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一個為共和國誕生而背了30餘年黑鍋的老地主第五篇一個為共和國誕生而背了30餘年黑鍋的老地主引子不知什麽緣故，當我和天下所有的人在告別20世紀的時刻，內心突然滋長起無比的惆悵……
我常在想曾經匆匆而過的20世紀裏什麽人什麽事最值得我懷念，什麽事什麽人最令我難忘。
應該是有的。有很多事很多人。但奇怪的是，此時此刻，我唯獨想在結束永遠不可能再來的20世紀之際，為他記錄我的“世紀絕筆”。
他算什麽人？一個革命者？還是一個反革命？一個土得從裏到外掉泥渣的土農民？還是滿腹經綸的大知識分子？是一個壞得每個毛孔都流惡水的壞蛋？還是一個好得誰見誰都願為他燒一炷香的阿彌陀佛？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啊，他就是這樣一個人：30年前，當我還是一名純真的兒童時，在見他的第一眼後，我從此一直做噩夢，那噩夢伴隨我度過了數十載春秋……30年後，當我早已成為鐵杆男子漢時又見到他後，我發誓該為他寫一部“傳世之作”——為一個小人物所經曆的100年的大事情寫傳。
他叫陳月盤。江蘇常熟何市人氏。大學畢業於北伐革命前3年，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曾以“阿跡子”的筆名在上海、南京等報刊上發表文章攻擊蔣介石而頗負盛名。最輝煌的歲月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他被日本人誤認為“中共江南最大頭目”而被到處追捕。革命了，可又失敗了。於是又回到了革命的對立麵的“剝削階級分子”行列。這一回，他飽經人間苦難與孤獨。耀眼輝煌的前半生和五六十年與泥土為伍的後半生構成了一個小人物的百年孤獨史。
一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個特殊的夜晚。
那天月光很亮，隻是有些秋夜特有的寒意與慘淡。那天夜裏生產大隊基幹民兵值班，隻有13歲的我也加入了站夜崗的行列。那時年歲小，外加我天生膽小，然而為了顯示“革命小將”天不怕地不怕的膽量，我勇敢地報了值夜崗的名。
“媽的，今天太冷了，風又刮得那麽厲害，‘牛鬼蛇神’們肯定又要蠢蠢欲動。走，我們去查查他們！”我組的那頭兒——副營長對我和幾位民兵說道。然後他又問我：“小明，你是待在大隊部還是跟我們一起去？”“我也去。”這其實是不用問的話。因為我確實還沒有真正麵對麵地見過一個“階級敵人”呢，所以我自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同時我雖隻有13歲，可內心還是想表現一下自己的“革命戰鬥意誌”呢！我就是在這夜認識“老地主”陳月盤的。
陳月盤是我所在生產大隊的唯一的一位地主分子。在這之前，“地主分子”在我的印象中極其清晰：就是那些像劉文彩家中的水牢、狗腿子、任意強奸民女的惡霸，要不就是在風雪交加的農曆大年三十夜晚上門逼債並搶走白毛女的黃世仁那樣的壞蛋。不知從哪兒來的一股天生的“階級仇恨”，一提起“老地主”，我和所有貧下中農都有同樣的心情，並從心底裏憎恨劉文彩和黃世仁這樣的惡霸。
不知是有意落後，還是“老地主”祖上就專挑“陰暗角落”鑽，陳月盤的家很偏僻，在大隊最東的一個自然村，我和他雖然一個大隊，但卻是一東一西相隔三四華裏的兩個自然村落。因為年歲小，所以在這之前，我根本就沒有去過和見過陳月盤那個生產隊和他本人。多半是好奇使我加入了民兵查夜的行列。
慘淡的月光下，我們一隊民兵真的像要麵臨一場戰鬥似的向陳月盤家逼近。在一座破落的農家屋簷下，持槍的民兵副營長突然壓住嗓門輕輕地向我們發出指令：“不許出聲，注意敵情！”由於第一次同“階級敵人”交鋒，我當時的心頭真是很緊張，也有些害怕。現在想起來覺得特別可笑，一個死貓似的老地主有什麽可怕的？然而那個年代和那個年齡的我，有這種緊張和害怕心理實在太正常了。
“咚咚！咚——！”副營長突然用拳頭猛砸破屋下的木門，而且嘴裏一邊大聲喊著：“開門開門！”這時，屋裏傳來一個又弱又顫的聲音：“誰？誰呀？”“少囉嗦！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快開門！”民兵副營長有些不耐煩了，“咚咚咚”又是一陣砸門。
“噢噢，別敲了，我馬上開門……”聽得出，裏麵的人在忙碌著起床穿著衣衫。
