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舍生取義

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生於北京，父親是清政府官員，母親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簡。譚嗣同十歲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繼而對王夫之的思想產生興趣，受到愛國主義啟蒙。他聰明好學，博覽群書，才華橫溢，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厭惡科舉取士的八股文，為此曾經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聚集在京城準備參加會試的一千多名舉人在康有為梁啟超的號召組織下，聯名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這就是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變法思潮由此迅速傳播。這件事對譚嗣同影響很大，他一方麵深感民族之災難深重，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另一方麵，他開始思考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最終得出結論，必須對封建專製製度進行變法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三十二歲，譚嗣同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仁學》，這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為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他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製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對於那些殘暴的專製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

第二年年初，他回到湖南，與梁啟超等人一起進入時務學堂，向學生宣傳變法革新理論，培養了大批維新誌士。

同年，光緒皇帝決心變法，在別人的舉薦下，召見了譚嗣同。譚嗣同病中進宮覲見光緒，很快就被授予官職，參與新政。

第二次召見時，光緒向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隻是因為真正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後和守舊大臣極力阻撓而無可奈何，並且對他說：“你們想要改革的，都可以隨意上奏給我，我一定依從。如果我有什麽地方做得不對，你們盡可以當麵責備我，我一定會立刻改正。”譚嗣同聽了深為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來臨。

此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譚嗣同剛到北京的時候，別人告訴他光緒沒有實權，他還不大相信。新法推行不久，京城就紛紛傳言，說慈禧太後等人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

接著，光緒從宮中傳出衣帶詔，表示皇帝之位難保，希望康有為等人設法籌劃相救。譚嗣同與康有為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大家束手無策。當時的眾多將領之中，隻有袁世凱實力雄厚，又傾向變法。光緒就在譚嗣同的建議下，連續兩次召見袁世凱，加以格外封賞，希望一旦發生兵變，可以借助袁世凱的力量。

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直接詰問說：“您覺得皇上這個人怎麽樣？”袁世凱回答是難得一見的聖明君主，譚嗣同於是說：“天津閱兵的陰謀，你知道吧？”袁世凱回答：“是，聽到了一些消息。”譚嗣同就直接把密詔拿出來給他看，並且說：“如今能夠救我們這位聖明君主的，隻有您一個人了，您如果想救，就請盡力去救。”說著又用手摸著自己的脖子說：“如果不想救的話，現在就請到頤和園去告發並殺掉我，可以得到更大的富貴。”袁世凱卻正顏厲色說：“你把我當成什麽人了？當今皇帝是你我共同的聖主，我也是受皇上恩遇的人，救護的責任，不隻在你一個人身上，如果有什麽指教，我願意聽從您。”譚嗣同又問袁世凱：“榮祿一向厚待於你，你準備怎麽辦呢？”袁世凱笑了笑不說話，他手下的一個人說：“榮賊並非真心對待大帥的，一向不過籠絡而已，大帥還能不明白嗎？”譚嗣同又說：“可是榮祿有曹操王莽的才幹，也算是絕世梟雄，要對付他恐怕也很不容易。”袁世凱怒目喊道：“如果皇上在我營中，那麽我誅殺榮祿不過像殺一條狗罷了。”於是兩個人商量了天津閱兵時應對兵變奪取政權的具體措施。

然而兩天之後，袁世凱就趕回天津，向榮祿告了密，榮祿則立刻密報西太後。西太後迅速發動政變，軟禁了光緒皇帝，並且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

譚嗣同聽到消息後一點沒有驚慌，他首先考慮的是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是由於事出突然，實力懸殊，各種計劃都失敗了。於是他決心用自己的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主動犧牲作最後一次反抗。他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且設法讓康有為脫離險境，他慷慨地說：“沒有出走的人，就沒有辦法謀取將來的事，沒有犧牲的人，就沒有辦法報答賢明君主。”他自己選擇犧牲，拒絕了日本使館的保護，整天坐在家裏等待逮捕他的人上門。一開始那兩天，逮捕的人並沒有來，有一些日本誌士苦苦勸說，讓他前往日本避難，可是他說：“各國變法，沒有不經過流血就成功的，現在中國沒聽說有因變法而流血犧牲的人，這是國家不富強的原因啊。有流血犧牲的，請從我譚嗣同開始吧。”

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他在獄中寫下著名詩句：“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9月28日，譚嗣同與其他五位誌士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英勇就義。當時在刑場觀看的有上萬人。譚嗣同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這一年，他三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