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走上無上權威的寶座
1861年7月17日，鹹豐帝病死。他臨終前做了三件事：（1）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2）命禦前大臣載垣、端華，大學士肅順和軍機大臣穆蔭、杜翰、焦祐瀛八人為讚襄政務大臣，八大臣控製了政局。
（3）授予皇後鈕祜祿氏“禦賞”印章，授予皇子載淳“同道堂”印章（由生母慈禧掌管）。顧命大臣擬旨後要蓋“禦賞”和“同道堂”印章。不久，八大臣便同兩宮太後發生極大矛盾。
當時，朝廷主要分為三股政治勢力：其一是顧命大臣勢力，其二是帝胤勢力，其三是帝後勢力。三股政治勢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勢力能夠同帝後勢力相結合，它就會增加勝利的可能性。當時的清廷內有“南長毛、北撚子”之優，外有列強重起戰端之患。最高決策層為此產生了嚴重分歧，從而導致了其政治勢力的重新分解組合，出現了三股勢力集團。
第一股勢力集團是聚集於鹹豐周圍握有重權的端肅集團，核心人物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從該集團崛起來看，它是因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猛烈發展，鹹豐為使統治機構能夠發揮得力的鎮壓功能，把決策權由“軍機處”轉移到幾個幹練的禦前大臣手中而形成的。端肅集團對內主張堅決鎮壓農民起義。為此他們一方麵尚嚴峻法，力除積弊，但對漢人又心存疑慮。他們對外態度是排外的，肅順即為鹹豐一朝對外政策的製定者和執行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以確保中國處於地各部族首領的控製，因此，要清帝與歐洲的蠻夷酋長平起平坐，這對於他們來說，是特別難以忍受的。這樣就使列強的政治經濟觸角向中國更廣更深地方伸展時受到阻礙。
為使清廷恭順地履行不平等條約，打擊端肅，培植為列強控製的集團就提到列強的議事日程上來，奕訢集團應運而生。奕訢曾是大清皇位的有力競爭者，敗北後長期失寵，但他不是個甘於寂寞的人，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給其境況帶來了轉機。他通過與列強接觸思想發生重大變化，提出“滅發撚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處理“內優外患”的行動原則，取得了站在階級鬥爭前沿的地主階級的擁護和支持。列強也需要從最高階層內部來扶植一派抗衡端肅，奕訢便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奕訢集團的根基是地主階級與列強的支持。而奕訢為改受製於人的局麵，在政治上求得主動，在《北京條約》簽字後，曾請鹹豐回朝，其目的也正是想借洋人之力，推倒端肅，鉗製鹹豐。這些請求均遭鹹豐拒絕而作罷，但卻說明了列強勢力已滲入清廷最高統治層，並且漸漸成為各派別較量的不可忽視的一顆砝碼。
鹹豐之死使本已複雜的權力之爭更加複雜。鹹豐彌留之際給六歲載淳為太子留下遺言，載淳即位後立即宣布：“繼承大統，母後皇後尊為太後，聖母應尊為皇太後”，這就從法律上肯定了作為載淳生母的那拉氏取得了與鈕祜祿氏同等的政治身份。權欲極強的那拉氏，對鹹豐托孤的“讚襄政務”八大臣大權獨攬極為不滿，更對肅順慫恿鹹豐帝效法漢武帝臨終前遺命賜死鉤戈夫人的獻策懷恨在心，決意要從其手中分權。此時那拉氏對內外矛盾處理的主張與端肅並無二致，而為爭權她與奕訢合流後，則與當時兩大矛盾緊密相連了。
當時朝廷大臣實際上分為兩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肅順為首的“承德集團”，後者是以奕訢為首的“北京集團”。在北京的大臣，又發生了分化，一部分傾向於顧命大臣，大部分則傾向於帝胤和帝後勢力。從而出現錯綜複雜的局麵。“承德集團”隨駕，主要人物有讚襄政務八大臣：載垣、端華、景壽、肅順和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北京集團”以恭親王奕訢為首，其支持者為五兄惇親王、七弟醇郡、八弟鍾郡王、九弟孚郡王，還有軍機大臣文祥、桂良、寶鋆等人。
其實，鹹豐帝彌留之際的“後事”安排，是一種意在調適權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權力爭奪的行政製度。上諭“鈐印”的規定，從製度上確保了皇權不致旁落，排除了肅順等人挾製天子的可能，但同時也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權力提供了可能，使慈安、慈禧太後處於雖無垂簾之名而有臨政之實的地位，故此時人明確指出，實際是“（太後）垂簾（八大臣）輔政，蓋兼有之”的權力機製。慈禧取得代子鈐印權力後，便理所當然地成為皇權的代表，因而幹預朝政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
7月18日，大行皇帝入殮後，以同治皇帝名義，尊孝貞皇後為皇太後即母後皇太後，尊懿貴妃為孝欽皇太後即聖母皇太後。
