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今文為主的學術成就

龔自珍的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利用了“今文經學”這個舊的形式，使之與“經世致用”相結合，成為他關心國計民生，批評時政、改革社會的武器。

龔自珍並非清代今文經學興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幾代學人。莊存與生活在封建危勢漸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漢代應變的公羊思想，企圖以此調整舊的社會秩序，但他主要還是一個經學大師，與現實政治尚保持一定距離。劉逢祿雖然強調何休的“微言大義”，使公羊學逐步和實際相結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製變革的新意，但他們都未脫出漢代以來今古文經學傳統鬥爭的窠臼。龔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統治地位的乾嘉漢學濃鬱空氣，但麵臨腐朽頹敗的社會現實，他對社會的認識也開始發生了變化，從而對今文經學的《春秋公羊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封建末世的社會危機感和挽救這種危機的責任感，使他毅然離棄和抨擊脫離現實的考據漢學和宋明理學，“言生平惡《周禮》”，指斥“著書隻為稻粱謀”，“至竟蟲魚了一生”的迂腐學風。他認為，道和學、治，本是一體。得天下者為王，佐王者為宰、卿大夫，交租稅者為民，民之有識者為士。王、宰、卿大夫與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這種把經學和現實政治緊密結合的認識，在清代今文經學中是一個新的發展。同時，龔自珍對漢代以來舊的今文經學也進行了改造和批判。

龔自珍十分強調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的公羊學天人感應論，指出“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聖造，非天地造”。極力主張破除對自然現象的迷信和神秘觀念，反對用今文經學對人間災異作穿鑿附會解釋：“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為班氏《五行誌》不作可也。”建議根據欽天監中曆來彗星運行的記錄檔案，研究其規律，撰成一書，“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他打破了由來已久的今古文經學森嚴門戶的拘束，吸收了“六經皆史”觀點，認為《易》、《書》、《春秋》等，都是“卜筮”、“記言”、“記功”之史，從而將今文學家眼中塗有神秘色彩的諸經，還原為社會曆史的記載。龔自珍雖然以服膺今文經學相標榜，但實際上他與漢代董仲舒諸人已相去甚遠，既不主張尋章摘句、考據訓詁的漢學，也不主張以讖緯迷信附會臆說的公羊學，而是用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去闡發經世致用思想。在這個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樸素的辯證思想。

龔自珍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製度和朝代一樣，都是新舊更替，不斷變革的，已經陳舊過時了的製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勢力強製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說的“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會曆史解釋為“治世——亂世——衰世”三階段。從經世致用思想出發，他明確指出，當時的社會是“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必須對種種醜惡黑暗的現象和製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樣改革，他卻找不出明確的答案。盡管龔自珍是那個時代、那個營壘的佼佼者，但他畢竟要維護封建階級的根本利益，這種立場的限製，就使他的辯證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閉的循環的圈子。他說：“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隻承認現象的變異而否認質的變化，因此事物最終還要回複到原始的狀態。這種認識反映在政治態度上，即是一方麵對腐敗現象嫉惡如仇，一方麵又主張“風氣之變必以漸也”。在抨擊腐惡、開通風氣鬥爭中表現為勇敢的猛士，在傳統儒學和封建根本倫常麵前卻表現得迷惘和怯懦。這樣，篤信今文經學的龔自珍，晚年又“猶好西方（佛教）之書”，校讎佛經，撰《龍藏考證》等。這種矛盾交織的現象，說明他在經世致用、開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擱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隻好向域外去尋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