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另一種背叛04

這裏有一個鏡頭，讓許多人記憶猶新，感慨萬千：那是1986年11月27日——重慶一年一度的“11·27”大屠殺紀念日，在某地舉行的一次隆重的革命烈士紀念會上，一位滿頭白發的偉大母親顫顫畏畏地走向台上，突然她使出全身力氣，用宏鍾般的聲音，對千百人深情地說道：

“我，一個富有家庭出身的婦道人家，生於光緒末年——1900年。有生86年來，經曆了許多曆史性演變，讓我感到最有幸的事是：1984年，在我已經步入暮年的84歲時，終於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我感謝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對我的長期教育、培養，使我能跟上曆史前進的步伐。在這裏，我不得不特別提到我的兒子，正是他，通過長期耐心的啟發教育和直接的引導，使我樹立起了堅決跟著共產黨走的信念，所以應該說：王樸不僅是我的兒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個最重要的老師……”

一個光緒末年出生的“富有家庭出身的婦道人家”，在她暮年時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且稱自己的兒子是她“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最重要的老師”，這是多麽令人稱奇的故事！

王樸是誰？王樸是“紅岩”故事裏一位黨的重要幹部，一位與“江姐”江竹筠、李青林等革命者同一批被敵人屠殺的革命烈士。在這位革命者家鄉的烈士紀念碑前，我們看到了他的“墓誌”：

王樸烈士，原名王蘭駿，四川省江北縣仙桃鄉人，生於1921年11月27日。194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中共江北縣特支委員、江北縣工委書記、重慶北區工委宣傳委員兼管統戰工作。1948年4月27日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囚於白公館監獄。1949年10月28日在重慶大坪壯烈犧牲，時年28歲。

王樸幼時即勤奮好學，深受曆史上愛國誌士、革命先驅偉大精神的熏陶。中學時代，王樸目睹國家憂患、民族危機，積極尋求救國救民真理。他博覽群書，尤喜研讀馬列著作和《新華日報》、《群眾》、《解放》等黨報黨刊，並盡力傳播。他先後入重慶求精、廣益、複旦中學讀書，均因反對學校當局倒行逆施而罷讀。1944年入複旦大學，即與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建立聯係，參加黨領導的《中國學生導報》社的工作，積極投入堅持抗戰、爭取民主的學生運動，一直到1947年6月。在此期間，他為反對國民黨誘騙大學生參加反動軍隊，為反對特務屠殺重慶電力工人和昆明學生，不畏艱險，奔走呼號。他為到解放區去的戰友資助費用並做動員和組織工作。1945年7月，他響應黨關於革命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回到家鄉，動員母親金永華捐資興學。先後創辦蓮華小學、蓮華中學，接辦誌達中學，作為革命活動的據點。1947年冬，他與其母遵照黨組織的決定，陸續變賣田產1480餘石，並在重慶開設南華企業公司，以此為掩護，為川東地下黨提供大量活動經費。在黨的領導下，王樸同誌不辭艱辛，積極工作，為發展、壯大黨的組織，開展革命活動，培養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當白色恐怖嚴重時，他臨危不懼，掩護其他同誌撤走，自己則堅守崗位。被捕後，敵人施酷刑、餌高官，威逼利誘，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保護了組織的安全。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昂首挺胸，高呼口號，從容就義，充分顯示了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慨。

王樸烈士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他以振興中華、解放全人類為已任，一經認識革命真理，就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他堅持學習，堅持革命鬥爭，無私地為人民的利益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不愧為共產主義的英勇戰士，不愧為我們學習的楷模。他的光輝形象將永遠鼓舞我們前進。

王樸烈士永垂不朽！

江北縣人民政府

1986年5月立

王樸，是在數百位“紅岩”革命烈士名單中閃爍著異常光芒的一名共產黨員，當年擔任西南行政領導的鄧小平同誌都親自向其親屬勖勉“化悲慟為力量”，知其有監獄“三條遺言”的響當當的革命烈士，而與王樸在監獄審訊中屢次較手的大劊子手徐遠舉則佩服“他是白公館‘政治犯’中的傑出人物”。