八月初一日，恭親王奕訢獲準趕到承德避暑山莊拜謁鹹豐的梓宮。據《我的前半生》記載：相傳奕訢化妝成薩滿，在行宮見了兩宮皇太後，密定計，旋返京，做部署。奕訢獲準同兩宮太後會麵約2個小時。奕訢在熱河滯留的6天裏，盡量在肅順等麵前表現出平和的姿態，麻痹了顧命大臣。兩宮太後與恭親王，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斷，搶奪先機，外柔內剛，配合默契。恭親王同兩宮太後密商決策與步驟後，返回北京，準備政變。此時，鹹豐皇帝剛駕崩13天。
初五日，醇郡王為正黃旗漢軍都統，掌握實際的軍事權力。
初六日，禦史董元醇上請太後權理朝政、恭親王一二人輔弼的奏折。
初七日，兵部侍郎勝保到避暑山莊。勝保在下達諭旨不許各地統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後，奏請到承德哭奠，並率兵經河間、雄縣一帶兼程北上。
十一日，就禦史董元醇奏折所請，兩宮皇太後召見八大臣。肅順等八大臣以鹹豐遺詔和祖製無皇太後垂簾聽政故事，擬旨駁斥。兩宮皇太後與八位讚襄政務大臣激烈辯論。八大臣“嘵嘵置辯，已無人臣禮”。《越縵堂國事日記》記載：肅順等人恣意咆哮，“聲震殿陛，天子驚怖，至於涕泣，遺溺後衣”，小皇帝嚇得尿了褲子。兩宮太後不讓，載垣、端華等負氣不視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擬。八大臣想先答應兩宮太後，把難題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說，殊不知，回北京等待他們的是難逃的厄運。
十八日，在承德宣布鹹豐靈柩於九月二十三起靈駕，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初一日，同治上母後皇太後為慈安皇太後、聖母皇太後為慈禧皇太後徽號。
初四日，鄭親王端華署理行在步軍統領，醇郡王任步軍統領。先是，兩宮太後召見顧命大臣時，提出端華兼職太多，端華說我隻做行在步軍統領；慈禧說那就命奕訢做步軍統領。奕訢做步軍統領就掌握了京師衛戍的軍權。沒過多久，奕訢又兼管善捕營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宮由避暑山莊啟駕。同治與兩宮皇太後，奉大行皇帝梓宮，從承德啟程返京師。兩宮太後和同治隻陪了靈駕一天，就以皇帝年齡小，兩太後為年輕婦道人家為借口，從小道趕回北京。
二十九日，同治奉兩宮太後回到北京皇宮。因為下雨，道路泥濘，靈駕行進遲緩。同治奉兩宮皇太後間道疾行，比靈駕提前4天到京。兩宮皇太後到京後，即在大內召見恭親王奕訢等。
三十日，發動政變。同治與兩宮皇太後，宣布在承德預先由醇郡王就之諭旨，宣布載垣等罪狀：
（1）“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張所致。載垣等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澱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實聖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將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圓明園被焚掠、皇都百姓受驚、鹹豐皇帝出巡的政治責任全扣到載垣等八大臣頭上。
（2）以擅改諭旨、力阻垂簾罪，解載垣、端華、肅順、景壽任，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軍機。《清史稿·肅順傳》記載：此前，“肅順方護文宗梓宮在途，命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往逮，遇諸密雲，夜就行館捕之。咆哮不服，械係。下宗人府獄，見載垣、端華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實錄》記載：“以醇郡王管善捕營事。”這可能同逮捕肅順事有關。
不久，同治帝命恭親王為議政王、軍機大臣。隨之，軍機大臣文祥奏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清史稿·文祥傳》記載：“十月，回鑾，（文祥）偕王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命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侍郎寶鋆、文祥為軍機大臣集團。
這次政變，因載淳登極後擬定年號為祺祥，故稱“祺祥政變”；這年為辛酉年，又稱“辛酉政變”；因政變發生在北京，又稱為“北京政變”。其時，“辛酉政變”的三個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後25歲，慈禧皇太後27歲，恭親王30歲，真可謂年輕帝胤聯盟戰勝了老邁的宗室顧命大臣。
辛酉政變的成功有以下幾個直接原因：
第一，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抓住並利用官民對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的強烈不滿，對“承德集團”不顧民族、國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莊的不滿，而把全部曆史責任都加到顧命八大臣頭上。也把鹹豐皇帝到承德的責任加到他們頭上。從而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取得政治上的主動，爭取了官心、軍心、旗心、民心，顧命八大臣則成了替罪羊。