大約幾分鍾後，門“吱嘎”一聲開了。裏麵探出一個上身披著一件破棉襖，下身用草繩係著褲子，一邊咳嗽一邊哆嗦的幹癟老頭，令我驚詫的是這個幹癟老頭鼻梁上竟然還架著一副眼鏡！“陳月盤，這幾天你在幹什麽？快交代！”民兵副營長壓著嗓門像訓斥三孫子似的問起話來。
什麽，原來這個幹癟老頭就是“惡霸地主”？那一瞬間在我腦海中根深蒂固的地主形象一下發生了動搖。這麽個幹癟老頭怎麽可能是劉文彩、黃世仁式的惡霸呢？當時有一句話我一直不敢說出來，那就是我覺得這個戴眼鏡的幹癟老頭太可憐了，絲毫沒有一點讓人心顫和畏懼，更談不上可憎……
“快交代呀！”威嚴的民兵副營長的聲音一下高出幾分貝，我對自己心頭剛剛萌發的一點點想法而緊張不已：這不行，這不是同情“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嗎？13歲的我，第一次感到了“政治”的壓力。那一瞬間對“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的一份憐憫之情，使我不由全身直冒冷汗。
“我？我這些日子沒有幹過什麽壞事呀。天天都在生產隊耕耘勞作，別無他事可求。”黑暗中，“老地主”的話竟然如此文縐縐，這對大躍進年代出生的我來說，又是一件驚詫不已的事。也許那一次之後一直留存在我內心幾十年的同情和好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萌生和深紮在心頭的。
“惡霸地主”怎麽會是這樣的？我自己幼小心靈裏的“階級立場”開始出現了不可抗拒的動搖。
“少他媽的斯文腔！”民兵副營長的話使我在黑暗中第一次感受到的一點文明馬上變成了野蠻味與火藥味。“你交代交代，最近寫沒寫變天賬？”雖然月色下誰也看不到誰的臉色，但我一下感覺空氣頓時凝固了起來。
“老地主”還是一腔斯文地回答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問話：“豈敢豈敢，我僅作了幾首未成品的小詩……”“惡霸地主”還作詩？我太驚歎了。然而這回驚歎的不隻是我，連我們的民兵副營長都感到緊張異常：“啥？你還作小史？不會是當年的剝削史吧？快交出來，快快！”這回輪到“老地主”緊張起來，他一聽這趕緊返身進屋，一會兒，幹癟的“老地主”哆嗦著身子從裏麵又走了出來。“都在這兒”，說著，他伸出雙手向民兵副營長交上一個小本本。
“有火柴嗎？”“有。”等有人“嚓”的一聲劃亮一根火柴。我已經好奇地鑽到了民兵副營長的胳膊前第一個看清了“老地主”遞過來的那個小本本。油膩膩的，上麵密密麻麻不知寫了些什麽東西，我正想順著民兵副營長翻頁的手細看時，火柴滅了。什麽也看不到。“什麽亂七八糟，正是變天賬！”又是民兵副營長的聲音，“好了，你老實回屋去，等天亮我們看看你的這些小史……”“是小詩。”“老地主”陳月盤膽怯怯地輕聲糾正道。
“知道知道，你他媽還不老實？小屎大屎，誰不知道你老地主屁股蛋裏能拉出的還不都是狗屎？”民兵副營長火了，隨手將站都站不直的老地主往屋內一推，然後朝我們一揮手：“走！”沒有走出多久，民兵副營長又叫人劃亮火柴看了看“老地主”的那個小本本：“什麽豎一行橫一行的，我看不懂狗日的詩，反正老地主的嘴裏唱不出好歌腔來！見他媽的鬼！”隻見他順手將那個小本本扔進渠道內。
老地主，惡霸？說話斯斯文文的，能寫詩的一個幹癟老頭！雖然“文革”的10年正是我不懂事的少兒時代，雖然我的家庭也因為父親是個小“走資派”和爺爺曾在解放前當過一陣樹販子而牽連不少，但我檢點自己時常常因為上麵的那一夜曾經發生過的一幕而充滿了內疚與負罪感。
事過20多年後的一個春天，早已在京城像模像樣生活了十幾年後大有一副衣錦還鄉之狀的我，有一年回老家探望父母雙親。一日，與父親從小鎮返家途中，一位有些麵熟的老人與我父親打招呼後擦肩而過。我問父親此人是誰。
“他就是陳月盤，以前我們大隊的老地主。”父親說得很隨便，我聽後卻大為吃驚。
“怎麽他還活著？”“活得好好的，現今他還是市政協委員呢！”我扳扳手指，也該快30年了，當年我看到的“老地主”也至少有60來歲了，怎麽可能30多年後他還活著？！那天傍晚，我纏住父親，希望他滿足我的要求，說說他所了解的有關陳月盤的事。