王樸，你像閃電，

把春雷帶到了嘉陵江畔；

你像流星，

劃破了山城漆黑的天。

閃電哪能比你勇敢，

流星也隻閃耀在一瞬間，

而你，你卻用鮮血，

寫出了萬代傳誦的詩篇……

同誌們這樣讚美王樸。其實，在《紅岩》小說裏，由於當時創作上受一些傳統的創作模式和那個時代難免的一些“左”的思想影響，對王樸這樣出身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共產黨人的形象，相對被排斥在共產黨群體形象之外。從小與王樸一起上中學、大學到一起參加革命的吳子見同誌曾這樣評價過王樸：他出身豪門，卻對革命真理和共產主義事業懷有特別崇高的追求，並懷有深厚的感情。他短短的一生，又平凡，又不平凡。他樸質而不浮誇，謙虛而不自滿，老老實實地求真理，幹革命，誠誠懇懇地把自己的一份力量匯集到革命的洪流裏去，完全是一個普通革命者的麵目；然而他從愛國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立定誌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直到貢獻自己的生命，又說明了他的不平凡處。他的生活、思想、作風和犧牲精神，都在我們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位中學同學、老革命同誌陳必智這樣回憶自己的戰友：

那時王樸叫王嶽。他同王樸私交也好，我們又都是江北同鄉人。經常在一起審時論世，說古道今，也算是“談得攏”的知友。也許是王嶽同學的那副眼鏡和留了個中分頭的緣故，我總覺得他是一個生活簡樸，少年老成的忠厚長者，講起話來，慢條斯理，極富幽默感而又言簡意賅，令人信服和樂於接受。他對時事的理解和對待生活的態度，在我的身心上都起了引導和啟蒙的作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處在災難深重、危機四伏的抗日戰爭時期，身處大後方的知識青年，大多是在向往光明、渴求進步，但一時又下不了決心，整天處在矛盾的心情下度日子，生活中多有苦惱。我和其他同學一樣，有時候喜歡把這些複雜的甚至是消極的心情寫成短文，在壁報或報刊上發表。對當時這種頗為盛行的空話連篇，隻喊口號，不講實際的文章，王樸是看不大起的。他經常半開玩筆半認真地向我說：“別學那種光在嘴上吼‘赴敵’啦！‘讓我走’啦……的文風，誰拉住他們哪？能上前線當然好，在學校讀書就不算愛國啦？‘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和‘打槍壩事件’不都是學生搞起來的。學生嘛，隻要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要幹的愛國活動多的是……”他的話對我觸動很大。當時我們念的是複旦中學，在重慶化龍橋的紅岩咀旁，虎頭岩下，師生中的政治情況是相當複雜的。在地下黨和進步師生的影響下，進步同學和中間狀態的同學先後組織了全校性的“複活歌詠隊”、“複活劇社”等文藝團體，還正式演出了抗日話劇《三江好》、《塞上風雲》、京劇《打漁殺家》《南陽關》，以及其他獨唱、合唱晚會。可當時學校內的反動勢力也頗強大，一些明裏暗裏的反動學生在學校訓導處的支持下，經常惹事生非，竭力破壞校內的進步學生運動。有些同學包括我在內，自視很高，對一些中間狀態的同學和老師抱有反感，於是我們陸續在壁報上對這些人和事，進行了隨心所欲的揶揄、諷刺和打擊。一次，王樸在放學後同我一道回宿舍時，他把一本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塞在我手裏說：“這書寫得好，也許你看過了，但再讀讀也好！”接著，他便提到我們剛貼出去的壁報，笑著說：“大作拜讀，好，有火藥味！……”我暗自得意：你總算明白我不是那種“不聞窗外事”的人了。可他馬上接下去說道：“槍要傷人，要瞄準敵人才行！何必把自己陷進四麵樹敵的形勢下去呢？你文中把“班門弄斧”寫成了“搬門弄斧”了——不要急嘛，我已悄悄地給你改正了——你看，對象既沒選準，子彈也卡了殼。為人之道，不能憑個人的好惡辦事，得罪人太多是不對頭的革命行為，應當糾正。”那時，我還不太能完全接受他這種體現團結鬥爭策略的意見，反而認為他有點息事寧人。但王樸則不然，他確是一個愛憎分明、敵我能辨的既有思想性，又是維護正義行動的人，盡管當時他還不是共產黨員，卻已具備了一個革命者的素質。當時學校裏有國民黨特務分子，那個明目張膽、麵容猙獰的但家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教室的座位，正在我背後。有一天晚自修時，他蠻橫謾罵“複活社”是共匪活動，而且越罵越凶。我火了，要他檢點一些，不要影響大家自修。這家夥搶起書桌板，就向我劈來，十分猖狂，激起了全班同學的氣憤，在群起攔阻和指責下他才收斂。回宿舍後，王樸等二、三班的同學了解情況後，大家商量說要給這家夥點厲害看看，殺殺他的威風。於是，正當但家瑞回到自己床位時，宿舍電燈突然熄滅，高中三個班級的大同學們圍上去，狠狠地按住他的嘴，專揀不是要害的地方，將其著著實實地重揍了他一頓。但家瑞也搞不清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打了他，學校當局趕來查問此事因果時，這個猖狂一時、色厲內荏的家夥，也不得不承認了自己是首先罵人打人的。校方一聽也隻能不了了之。事後，有同學告訴我：整個“報複”事件的主謀是王樸。大轟炸後，複旦中學校園被炸毀，校址東遷木洞東溫泉。經過那次“夜揍”事件後，反動學生有所收斂，他們轉入暗處來“複仇”。王樸等四個進步同學所住的那間宿舍，經常發覺在熄燈後有人在門外偷聽。王樸等知道後，決定再來一次反複仇：他們約定好，在個漆黑的夜裏，將門虛掩，留一人守在門後，其餘三人躺在**裝作嘰哩咕嚕地在密謀什麽。稍許，門外果然有人輕手輕腳地走來，直靠門板。那個抵住門扇的同學，突然一鬆手，又猛地將門拉開，隻聽得“撲通”一聲，一團黑影滾進房裏。亮燈一看，正是那個逢人點頭哈腰、慣耍兩麵派的反動學生。此次王樸等雖未出手捶這小特務，卻也讓其在眾目睽睽下丟盡了臉麵，從此再不敢囂張了。

