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已經解密的史料告訴我們，氫彈是利用原子彈的能量點燃氘和氚等氫核的自持聚變反應，並在瞬間釋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個原子彈的威力可能是幾百至幾萬噸梯恩梯當量，但氫彈的當量則要大至幾千萬噸梯恩梯。可是並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時間內讓眾多科學家所能掌握的。美國人從原子彈試驗中得到啟示開始氫彈探索，他們的第一顆氫彈爆炸用了10年時間，蘇聯用了更長時間。中國總理對部下“用3年時間”爆炸氫彈的計劃很不滿意，可想中國的科學家又將麵臨更緊張更艱巨的秘密曆程！“小黃，有一天我們要搞氫彈試驗，所以組織上決定把你的那個研究小組的專業研究內容作重大調整，進行輕核理論研究。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錢三強把30來歲的黃祖洽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叮囑道。正是錢三強的這著棋，使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為中國科學家們開始進入氫彈正式研製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後來，被稱為“中國核武器國產一號”的青年物理學家於敏同誌也加入了黃祖洽他們的輕核理論研究行列，並且因此使中國這方麵的科學理論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日，錢三強帶著於敏和黃祖洽等一批輕核理論研究人員來到核武器研究院，對主持工作的副院長王淦昌說：“王先生，我把最後的兵將都調來了，現在就看大家的了！”王淦昌瞅著於敏、黃祖洽等年輕人，喜上眉梢。經研究，於敏被派到核研究院的理論部，而這時的理論部真是兵強馬壯：主任鄧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這麽一批才華橫溢、思維敏捷的年輕科學家，給全麵主持生產與技術工作的王淦昌猶如送來了千軍萬馬。
“其他的我不用說，大家也與我一樣清楚，周總理說的‘3年拿下氫彈’，這是道死命令。
雖說我們把原子彈搞出來了，可是對氫彈我們誰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沒碰過，三強同誌沒碰過，錢學森同誌沒碰過，你們也都沒碰過，但我們必須用別人七八年、十幾年搞出來的東西，用兩三年的時間把它搞出來。難在什麽地方？難就難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說得對不對？請大家一起思考這個問題。俗話說3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有趣，我們這兒可以有好幾個諸葛亮！”一次會上，王淦昌點著理論部的鄧稼先、周光召、於敏等人說。
“王先生說得對，要說氫彈可比原子彈複雜得多。蘇聯人撤走後，我們還有王先生、三強院長，他們都是在西方留學或者搞實驗時，不同程度地接觸過原子方麵的理論與實踐，就連我們幾位年輕同誌也知道原子方麵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氫彈就不一樣了，誰都是門外漢。現在上麵給的研製時間又這麽緊，但我想也沒有什麽值得可怕的事。攻下原理這一關，我們就可以突破。”“娃娃博士”鄧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詩人氣質，容易激動。他的話就像給理論部的年輕科學家們打了一針興奮劑。
“鄧主任和王先生說得對，第一步我們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隻要方向對頭，應該是可以突破的。”於敏充滿信心地說。
“稼先和於敏兄在這方麵是行家，有他們的理論功底，再加上我們這些人配合，應該不成問題。”周光召說。
“就是。我們敢向中央保證，一定在預定的時間內把我們自己的氫彈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會議一樣，王淦昌覺得他手下的這批年輕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們向中央報告，以求盡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時也把實驗迅速開展起來，同步進行，一旦有突破，合二為一，時間就能搶住了。”王淦昌說。
“聽說法國的戴高樂要當‘氫彈老四’，我想我們絕不能當‘老五’，爭取把戴高樂比下去！”鄧稼先的話又引起了一片歡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臨睡前都要向理論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燈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體。”好幾次他實在不忍心，進屋動員年輕的科學家們早點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趕”了出來：“王院長，你都快60歲的人了，還常年待在戈壁灘吃沙泡夜睡帳篷床，我們加點班開個夜工，還不是受您老影響？什麽時候戈壁灘上見不著您的身影了，我們才敢偷懶呀！”有這些好小夥，中國還愁幹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這些聰明絕頂而又可愛的小夥子們所感動。但是科學畢竟不是“小兒的玩意兒”，核科學更不用說了，它是一門新科學，根據當時的實際，中國的戰略家們在周恩來總理直接指揮與組織下，采取了“龍頭三次方”合成作戰的戰略步驟。
當時王淦昌他們有兩種考慮：一是熱核聚變，如美國的氫彈試驗裝置用的就是一個很大的固定體，進行熱核聚變就算完成了氫彈試驗，這對王淦昌來說比較熟悉，他在研製原子彈時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其本身就包含著這方麵的突破；還有一種意見就是直接研製出能裝上導彈頭的氫彈。後來周恩來總理綜合各方麵意見，提出了氫彈試驗也要像原子彈那樣小型化的見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亞（時任副院長）和鄧稼先、周光召、於敏等統一了研製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戰略決策。
