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森的招術
第二天，各報都刊登了這樁所謂“布裏克斯頓謎案”的新聞。每家報紙都有一篇長篇報道，有的還加了評論。其中有些情況連我都不知道。我至今在貼報冊裏仍保存著有關此案的剪報。以下是一些從中的剪輯：
“每日電訊”評論說：在犯罪史上很少有一樁命案如此怪誕。受害者用的是德國名，毫無其他殺人動機，還有牆上那兩個惡毒的血字，這一切都說明作案者是政治避難者和革命黨人。社會黨在美國有很多分支。顯然，死者是違背了他們不成文的規定而被跟蹤至此。文章在引述以前發生過的德國秘密法庭案、礦泉案、意大利燒炭黨案、布林威列侯爵夫人案、達爾文理論案、馬爾薩斯原理案、拉特克利夫公路謀殺案等案件之後，督促政府，應密切注視那些在英國逗留的外國人。
“旗報”的評論是，這類無視法律的暴行往往發生在自由黨人執政的國家。它們起源於民心不穩，導致政府威信削弱。死者是一位美國紳士，他在這座城市已逗留數周。生前住在坎伯威爾區托奎裏，夏朋蒂爾太太的公寓。他有一位秘書約瑟夫·斯坦格森陪伴。他倆在本月四日星期二，向房東太太道別，前往尤斯頓火車站，擬乘到利物浦的快車。當時有人在月台上看見他們。此後他們的情況就不清楚了。後來，據報道，在距尤斯頓車站數英裏以外的布裏克斯頓路的一幢空房子裏發現了德雷伯先生的屍體。他是怎樣去那裏的，又怎樣遭遇了不幸，至今仍然是個謎。他的秘書斯坦格森去向不明。慶幸的是，蘇格蘭警方偵探萊斯特雷德先生和格雷格森先生兩人在受理此案。我們相信這兩位著名的偵探會很快將案件查明。
“每日新聞”認為這無疑是樁政治謀殺案。由於歐洲大陸各國政府的專製，和出於對給予政府活力的自由主義的憤恨，驅使一些人來到我們的國家。倘若他們不是被原先的經曆留下的記憶所染，而變得乖戾的話，他們本可以成為很好的公民。這些人中，有一種非常嚴厲的規定，一旦違反規定，必定被處死。應當全力以赴，尋找那位秘書斯坦格森，以便搞清楚死者的日常活動的細節。探案工作目前已有很大進展。由於蘇格蘭警方的格雷格森先生的機智和努力，現已查獲死者生前寄宿處的地址。
早餐時，我和夏洛克·福爾摩斯讀了這幾份報紙。他樂開了。
“我對你說過，無論出現什麽情況，萊斯特雷德和格雷格森都是有功之臣。”
“那要看結果如何。”
“口歐，祝你好運。不過，功勞是誰的都無所謂。如果抓到了凶手，那是他們盡職盡責的結果；如果凶手逃走了，那他們也恪盡厥職了。就如同‘出現正麵我贏，出現反麵你輸’的遊戲似的。無論怎樣，他們都有崇拜者。正如法國諺語所說的：‘笨蛋雖笨，還有更笨的為他歌功頌德。’”
說話間，忽然一陣雜亂的腳步聲沿門廳和樓梯往上走來，夾雜著一陣房東太太的埋怨聲。“發生什麽事了。”我說。
“是蘇格蘭警方貝克街分隊的。”我的同伴認真地解釋說。這時，六個人衝進屋裏來，都是我平日不屑一顧的街裏最髒，衣著襤褸的窮孩子。
“立正！”福爾摩斯喊了一聲，六個無賴立即站成一排，像六尊髒兮兮的小泥人。“以後，你們必須派威金斯單獨向我報告，其餘人得在街裏等候。你找到了嗎？威金斯？”
“沒有，先生，還沒有。”其中一個孩子說。
“我沒有期望你們這麽快就找到。你們必須繼續找，找到為止。這是給你們的報酬。”他給了每人一個先令，“現在，你們可以走了，下次來時，希望你們有進展。”
他擺了擺手，他們便像一群耗子一樣躥下樓去，沒一會兒，便聽到他們在街裏的歡叫聲。