同學吳子見回憶說：1939年秋，當時我和王樸都在重慶南岸文峰塔下的廣益中學主風吹草動班念書。這是個施行奴化教育的教會學校，校長楊芳齡是個買辦教育家，思想極其反動，他公然恬不知恥地惡毒地宣稱：“中國人是劣等民族”，“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並強迫學生進行宗教活動，要學生一切聽命於他。這些都激起了我們很大的反感和憤怒。在初中階段，我們隻有暗暗地反對他，比如做禮拜時破壞聖經，在聖經上寫反帝國主義侵略、反宗教和反他楊芳齡的話，諷刺和打擊那些去參加所謂“查經班”的同學，罵楊芳齡是漢奸等。到了高中，我們見的世麵多了些，便公開和楊芳齡對抗。我們一連和楊芳齡頂了幾次，有一回楊芳齡氣衝衝地跑到高中班的教室說：“我管不了你們了，高中不辦了，你們給我走。”其實他的高中班是要辦下去的，不過就是要趕走王樸和我們幾個反對他的學生罷了。當時我們商量覺得再在這學校讀下去也沒有什麽意思，幹脆自動退學，免得勞煩楊芳齡掛牌開除。這樣，王樸和我等共九個同學便開了廣益中學。雖離開了學校，可我們也不願散夥回家，一則被學校趕出來回家不好交代，再則我們還想好好補習一下功課，爭取下學期另考高中。於是大家商量，跑到重慶白龍池一個柳姓同學家家裏去組織集體自學。但他家的房子已被炸毀，家裏的人搬下鄉去了。我們若住那裏，不但吃住不方便，更麻煩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空襲警報，敵機襲來，當時空戰就在我們頭上進行。怎麽辦？正在這時，王樸提出一個辦法，到他的家裏去組織集體自學。當時他的家住在重慶南岩老廠仰天窩，那是個幽靜山崗的讀書好環境。大家很讚成王樸的意見，他回去商量的結果，他的父親和母親都歡迎我們大夥去。我們在王樸家裏組織起來集體自學。七個少年互相督促勉勵，每天嚴格按照作息時間表溫習各種功課，伯父伯母對我們集體自學的行動都非常支持，尤其是伯母每天還親自下廚為我們烹調可口的飯菜，讓我們吃飽吃好，好好溫習功課。那一段美好的時光令我等同學記憶猶深。

王樸在青年學生時，就有一種強烈的正義感意識。1941年12月初，他在王鈴、馮勵青等老師的支持下，走上全校師生的周會講台，公開揭露其所在學校的校長顏伯華吞食公款、貪汙學生夥食費等問題，要求校方公布賬目，提出由師生代表組織夥食管理委員會，自己管理夥食，並清查以往賬目。他的這一行動，在全校引起震**，進步的師生們都支持他，但也震怒了校長顏伯華等人。不日，校長顏伯華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在會上高聲宣讀了國民黨當局嚴防共產黨領導學生動亂的密令文件。會後，顏又把王樸叫到辦公室進行個別談話，說“現在政府正在查處學校共黨領導的學生動亂，你要考慮好自己的前途；現在離高中畢業才一個多月，你想好了，如果想升大學，我可以幫你的忙，不過……你想好了再回答我！”王樸看出校長明顯在暗示，如果他王樸給他拉回麵子，那麽顏某人可能在考大學問題上“幫忙”。本以為可以嚇唬嚇唬就可以解決問題的校長顏某沒想到小小年紀的王樸根本不吃這一套，竟當場毫無懼色地回答道：“顏校長，你對我講這些，隻不過是貓哭老鼠——假慈悲。你有話就直說吧！”校長顏伯華一聽這，氣得直喘粗氣：“好！你鬼兒子厲害！現在，我正式代表校方宣布開除你的學籍！你卷鋪蓋馬上就走！走——！”“走就走！”王樸甩袖而去。當晚，學校的進步師生們在宿舍前集會，聲援王樸，一直鬧到深夜。校長顏伯華預感問題嚴重，派親信連夜趕到六十多裏外的地方向官方和警察告狀。得知這一情況後，同學們動員王樸盡快離校。就這樣，王樸暫時輟學了。

