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名著《格列佛遊記》的作者是18世紀英國傑出的政論家和諷刺小說家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斯威夫特出生在愛爾蘭都柏林的一個貧苦家庭，他是遺腹子，從小由叔父撫養長大。十五歲時就讀於都柏林三一學院，獲學士學位。他的學業並不順利，據說他曾因“遲鈍和智力不足”被終止攻讀學位。但他很快擺脫了困境，並於1692年獲牛津大學碩士學位。到了1701年，他獲三一學院神學博士學位。斯威夫特在大學裏的主業是哲學和神學，但他個人更偏愛文學和曆史。1688年，斯威夫特前往英國，做了穆爾莊園主人威廉.鄧波爾爵士的私人秘書，直到1699年鄧波爾去世。他在擔任秘書期間，閱讀了大量古典文學名著。斯威夫特跟隨鄧波爾的這十年，不但讓他通曉了人情世故，還磨煉了他的文筆。“他寫了燒，燒了寫，幾乎寫遍所有題目，用盡所有風格。”1699年，斯威夫特回到愛爾蘭，在都柏林附近的一個教區擔任牧師，但因為教會中的事務常去倫敦，後來卷入了倫敦的輝格黨與托利黨之爭。斯威夫特在愛爾蘭的生活既沒有耗盡他的精力，也未能滿足他的雄心。他由於經常跑到倫敦，頻繁出入咖啡館，所以結識了愛迪生、斯蒂爾、蒲柏和康格裏夫等著名文人。跟他們一樣，他的同情心在輝格黨一邊，但他同時也受到托利黨首領的器重，擔任過該黨《考察報》主編。1714年托利黨失勢，他回到愛爾蘭，任都柏林聖帕特裏克教堂的主持牧師，同時著手研究愛爾蘭現狀。斯威夫特平素不以愛爾蘭人自居，總把自己當成一個“被扔到愛爾蘭的英格蘭人”，但作為一名“人類自由鬥士”，他對英格蘭人的非法統治的後果極為不滿，所以他積極支持並投入到爭取愛爾蘭獨立自由的鬥爭中，但一個個美好的夢想最後都破滅了。晚年的斯威夫特內心十分孤獨，隻限於和屈指可數的幾個朋友交往。他將自己積蓄的三分之一用於各種慈善事業，用另三分之一的收入為智障者蓋了一所聖帕特裏克醫院。然而，斯威夫特本人也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樣子，許多人甚至認為他已完全瘋了。他希望死時“盡可能秘密地在午夜12點”將他埋入斯特拉安葬在聖帕特裏克教堂的同一尊棺材裏；他要求其黑色大理石墓碑上的拉丁文碑銘“字體要大，雕刻要深，鍍金要濃”，以銘記他已從“凶猛的義憤”中解脫出來，不再讓它“撕碎自己的心”。1745年10月19日，斯威夫特辭世而去，終年七十八歲，葬於聖帕特裏克大教堂。

《格列佛遊記》無疑是斯威夫特的嘔心瀝血之作。在這本書中，斯威夫特的敘事技巧和諷刺才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作品的主人公裏梅爾.格列佛是個英國外科醫生，在遠洋船上任隨船醫生，後來擔任過船長；他受過良好教育，為祖國而自豪，在職業和政治兩方麵似乎都頗有見識。格列佛是個典型的18世紀英國人，在他的身上體現了當時人們的基本價值觀念，他信任理性，相信後天經驗是知識的源泉。格列佛隻是一個普通人，反映了當時一般的觀念，格列佛對這個世界的反映是理性和科學的。誠如《牛津簡明英國文學史》指出的，我們必須把格列佛與斯威夫特分開看待，“把格列佛與斯威夫特混淆起來將有損於後者作為作家、諷刺文學家和自由戰士的形象”。斯威夫特與格列佛正好相反，他認為這種當時典型的價值觀對於人類來說是危險的，如果像具有科學頭腦的格列佛那樣把自己的信念完全寄托於這個崇拜物質的世界，那將是愚蠢的。學者馬洛指出，斯威夫特設置這一個角色是為了證明潛藏於“啟蒙時代”的價值觀中的巨大缺陷。格列佛固然是一個平庸的人，而斯威夫特正是利用了主人公的這種局限達到了最充分的諷刺效果。

1985年，美國《生活》雜誌在百萬讀者中開展評選“人類有史以來的最佳圖書”活動，結果《格列佛遊記》名列第十一名。英國小說家毛姆說：“《格列佛遊記》有機智和諷刺，有巧妙的構思，灑脫的幽默，潑辣的譏嘲，痛快淋漓。它的文體精彩絕倫。至今沒有人用我們這艱難的文字寫得比斯威夫特更簡潔、更明快、更自然的。”大批評家威爾遜把斯威夫特稱為六位最偉大的英國作家之一，排名僅在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之後。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一生中讀過《格列佛遊記》不下六次，他說：“如果要我開一份書目，列出哪怕其他書都被毀壞時也要保留的六本書，我一定把《格列佛遊記》列入其中。”

讓我們沉浸在斯威夫特的天才的諷刺藝術中，盡情地享受這種讀書的快樂吧！

白 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