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之重臣到國之罪人

——鴉片戰爭中頗受爭議的琦善

蔣廷黻說，琦善在鴉片戰爭中，軍事方麵雖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外交方麵則審察中外強弱形勢和權衡利害輕重，“實在是超越時人”。

1、南下的“倒黴”之旅

琦善（1790-1854），字靜庵，博爾濟吉特氏，滿洲正黃旗人。出生於一個世襲一等侯爵的貴族家庭。父成德，曾任杭州將軍及熱河都統。

琦善於嘉慶十一年（1806年）十六歲時即由蔭生授刑部員外郎，以後曆任刑部郎中、通政使司副使、河南按察使、江寧、河南布政使。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升河南巡撫，因督治河工失職，被革職。不久，又被起用為河南按察使。道光元年（1821年）後，先後任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兼署漕運總督。道光七年，又因在河工大案中犯有主要過咎，部議革職，但在道光帝的庇護下，隻降為內閣學士，一個月後即又授山東巡撫，九年升四川總督。道光十一年調直隸總督，此後一直署理或實任直隸總督達十年之久。其間，道光十六年授協辦大學士，十八年又拜文淵閣大學士。他是滿洲貴族，受到道光皇帝的寵信和倚重，又任封疆要職多年，平日與穆彰阿相結納，因而權傾內外，傲視一切。

從19世紀初期開始英國就以英屬印度為基地向中國輸入大量的鴉片，這種毒品走私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清朝政府決定禁煙，並派林則徐前往廣東主持禁煙。林則徐虎門銷煙之後，中英關係惡劣。1840年6月下旬，英國“遠征軍”到達中國，宣布封鎖珠江，隨即北上，7月6日攻占浙江定海。8月，又侵入天津海口，並要求賠償煙價和割讓島嶼。清廷對定海陷落和英軍北上極為震驚，即撤換林則徐，派直隸總督琦善負責交涉。8月30日，經道光帝同意後，琦善致函英方，一麵對英方提出的要求表示婉拒，一麵聲稱：“上年欽差大臣林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廣東，此間無憑辦理。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欽差大臣馳往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這大大助長了敵人的氣焰。英方代表義律（EL-LIOT）等咄咄逼人，於9月1日覆照說，林則徐既是欽差大臣，“責已不在一人”，必須由清廷承擔責任。其實“返棹南還”正符合英方的需要，他們估計清廷短期內絕無可能接受英國的廣泛要求，冬季不久即將到來，英國人無法在寒冷的白河口過冬，很願意將談判改到廣東進行。

盡管如此，他們仍企圖利用這個問題進行訛詐，在上述覆照中聲稱：清廷必須先允賠償煙價，英方才能同意去南方繼續商談其他問題，‘如實未能允準，則難望早為承平定事’。也就是說，如不答應賠償煙價，英軍就要在天津海口采取行動了。琦善接信後連忙報告清廷，並於9月13日答覆英方說，煙價一事，‘大皇帝斷不能允準賠償’。但接著又說，煙土‘所值無多’，此事到粵後‘一經秉公查辦’，‘必能使貴統帥有以登覆貴國王’，實際上就是同意賠償煙價。英國得到這一保證，即於9月15日自白河口南下。

1840年8月，主“剿”的林則徐因“措置失當”被“重治其罪”。新任欽差大臣琦善帶著道光皇帝要求其“撫夷”的使命南下查辦。琦善沒能在“延宕”中使義律讓步，卻冒著虎門戰役隆隆的炮聲，與義律達成了不具法律效力的《穿鼻草約》。草約墨跡未幹，1841年2月26日下午，又傳來關天培血染武山炮台的噩耗。當兩者最終呈現於道光皇帝案前，業已變卦主“剿”的道光皇帝一旨“慰忠魂無他法，全在汝身”，使到廣東還不及半年的琦善被“革職鎖拿，查抄家產”。

從欽差到欽犯，南下之旅成了琦善的“倒黴”之旅，這恐怕是當時清朝諸多官員包括琦善自己絕沒有料到的。但從其後參與到鴉片戰爭中的奕山、奕經以及伊裏布、顏伯燾等大員的相繼被革職來看，琦善的命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也正是琦善之後諸多大員的被革職以及鴉片戰爭的最終失敗，反過來也為琦善洗清了其先前被指控的“罪名”。的確，抗戰派不等於愛國派，主和派也並不等於投降派。看來，琦善的“倒黴”並非因為其“有罪”，而是因為其“運氣”不好，攤上了一件非其個人能力而能夠辦好的差事，與林則徐一樣，琦善也是鴉片戰爭的犧牲品。

