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新稿)

托爾斯泰生於1828年9月9日。父親叫尼古拉·伊裏奇·托爾斯泰伯爵,參加過抵抗拿破侖侵略的衛國戰爭。母親叫沃爾孔斯卡婭,她是一位有天賦、有教養的公爵小姐。父母都是貴族。托爾斯泰還不到兩歲,母親就去世了,九歲時又失去了父親。托爾斯泰是由姑媽撫養成人,他從13歲到19歲住在喀山的姑媽家,其中有三年在喀山大學學習。大學的學業還沒有完成,他就主動退學了,因為他認為在大學的圍牆外照樣可以學到知識,而且在圍牆外學習要自由得多。退學後,他製訂了一個龐大的學習計劃,堅持自學。為他以後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

1851年托爾斯泰跟著大哥來到高加索,參了軍,成為一名下級炮兵軍官。1853年,托爾斯泰參加了塞瓦斯托波爾的保衛戰,由於他作戰勇敢,曾榮獲一枚勳章和兩枚獎章。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期間,創作了他的處女作《童年》。當這篇書稿寄到《現代人》雜誌社時,任編輯的涅克拉索夫看了書稿,對《童年》評價很高,馬上把它發表在《現代人》雜誌上。涅克拉索夫鼓勵托爾斯泰繼續從事文學創作,從此托爾斯泰就走上了文學之路。

1855年,托爾斯泰從塞瓦斯托波爾回到彼得堡,他在這裏結識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岡察洛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這些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文學巨匠,從此他就置身於文學的圈子中,逐步的走向成熟,逐步的走向輝煌。

1856年,托爾斯泰回到家鄉,定居在雅斯納亞·波良納莊園。1857年,托爾斯泰出國旅行了一趟,他去了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在這次旅行中,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給他留下好印象。他親眼看到,在那種社會,一切都是商品,都可以買賣;在那種社會,有些人錢多得不知道往哪裏扔,有些人卻因為身無分文而挨餓。他把這次旅行的感受寫進了他的一個短篇《盧塞恩》中。1860年,他第二次出國,去了德國、瑞士、法國、英國、保加利亞。這次他結識了赫爾岑。他這次出國的目的主要是考察這些國家的教育。

托爾斯泰從發表他的第一部小說《童年》起,之後又陸續發表了《少年》、《青年》、《波利庫什卡》、《哥薩克》、《暴風雪》等中短篇小說。但是給托爾斯泰帶來極大的聲望,使他成為世界級文豪的是他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創作的三部長篇巨著,它們是:《戰爭與和平》——創作於1863—1869年;《安娜·卡列寧娜》——創作於1873—1877年;《複活》——創作於1889—1899年。這三部作品合在一起,構成了十九世紀一百年俄國社會生活的全景畫麵,也可以說,這三部作品是我們了解俄國十九世紀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複活》是托爾斯泰晚年創作的高峰。他用了十年的時間,其中時斷時續,才完成了這部作品。他創作這部小說的過程正是俄國一九○五年革命的前夕社會急劇轉變的過程。這一時期,俄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得到迅猛發展;這一時期,俄國的產業工人已開始登上曆史舞台;這一時期,農民已陷入極端貧困的狀態;這一時期,各種政治力量已在社會上亮相,他們都在探索和尋求推翻沙皇的黑暗統治,消除貧因的途徑。《複活》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寫成的,《複活》集中體現了托爾斯泰晚年的思想。這部小說是為舊社會的滅亡和新社會的誕生而呐喊的。

小說所描寫的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叫聶赫留道夫的貴族地主作為陪審員,參加了瑪斯洛娃案件的審理。當瑪斯洛娃站在被告席上時,聶赫留道夫驚訝地認出,這個女人就是他當年在姑媽家誘奸並拋棄了的那個卡秋莎。他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憾。案情是這樣的,瑪斯洛娃被誣陷用砒霜毒死了富商斯梅利科夫,因而被法庭判處到西伯利亞服苦役。瑪斯洛娃的案子是個冤案,實際上毒死富商的是旅店的一男一女兩個茶房。聶赫留道夫認為,瑪斯洛娃是被生活和社會逼迫為娼的,她的沉淪和自己的惡行有關。他決心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利用和很多上層人物的關係,為瑪斯洛娃伸冤。

一個社會,如果司法不健全,這個社會就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如果司法不公正,這個社會就不是一個公正的社會,如果司法腐敗,這個社會必然是一個腐敗的社會。托爾斯泰把司法作為解剖和鞭笞俄國社會的切入點,可以說是他抓住了這個社會反動的要害。

托爾斯泰通過聶赫留道夫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徹底揭露了沙俄司法製度的虛偽,司法部門和執法人員的腐敗。