“一個這樣的小叫化子要比一打警察還強，”福爾摩斯說，“人們隻要看到警察模樣的人便會閉上嘴巴。然而，這些小家夥可無處不能去，無事不能探。而且，他們非常機敏。隻需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就行了。”
“是不是為了這宗案件，你雇用了他們？”我問。
“正是。有一點我想要證實，隻是需要一點兒時間。好啦，我們現在可以聽到一位警官的報告了，格雷格森正沿街走來，一臉得意的神色。他是到我們這兒來的，我敢肯定，是的，他停步了，他來了！”
門鈴大響。幾秒鍾後，這位滿頭秀發的偵探一步三階跨上樓梯，一頭撞進我們的客廳。
“尊敬的同行！”他一邊嚷著，一邊握緊福爾摩斯毫無反應的手，“向我祝賀吧，我已經把全部情況弄的一清二楚了。”
此時，我同伴那易於流露感情的麵部忽然蒙上一層焦慮的陰影。“你是說，你已走上正確軌道了？”他問。
“正確軌道？嗨，先生，我已經把這個人抓起來了！”
“他叫什麽名字？”
“阿瑟·夏朋蒂爾，皇家海軍少尉，”格雷格森一邊高聲說，一邊搓著他那雙肥墩墩脝夂脝夂的手，胸脯挺得高高的。
“請坐下，試試這雪茄，”他說，“我們很想知道你們是怎樣抓到他的。你要點加水威士忌嗎？”
“喝一點兒也好，”這位偵探說，“這一兩天我竭盡全力了，弄得精疲力竭。不是說身體，你知道的，是心理上緊張。你會讚賞這一點的，福爾摩斯先生，因為我們都是用腦子工作的人。”
“太不敢當了，”福爾摩斯一本正經地說，“請講講你是怎樣得到這個圓滿結局的。”
這位偵探在座椅上一靠，得意地吸著雪茄，忽然間，拍了一下大腿，顯出很高興的樣子。
“真可笑，”他說，“萊斯特雷德那個傻瓜總以為他很棒，卻完全走上一條錯誤的軌道。他去追查那個秘書斯坦格森，而此人和一個未出生的嬰兒一樣與此毫無關係。我相信，此刻他已經抓到他了。”
格雷格森過於激動，竟然放聲大笑，直笑得接不上氣來。
“而你是怎樣得到線索的？”
“噢，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的。當然，華生醫生，這絕對隻能我們幾個人知道。這事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要查明這個美國人死前的經曆。有些人會等待著他們刊登的廣告得到回應；有些人則等死者的生前好友或自告奮勇者前來提供情況。這不是我格雷格森的工作方式。你們記得死人身邊的那頂帽子嗎？”
“記得，”福爾摩斯說，“是在坎伯威爾路129號約翰·安德伍德父子帽店購買的。”
格雷格森聽了這話似乎有點泄氣。“我一點也沒想到你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你到那裏去過嗎？”
“沒有。”
“哈哈，”格雷格森像是這才鬆了一口氣，“你不該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哪怕是很小的機會。”
“對於一個非凡的人來說，沒有任何事情是微不足道的。”福爾摩斯像是在引經據典似的說。
“好啦，我去找了安德伍德，問他是否賣出過那種號碼和式樣的帽子。他查閱售貨簿，很快便找到：他送過一頂這樣的帽子給德雷伯先生，地址是托奎裏夏朋蒂爾的公寓。就這樣，我得到了這個地址。”
“漂亮，幹得漂亮！”夏洛克·福爾摩斯低聲說。