王樸在讀中學時，家住在鄉下。為了看進步書，他經常托同學在重慶市裏的書店選購《聯共（布）黨史》、《列寧選集》等馬列和其他進步書籍。他的先進覺悟和進步思想，就是通過這些進步圖書中獲得的。這一天離校時，他在給一個同學的紀念冊上寫下了這樣的話：“人世的未來——幻變的夢境，正如一顆流星的殞華，那瞬間的閃耀，殘留下一道光芒，讓窺竊者隱約判別它的去向吧！”。王樸在他學生時代，就以革命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行動，他曾對同學說：“革命不是賊王們的坐地分贓。革命是鬥爭，是犧牲，我的未來就是參加革命的社會活動。我隨時都有犧牲自己的可能”。

被學校開除後的王樸，並不感到是恥辱，或就此沉淪，而是在家裏更加刻苦的自學。這期間他讀完了《資本論》、《聯共（布）黨史》、《馬克思傳》等；他也愛讀魯迅和沙士比亞的著作。此時的王樸，已是一個學識淵博、政治見解日趨成熟，並有先進思想的革命青年了。因此當時他對自己家庭財產有看法，認為這是對農民的剝削所得。“既然是剝削所得，應當歸還給大眾。”他的這一樸實馬列主義思想，深深地紮根在他腦子中。為此，他後來主動慷慨資助了一位失去家庭供給而又要繼續上大學的同學吳盛儒的全部費用。他認為吳盛儒是誌同道合的好友，資助他上進，求學是應該的。王樸的這種樸素的共產主義思想對他走上革命道路後堅決堅定地動員家母無私奉獻家產支持革命有著直接的關係。

像王樸那一代成長於抗戰初期時期青年，當時擺在他們麵前有兩大問題：一是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大片國土淪陷，國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一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時，人生的道路何在？有正義感的愛國青年，都要追求這兩大問題的解答。王樸的愛國思想和革命正義感特別強，所以在這兩個問題上追求得更加熱切。以他的富裕的家境，本可以好好念書，深造學問，將來在社會上做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可是，這些東西和他的誌趣、抱負和性格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相反，是偉大的民族鬥爭烽火和追求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成了他人生最崇高和願意為之獻身的事業。對此，他也常自豪地對同學們說：“如果不是抗戰爆發，找到了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像我這樣出身的人，可能讀完大學就出去留洋鍍金，不會來關心國家大事了。”

抗戰開始，中國共產黨便在武漢出版了《新華日報》，生活書店也在重慶設立了分店，發行進步書籍。從那以後，王樸就是《新華日報》和生活書店的忠實讀者。他每次進城總要買一批書刊回來，所以在他入獄前夕，幾乎保存了全部的《新華日報》和《群眾》、《解放》、《理論與現實》等進步刊物。生活書店出版的重要書籍，他一本不漏地購買齊全。他有讀書的良好習慣，對理論特別感興趣，尤其是馬列主義原著，他有計劃地一本一本地仔細閱讀，度寫眉批、做筆記。在假期中，他的絕大部分時間花在了讀書上。王樸眼睛近視，從少年時代起就戴上深度的近視眼鏡，可並沒有影響他如饑如渴地學習與讀書。求知過程中，他逐漸建立了馬列主義的信仰，從此以後對民族的道路看得清楚了，對人生道路的選擇也找到了方向。王樸的進步思想和行為，也影響和爭取了家庭成員的進步。他父親在抗戰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個受過中等舊式教育的善良婦女。王樸先動員母親一起跟他讀《新華日報》和有趣的現代小說。這個計劃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與同學見麵，興奮地說：“我母親現在也看《新華日報》了。最近還看了高爾基的《母親》，她不習慣看新小說，但是她對這本書感到了興趣。”爭取母親對革命的同情，這是王樸獻身黨的事業的一個重要步驟，也表現了王樸對革命事業的遠見和忠誠於黨的高尚品質。