“提起來就叫人氣憤。”想不到父親竟對這件事耿耿於懷。“怎麽不？你知道我為什麽在‘文革’初期就被人趕下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我階級陣線不清，對‘老地主’陳月盤過於親近關照。他們那些人哪裏知道‘剝削階級’的分子中也有人對我們共產黨、對我們革命作出過很大貢獻的人呀。我們應當實事求是，不能太不人道。就說陳月盤，他在剛解放時就申明自己曾為共產黨做過有益的事，那時我是生產大隊長，對他自己說的事做過調查，問過上年紀的人，也還當麵詢問過當年與陳月盤一起從事敵後鬥爭工作的縣委某領導同誌，得到的結果是，陳月盤確實在解放前為革命作過很大貢獻。在大躍進時期，我們全縣動員大戰太湖流域的望虞河水利工程，他當時已年過半百，卻跟著我們年輕小夥子一起挑燈夜戰，還為提高工效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議。就因為我是生產大隊長，曾在社員大會上多次表揚過這麽個‘老地主’，‘四清運動’和‘文革’運動來後，有人就說我為‘剝削階級’唱讚歌、不分階級陣線而把我打倒批臭。再後麵的事你自己也經曆了。總之世道對有些人太不公平。”父親一生剛烈自信，但自被“造反派們”打倒後，就再也沒有了這種秉性，變得對什麽事都沒有了信心。然而最令我震驚的是我自己後來遇到諸多不幸的命運竟然會與“老地主”陳月盤連在一起！如果不是父親上麵的這一說，我恐怕這一輩子都真不知其緣故呢。
陳月盤自然不清楚在這個世界上，竟然會有很多與他毫不相幹的人的命運跟他的沉浮有關。
“爸，我很想見見‘老地主’。”我剛說完，又自覺再稱謂陳月盤為“老地主”似乎不太合適了。因為早在80年代初，黨就已經取消了階級成分，“地富反壞右”便永遠成了曆史。於是我問父親：“現在你們叫陳月盤都怎麽個叫法呀？”“還是叫‘老地主’唄。”父親解釋說，“陳月盤這個老頭子很開朗，他自己說過去別人一叫他‘老地主’他心裏就有氣，現在如果別人叫他大名反而覺得不舒服。他說當了一輩子‘老地主’，如今別人不再叫他‘老地主’，心裏就有一種失落感。因為現在改革開放後，在農村真正當‘地主’的人都是些先富起來的人，他陳月盤說‘我戴地主高帽子時窮得飯都吃不飽，而今那些富得流油的人卻輕輕鬆鬆不費一點皮肉之苦就要把老地主的帽子拿過去，我心裏不平衡’。你說他這個人……唉，也隻有他才能經得起如此折騰。”父親的話裏隱含著幾分敬佩之情。
“一定是個性格獨特的樂觀主義者。”我決意找到陳月盤，以了結我的一樁心願。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父親卻把陳月盤接到了我家來。
“作家，哈哈哈，想不到快70年了，我又同作家打起交道來了！”一個穿著老棉襖，雖然手持拐棍但身子骨依然十分硬朗的老人穩穩地走過來與我握手。
“呀，小何同誌，我早聽說你在北京當作家，了不起。我一生夢想當個大作家，可就是命運不佳，偏偏當了個真正的‘作家——在家做活的人’，哈哈哈……”這是我第一次與“老地主”對話！而且令我驚歎不已的是“老地主”竟然如此幽默開朗！他旁若無人隻管自己說著：“我們這一帶的人，隻知道我是個地主，或者隻知道我是個為共產黨幹革命的地主。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二三十年代還是江南一帶頗有名氣的文人墨客哩！不信你們可以翻翻當年上海的《申報》，那個曾經跟魯迅先生同塊版麵上撰文的‘阿跡子’就是我陳某人的筆名呀！他們都不知道呀，小何。”老人撫摸著銀色的山羊胡須，很是得意地指著站在我身邊的父親，連聲對我說：“你爸他們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的。”“左聯，你小何同誌肯定知道左聯吧？那時我在上海用筆名寫文章攻擊蔣介石國民黨後，上海左聯的同誌幾次找我談話讓我加入左聯，後來要不是常熟一帶的抗日救亡運動急著要我到鄉下來進行地下工作，我肯定也是左聯的一分子了。那樣的話，小何你們的中國作家協會是不是也可以吸收我為中國作協會員了？唉，時間過得真快喲，不知現在作家隊伍中還有沒有當年左聯的同誌……”老人抬起一雙眼皮耷拉但仍有幾分光澤的眼睛看著我，期待著一個久遠的回答。
“有，但已經極少極少了。”我這樣回答老人，其實我根本不知道現在我們中國作協到底還有沒有當年左聯的老同誌了。
這回是我主動站起身握過他的手——我知道我握過的是一雙文壇前輩也是位曾經為中國革命作出過特殊貢獻的世紀老人的手。
“我想知道您的一切，並且能早一日把它寫進我的作品之中……”我懷著敬仰之情看著他。
“有價值嗎？我僅僅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了，而且還是個‘老地主’呀！”他的眼裏半信半疑，隨即是幾分期待。