當時碰到的第一個難點是關於氫彈爆炸的熱核聚變的核數據掌握不了，因為沒有核數據的理論探索就等於大海撈針。為此女物理學家何澤慧率30多位科技人員，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釗教授等曾進行過的輕核反應研究基礎上，苦戰半年，成功獲得了相應的核數據。同年9月於敏率領的一支小分隊在上海計算機所不分晝夜，戰鬥100天，發現了氫彈的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等方麵的關鍵性原理，為整個氫彈試驗開辟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於敏兄，太感謝你了！你為我們整個氫彈試驗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勝利終點的大門，哈哈哈，我太高興了！太高興了！”鄧稼先得知消息後，專程飛抵於敏處，當他見到於敏後擁抱住這位好搭檔，興奮得像個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你這個樣，我們都會嚇出毛病來呀！”後來鄧稼先在向周恩來總理匯報此次氫彈原理研究成功時，由於太興奮與緊張，竟然臉色蒼白，連手都在發抖，害得周總理趕緊給他解圍。
“我能不激動嗎？數據和原理這一關過了，就等於我們可以大踏步向實驗的方向前進了！我又可以為不遠的將來的勝利而幹它個大醉！”事後，鄧稼先在王淦昌麵前分辯道。
王淦昌特別欣賞自己的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談，可鄧稼先是位豪情噴湧的科學家，所以他從心眼裏喜歡鄧稼先。“於敏他們給我們整個研究工作帶來一種喜人的突破，這個開頭好。你和光召同誌要抓緊從另一條路子入手，對已經取得的成果進行計算論證，這樣我們才能從根本上攻克熱核聚變原理。”王淦昌不愧是個站得高看得遠的大科學家，他要求鄧稼先這樣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國在熱核聚變理論的研究領域超越西方國家的老路子，從而為中國以後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擺脫許多被動局麵。
鄧稼先不負眾望，很快另辟蹊徑，並和於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鄧—於理論方案”。
“直接進行多級熱核試驗。”經周恩來總理批準，王淦昌他們又開始了新一輪氫彈試驗。
由子氫彈的原理比原子彈複雜得多，雖然鄧稼先、於敏他們把熱核聚變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從原理到實驗、到核爆炸成功，這過程又是極其艱難和漫長的。王淦昌是實驗高手，但氫彈試驗卻讓他費盡心思。首先是那個核裝置本身就夠他動足腦筋的。“假如能用不帶核反應的冷試驗解決問題，都用冷試驗解決，這樣來提高熱試驗的成功率，盡可能減少熱試驗的次數。”這是他日夜思考的問題。王淦昌多次從周恩來總理的口中得知：為了進行核武器試驗，政府和全國人民都在勒緊褲腰帶。王淦昌懂得，在試驗中多動用一個核反應堆裝置，等於把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的口糧剝奪了，因而他比別人想得更多。
搞核試驗的人都清楚，冷試驗的10次效果可能就隻抵一次熱試驗。為此王淦昌帶領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幾倍甚至幾十倍的艱辛。正是在一次次冷試驗中，王淦昌他們很快解決了引爆設計中的許多關鍵技術。當實驗中得到的技術再到鄧稼先他們的理論研究之中進行“回爐”後，整個氫彈研究工作便進入了實質性的研製程序。
氫彈試驗實在太複雜，從熱核材料的部件研製到產品設計、爆炸實驗，再到物理測試，每一個環節都得王淦昌操心幾陣子的。他早出晚歸，奔波在幾千裏基地上，從細微的一個計算題到頂天立地的一個鋼鐵裝置，他都要過問。
當年與王淦昌並肩戰鬥在羅布泊的同誌告訴我，“王老頭”除了工作和技術，其他什麽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綠軍裝，住的也是帳篷，睡的也是木板床。雖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應當跟基地司令級首長一樣，但見過王淦昌的人，實際上誰都不會相信他有那麽高的“待遇”。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於職守的科學家的態度在對待每一件生產和技術上的事，而在龐大的氫彈試驗的係統工程中，他又承擔著統率千軍萬馬跨越各種艱難險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沒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發生了。
“報告王院長：北京城裏全亂了，到處都是大字報，我們的‘灰樓’也被包圍得水泄不通。”“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有人把這些消息偷偷地告訴王淦昌。
“誰敢包圍我們的‘灰樓’？那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都說過的國家絕密地方呀！為什麽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沒做什麽壞事！我要到北京給他作證！”王淦昌是一個從來不知政治奧妙的老知識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別人告訴他的這些到底是怎麽回事。“說光召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我們是什麽呀？‘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怎麽為國家造原子彈嘛!瞎胡鬧。我要找聶元帥問問清楚！”王淦昌從來沒有這樣氣憤過。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來了。當聶榮臻元帥從飛機上下來，來到指揮部帳篷時，王淦昌劈頭就問：“聶老總，周光召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話，那我這個當老師的又是什麽呢？你得給我說說清楚。”聶榮臻一愣，繼而笑開了：“王先生，你當然是大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哩！”“什麽？我、我是大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我？我怎麽會是呢？”王淦昌瞅著大家，又瞅著自己草綠色的軍裝，一臉茫然。