第二，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訢，利用了顧命大臣對慈禧與奕訢的力量估計過低而產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後雖是孤兒寡母，卻掌握“禦賞”、“同道堂”兩枚印章——顧命大臣雖可擬旨不加蓋這兩枚印章卻不能生效，兩宮太後與奕可由大臣擬旨加蓋這兩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條件。
第三，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搶占先機，先發製人，沒有隨大行皇帝靈柩同行，擺脫了顧命大臣的控製與監視，並從間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鹹豐死，到鹹豐靈柩運到皇宮，其間幾天的充分時間，進行政變準備。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靈駕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濘，而遲至十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計劃晚了4天。兩宮太後於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變，時間整整差了3天。這為她們準備政變提供了時間與空間，打了一個時間差與空間差。
第四，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意識到並預感到：這是他們生死存亡的曆史關鍵時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拚個魚死網破。慈禧曾風聞鹹豐帝生前肅順等建議他仿照漢武帝殺其母留其子的“鉤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後皇太後專權。這個故事，《漢書·外戚傳上》記載：漢武帝寵幸鉤弋夫人趙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趙婕妤遭漢武帝譴責而死。漢武帝臨終前，立趙婕妤子為皇太子，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輔少主，是為漢昭帝。但是，鹹豐帝沒有像漢武帝那樣做，而是用“禦賞”和“同道堂”兩枚印章來平衡顧命大臣、兩宮太後之間的關係，並加以控製。結果，這兩枚印章被兩宮太後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權力平衡結構。
其實更深沉的原因是正統皇權思想在政變中的巨大影響作用。簡單回顧一下政變前後的幾次較量，便可一目了然。
較量之一：慈禧的太後封號。鹹豐帝病逝當天，皇後鈕祜祿氏即循例被尊為皇太後，率眾殯妃於靈前奠灑，那拉氏則無晉封。此舉雖為肅順等人抑製那拉氏、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但卻不能無視其“母以子貴”的特殊政治身分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權分量。故此第二天，肅順等不得不以“內閣奉上諭”的形式尊那拉氏為皇太後。
較量之二：慈禧有無幹預朝政權。最初，肅順等人擬實行“八大臣讚襄輔政製度”，凡“詔諭疏章”等事，皆由其擬定處理意見，“太後但鈐印，弗得改易”。慈禧對此頗為不滿，以拒絕鈐印相抵製。“議四日”，肅順等人隻得妥協，同意以後的一切官員章疏均需送太後批閱；諭旨亦需由太後過目認可鈐印發下後，才能生效；任命尚侍督撫等大員，由讚襄政務王大臣等“擬名請贅訓擬定”，其他官員的任免，亦需“在禦前掣簽，兩宮並許可”。肅順等人之所以做如此妥協，大概不能僅以其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來解釋，他們麵對的不是慈禧個人，而是充斥於人們心際腦海中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權。在中國曆史上，任何無視皇權並向其挑戰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哪怕是握有實際軍權、可以指鹿為馬的權臣，肅順等人不會不懂這點政治常識。
較量之三：慈禧是否垂簾聽政。鄧之誠先生曾說：慈禧太後“既已看摺……召見軍機……且以朱印代筆，即無異垂簾，所不同者，惟不召見外臣。”但是，慈禧並不滿足於這種猶抱琵琶半遮麵式的“聽政”，而是熱衷於名副其實的“垂簾聽政”。九月初六，山東道監察禦史董元醇上疏稱：當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衝齡登基，所賴一切政務，皇太後宵旴思慮，斟酌盡善，此誠國家之福也”。要求清廷“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海內鹹知皇上聖躬雖幼，皇太後暫時權理朝政，左右並不能幹預”。同時要求“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同心輔弼一切事務”，朝政國政，“盡心籌畫”，然後“再求皇太後、皇上裁斷施行”。