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大學》《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兩個篇章，《大學》是第四十三篇，《中庸》是第三十一篇，宋代學者先後將這兩篇文章從《禮記》中抽出，詳細注解，單獨成書。南宋朱熹則將《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列稱為“四書”，撰寫了《四書章句集注》，使其成為最重要的儒學經典，也成為教化百姓的最重要典籍。

《大學》以人的修身為核心，強調人的修身養性不隻是內省的過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觸，窮究物理而獲得知識，培養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過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修身的方法，為“內修”。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是修身的目的，為“外治”。而中間的修身一環，則是連結“內修”和“外治”兩方麵的樞紐，向內，就是獨善其身，向外，便是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下》）便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命曆程。

可以說，中國人的精神內核，文化特點，民族性格，也都由此鑄造。時至今日，不管是否意識明確，不管積極還是消極，“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觀念總是或隱晦或明顯地在影響著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們的人生曆程最終仍然是在這儒學的進修階梯上或近或遠地展開。

《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的一篇，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孔子去世後，儒家分為八派，子思是其中一派。後代因此而尊稱子思為“述聖”。《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內容並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之意，其主旨在於修養人性。其中包括學習的方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規範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以及朋友之間的相處交往規則和智、仁、勇三種重要的德行等。《中庸》強調“誠”，認為“誠”是實現中庸之道的關鍵。

《中庸》內容豐富，不僅提出了“中庸”作為儒家的最高道德標準，而且還以此為基礎討論了一係列的問題，涉及儒家學說的各個方麵。所以，《中庸》被推崇為“實學”，也就是對人生有實際明確的指導作用，被視為可供人們終身受用的經典。

如今，中國人經曆過對物質與西方文化單純強烈的向往與追求之後，傳統文化經典與精髓對社會整體的意義，對每一個個體人生的意義，已經重新得到越來越普遍的認可與重視。中國人開始迫切地渴望重新建立起與傳統文化的續接。

《大學》《中庸》這兩部文化經典能夠幫助我們建立比較理想的人格，幫助我們抵抗人生中的黑暗與虛無。這一點對於青春成長期的中學生來說尤為重要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