2、國勢將頹的兩難抉擇

琦善的倒黴與其地位不無關係。鴉片戰爭中相繼倒黴的人，無一不是聲名顯赫、聖眷正隆的重臣。在去廣東之前，琦善乃一等侯爵，文淵閣大學士，官居直隸總督，是當時道光帝心中最為得意的四位大吏之一（另三位為兩江總督陶澍、湖廣總督林則徐和雲貴總督伊裏布）。

世受皇恩，辦事果敢銳捷，對“天朝”忠心耿耿。當巴麥尊（帕麥斯頓）的照會因翻譯問題被道光帝誤解為“英夷”隻是上門“告禦狀”的“負屈”外藩（實際上巴麥尊照會要求中國伏“降”），從而決定由“剿”變“撫”，林則徐自然成了替罪羊。派誰去“撫”呢？陶澍年老多病，伊裏布負有鎮守雲貴“蠻族”之地的重任，琦善主“撫”（琦善先曾主“剿”，但在白河口見識了英方的“船堅炮利”後，深受震懾，變為主“撫”），又正得寵信，且在天津查禁鴉片事業已完成，重任須重臣，自然成了南下的首要人選。

既然是“撫”，自然不可開邊釁，當然更不可失國體。開邊釁好理解，就是打仗。但何為失國體？在深受儒家傳統影響，其時仍不知英吉利位居何方的“天朝”觀念中，英國乃“化外蠻夷”，“夷性犬羊”的“蕞爾小國”。“撫”不過是對其施點“皇恩”而已，按照道光帝對巴麥尊照會的理解，隻要撤了林則徐，允許中英官方文件往來用“照會”，讓英人在廣州通商，賞點錢（鴉片損失費），就算不錯了，英方再有什麽非分要求，就是過分。如果誰要臣服於英方的“非分要求”，那就自然有失“天朝”尊嚴。

但看看英方的要求——《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中第三條為：“割讓沿海島嶼”；第五條為：“賠償軍費”；巴麥尊第1號訓令中第一條為：開放“五口”為通商口岸。其他條件不說，單這幾條，可看出英方的開價與清方的底價間差之霄壤，沒有調和的餘地。這也就注定了“撫”不下去。“撫”不下去隻有“剿”了，用道光帝的說法是“痛加剿洗”！但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國”又有能力“剿”嗎？

一邊是日漸沒落的王朝，一邊是已完成工業革命、擁有廣大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第一強國。無論從武器裝備、軍隊戰術還是運兵速度，清朝皆與英國不屬同一檔次，鳥槍對大炮，以何取勝？從對敵情的掌握來說，清方也是瞎子摸象。

倒是琦善有自知之明，認識到“化外蠻夷”的實力而不惜一切去“撫”，並將實情奏與道光皇帝。但對於並無自知之明的道光帝來說，琦善的誠實無異於是一種怯懦，琦善的讓步無異於有失“國體”。

3、喪權辱國的外交條約

1840年9月17日，琦善因退敵有功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兼程前往廣東。同年11月末，琦善來到廣州，中英談判隨即繼續進行。雙方經過交涉後，達成賠款六百萬元。但在割地方麵，琦善卻不敢答應。1841年1月，義律再攻陷了虎門外的沙角炮台。1月11日，琦善致函義律：‘準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琦善所指的‘香港’是香港島的西南一隅（即今香港仔），因為當時‘香港’一詞並非全島的總稱。5天後，英艦琉璜號船員在艦長拜爾狄率領下在香港西北登陸。英國人稱登陸地方為占領角，即今上環水坑口街附近。1月27日，義律和琦善在番禺蓮花山舉行了秘密會議。在該次會議中，爭論是割讓香港全島還是香港仔的問題。最終，他們未達成任何協議。2月13日，義律又要求琦善確認草約，但琦善不肯簽訂該草約。結果，草約隻是一份空文。