我堅定地朝他點點頭，肯定地回答他：“我要為走過20世紀的普通人立傳，您老是最合適的一位……”他激動地站起比我整整年長半個多世紀的身軀，顫抖著雙唇，說：“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訴你……”二老人一張口就告訴了我一個令我吃驚的秘密：“共產黨在江南抗戰時，如果沒有了我，可能沒有了後來那出曾經轟動一時的革命樣板戲《沙家浜》。”“這是怎麽回事？”我著實吃了一大驚，因為幾乎像我這樣三四十歲以上的人都太熟悉《沙家浜》這出戲了。就是在今天，每當有人問我是哪裏人氏時，我都會自豪地說一句“沙家浜就是我的家”。這是一句戲中的台詞，但它確實清楚簡明地告訴別人我是哪一方人氏。《沙家浜》幾乎是共產黨人在江南革命抗日戰爭的寫照，它作為曆史的真實再現，早已深深紮根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然而一名“老地主”怎麽可能與這樣一出具有代表意義的革命現代戲連在一起呢？
陳月盤淡淡一笑，捋了捋那撮花白的山羊胡須，說：“這得從我祖上說起。”從老人的口中我才知道了陳家的地主來曆。早在乾隆年間，陳家在江南的第一代人就在常熟東鄉一帶靠勤勞致富成了當地的富裕人家。到第二代時，便成了小地主。到第三四代時已經是相當富裕的大地主了。僅他們陳家的土地，就占了當地土地總數的80%左右。陳月盤的曾祖父陳若漁是陳氏家族在江南常熟東鄉的第五代，也是陳氏家族中最勤勞、聰明的一位。所以到他這一代，就財產而言，是頂峰階段。陳月盤告訴我，中國的早期地主階級許多人在沒有成為“剝削階級”時，或者即使成了“剝削階級”後的相當一段時期裏，大都是些很勤儉勤勞的農民，相反有不少窮漢之所以窮得連飯都吃不上，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如那些“剝削階級”會勤儉持家。這種現象即使到了解放前後也還不算少。陳月盤的“阿太”曾祖父在當時便是當地有權勢的人了，但因為幾代人都靠種田起家的，祖上沒有官位，到了陳阿太那一代也是一介平民。那時有錢人家的人死了後都要建大墳、樹石碑圓寂。為了“升天”能得福造化，陳月盤的曾祖父就出錢托好友、上海俞平伯的父親俞翰林從朝中買了個官。俞翰林做過曾國藩的秘書，這事自然很容易辦成。後來阿太陳若漁死後真的入穴了有石碑的大墳。當然這一形式對陳家來說，更重要的是從此象征著不僅家有萬畝良田，還有了一冠紅頂官帽。陳若漁有個女兒嫁給了鄰近的支塘鄉的一個名醫，這位名醫的小兒子就是後來成了中國原子彈、氫彈和中子彈研製的主要功勳人物、我國傑出的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陳月盤比王淦昌大一歲，但輩分卻小了一輩，因為王淦昌的母親與陳月盤的祖父是親兄妹。1997年我在北京見到“中國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時，說起了陳月盤的事，這位科學大師還清楚地記得外婆家有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陳才子”親戚。陳家到陳月盤的祖父那一代開始便走了下坡路。不過陳老爺子雖然抽大煙，但卻喜歡讀上海的《申報》一類的思想進步的報紙。由於受家庭影響，陳月盤從小養成了愛看書的習慣。有一次他看到一本白居易的詩書，那裏麵田園式的詩情意境太讓幼年的陳月盤著迷。陳月盤自己說，他後來一輩子沒有離開農村，就是因為受了白居易詩中那種刻骨銘心的意境的影響。
陳月盤的父親也是位思想進步的地主。他送兒子上學卻不讓他讀四書五經，而是選學國文的學校。陳月盤讀了7年國文後考上了太倉師範。母親一聽每年要花400塊大洋學費，就不同意兒子再上學了。可兒子說啥也要去上學。也巧，陳月盤初出遠門念書不足半年因吃生栗子鬧了一場大病，母親借機說你就別上學了。兒子一聽哪兒肯！後來他考上了南京的江蘇省立師範，這是所公立學校，不要學費，於是家人就不再有人反對他上學了。5年大學生涯後，陳月盤見了大世麵。畢業後他回到家鄉常熟何市鄉當了一名鄉村小學的代理校長。可第二年北伐戰爭就爆發了，受新潮思想的影響，陳月盤從此開始了他那20多年轟轟烈烈的革命生涯。他借上“新華藝大”之名，離開家鄉，先到蘇州，後到當時的“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他在南京的公開身份是“新街口小學”教書匠。這日後的5年多時間裏，陳月盤作為一名具有鮮明鬥爭立場的革命知識分子，用“阿跡子”這個筆名，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展開了無情的鬥爭，並曾風流一時。他公開罵蔣介石是“你趕走了野貓，你還要吃我”一類的民族敗類。特務分子對這位“阿跡子”警惕起來，到處想追捕他。無奈，陳月盤逃回了鄉下的老家。此時恰逢老父親去世，他便挑起了陳家的重擔，當起了地主鄉紳……
