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的陳述

莫施坦小姐堅定沉著地走進屋子。她是一個金發碧眼的年輕女人，小巧秀麗，戴一副好看的手套，穿著十分得體。不過，她的服裝簡單樸素，讓人感到她經濟不很寬裕。衣服是灰暗的毛呢料做的，既無花邊又無裝飾，戴一頂小小的同樣暗淡的頭巾式無簷兒帽，隻在旁邊別了一點兒白色羽毛才不顯得那麽單調。她麵目特征不大勻稱，膚色也不太好看，可是神態卻溫柔可愛，藍色的大眼睛異常神聖，富有情感。就是看過許許多多的國家和三個大陸的女人們，我也沒見過誰的臉像她的那樣高雅而聰敏。她在夏洛克·福爾摩斯給她安放的位子上坐下，這時我就注意到她的嘴唇在哆嗦，雙手在發抖，每種跡象都表明她內心萬分激動不安。

“我今天來，福爾摩斯先生，”她說，“是因為你幫助我雇主塞西爾·福裏斯特夫人解決了一個小小的家庭糾紛。你待人和藹，才能出眾，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塞西爾·福裏斯特夫人，”他若有所思地重複道。“我想當時隻給她幫了一點點忙呀。我還記得那件事無論如何也是非常簡單的。”

“她可不那麽認為。不過至少你總不能說我這件案子也很簡單吧。我再想像不出比我目前的處境更稀奇古怪、令人費解的事了。”

福爾摩斯摩擦著雙手，頓時兩眼充滿神采。他從椅子上俯身向前，他那輪廓清晰、像鷹似的麵目顯出一副全神貫注的表情來。

“說說你的案子吧，”他用一種生氣勃勃、鄭重其事的語調說。我感到自己處在那裏有些尷尬。“請原諒我，失陪了。”我說，從椅子上站起身。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位年輕小姐伸出戴著手套的手讓我留下。

“假如你朋友，”她說，“願意留下來的話，或許會對我大有幫助。”

我於是又重新坐進椅子裏。

“簡單說來，”她繼續說，“事情是這樣的。我父親曾是一個印度軍團的軍官，在我還很小時他就把我送回了英國。後來我母親去世了，我在國內一個親戚也沒有。不過，我被送到了愛丁堡愛丁堡，英國城市。一所條件舒適的寄宿學校，在那兒一直生活到十七歲。1878年我父親已是所在軍團資格最老的上尉，他得到一年休假回國來了。他從倫敦給我發來電報說他一路順利，讓我立即去他住的蘭紀姆旅館。我還記得他那封電報非常親切，充滿了慈愛。我一到倫敦就乘車去了蘭紀姆旅館，服務人員卻告訴我莫施坦上尉是住在那兒，不過昨晚出去還未回來。我等了整整一天也沒有他的消息。那晚，我聽從旅館經理的建議報了警，並在次日上午在所有報紙上登出了尋人啟事。可是一切調查毫無結果，直至今日我也沒得到一丁點兒我那不幸父親的消息。他滿懷希望回到國內想過過安寧舒適的生活，但卻……”

她將一隻手放在喉頭上，哽咽著說不下去了。

“什麽時候的事？”福爾摩斯問，打開筆記本。

“他是在1878年12月3日失蹤的——差不多是在十年以前了。”

“他的行李呢？”

“仍放在旅館裏。裏麵也沒什麽東西可提供一點線索——盡是些衣物、書籍和不少從印度安達曼群島弄回的珍奇物品。他曾是那兒負責看守囚犯的軍官。”

“他在城裏有朋友嗎？”

“據我們了解隻有一個，他是肖爾托少校，和我父親屬一個軍團，在孟買孟買，印度港市。第三十四步兵團。少校在我父親回國前一段時間已退役，住在上諾伍德郊區。我們當然同他聯係過，但他還不知道自己戰友已回英國來了。”

“真是件奇怪的案子。”福爾摩斯說道。

“還有最奇怪的事我沒說出來呢。大約在六年前——確切說是在1882年5月4日——《泰晤士報》《泰晤士報》，英國一家很有影響的大報。登出了一則廣告，尋求瑪麗·莫施坦小姐的住址，並說如果告之了住址對她是有益無害的。廣告上沒有附任何名字和地址。我那時剛去了塞西爾·福裏斯特夫人家做家庭教師。按照她的建議，我在廣告欄裏登出了我的住址。就在當天從郵局給我寄來了一個小紙板盒，我發現裏麵裝著一顆光彩奪目的大珍珠，沒有附任何字條。從那時起，我每年在同一天都會收到一個類似的盒子，裏麵同樣裝著一顆類似的珍珠，但寄的人是誰卻一點線索也沒有。一位專家說那種珍珠十分罕見，價值連城。你們看看吧，確實很不錯。”

她邊說邊打開一個扁平盒子，我便看到六顆從未見過的上等珍珠。

“你的案情非常有趣，”夏洛克·福爾摩斯說。“另外還遇到過別的情況沒有？”