托爾斯泰在小說中無情地揭露了在沙皇卵翼下形成的一幫貪官汙吏。他們當中有總督、將軍、省長、法官、檢察長、參政員和律師。托爾斯泰撕下了他們的假麵具,把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讀者認清了他們的醜惡嘴臉,使讀者認識到,他們是舊製度頑固的維護者,是消滅舊製度道路上的最大障礙。

聶赫留道夫的奔走並沒有把瑪斯洛娃的案子翻過來。他為了贖罪,決定追隨瑪斯洛娃到西伯利亞去,並和瑪斯洛娃結婚。但是托爾斯泰沒有讓瑪斯洛娃再投入聶赫留道夫的懷抱,而是讓她跟著政治犯——也就是跟著革命者走了。這對她來說,恐怕是一條跳出苦海、拚棄過去、走向新生的道路。

托爾斯泰對瑪斯洛娃命運的最後安排,說明托爾斯泰的思想有了一個大的飛躍。我們知道,《安娜·卡列寧娜》中的安娜最後是臥軌自殺了,因為那時的黑暗勢力仍然強大,安娜隻能以死表示抗爭。到了托爾斯泰創作《複活》的年代,黑暗統治已搖搖欲墜,曙光已經顯現。瑪斯洛娃走向新生,也就預示著整個社會即將走向新生。

托爾斯泰在小說中還描寫了兩群人,一群人是泥炭工人,一群人是政治犯。他們雖然不是小說的主線,但他們是小說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托爾斯泰在《複活》中除描寫了科爾恰金們構成的鄙俗醜惡的世界,還向讀者展現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由二十多個挖泥炭的工人構成的。他們在泥炭沼澤田裏,在沒膝的水中,幹著艱苦的活兒,從早幹到晚,隻有吃飯時才能休息兩個鍾頭。產業工人的成長,始終伴隨著資本對他們的殘酷剝削。他們一個個骨瘦如柴,身上穿的是土布衣,列車員叫他們是“一群髒鬼”,老爺太太們罵他們是“臭苦力”,可是托爾斯泰卻說,他們是“全新的人”,“他們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他們過著真正的勞動生活”。

在俄國十九世紀的文學中,這是第一次出現產業工人的形象。十九世紀末的托爾斯泰已經認識到了,這些工人雖然人數尚少,雖然被人瞧不起,但是他們代表著社會的未來,他們是未來新社會的創造者。從托爾斯泰描寫這些工人的字裏行間,使人感覺到,這些工人都是些道德高尚的人,他們互相之間都很團結,任何困難都嚇不倒他們。所以托爾斯泰說,這些工人是“全新的人”,他們構成的世界是“全新的、美麗的世界。”

托爾斯泰在《複活》中用濃墨重彩描繪了一群政治犯,也就是一群革命者。在托爾斯泰的筆下,他們是當時的先進分子,他們代表社會的進步力量。他們獻身革命,不怕吃苦,不怕犧牲,不怕坐牢,不怕流放,和沙皇專製政體做著堅決的鬥爭。如書中的納巴托夫就是這樣的革命者。他曾多次被捕,多次坐牢,多次被流放,他成年後的一半歲月都是在監獄和流放地度過的,但他無怨無悔,從不氣餒,他的鬥誌反而更旺盛了。“他總是那麽精力充沛,總是那麽樂觀,總是那麽精神飽滿”。他從不猜測遙遠的未來,他總是牢牢地把握住現在,腳踏實地從事實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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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活》一出版就受到高爾基、契訶夫、科羅連科、斯塔索夫、列賓等人的熱烈歡迎,但是卻引起了沙皇當局的仇恨。沙皇書報檢查機關對《複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刪除,當時隻有國外才能看到完整的版本。

警察局加強了對托爾斯泰的監視。沙皇的高官們麵對《複活》怕得要命。他們有的說,把托爾斯泰關進彼得保羅要塞吧;有的說,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吧;有的說,就說他瘋了,把他關進瘋人院算了。但是他們誰也不敢動托爾斯泰的一根毫毛,因為他們害怕人民。人民,包括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托爾斯泰。

一份官方刊物在談到當局為什麽不敢傷害托爾斯泰時寫道:“我們有兩個沙皇,一個是尼古拉二世,一個是托爾斯泰。他們兩個誰厲害?尼古拉二世對托爾斯泰無奈他何,不可能動搖他的“寶座”,可是托爾斯泰卻毫無疑問地動搖著尼古拉二世的寶座。”

從當局的這些反映中可看出,《複活》在沙皇統治的一潭死水中掀起的可不是漣漪,而是怒濤。

喬振緒於北大外語學院

2008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