重慶及四川，長期以來經受過封建軍閥的長期黑暗統治，各派軍閥在此長期混戰，搞得民不聊生，社會黑暗重重。所以，這裏的愛國青年，無不對封建軍閥和反動統治切齒痛恨。可是蔣介石為首的同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後，腐敗、殘暴與黑暗的統冶，更甚於原來的地方封建軍閥。這更引起了愛國青年的反感與憎恨。王樸的表現尤其強烈，每說到反動派的種種罪惡，他總是難以抑製心中的憤怒。抗戰時期，他就得到這樣的結論：不推翻蔣介石反動派的統治，國家民族是不會得救的，更不用說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這時期，王樸通過接觸和學習毛澤東等人的著作，思想進步更大了，認識社會和時局的能力也更強了。抗戰初期，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一書，提出了抗日戰爭的道路與發展規律。這本書在當時蔣管區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反動派深為忌嫉。許多同學們都聽過王樸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據說蔣介石看了《論持久戰》一書後，勃然大怒，喊左右來問：“為什麽不用我的名義寫一本這樣的書？”有一個人答道：“報告委員長，這是人家毛澤東先生親自寫的，一般人沒有這樣高的見解。”蔣介石啞然失措，立即喝退了左右。每每講到這樣的故事，王樸總會發出暢快而爽朗的笑聲。

剝削階級出身的王樸，雖家境富裕，但他的個人生活卻相當簡樸，直到上大學，仍然穿著樸素的布製服。他從不把時間和精力放在衣著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還有勞動的習慣，王樸有幾個弟妹，可在家庭中，他除了帶領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還經常幹家務勞動。他一生討厭奢侈和浮華的生活。

1944年，王樸進了複旦大學。在這裏，他更加積極地參加進步同學的活動。王樸的一位複旦大學同學何燕淩先生回憶道：1944年夏天，北碚夏壩複旦大學新生入學的日子裏，新聞係新同學中一個既熱情又冷靜、既活躍又沉默的四川本地青年，引起了南方局青年組的複旦“據點”核心組的注意。他剛入學就把不少同學吸引到他的周圍，帶領他們一起看《新華日報》、《群眾》等進步報刊。不久，這位新同學又組織一批同學在校內創辦了壁報《文學窗》。我黨在複旦的“據點”核心組就是通過《文學窗》壁報社的骨幹分子主動地與這位同學取得聯係。他就是王樸（王蘭駿）。我黨的複旦“據點”在1944年秋季入學的新聞係同學中能夠比較順利地打開局麵，很大程度上得力於王樸。後來《文學窗》社的成員越來越多，開展活動有所不便，王樸和複旦“據點”核心組經過商議，議定在《文學窗》周圍再辦幾個風格各不相同的進步壁報，以便更廣泛地開展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之後，王樸即受委托在新同學中做串連工作，先是組織了讀書會，為成立新的壁報社團打下基礎。1945年初，在王樸等人的推動和影響下，以雜文為主的《風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說為主的《榴紅》、以詩歌為主的《聲音》等進步刊物，相繼出現在複旦校園內，為複旦的民主運動增添了新的光和熱，也促使更多同學走上進步的道路。之後，黨組織又在複旦籌辦《中國學生報》作為當時的主要任務之一。王樸被作為骨幹吸收到了《中國學生導報》社，被推選為報社的財經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為這份進步的學生報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創辦《中國學生報》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國民黨軍隊大潰退於湘桂，使得日本侵略者**，進占貴州獨山，當時整個“蔣管區”動**起來。這時，我黨針對時局的發展，提出讓敵後地下黨組織和廣大地下工作者下鄉的號召。正準備入黨的王樸積極響應這個號召，開始籌劃下鄉的問題。這時，他的打算是回江北故鄉去辦所革命學校。這就是後來由他動員母親捐獻家產創辦的“蓮花”中學。