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江南大地淪為小日本的天地。充滿愛國熱情的陳月盤不甘當亡國奴，他利用其特殊身份，積極組織民眾起來進行抗日鬥爭。後來新四軍著名將領葉飛同誌帶領部隊來到了蘇南一帶開展抗日遊擊戰爭，並成立了著名的“江南抗日遊擊縱隊”。陳月盤是當地有勢力的頭麵人物，又是思想進步的愛國者，葉飛自然先找到了他。
“陳先生，我們是一家人，應該攜起手跟小鬼子幹！”葉飛第一次見到文質彬彬的陳月盤時，就高興地擁抱起這位江南才子加財主的陳月盤，顯得異常興奮。那時葉飛才26歲，又對當地情況不熟悉，於是把陳月盤當做十分可靠而親密的摯友看待，地方上和場麵上的事，少不了交陳月盤去辦。當時武裝鬥爭的條件十分艱苦，有許多困難是部隊上無法克服的。“江抗縱隊”的經費便是一大難題，而且葉飛的部隊初來乍到，誰都不認他們。
“這是500塊大洋，你們先用著。”一日，葉飛正在愁眉不展時，陳月盤將自己家的“存貨”送到了部隊。
“老陳同誌。”葉飛激動得不知說什麽好。而他的一聲“同誌”使陳月盤這位地主出身的革命分子從此把自己的那顆火熱之心也交了出去。
白色恐怖下的蘇南一帶，革命武裝鬥爭十分艱難，革命者常常要冒生命危險。許多膽小的人幾次下來就再也不敢投身革命了。而作為當地有名的財主陳月盤則一如既往地參加了“江抗”的革命鬥爭。正當敵我勢力不相上下之時，葉飛率領的“江抗縱隊”奉命轉移到了江北。陳月盤本來是要隨部隊北上的，可就在此時，新四軍的一批傷病員從前線秘密轉移到了常熟的陽澄湖來了。“老陳，你是最合適給新四軍傷病員提供幫助的人士，革命需要你留在江南。”葉飛深情地握住陳月盤的手，帶著無限期望之情。
就這樣，陳月盤告別了葉飛，繼續留在常熟地帶。於是也就有了後來的《沙家浜》這一出戲。
於是也有了《沙家浜》這出名戲的很多不完整的地方——一切皆因為陳月盤是個老地主的緣故。
這兒有必要向年輕的朋友交代一下《沙家浜》這出戲的一些背景：此戲取材於當時在常熟一帶養病的新四軍傷病員的真實故事。
話說1939年5月，正值抗日戰爭進入特殊年份，我新四軍在黨中央指揮下，東進江南，橫渡方圓千裏碧波**漾的陽澄湖，幾百條大木船浩浩****在明澈如鏡的湖麵上劈波斬浪，氣勢磅礴。
葉飛領導的“江南抗日義勇軍”，像一把鋒利的匕首直插日本侵略者的心髒。“東進！東進！”戰士們高唱鬥敵戰歌，威震江南大地。當年9月，葉飛的部隊奉命西撤，在常熟境內的陽澄湖橫涇（後來改為沙家浜鄉）一帶的村莊留下了一個後方醫院和100多名新四軍傷病員。盤踞在陽澄湖的當地土匪頭子胡肇漢即《沙家浜》戲中的“草包司令”胡傳魁，投靠了國民黨“忠義救國軍”，與日寇勾結，多次襲擊新四軍後方醫院，沙家浜地區的軍民團結起來，奮勇抗敵，於是就有了後來崔左夫寫的紀實文學作品《血染的姓名——三十六個新四軍傷病員鬥爭紀實》，於是就有了上海人民滬劇團在1958年根據崔左夫作品改編成的滬劇《蘆**火種》，於是也就有了由江青親自抓的、由著名老作家汪曾祺根據《蘆**火種》改編成的京劇“革命樣板戲”《沙家浜》這部名戲。
“《沙家浜》的戲如果在排演和編劇時能聽我講講當年的實情，可能更會千古不朽。”陳月盤說到這出名噪一時的京戲時，竟然直言此話，著實令人吃驚。
“《沙家浜》對普通觀眾而言，是一部戲，可對我們這些當年直接參與同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軍隊鬥爭的當事人來說，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曆和回憶。”陳月盤抖動著每一根白須，就像梳理和扯動著深埋心頭的一團帶血的思緒……他以當事人的親曆細說起構成這出京戲的那段真實往事：
