登船，溯長江西去，到所謂依然堅持三大政策的武漢國民政府去尋找革命的出路！

碎變的革命關頭，是促人成熟的良機。年僅二十一歲的潘漢年突然覺醒了，尤其當他再想到郭沫若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又情不由已地想起了一代詩作《女神》，當他再暗自誦歎再生風凰那震顫心弦的詩句的時候，他竟然發出了這樣的自1句：

“中國的再生為什麽這樣難？被國人三呼萬歲的蔣介石又為什麽變成舊中國的衛道士？革命的出路在何方？新的革命對象又是誰？……”

潘漢年獨自站在甲板上，望著如血的殘陽沉思著，聽著澎湃不息的浪濤聲沉思著……他終於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欲完成國民革命之大任，首先打倒新軍閥蔣介石；欲打倒被叛國民革命的蔣介石，必須依靠高舉三民主義大旗、堅持三大政策的武漢國民政府。

因此，潘漢年西去武漢，是以打倒蔣介石為中心革命日標，同時又為在上海慘遭屠殺的共產黨人複仇的雙重已任的。

潘漢年到達武漢之後，徑直趕到設在武漢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報到，遂被分配到宣傳部下屬的宣傳科編纂股當股長。任務是起草宣傳大綱，擬定宣傳口號。和他共事的副股長是著名詩人汪靜之，做這類工作對潘、汪而言可謂是駕輕就熟。工作之餘，他們再一塊罵罵軍閥蔣介石，也是十分開心的。

潘漢年在此工作期間，結識了總政治部秘書長揮代英、總政組織部長章伯鈞、總政宣傳部宣傳處處長高語罕等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加之總政副秘書長李一氓等人不久趕到了武漢，使播漢年的政治視野大為開闊。不久，他又和＿L述名人編為一個黨小組，並被指定為黨小組長，從而又使他的組織才幹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並受到了揮代英等同誌的表揚和器重。

這時的武漢國民政府一天三變，高喊“革命的過來，不革命的滾開”的汪精衛則更是變幻莫測。他忽而高喊東征討蔣，忽而又跑到鄭州向馮玉祥獻媚；他忽而高喊堅決貫徹孫中山一先生親自製汀的三大政策，忽而又屈服於蔣介石的軍事壓力趕走蘇聯顧問鮑羅庭……更令潘漢年困惑不解的是，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魯易和共產黨的總記陳獨秀，為了所謂維持國共合作的局而，在汪精衛等人而前一讓再讓，甚至委曲求全，把中國革命的希望完全係在了汪精衛及其所謂國民黨左派的身上。為此，他經常和一些同誌私發牢騷：

“我們這些共產黨人為什麽老是給人家做嫁衣呢！

潘漢年在如此動**不定的時代風雨中跋涉著，尋覓著，待到汪記的武漢國民政府舉行“七·一五”分共的時候，他終於又打破了對國民黨的一切幻想，丟掉了小資產階級的溫情，義無反顧地朝著前方大步走去，繼續尋找已經死亡的舊中國的再生之路。也就是在這時，從組織上早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潘漢年，轉變為無產階級堅定的革命戰士。

雖然潘漢年堅定了革命的決心和方向，但某些傳統的文化觀念－一尤其是人情世故這套落後的習俗，依然殘留在他的思想深處，左右著他的言語和行為。不久，揮代英同誌又委任他擔任總政治部屬下的革命法庭庭長。他上任以後，遂又大刀闊斧地幹了起來。很快，武漢三鎮的街頭、當地報紙都發布了．署名潘漢年的布告。忽然一天，一位陌生人找上門來，告之是柯仲平的妻子丁月秋的的親戚，他的一位親屬被控告是不法分子，希望潘漢年這位革命法庭的庭長，看在柯仲平的麵上能高抬貴手，給條生路。潘漢年和柯仲平同為“創造社的小夥計”，而且又私交很深，他礙於情麵，竟然沒有拒絕這位陌生人的求情。幸好這一案件很快移交其他法庭審判，使潘漢年沒有出現詢私枉法的問題。但是，他這種講情麵，記人好處，輕信別人的許諾等弱點卻長留在他的思想中，使他在後來處理某些工作從感情出發，授人一柄，也成了所謂“潘案”的一大罪證。此乃後話，留在下文再述。