蓮華中學不是一所簡單的普通學校，而是一所在我黨領導下的特殊學校。它的誕生和發展與當時的政治形勢、革命任務有著緊密聯係，應該說是當時重慶地下黨的一個重要工作。我們黨曆來重視廣大農村和農民的工作。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在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初期，多次號召共產黨員、青年知識分子下鄉搞革命。1944年12月9日，周恩來同誌在延安各界青年紀念“一二·九”九周年大會報告中，針對國民黨搞的“青年從軍運動”，號召大後方30萬大中學生到敵後去參加抗日戰爭，到各地鄉村去，為人民服務。同年12月，中共南方局確定青年工作的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此後，南方局便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動員工作和組織工作。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就關於開展大後方農村工作作了更明確的指示，指出：“南方局在目前時期工作，除開一般的民主號召和上層聯絡工作外，應大力進行下層群眾工作，在大後方農村建立可靠基礎。南方局和大後方的黨組織應以農村工作為主要工作，應設法發動與訓練一批黨員，進步青年學生、進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會關係深入到農村，利用合法與非法的方式，為農民服務，聯絡農民以及民團等，並努力獲得成績。”（《南方局黨史資料、大事記》268頁），這此，中共南方局據此再次根據中共中央的精神，對自己所在地區的工作做了更詳細的布置。王樸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與動員下，毅然回到江北老家的農村，主持創辦蓮華中學。

當時的政治形勢非常複雜，一方麵抗戰勝利了，人民渴切和平民主團結的局麵，另一方麵國民黨反動派卻在頑固地堅持內戰獨裁分裂的方針，“雙十協定”墨跡未幹，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就撕掉協議，對革命勢力大打出手，在昆明發生了殺害李公樸、聞一多的血腥事件，接著是襲擊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強迫封閉重慶的《新華日報》。更猖狂的是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延安和各解放區，拉開了全麵內戰的序幕。國民黨氣勢洶洶妄圖一舉消滅共產黨及其人民武裝。在敵占區，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民生凋蔽，民怨沸騰，民不聊生，民變四想，尤其是在國民黨最後巢穴的四川、重慶，此時正處在極其恐怖和黑暗的黎明歲月時。

王樸就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離開了複旦大學的校園，拋棄了城市的舒適生活，動員並獲得母親的全力支持下，來到農村興辦革命學校。開始辦的是小學，後來是蓮華中學，再後來改名叫誌達中學。所有過程，都是王樸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的。第一階段是1945年秋，中共南方局組織部、青年組、新華日報、育才學校的黨組織，派了黃頌文、李青林、王樸、張宏雅、陶昌宜、楊明遠、徐幹、謝誠、喻曉晴、褚群、伍集等一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去江北創辦蓮華小學。第二階段是1946年至1947年間，由四川省委派楊仲武、王敏、鍾歧青、黃雅律、張勉等同誌來了蓮華中學，並在此成立了黨的特支。王樸就是在這個時候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第三個階段是1947年秋至1948年期間，中共川東臨工委正式宣布了中共北區工委的成立，特派齊亮同誌來擔任特支書記，根據革命需要，齊亮同誌提出將已經引起國民黨特務分子嚴重關注的蓮花中學改名為誌達中學，並明確該校完全由黨承辦。第四階段是1949年，中共川東地下黨又派張仲明來蓮華中學（誌達中學）領導江北黨的工作。不難看出，蓮華中學是我們黨直接領導的學校，它是在革命鬥爭中誕生和發展的。它肩負著雙重任務：一是為農村傳播文化科學知識，教育農民，服務鄉裏；二是作為革命工作據點，黨的活動中心，擔負著在農村發展黨員、組織隊伍、發動群眾、領導鬥爭，包括準備開展遊擊戰鬥和川東地下黨籌集經費的任務。臨到解放時黨員發展七麵餘人。應該說，蓮華中學在黨的領導下，在外來同誌和本地進步青年的通力合作下，毫不愧色地完成了它的光榮任務，寫下了偉大的曆史篇章。其中有後來都在“紅岩”故事中留下英名的李青林、馬秀英等烈士，皆是在這個過程中成長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的。而王樸和他母親金永華則是其中的主角。

有個“老蓮花”這樣回憶道：

蓮華學校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慘淡經營發展起來的。創辦之初，一批青年同誌，王樸和他的母親金永華，還有李青林、楊明遠等背著行李卷，剛來到江北縣複興鄉大樹時，租了李家祠堂作為小學場地。這兒離複興鄉鎮所在地有18華裏，離仙桃鄉也有12裏，那個小山坡上，雜草從生，滿目荒蕪。王樸母子倆和李青林等帶著學生挖山坡，抬石頭，運泥土，為學校開辟了一個活動操場。隨後他們又去仙桃鄉搬運課桌條凳。同時大家動手整寢室、修廁所，打掃清潔衛生……一切皆由自己動手。八月籌備，九月便招生開學了。當時學校的設備極其簡陋，破爛的戲台作為辦公室，兩側看樓便孩子們的教室，老師們則住在戲台兩邊，僅能遮雨，不能擋風。每人隻配一張單人床、一個小桌凳和一盞青油燈。當時老師每月的薪俸是幾鬥米到一石米不等，但大家相互間團結友愛，相互幫助，許多外地來的同誌衣單被薄，當地同誌就從家裏拿來東西接濟他們。大家安貧樂道，朝氣蓬勃。王樸則從家裏拿出他的全部藏書辦起了圖書室。“蓮華”師生養成的艱苦樸素作風，深受當地鄉親們的讚揚，稱其這才是“興家立業”的樣子。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有一個校風就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恰恰也是蓮華中學的校風，師生之間團結無間，從校長、教員到校工完全是革命同誌，每周過一次民主生活，工作嚴肅緊張，教學工作之餘，大家談心、唱歌、打球、充滿了健康活潑的氣氛。