“遇到過，而且就在今天，所以我才來找你。今天上午我收到這封信，也許你願意自己看看。”

“謝謝，”福爾摩斯說。“把信封也請給我看一下。郵戳，倫敦西南區，日期7月7日。啊！信封角上有人的拇指痕——大概是郵遞員的。信紙質量很好，信封是六便士一打的。這個人使用信箋信封很獨特。沒有發信人的地址。‘今晚七點到萊西姆劇院外左側第六根柱子處。如懷疑可帶兩個朋友。你是一個被冤屈的女人，理應受到公正對待。勿帶警察，否則一切將無濟於事。你不認識的朋友。’哦，不錯，這的確是一個小小的秘密！你打算怎麽辦，莫施坦小姐？”

“這正是我想要向你請教的呀。”

“那麽我們毫無疑問要去了——你和我——唔，是的，正好還有華生醫生。給你寫信的人不是說兩個朋友嗎，我和華生一起工作。”

“可他願意去嗎？”她問，聲音和表情都帶有懇求的意味。

“如果能幫上點兒忙，”我熱情地說，“我將不勝榮幸，很高興效勞。”

“你們兩位真是太好了，”她說。“我和外界很少接觸，連一個能求助的朋友也沒有。我六點鍾來這兒行吧？”

“不能再晚了，”福爾摩斯說。“我還有一個問題。信上的筆跡與珍珠盒上地址的筆跡一樣嗎？”

“我把它們都帶來了。”她回答，拿出六張紙來。

“你確實是一個模範的當事人，直覺不錯。讓我們來看看吧。”他把六張紙在桌上鋪開，眼睛飛快地一張張掃視過去。“除這封信外，其他的字跡全是偽裝的，”他立即說，“但寫信的人是誰已不是問題。你們看這個希臘字母e怎麽也偽裝不起來，還有最後這個呈螺旋形的S，它們無疑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我可不願給你無謂的希望，莫施坦小姐，不過這個筆跡與你父親的是否有相似之處呢？”

“毫不相似。”

“我就想你會這麽說。那麽我們六點鍾等你來。這些紙張請讓我留下吧，六點鍾前我還可以再研究一下，現在才三點半。好啦，再見。”

“再見。”客人說，分別看了看我們兩個，現出歡快友好的樣子，把珍珠盒放回胸部衣服內匆匆離去了。

我站在窗旁，看見她邁著輕快的腳步沿街走去，直到她那灰暗的頭巾式無簷兒帽和白色羽毛在昏暗的人群中變成一個小點。

“多麽富有魅力的女人！”我叫道，轉身對著同伴。

他又點燃了煙鬥，仰身躺在椅上，眼瞼下垂。“是嗎？”他慢吞吞地說。“我怎麽沒注意到。”

“你真像是個機器人——一台計算機，”我大聲說。“有時你身上實在缺乏一點人情味。”

他微微一笑。

“不要讓你的判斷因為個人感情特征產生偏見，”他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當事人對我來說隻是一個單位，問題中的一個因素。感情特征有礙於清晰的推理。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我知道一位最迷人的女人為了三個小孩的保險金將他們毒死，結果被處以絞刑；我還有一個最不受人喜歡的熟人，而他卻是一位慈善家，捐助了近二十五萬英鎊救濟倫敦窮人。”

“可是在這件案子上……”

“我從來就沒有例外。例外隻會反證規律。你是否有機會研究過筆跡特征呢？你從這個人的筆跡中看出什麽沒有？”

“我還看清楚‘勻稱’，”我回答。“說明他是一個慣於辦事認真的人，還很有些個性。”

福爾摩斯搖搖頭。

“你看那些筆畫較長的字母，”他說，“與筆畫較短的字母簡直相差無幾，D看起來像A，L看起來像E。有個性的人總是明顯地突出筆畫較長的字母，不管寫得多麽難認。他的K寫得不大一致，寫大寫字母又顯得有些自負。現在我要出去一下，有些東西還需了解。我給你推薦本書——它是有史以來最卓越的一本著作，是溫伍德·裏德寫的《人之殉難》。我一小時後回來。”

我拿著那本書坐在窗旁，卻根本沒去想作者那些大膽的思索。我心裏還想著剛才來訪的那位小姐——她那甜甜的微笑，深沉圓潤的聲音，以及籠罩在她身上的古怪神秘的事情。假如她父親失蹤時她十七歲，那麽現在一定二十七歲了——正是一個妙齡女郎，因為在這樣的青春階段她已不再靦腆害羞，有了一番人生經曆後變得端莊持重了。我就坐在那兒冥思苦想，以致產生了這些危險想法，於是我趕緊坐到書桌旁，埋頭看起最新的關於病理學的專題文章。我算什麽呢，一個瘸腿的軍醫，又沒多少存款，竟敢有那些念頭？她隻是一個單位，一個因素——此外什麽也不是。假如我的前途暗淡，與其在想像中懷著虛偽的希望千方百計使它明亮，不如像個男子漢一樣勇敢地去麵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