隻有如此親賢並用，才能“既無專擅之患，亦無偏任之嫌”。由此可見，董元醇提出以太後垂簾聽政與親王輔政製取代顧命大臣輔政製，完全是以維護皇權、防範臣下專擅立論的。肅順等人麵見兩宮太後時，雖公然抗論，聲稱自己“係讚襄皇上，不能聽命太後”，甚至說“請太後看折亦係多餘之事”，但他們批駁董元醇請行太後垂簾聽政主張時，也是以皇權為護符，以維護皇權立論的。這不僅令人感到頗有意思，更令人深思其故。肅順等人以新帝名義擬旨痛斥董元醇稱：“皇考……特召載垣等八人，令其盡心輔弼。聯仰體聖心，自有深意。”董元醇“奏請皇太後暫時權理朝政，甚屬非是……該禦史必欲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肅順等人將擬定的這一諭旨遞上，慈禧將其留中不發。肅順等人以“決意擱車”停止辦事的方式相抗。最後，慈禧以退為進，將董元醇的奏折及肅順等人所擬諭旨同時發下。此後，肅順等八大臣“始照常辦事，言笑如初”。就當時的結果來看，似乎肅順等人取得了勝利。但在皇權思想頗盛的封建專製製度下，肅順等人與慈禧圍繞太後是否臨朝聽政問題的較量，是以肅順等人為代表的臣權與以慈禧太後為代表的皇權的較量。肅順等人的“勝利”中醞釀著危機與大禍，為慈禧以後治罪肅順等人提供了口實。當時在熱河化名守黑道人的軍機章京即明確指出：如肅順等人並不過分強求，慈禧未將董元醇的奏折及肅順等人所擬諭旨發下，而是“將此折淹了，諸君（肅順等人）之禍尚淺”。“擱車之後，（慈禧）不得已而發下，何以善其後耶！……吾謂諸君之禍，肇於擱車矣”。
需知，此段議論並非“辛酉政變”後人們的追思之論或後見之明，而是事前的前瞻預言。這名不出名的軍機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因其已看到肅順等人與皇權抗爭必然失敗的命運。故此，這名軍機章京大罵肅順等人“可謂渾蛋矣”。“渾蛋者”，既是村夫市井的粗俗之語，又是在譏責肅順等人不識時務，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公然與皇權對抗，在政治方麵未免過於幼稚與無知。如果說肅順等人在熱河與慈禧的多次較量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賴於其在熱河的強大影響及部分清廷官員暫時認可了這一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的話，那麽，一旦清廷回到北京，廣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維護皇權的常態秩序了。肅順等人的失敗不但即將臨頭，而且充滿了必然性。後來的曆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較量之四：曹曹、王莽者流與孤兒寡母。清廷決定回到北京之時，肅順等人自恃為讚襄政務王大臣，輕估了皇權思想對朝臣的巨大影響力量。而慈禧太後與小皇帝回到北京後，則竭力利用滿朝文武的正統皇權思想和忠君意識，將自己打扮成長久受人欺侮的孤兒寡母，肅順等人則是欺君藐上、專權謀逆的亂臣賊子，直如西漢王莽之於漢平帝及孺子嬰，東漢董卓、曹操之於漢獻帝等。慈禧與小皇帝剛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對循例前來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藐之狀”，爭取眾多大臣的同情。大學士周祖培奏稱：“何不重治其罪？”其實早在熱河之時，慈禧即密令醇郡王起草上諭，羅列了肅順等人“不能盡心和議”，反對清帝回京，奏對之時，“常常置辯，已無人臣之禮，擬旨時又陽奉陰違，擅自改寫”等罪名。慈禧此時雖暗藏殺機，卻揣著明白裝糊塗，故意以弱者的姿態詢問，“彼為讚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奕訢亦以“祖培等弱昧不足與共謀”。未向其透露政變機密。故此，尚蒙在鼓裏的周祖培繼而出謀劃策稱：“皇太後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慈禧順水推舟答稱：“善。”由此可見，慈禧太後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權思想及其頒布上諭之權與肅順等人進行著殊死的較量。
1861年11月2日（農曆十月三十），奕訢與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載垣、端華等阻止說：“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等人立於宮門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將肅順、載垣等人治罪。載垣、端華厲聲喝斥道：“我輩未入，詔從何來？”讚襄政務王大臣與慈禧、奕訢的鬥爭已經公開白熱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衛麵臨著是忠於“王事”，維護皇權，還是倒向讚襄政務王大臣一邊的抉擇。奕訢緊緊抓住人們的正統皇權和忠君思想，大聲喝道：有王命在此，誰敢者。遂有“侍衛數人來前，撅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另據晚清著名學者王闓運的《棋祥故事》記載，當奕訢向載垣、端華出示將其治罪的上諭時，兩人麵對赫赫皇權、皇命“皆相顧無語”。