值得一提的是“蓮華”的辦學方針，即理論與實際結合、學校與社會結合，他們既重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理論，更重視學生的實踐活動。最初來的一批教師，像教務主任楊明遠和教師潘學愚、徐幹都具有大學文化，他們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套生活教育理論和方針，具體地運用到了“蓮華”，實行“教學做”合一，推行“小先生”製，在學校內外寫滿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大字標語。楊明遠老師編寫的教學提綱和教材深入淺出；語文、算術課則強**會學生寫條子、寫信、記賬、打算盤；政治常識課，就講《新華日報的》的新聞、社論；文藝欣賞課則以《活路》雜誌上的詩歌為主要課文，指導學生閱讀通俗文藝作品。“社會是一座大課堂”，學校結合當地情況，深入農村搞社會調查，並運用地主剝削農民、農民慘痛生活的現實材料教育學生，啟發他們的政治覺悟。根據所在學生年齡較大、求知欲強的特點，學校注意教育質量，幫助學生們在掌握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更加有計劃、有意識地進行馬列主義常識及革命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教育，引導師生們正確認識當時的政治形勢和社會責任。在蓮華有一位重慶有名的教育工作者叫楊宜德，他多年擔任教務主任，是革命的同情者，他治學謹嚴，教學有方，尤其注意品德教育，他的努力，開創了“蓮華”的嶄新教學局麵。王樸是複旦大學的學生，齊亮畢業於西南聯大，他們都有較高的思想理論和文化素養，所擔任的政治課、英語課教學，始終能把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講得有聲有色，深受學生們歡迎。在黨的領導下，蓮華、誌達中學前後培養了400多學生，他們後來有的參加了共產黨，為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多數在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各條戰線上發揮作用。這證明王樸、齊亮他們確定的兩個“結合”的辦學方針和方法是完全正確的。“蓮花”和誌達中學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在於為當時複雜而嚴峻的重慶與四川地區的地下革命工作培養了一大批優秀而堅定的革命戰士。而在當時那樣的白色恐怖、特務到處橫行霸道的環境下，王樸、齊亮等能夠冒著生命危險，克服種種困難，千方百計地將這所紅色學校辦下去，其精神實在可貴。辦校是需要花大錢的，哪兒來錢？“隻要革命需要，我可以想辦法！”每一次學校出現財政危機時，第一次出麵承擔這種責任的總是王樸。王樸有什麽辦法？就是回家向他的母親金永華去要。母親能答應嗎？當然不是那麽容易，因為王樸家的家業是由王樸的父親和祖父一點點積儲起來的，現在要捐出來，而且捐的是冒滅門風險的共產黨，這樣的事母親能同意嗎？然而王樸做到了，不僅動員了他母親金永華將徐州老家的家產田地1480石、折合黃金1000多兩，陸續變賣成現錢，給了蓮花學校和誌達中學，又在重慶開設南華企業公司，並以此為掩護，直接為川東地下黨提供活動經費。

王樸的這種毀家助黨的高尚品德，在革命同誌中產生巨大影響。作為富家子弟，他對組織和同誌時常慷慨相助，自己則始終過著儉樸生活。吃飯時，他都是與學校同桌共餐，即使外出工作誤了餐，也隻在廚房煮碗麵條充饑，從不特殊。有一次，王樸與老師喻曉晴一起，從重慶市區回“蓮華”時，步行了八、九十裏路，卻隻在路上吃了碗鹹菜稀飯，可同誌們知道當時的王樸口袋裏裝著幾百銀元大洋。王樸說：這錢是他家捐助黨的，不能隨便用。他的這種精神和忠誠，無不令人欽佩。由於他平時總以刻苦耐勞的儉樸生活磨厲意誌，所以後來在獄中能始終堅貞不屈、經受各種酷刑等其它嚴峻的考驗。