常熟是有陽澄湖的，但常熟過去並沒有“沙家浜”這個地名。常熟過去雖然沒有“沙家浜”這個地名，但陽澄湖邊有許許多多“沙家浜”一樣的村莊。《沙家浜》裏郭建光是《沙家浜》裏的戲中人物，可新四軍隊伍裏卻有一個真實的“郭建光”，他的真名叫夏光。夏光，係湖南人氏，1909年出生於湖南武岡。在北伐時參加革命，1927年進入毛澤東主持的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同年入黨。抗日戰爭爆發，夏光參加新四軍，首任陳毅領導的新四軍第一支隊參謀，第三支隊第六團作戰參謀。1939年5月隨葉飛到了江南蘇常一帶，同年8月，我新四軍在江陰與國民黨的“忠義救國軍”展開激戰，夏光時任“江抗”第五路軍參謀長。由於連續作戰，過度疲勞，夏光體力不支而病倒。在“江抗縱隊”奉命西撤時，葉飛令他留在敵後治病。夏光隨即將所有作戰文書交給參謀處，化裝成便衣，隻帶一名通訊員，通過土匪頭目“胡司令”控製區深入到敵後，與“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率領的後方醫院的30多位傷病員會合後，從此開始了演繹《沙家浜》之戲的原型生活。1940年，葉飛率部隊西撤後，黨中央又派譚震林同誌來到蘇南開展敵後鬥爭，夏光已時任“江抗縱隊”司令，後又改任新四軍蘇中軍區一分區參謀長、蘇浙軍區第四縱隊參謀長等職。解放戰爭期間，夏光任華中、華東軍區參謀處長，參加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戰役，其戰功卓著，智謀過人。解放後擔任過幾所海軍軍校的負責人。可惜因1955年被錯誤處理，從此離開部隊，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平反昭雪，後一直任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負責人。“文革”中在《沙家浜》大紅大紫的時候，這位戲中高唱“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鬆”的英雄人物的原型，卻被造反派關在牛棚裏連聽戲的資格都沒有。
說起《沙家浜》裏的另一位主角人物“阿慶嫂”，我看到陳月盤那雙混沌的目光裏頓時流露出一絲光芒。他的聲音有些顫抖，他這樣說：“你知道我跟‘阿慶嫂’什麽關係嗎？”“什麽關係？”我懷著一種莫名的好奇心問。
“嗬嗬，這要你們當作家的去想象了！”不想90有餘的陳月盤依然留存幾分浪漫。“那真是不一般的關係喲——”他意味深長地留下一個破折號讓別人去回味，而給我講述的卻是生活中真實的那個“陳慶嫂”。“真‘阿慶嫂’叫陳二妹。我們當年都叫她二妹。
陳二妹的家其實也遠離陽澄湖，不過她家確實開茶館，卻不叫‘春來茶館’，叫‘涵芬閣’。在常熟董浜鎮上。那二妹開的‘涵芬閣’茶館確實是地下交通站。二妹家的男人是地下黨員，但二妹開始一直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實身份。二妹家的茶館前門挨著街，後門通著一條河，那河上長滿了蘆葦，所以新四軍和接任葉飛來蘇南指揮抗日救國的譚震林將軍經常在那兒開會碰頭。我和二妹及她男人陳關林都是鄉裏鄉親的熟人，有一次我到‘涵芬閣’給譚震林他們送一筆槍支彈藥款，碰上二妹在茶館鋪麵做生意，就向她打聽新四軍和林俊（譚震林的化名）什麽時候到她那兒，二妹嚇得雙腿直哆嗦，說你們別瞎嚷嚷，我這兒哪有啥新四軍和那林俊什麽的。二妹隻知我是當地有名的開明地主，卻不知我一直是在為新四軍做事的，所以弄出了這樣的笑話。後來當她看到譚震林將軍跟我手拉手的情景才知道我是自己人。
二妹確實像戲裏的‘阿慶嫂’一樣聰明機智，多次為了掩護新四軍傷病員和地下黨開會，與敵人展開了機智的鬥爭。1941年的一天，她的男人陳關林突然被駐地日軍抓走了，敵人用殘酷的毒刑逼陳關林招認新四軍傷病員的下落，陳關林寧死不屈就是不招。無奈，日本鬼子換了一種招數，先讓他吃下三大碗飯，然後又挑來一擔水讓陳關林喝下去。當陳關林喝得肚脹如鼓時，鬼子就將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子上。陳關林寧死不屈。後來惱羞成怒的鬼子就把他和62名新四軍傷病員一起押到蘇州虎丘山，然後裝進麻袋，再用刺刀活活刺死後又用鏹水滅屍於荒野之中……丈夫的犧牲對二妹刺激極大，中共常熟地下黨縣委決定將陳二妹送到江北暫避敵人的追殺。3個月後，二妹又在地下黨的幫助下，悄悄從江北回到了常熟。但茶館是不能再開了。黨組織便給了二妹200塊大洋，希望她做點小生意度日。