在專製主義的清王朝，臣子本無外交權，一切大事最後均須皇帝定奪，外交權掌握在皇帝手裏。何況，自康熙大帝1689年與俄方簽訂《尼布楚條約》時有過一次重大而成功的外交外，天朝上國的清王朝與外國人打交道多半是外國人對天朝的“朝覲”，不可能有“蠻夷”與天朝平等而坐的談判。實際上，由於迫不得已的閉關鎖國，天朝很少與外國人接觸，“恩許”廣州通商的洋人也僅僅是老實地做點生意而已，清朝與其接觸更談不上什麽“外交”。

真正的外交對於道光朝的大員甚至皇帝本人來說乃是頭一次碰到，偏偏對手是個老手，從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到擠掉荷蘭的霸主權威，從征服印度到英美戰爭以及組織歐洲反法聯盟打敗拿破侖，召開維也納會議，建立神聖同盟，英國的外交手段堪稱“爐火純青”。

當然，外交不是空口說白話，不是君子國間的道德交易，對於涉及到“利益”之爭的外交，背後必要有強大的實力為後盾。在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裏，實力才是決定一切的因素。恰如前麵所示，論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中英不是一個檔次。由此看來，既無實力作後盾，又無經驗打先鋒，琦善的外交也就多少有些尷尬了。

首次接觸英國人，在白河口見識到英軍炮艦，琦善“深受震懾”。再次接觸到英國人是在廣州，既徹底堅定了清軍不敵英軍的判斷，又領略到了英人並非“情詞恭順”，而乃“桀驁不馴”。琦善的見識與親身感受也為其外交定下了基調，那就是極力妥協，甚至不惜冒抗旨的風險。因為他覺得非此不能為“天朝”求最大利益。琦善的外交體現在廣東談判，其成果即是《穿鼻草約》。當感到道光帝的“聖裁”與義律的“開價”相差甚遠之時，琦善做了哪些努力呢？他無權做出讓步，但他又要執意求和，惟一的手段就是盡力勸說對方，討價還價，實在不行就擅權做適當讓步，事後呈皇帝批準，琦善正是這麽做的。

交涉之初，琦善同意賠償煙價500萬元被婉拒，後來讓步為600萬元，並代奏聖恩在廣州之外另辟一口岸，但英方仍不同意。於是琦善用盡手段，在照會中對義律“善意”勸告，不得其果。當義律“依照兵法辦行”並攻占了沙角、大角後，琦善麵對現實又做了讓步：“代為懇奏”予給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代奏懇恩”廣州恢複貿易。但英方得寸進尺，道光帝業又主“剿”，於是琦善不惜謊言誆騙聖上，抗旨照常行事，因為他對和談仍不死心，相信自己能說服義律，並說服皇上。

經過幾番“磨難”，琦善終於與義律達成了所謂的《初步協定》（實際上是義律1841年1月20日單方麵宣布達成，琦善並未同意，但協定的內容，琦善大體上同意），即《穿鼻草約》，《草約》內容為：割讓香港，賠償煙價600萬元，恢複廣州通商，中英平等外交。從戰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來看，《穿鼻草約》無疑比其讓步較少，仿佛琦善是功臣，但《穿鼻草約》是琦善與義律雙方越權抗旨擅自達成的，並不反映雙方國家的真實意願。對於清朝來說，讓步太多，對於英國來說，讓步太少，《草約》自然不可能被認可。琦善與義律白忙活了一場，事後也各自被雙方政府革職和撤換。尤其是道光皇帝相當震怒，認為琦善的舉動是喪權辱國，即時被革職，改派侄兒奕山率軍應戰。1842年6月，璞鼎查指揮英軍進攻長江。其實，琦善懷著極大的信心投入所謂的“外交”，但卻以“慟黴”的結局結束其使命並非偶然，如前所析，中英各自的要求及其實力對比注定了這是一場不可能有結果的外交，這不是琦善的責任，琦善也沒這個能力。1842年6月，璞鼎查指揮英軍進攻長江。8月4日，英軍已兵臨南京城下，清軍無力再抵抗。道光皇帝苦無對策，終於向英國求和停戰。1842年8月29日，滿清政府代表耆英、伊裏布來到停泊在南京江麵的康沃利斯號（CORNWALLIS），與璞鼎查簽訂了《南京條約》。

4、令人沉痛的曆史反思

對曆史人物的評價不能脫離其所處的曆史背景，否則，用今天的道德觀念去看待曆史人物就難免有失偏頗。如前所析，琦善生不逢時，處於那個曆史時代似乎是他的悲哀。實際上，林則徐、關天培等又未嚐不是如此（僅拿他們的命運來說）。在一個敵強我弱，急需“英雄”的時代，林則徐、關天培成了英雄，而琦善成了賣國賊，成了人們樸素的道德情感的發泄對象。