隨著武漢國民政府“七·一五”分共開始，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也終於分裂了。時任總政治部：L任的鄧演達憤而卸職出走，曾是中共創始人之一―很快成為共產黨人叛徒的陳公博自南昌回到武漢，奉汪精衛之命接管了總政治部主任之職。接著，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奉中央軍委決定從政治部撤出，由郭沫若率領一批共產黨人和左派人士東下九江，到尚未撕下左派麵紗的張發奎的部隊去開展工作。潘漢年再次聽著武漢屠殺共產黨人的槍聲，看著滾滾東去的江麵上漂浮的革命誌士的一具具屍體，義乘船來到了九江。當即，郭沫若被任命為張發奎所部的政治部主任，李一氓就任政治部秘書長，潘漢年出任宣傳科長。他們雖然有了安身之地，但在蔣、汪再次攜手，寧漢合流，雙方都在爭搶排俄、清共的旗幟的叫囂聲中，他們都很自然地發出這樣的自問：

“國民革命向何處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又該怎麽辦呢？”

革命的失敗，“使共產黨人開始認識到獨立地掌握軍隊、領導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新組成的中共五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決定發動湘、鄂、粵、贛四省的秋收暴動之後，又決定聯合第二方麵軍總指揮張發奎，將黨領導和受黨影響的北伐軍部隊開回廣東，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繼續進行革命”。但由於張發奎碎變右轉，“高唱擁汪”的口號，加之留住贛省的各部的變化，李立三、葉挺、聶榮臻等在九江召開會議，一致認為：必須“拋棄依張之政策，而進行獨立的軍事行動”。這就是舉行南昌起義。

潘漢年獲知南昌起義的消息之後，心情是萬分激動的。他認為共產黨人從此結束了依附於新軍閥蔣介石、孫中山先生的不肖弟子汪精衛的時期，真正走上了開創共產黨人用槍打天下的偉大時代。所以，當“李一氓代表中共黨組織，動員在政治部工作的中共黨員和左派分子隨郭沫若一起去南昌，參加起義部隊的工作”以後，他第一個報名響應，並親自找郭沫若、李一氓講自己的決心。在這曆史驟變的緊急關頭，郭沫若和李一氓當然歡迎潘漢年參加南昌起義，當即批準了潘的請求，並要潘做好起義的宣傳鼓動工作。

但是，誠如李一氓所回憶的那樣：“但張發奎不讓，張發奎隻答應郭沫若和少數人乘搖車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這樣在政治部工作的共產黨人隻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到。在潘漢年無法去南昌的情況下，這部分回上海的同誌的領隊，我們就決定由潘負責。於是他就和我們分開回上海了。”

這對決心參加南昌起義的潘漢年而言，又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其內心是痛苦的，要知道這時的潘漢年剛滿二十一歲啊！他把年輕人的熱血和火氣，任性和執拗，全部壓在了心底，默默地接受了黨組織交給的任務。

黨組織為什麽要把這樣的重任交給潘漢年呢？李一氓同誌是這樣說的：“在這短暫的時期中，他不僅顯露出編輯報紙的能力，更加顯露出工作中的政治活動能力，能夠完成超過工作範圍的任務。特別是在當時政治情況下，他不過二十來歲，已經能夠對政治局勢表示他自己的看法。”

今天，潘漢年就要告別九江了，他很不情願地脫去半年前穿上的國民革命軍的戎裝，換上由上海隨身帶來的西服，第一個來到碼頭旁邊的高處，看著一個個像他一樣化了裝的同誌登上順流東下的江輪。

突然，碼頭上傳來一陣騷亂聲，驚醒了沉思中的潘漢年。他循聲望去，隻見郭沫若和李一氓在哨兵的開道下大步走來。他雖然已經脫去戎裝，但依然習慣地舉起右手，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叫了一聲“郭主任，李秘書長！”淚水險些溢出，遂下意識地把頭扭過去……

郭沫若十分理解潘漢年此時此刻的心情，尤其當他想到自己就要南下參加南昌起義，真想擊築高歌“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然而他還是把這詩人所具有的悲壯的離別之情藏之心底，講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的危險，也說了上海的革命文學需要重新興起……而這一個個艱巨的使命都落在了潘漢年的肩上。最後，他取出一些錢交到潘漢年的手裏，依依深情地說：

“這是我捎給安娜和孩子們的安家費，請你回到上海轉給她，代我照料她和孩子們。”

潘漢年收好錢，又習慣地習了一個軍禮，分外動情地說：

“請郭主任放心，我一定盡力而為之。”

接下來，潘漢年又緊緊握住李一氓的雙手，二人相對無言。最後，他們二人幾乎是同時說出了兩個字：“保重！”

郭沫若和李一氓目送潘漢年登上輪船。隨著汽笛長鳴，輪船漸漸駛離碼頭，隨水東去。郭沫若望著快要消逝在水天際點的身影，遂情不由已地低吟：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