二妹因為還要帶身邊的兩個小孩，所以生意也沒做成，便從小鎮搬到了鄉下，一住就是幾十年，直到1997年她83歲時去世。”“《沙家浜》的戲出名後，常熟一下冒出了好幾個‘阿慶嫂’，在‘文革’時還弄出了不少笑話：當地一個演阿慶嫂的女演員竟然也自稱自己是真正的阿慶嫂傳人，說她娘當年就是開茶館的，也掩護過新四軍傷病員。真真假假那時誰也搞不清，隻要誰在台上紅，誰就是真阿慶嫂了。結果那個女演員還真被軍管會捧到了天上，可惜她不自重，跟幾個軍管會頭頭睡覺，最後被弄死。而真阿慶嫂陳二妹則被造反派掛著‘曆史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田頭挨鬥挨批。唉，‘文革’呀，什麽事都給顛倒了。”陳月盤對天長歎道。
“生活中的胡傳魁真的那麽草包一個？”我對戲中幾個主角原型特別關注。
“那可不是！”陳月盤的兩隻眼睛立即睜得好大好大，連連搖頭說，“那是戲。戲裏的土匪司令胡傳魁長得肥頭大耳，是個真草包，但‘沙家浜’曆史上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司令是個比刁德一還狡猾的家夥。胡司令真名叫胡肇漢，說來也巧，他跟郭建光的原型夏光都是湖南人。胡肇漢兵痞出身，1926年起擔任國民黨‘保安特務團’團長。日本人占領上海後，胡肇漢的部隊潰不成軍，作鳥獸散。胡肇漢後來便帶領一批手下敗兵流竄到陽澄湖一帶避風。那時蘇常地區正屬政治真空，各種土匪勢力蜂起，胡肇漢便被一保長收留，雇傭為地方治安隊長。日久天長，帶兵出身的胡肇漢在跟當地的野土匪的交手中屢獲勝利，於是其名聲大振，成了當地方圓幾十裏的一股重要勢力。加上胡肇漢生性暴戾恣睢，又同國民黨勾結，後來出任三青團京滬行動總隊司令。1939年春，新四軍東進江南，襲擊虹橋機場，炸毀敵機數十架，威震四方。善用心計的胡肇漢一看形勢有變，便腳踩兩條船，忙與新四軍搞聯合，接受江南抗日義勇軍的收編。但胡也有沒想到的事，1939年，葉飛的部隊奉命西撤，結果胡肇漢的隊伍被一下拉走了。胡氣得天天大罵新四軍使他上了大當，並推托有病留在江南沒有西撤。葉飛帶部隊走後，胡肇漢便坐不住了，開始收羅一些地方殘匪，重新組成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小隊伍，自任司令，主要流竄於陽澄湖一帶。不久，夏光任“江抗”東路部隊司令的新四軍隊伍來到常熟後，為了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積極爭取胡肇漢繼續抗日，決定讓胡肇漢出任新四軍東路軍副司令。但這回胡肇漢變得更狡猾了，他心想你們新四軍共產黨不就想要我的隊伍嘛，好吧，我就偏偏不讓你們收編，什麽副司令我也不要。就這樣，夏光多次給他寫信，胡就是不理不睬。正在夏光他們犯難時，有一天我知道了胡肇漢的下落後，便向夏光作了報告。我從一個朋友那兒知道胡肇漢在陽澄湖北岸的車渡娶了個小老婆，所以他常常到那兒去。共產黨為了達成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急需同胡肇漢當麵做工作，所以對我提供的情報異常重視，夏光同誌當即帶部隊移駐到車渡。部隊剛到車渡，夏光與副司令楊浩廬便到湖邊瞭望，見到一隻非常漂亮的篷船正向岸邊駛來。村上的老鄉便說這就是胡肇漢的船。
夏光一聽很高興，可謂無巧不成書，船上正是胡肇漢。聽夏光後來說，夏光未等船靠岸，就先喊了聲‘副司令’，胡肇漢還不知是怎麽回事時，就無可奈何地當上了‘江抗’東路部隊的‘副司令’。胡肇漢心裏有算盤，所以對這個‘副司令’實在有說不出的幾個不情願，但那時抗日是全民大事，誰敢公開說我不願抗日？礙於這層理由，他胡肇漢無奈裝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樣子，接受了新四軍江抗指揮部關於統編部隊一致抗日的指令。出於對統一戰線和抗日的大局考慮，夏光提出第二天由他帶領的新四軍和胡肇漢的部隊舉行一次聯歡。次日，陽澄湖畔喜氣洋洋，一片歡聲笑語。新四軍特意給胡肇漢的隊伍送來了兩頭豬和其他慰勞物品。胡肇漢一看夏光他們如此抬舉自己，心頭洋洋得意，擺出一副副司令的架勢，大有與新四軍共產黨平起平坐之勢。可與戲中的草包司令不一樣的是這個‘忠義救國軍’的胡司令十分狡猾，在1940年後當抗日形勢於中國共產黨人極不利的時候，他便又開始投靠國民黨，不斷襲擊新四軍後方醫院的傷病員。