王樸於1948年4月27日被敵人被捕，也是因叛徒出賣而入獄。作為一名江北地下黨的負責人，徐遠舉曾以為可以從這位家庭出身富有的青年人口中獲得“有用”的情報，結果無論嚴刑拷打，王樸像許建業一樣，始終表現出一位堅定的共產黨人英勇氣慨，沒有絲毫能讓敵人有可乘之機。

烈士的妻子楚群同誌在丈夫犧牲37年時的一個紀念大會上有過一段極其動情的回憶：

我愛人王樸是由於中共重慶市委的機關報《挺進報》出事而牽連被捕的。當時我帶著僅有十個月的兒子狗狗，就在蓮華中學校長辦公室，與他“一別永訣的……我們分手時，兒子小狗狗還在香甜的睡夢之中。特務們抓走他時，他還悄悄暗示我留在學校，對付有可能突然襲擊而來的其他敵特分子，他自己卻推說城裏還有一攤子急需處理。臨別前，他拿出來一對“歇福兒”牌的金筆，我挑了一支，給他也留了一支。王樸被捕後，齊亮等領導我們抓緊營救工作，母親還備了三包厚禮，去找過當時反動派政權的楊森市長的二姨太，可沒有什麽下文。於是齊亮又導演了一場“尋夫記”，要我打扮起來，抱上孩子，跟著王樸的二姨媽到重慶特務機關那裏，探到了王樸被捕是因一張支票的牽連而入獄的。當時特務告訴我，說王樸的罪名是：“物資助匪”。為了營救王樸，我到了王樸老家的徐州，求母親出錢，可老人家已經將家產全部捐給了辦“蓮花”學校所用，最後給了我一隻手表和一對金戒指，說家裏就這麽多值錢的東西，老人家聽說兒子被捕入獄，非常傷心。我將一對金戒指帶回後，交給了王樸的組織同誌，作為了我和王樸所繳的黨費。後來我知道，就在這時，王樸已經在渣滓洞黑牢裏被叛徒劉國定始出賣，他成了“重犯”，不再允許我們家屬送東西和保釋了。

楚群同誌回憶說，王樸在被捕初期，由於身份沒有暴露，特務們根本沒有誰去理會他。到了劉國定出賣他後，特務頭子徐遠舉才親自出現審訊。

徐遠舉：“王樸，你認不認識劉國定？”

王樸從容鎮定地：“不認識。”

徐遠舉又叫來劉國定對質：“劉國定，你認不認識這個王樸？”

王樸立即回過頭去，與曾經的上級、叛徒劉國定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此刻的“領導”就象一隻癩皮狗似的那麽狼狽。王樸什麽都明白了，他上前當場就給了這位出賣他、也出賣了許多革命同誌的“領導”一個響亮的耳光。從此，王樸就以共產黨人的堅定氣節，麵對麵地與敵特分子公開地進行鬥爭了。他曆經了敵人的種種威逼利誘，多次受電刑和坐老虎凳，然而他始終堅貞不屈，頑強戰鬥。即使在血淋淋的皮鞭下，他依然用冷笑譏嘲敵人，成為獄中硬漢之一。

1949年10月28日，王樸與陳然、成善謀、雷震、華健、蘭蒂裕等“共產黨重犯”被敵人殘殺於重慶郊區的大坪刑場。最後時刻，他麵對匪徒們的子彈，竭盡全力呼口號、高唱《國際歌》……犧牲前，他留給母親和妻子、兒子的僅是三條革命遺言：

——小群！我還年輕，莫為我犧牲淚以彈！黨還有許多任務交給你去做的，你能“化悲慟為力量”也就是給我們報大仇了。在今後漫長的革命道路上，你還年輕呢，記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給咱們的小狗狗起個名字叫“繼誌”，要讓他長大成人，長一身硬骨頭，千萬莫成軟骨頭。讓他長大了真正能夠懂得“繼無產階級之誌，繼共產主義之誌，繼承革命先烈們的遺誌。”

……

步步尋真理

歲歲思黨親

廿八戰刑場

花甲喜相眼

情漫鄒容路

淚盈黨史新

鬆柏仰虹日

蓬勃萬代春

這是王樸的妻子楚群同誌在愛人37個忌日時在王樸墓前留下的一首悼念詩。這一年，王樸的家裏喜事連：兒子狗狗又添“接班人”，老壽星母親金永華入黨後被評為“先進黨員”，妻子楚群同誌的身體恢複健康……還有，王樸的家鄉為這位英名長存的烈士建了一個可以讓世代人瞻仰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