作為欽差大臣，琦善是辦了一些實事的，大體也是依照道光帝的意旨行事的。僅在1838年8月至11月，他就在天津起獲煙土15萬餘兩，僅低於主政廣東的鄧廷楨（26萬餘兩），居全國第二。琦善在禁煙中的突出表現也促成了道光帝下令嚴禁鴉片。從前麵所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到了廣東的琦善執行“撫”的政策不可謂不盡心，其後期抗旨的出發點也是因為認識到中英實力懸殊，且認為妥協會成功，並因而會減少清王朝的損失，出發點也不壞，在這一點上，琦善倒比那些為了私利而不顧國家利益（至少主觀上），一味屈從於自己並不讚同的“聖意”的大臣強。

對於林則徐與關天培皆滿意的設防嚴密的虎門炮台的失守，如前所述，主要是武器與戰術的差距所造成。在虎門危機期間，琦善共向虎門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並調撥了一些火炮。小小的虎門地區，至交戰時兵勇已達11000多名，居全國首位，再增兵勇實際上已無濟於事，正如琦善奏稱：“炮台已充滿，亦複無可安插。”但後來卻把虎門戰役的失敗歸於琦善的這道“奏稱”，指責琦善增援不力或拒發援兵，實屬冤枉。對於一場因實力懸殊而注定要失敗的戰爭，主“撫”派自然比主“剿”派更易成為失敗開脫罪責的犧牲品。

林則徐與琦善迥異的曆史形象表明了人們樸素的道德訴求，同時也回答了鴉片戰爭該不該打的問題。對於侵略者，要打，這是一個民族道德的要求。但如果抵抗注定要失敗，打了損失更重，是否還應抵抗？這是個政治問題。一個好的政治家不應是個盲動者，他考慮的應當是如何才能使國家受到最少的損失，如何避免無謂的犧牲。當然這也不意味著放棄抵抗，因為很多時候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才更是一個政治家的職責，很多時候一個民族需要用重大的犧牲去捍衛其道德尊嚴、精神訴求。從短期來看放棄抵抗求得一時的“利益”，從長遠來看並不見得是好事，因為一個喪失鬥誌、受到精神汙辱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從這點來說，鴉片戰爭必須要抵抗。但如果暫且忍辱負重，而求勵精圖誌，奮發圖強，暫且的苟安其實方為最佳選擇，與“天朝”相鄰的日本十多年後對待“侵略”所采取的態度而後對日本的影響，無疑是最好的例證。但清王朝所處的“國情”決定了其隻能采取前一種方式。實際上，即使是抵抗，鴉片戰爭還是有贏的可能，那就是采取100年後中國對待日本的方式。英國長途遠征，貴在速勝，貴在靈活，不可能經曆一種長期陷入中國戰場的持久戰，假如清王朝不怕失敗，破釜沉舟，陷入一場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的英國最終必會敗退（從1849年廣州等入城遇阻之事可以想見）。但清王朝不可能這樣做，它經不起失敗，丟了一地就慌了手腳。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想打勝仗，又不想丟失城池，不做持久戰的準備，其失敗的結局就不可避免了。事實上，專製王朝對老百姓一直“防民甚於防川”，而認為“英夷”並非“潛蓄異謀”，也注定了其選擇的局限。

清朝所處的環境決定了其可能的選擇，從而也決定了鴉片戰爭必敗的結局。它表明清王朝隻有放眼世界，走上近代化之路才是惟一出路（西方的侵略使日本做到了這一點）。可悲的是，清王朝並未認識到此，親曆戰爭的琦善等人也未認識到此。最後也就迎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迎來了19世紀後期清王朝一係列的屈辱。

近代化或謂現代化也包括外交的近、現代化。假如清朝早就對世界各國的情況詳細了解，臻熟國際交往規則，恐怕也就不會那麽夜郎自大，不會有鴉片戰爭的強權邏輯，不會有《南京條約》的無奈和無知了。沒有外交的近、現代化，也不會有一個民族真正的近、現代化，沒有民族真正的近、現代化，也就不可能會有一個民族公正的國際地位，這正是鴉片戰爭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