奕訢問其是否遵旨？載垣等隻得向皇權低頭稱：“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讚襄政務王大臣的核心肅順，麵對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權，同樣是無可奈何，無所作為的。渾寶惠先生曾說：“以一少年之奕訢，偕睿王仁壽帶領提署番役”，前去擒拿肅順。肅順雖心中不服，身邊又有兵丁護衛，“尚猶咆哮，問諭旨所由來”，但仍是“事已去矣”。原因何在？“此無他，（皇）權在手耳”。綜上所述，慈禧等人掌握著小皇帝及頒布詔旨之權，奉有鹹豐帝遺詔的讚襄政務王大臣實在無可奈皇權者何，正統皇權思想在政變中的巨大影響作用應該是具有決定性的，雖然它無影無形，但辛酉政變中雙方每一次實力變化，都與它息息相關，正如台灣著名清史專家莊練先生所說：“死的皇帝敵不過活的太後。”
“辛酉政變”是君權與相權的一次大的衝突，表現了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的聰明才智。它的重大結果是清朝體製的一大改變。經過“辛酉政變”，否定“讚襄政務”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後與慈禧皇太後垂簾聽政，這是重大的改製。“辛酉政變”後，恭親王為議政王，這是當年睿親王多爾袞輔政的再現。但有一點不同：既由帝胤貴族擔任議政王、軍機大臣，又由兩宮太後垂簾聽政。這樣皇權出現二元：議政王總攬朝政，皇太後總裁懿定。這個體製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後與恭親王聯合主政，後來逐漸演變為慈禧獨攬朝政的局麵。隨之產生一個製度：領班軍機大臣由親貴擔任，軍機大臣滿洲兩人、漢人兩人。在同治朝，大體維持了這種五人軍機結構的局麵。“辛酉政變”就滿洲貴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貴族同帝胤貴族的矛盾與拚殺。兩宮皇太後特別是慈禧皇太後，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貴族，打擊宗室貴族，取得了勝利。
辛酉政變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權力由“顧命八大臣”到慈禧太後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改變了清廷的內外政策，將其政權從瀕於滅亡的境地挽救出來：在於它改變了其權力布局，對晚清政治具有深遠的影晌。通過政變登上政治舞台的慈禧太後，為擺脫危機而施行了新的內外政策：對外：執行議和外交，以取得“中外相安”並討得列強對其政權的支持。為此，她采取了主動而積極的態度，以博得列強對其歡心。突出的事例就是在宣布端肅等罪狀時，就把“不能盡心議和，徒以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列為首要罪狀。就列強一方而言，麵對清廷動**的局麵，他們也清楚“實際卜中國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外邊給它強有力的援助”，否則“這座房子就會倒坍下來，而我們最好利益也就此埋人廢墟。”列強對華政策由主要是“打”而變成“中立”。中外反動勢力通過政變達成了默契，出現了“中外和好”的局麵。
對內：實行滿漢合流。太平軍的作戰力很強，八旗兵不堪一擊，綠營也腐敗透頂，湘軍成了能和太平軍相抗衡的唯一力量。為盡早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清廷注意調整同曾國藩等人的關係。給他們以更多更大的權力。1861年11月即慈禧太後操權的當月，就令曾國藩統轄蘇浙皖贛四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文武官員悉歸節製。不久，又加其太子少保銜和協辦大學士，又故權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藩集團成為地主階級當權派中最大勢力集團。這與鹹豐朝對漢族地主的猜忌、壓製恰恰形成鮮明對比。滿漢地主階級為鎮壓農民起義，密切地合作起來。在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下，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被鎮壓，清政權在風雨飄搖中的到了暫時的喘息機會。
政變的另一結果是那拉氏調整了權力布局，這集中地表現為她實行垂簾聽政，這種統治形式實質上是她個人獨裁專政，故此，在她統治的48年的時間裏。始終不惜以各種政治手腕竭力維護垂簾聽政式的政治局麵。權力布局的又一改變是：清政府的權力格局，由“內重外輕”變成”內輕外重”，產生了中央極度專權和地方實力集團握有重權的矛盾現象為之解決。慈禧太後采取在地方實力派中扶植一派抗衡另派的手法，使他們之間相互製約。以利於她居間調節。但使用這種政策的結果則造成晚清政治中延綿不絕的眾多派別的紛爭。
政治格局變了，滿清的國運有轉機嗎？馬上開始的由政變勝利者所主持的新政將決定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