“接著，我去走訪夏朋蒂爾太太，”這位偵探接著說，“我發現她麵色蒼白，十分沮喪。她的女兒在屋裏，是個少有的漂亮姑娘。我和她談話時她眼圈都紅了，嘴唇直哆嗦。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裏，心裏開始產生懷疑。福爾摩斯先生，你是知道那種感受的，當一個線索就在你跟前的時候，你會感到渾身上下，一陣震顫。於是我問：‘你們聽說你們原來的房客、克利夫蘭來的伊諾克·德雷伯先生神秘地死去了嗎？’
“那位母親點了點頭，似乎說不出話來了，她的女兒卻一下哭了起來。這更使我感到，她們一定知道些什麽。
“‘德雷伯先生是幾時離開這兒去趕火車的？’我問。
“‘8點，’她說著咽了咽唾沫，以鎮定情緒，‘他的秘書斯坦格森先生說有兩趟車，一趟是9點13分，一趟是11點。他是去趕頭一趟。’
“‘那是你們最後一次看到他嗎？’
“我提出這個問題時，這位婦人麵色驀地變得鐵青，半晌才吐出兩個字‘是的，’她聲音沙啞，很不自然。
“沉默了一會兒，那女兒用一種平靜而清晰的聲音說話了。
“‘媽媽，你不用掩飾了，這沒什麽好處，’她說，‘還是對這位先生明說了。我們後來又看到了德雷伯先生。’
“‘上帝寬恕你吧！’夏朋蒂爾太太嚷了一聲，把雙手一揚，躺倒在她的座椅上，‘你可害了你的哥哥了！’
“‘阿瑟也寧願我們說實話。’女兒毫不動搖地回答說。
“‘你現在最好把所有的情況告訴我，’我說。‘講一半還不如不講。再說，你們並不知道我們掌握了多少情況。’
“‘都是你，艾麗斯！’她母親高聲說，然後轉向我：‘我願意把一切都說出來，先生，請不要誤會，我為我兒子而激動並不是怕他與這案件有何牽連。他是清白無辜的。我害怕的是在你們或別人眼中，他會顯得可疑。那肯定是沒有的事。他的性格，他的職業，他的經曆都說明他沒有可能。’
“‘你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事情說清楚，’我說，‘根據事實，隻要你的兒子是清白的，他不會被牽扯進去的。’
“‘也許，艾麗斯，你最好讓我們單獨談一談，’她說著，讓她女兒走開了，‘先生’，她接著說，‘我本來不想說的，不過既然我女兒說了，我已經沒有選擇餘地。一旦我決定說，我就要把整個事情說出來，說個透。’
“‘這是最聰明的辦法。’我說。
“‘德雷伯先生在這裏住了將近三個星期。他和他的秘書斯坦格森先生一道在歐洲旅行。我看見他們的行李上貼有“哥本哈根”的標簽，說明他們剛從那裏來。斯坦格森是一位寡言少語的人，很有教養，但他的雇主，很抱歉，卻完全不同。他生性粗野，行為**，就在他來的那天夜裏，便喝得酩酊大醉，直到第二天下午還沒有真正清醒過來。他對待女仆的態度十分放肆。更甚的是，他很快又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我的女兒艾麗斯，並且多次向她說出那些粗話，幸虧我天真的女兒不懂這些。有一次，他把她拉在懷裏擁抱了她，為了這種惡劣行為，連他的秘書都責備他了。’
“‘不過，你怎麽會容忍呢？’我問，‘我想隻要你願意，你滿可以把他轟走。’
“夏朋蒂爾太太羞澀地說，‘上天有知，如果他剛來時，我就知道這一切的話，我會的。可是，他一來就說他們每人每天付一英鎊，每星期十四英鎊。這是一個淡季，我又是個寡婦，我兒子在海軍服役需要很多錢。我不願失去這筆錢，所以佯裝無事。最後那次他太過分了，所以，我才通知他搬走，這就是他們搬走的原因。’
“‘後來呢？’