同年夏天，胡肇漢勾結日本鬼子，在吳縣陸巷村，向我新四軍發起突然襲擊，造成夏光部隊110餘名新四軍戰士傷亡，活埋新四軍傷員十餘名，繼而又在陽澄湖邊燒殺搶數日，槍殺進步抗日青年和漁民36人，犯下了血腥的罪行。從此胡肇漢在陽澄湖一帶就有了‘殺人魔鬼’之稱。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大軍南下，胡肇漢像喪家犬似的到處逃竄，最後避到了陽澄湖千裏蘆葦**之中。他憑借著水中優勢，幾次僥幸逃脫了解放軍的水上追捕。江南解放了，可大土匪胡肇漢卻一直沒有落入人民的手中，並且仍不斷地對百姓和新政權造成危害。新中國剛成立，吳縣湘成公安分局的幹警接受了追捕胡肇漢殘部的特殊任務，由局長包振家親自率領該局7名精幹的同誌化裝成漁民，開始了千裏追捕胡肇漢的行動。那時剛解放，胡肇漢的勢力還不小，他手下有幾個土匪大隊，行蹤詭秘。後來包局長他們從一位曾在胡肇漢手下當過一大隊大隊長的土匪頭目那兒知道胡肇漢有個小老婆與胡仍有來往，於是迅速采取措施找到了那女人，果不然那小老婆交代了胡的行蹤，說胡在上海浦東有一家布店是他的秘密交通站。而這個浦東秘密交通站，正是《沙家浜》戲中刁德一的原型王群給胡肇漢安排的。當時的上海浦東，就像一片誰都不會注意的野荒灘地，恰好被胡肇漢他們一幫國民黨殘渣餘孽給利用上了。但胡肇漢沒有想到的是共產黨的公安幹警這麽快就追到了他自認為‘絕對安全’的浦東。據說追捕胡肇漢的場麵特別驚險，公安部門組織了兩個梯隊進行攻擊。結果措手不及的胡肇漢及殘部被一網打盡。1950年11月28日蘇州行政區人民法院宣判了胡肇漢和他的參謀長王群的死刑，並當場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看來曆史上的胡司令要比戲中的草包司令更具戲劇效果嘛！”我不由感歎起來。
“野鷗忽啼春霧綠，澄波倒影遠舟遂。平生隻愛水鄉居，到處蘆灣風與月。”不想9載老翁獨自吟起詩來，當我問此詩出自誰作時，陳月盤捋著他的山羊胡子嗬嗬笑起來：“老生也。”他說這是他在30多年前特意為生產隊的一名叫洪生的漁民老弟所作，可惜比他年少20多歲的“洪生弟”已在前年去世了。人生就如一場戲，而且有時候比戲更具戲劇性。陳月盤這一輩子就是這樣。
打新四軍進入常熟和陽澄湖一帶後，日本鬼子與國民黨投降派隊伍對當地民眾進行殘酷鎮壓，特別是對新四軍等抗日進步力量進行的血腥鎮壓尤其嚴重。夏光領導的“江抗”部隊不能公開活動，隻得整天東躲西藏和進行有限的抗擊鬥爭。由於敵人的封鎖，新四軍和傷病員的彈藥和藥品也很難搞到手。譚震林和夏光便多次找到陳月盤，請他出麵幫助解決上述問題。
於是陳月盤不得不整天在敵後拋頭露麵，幾乎過幾日就要到“阿慶嫂”的茶館裏跟地下交通站的共產黨員接頭，送購得的彈藥和醫療用品。有意思的是共產黨內的許多同誌還以為陳月盤這位大地主也是一名黨的重要領導呢。可一細打聽陳連黨員都不是，便覺得十分奇怪。為此陳月盤先後找到葉飛和譚震林都談過此事，希望自己能加入中國共產黨。可葉飛和譚震林都希望他留在黨外，說那樣更容易出麵為革命工作。“你的情況我們黨組織非常清楚，是我們自己的同誌。入不入黨都一樣的。但眼下革命形勢非常複雜，你不參加組織，更能為革命做事，所以不要有什麽顧慮。”譚震林的話說得更明白。還有什麽說的，陳月盤從此就一直按照黨內的同誌標準要求自己，所以在殘酷的對敵鬥爭中，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不是革命隊伍的一員，相反以更高的要求將自己放在嚴酷鬥爭的最前沿忘我地工作著。
然而正是他這種忘我的投入，敵人很快注意到他。日本鬼子和偽軍們經過一段秘密追蹤，誤認為陳月盤就是他們夢寐以求想抓到的江南共產黨頭目。無奈，陳月盤不得不暫逃上海。在十裏洋場上，陳月盤既有不少往日的文友，也有已經執掌著不小權力又時下在日本人統治下無所作為整日閑得隻知“搓麻”的同窗顯貴。可陳月盤與無論是文友還是同窗的那些人不一樣，他心裏一直裝的是蘆葦**裏的那些新四軍和傷病員同誌。於是在上海待了不到半年時間，他便急著要求回到了常熟老家。這回他帶回了一個同窗學友，即後來成為國民黨駐上海的實力派人物熊劍東。此人行伍出身，生性暴烈。日本人占領上海後，熊劍東在上海灘待不下去了，便跟著陳月盤避到鄉下。可他見到日本人就血性上來了，一連幾回把在常熟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給拖到野地裏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