“‘看著他離去時，我才鬆了一口氣。我兒子正告假回來，但是，我沒有告訴他這些事，誰知他們走後不到一小時，門鈴響了。我聽見德雷伯先生回來了。他很激動，更糟的是他又喝醉了。他闖進我們屋裏，我和女兒正坐著，他說了些沒趕上火車之類的不著邊際的話，然後，轉向艾麗斯，當著我的麵向她求婚，要她和他一起逃走，“你已成年了，”他說，“沒有法律能阻止你。不要管這個老女人，馬上和我一起走吧，你會像一位公主一樣生活的。”可憐的艾麗斯嚇壞了，盡力避開他，但他還是抓住了她的手腕，想把她往門外拉。我尖叫起來。就在這時，我兒子阿瑟走進屋來。我不知道接下去發生了什麽，隻聽見一陣痛罵和扭打的聲音。我怕極了，連頭都不敢抬。等到回過神來，隻見阿瑟站在門口大笑，手裏拿著—根粗棍。“我看那家夥不會再來打擾我們了，”他說，“我去跟著他，看看他怎樣去打發自己。”說著，他就戴上帽子出門去了，第二天上午便聽說德雷伯先生神秘地死去了。’
“這個過程是夏朋蒂爾太太斷斷續續親口說的。有時她聲音很低，聽不太清楚，但她所講的我都做了速記，所以，不可能有差錯。”
夏洛克·福爾摩斯打了一個嗬欠。“這的確很動聽。後來呢？”
“夏朋蒂爾太太講完，我已經意識到了，這整個案件的症結就在這裏。我把眼睛盯住她，我知道這對一個女人總是有效的。我問她的兒子是幾點回來的。
“‘我不知道。’她回答說。
“‘不知道？’
“‘不，他有鑰匙，他自己會進門的。’
“‘在你睡覺以後？’
“‘是的。’
“‘你是幾點睡的？’
“‘大約十一點。’
“‘那你兒子至少出去了兩小時？’
“‘是的。’
“‘可能四、五個小時？’
“‘是的。’
“‘那段時間他在幹什麽？’
“‘我不知道。’她回答時，嘴唇都發白了。
“當然，那以後，我已沒有什麽可問了。我找到夏朋蒂爾的下落之後，便帶了兩名警官把他抓了起來。當我拍著他的肩頭要他乖乖地跟我們走時，他厚著臉皮似乎毫不在意地‘我想你們來抓我是因為我和德雷伯那個無賴之死有關係吧？’我們都沒有吭聲。是他自己先說了出來，這就更加顯得可疑。”
“很可疑。”福爾摩斯說。
“那時他仍然帶著那根棍子，像他母親說他去跟蹤德雷伯時那樣，是一根粗橡木棍。”
“那麽，你的推論呢？”
“噢，我認為他跟著德雷伯到了布裏克斯頓路，在那裏，兩個人又爭吵起來。在這過程中，德雷伯挨了一棍，可能擊中了他的心窩，使他喪命而未留下印記。那天夜裏地上很濕，周圍沒有行人，所以，夏朋蒂爾將被害者的屍體拖進了那間空屋。至於那蠟燭、血跡、牆上的字，還有那戒指，那都是些詭計，用來迷惑警方罷了。”
“幹得好！”福爾摩斯用鼓勵的聲調說，“真的，格雷格森，你長進不少，你會有出息的。”
“我自己也覺得我幹得很利索，”這位偵探得意地說，“這個年輕人自己說了一段話，在他跟蹤德雷伯一段時間之後，德雷伯發現了他，於是，叫了一輛馬車想逃之夭夭。他在回家的路上遇見一位過去在船上的老同事，和他談了很久。當我問他這人住在哪裏時，他卻答不上來。我認為整個案情前後吻合。想起萊斯特雷德就覺得有趣，他一開始就走上了歧途。恐怕他將一無所獲。噢，說曹操，曹操就到。”
確實是萊斯特雷德來了。我們談話時，他已走上樓梯，此刻已跨進屋裏來。他平日所表現的自信和自傲全都不見了。隻見他滿麵愁容，衣著不整。他來這裏顯然是向夏洛克·福爾摩斯求援的，因為當他看見他的同事也在時，立即露出一種不安的神色。他站在屋中間，神經質地撫摸著手中的帽子，不知如何是好。“這是一樁極不尋常的案子，”最後他還是開口了，“事情太令人難以理解了！”
“啊，你才知道呀，萊斯特雷德先生，”格雷格森得意地說，“我早就料到你會得出這個結論的。你找到那位秘書斯坦格森先生了嗎？”
“秘書斯坦格森先生，”萊斯特雷德心情沉重地說，“今天上午大約六點在哈利迪私人旅館裏被人暗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