“哈哈哈……”聶榮臻大笑，然後打趣地說,“王先生，你相信我是‘大軍閥’嗎？他們罵我是‘大軍閥’，還要‘火燒’我，‘萬炮齊轟’我，可我並不怕他們呀！我告訴他們，毛主席讓我指揮原子彈等核武器試驗，你們誰敢來‘火燒’和‘炮轟’我？那我就讓誰嚐嚐‘蘑菇蛋’是什麽滋味！你跟我一樣，是毛主席和周總理讓你來搞原子彈的，誰要說你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你就告訴他，你是革命的學術權威，那就來羅布泊造造原子彈呀！”王淦昌被逗笑了，自言自語道：“怪了，政治怎麽就比我搞原子彈還複雜？”聶帥的到來，使基地重新恢複了緊張而專一的試驗工作，王淦昌的心頭暫時消除了一絲掠過的疑雲。爆炸之前千頭萬緒的準備工作，使得他無暇顧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千裏戈壁灘上的核試驗基地上有的隻是一片神秘而緊張的戰鬥情景。
經請示中央，第一顆氫彈原理試驗在聶榮臻到來後的第二天進行。
王淦昌和鄧稼先等科學家們感覺這一次試驗似乎比兩年前進行原子彈試驗時還要緊張，原因是這一次大家心裏都沒多少底。“我到羅布泊不下10次，每次做這種試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記得有一次試驗，當量知道了，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試驗的具體結果。會不會沒有結果呢？那一夜睡不著，翻騰得厲害，真擔心啊！心慌、心跳、緊張、不安，非常之難受！我躺在**，不敢動，也不好意思叫人，強忍著，現在想起來真後怕，那時我是40多歲，如果是晚幾年，心髒就會受不了，就會死在那兒了……知道成功了，五髒六腑和渾身的毛孔全都舒服極了……”於敏在十幾年後對作家彭繼超談起當年的心情時，充滿了真切感。
1966年12月28日，曾經讓全世界震驚的中國西部羅布泊又騰起一團直衝雲霄的蘑菇雲……
這便是讓王淦昌終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陽”——氫彈爆炸成功了！“王院長，你感覺怎麽樣？”在“大太陽”徐徐升起的一刻，聶榮臻元帥握住王淦昌的手，關切地問。
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輕鬆，太不輕鬆了！”聶帥聽後，默默地點點頭，因為這僅僅是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氫彈大爆炸還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時此刻的聶帥心頭不由湧起了難以形容的憂鬱：唉，羅布泊的“大太陽”雖然升起，可當量級的熱核聚變還有很長的距離。但聶帥最擔心的不僅是這些，他擔心的是一場已經開始襲擊神州大地的劫難……
“‘**’？”“知識分子被叫做‘臭老九’？”“有功之臣變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聶帥望著身披綠軍大衣、腦門已呈光溜的王淦昌的背影，心頭一陣痛楚：這麽好的老科學家，忠心耿耿為祖國，憑什麽把他們推到“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之列？我能保得住他們嗎？一個被別人“火燒”、“炮轟”的人？
聶榮臻對天長歎：“唉，老天啊，能多給我幾年時間，中國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強國之林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國人也可以不再總受人欺壓了。”然而突發的政治風雲，使中國的核武器發展曆程開始陷入可怕的命運——1967年初，當中央決定大當量的氫彈“實彈”試驗正式下達後，一些重要部門和生產基地卻像斷了齒的輪子轉不動。那個試驗必須用的鐵塔製作任務交給了華北某金屬結構廠加工，可人家根本不動手。
“張震寰，你去用3天時間給我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並指派大將。
作為氫彈試驗的基地總指揮，張震寰後來因為忙不開身，周恩來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將到這個金屬結構廠，他整整用了12個白天和黑夜總算動員職工到車間幹活了。
至於王淦昌他們急需要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張三張三說要“革命”沒時間，催李四李四講“批判”還沒完。“這樣還能幹事嗎？勿來事勿來事！”王淦昌一著急就冒出幾句別人半懂半不懂的常熟話來。
“啥都可以馬虎，科學實驗是馬虎不得的。這樣搞法我們什麽時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試驗嘛！”王淦昌向周恩來總理和元帥們發起牢騷來。
於是一封以中央軍委名義的“特別公函”產生了。
“毛主席號召做的事絕不能耽誤！”“特別公函”所到之處，全都“堅決擁護”。
“為試驗發展中國核武器作貢獻是頂頂光榮的事”，成了千軍萬馬的戰鬥號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顛倒的中國人已經難以控製自己的狂熱，就連國家一級機密單位的人也跟著發瘋與發高燒。
第一顆氫彈原理試驗爆炸成功後的第二、第三天，聶榮臻元帥在基地的“馬蘭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試驗高層會議，基地指揮方麵的負責人有張震寰、張蘊鈺、李覺、胡若嘏等，技術負責人有特意從北京趕來的錢學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程開甲、郭會英、於敏、周光召等。聶帥給大家出的議題很清楚：總結此次核爆經驗，來年進行百萬噸當量的空投氫彈核試驗。
“大家談的時候不要過於慎重，隨便些。”聶帥的話，使會場氣氛頓時活躍起來，特別聽說來年就要搞大當量級的空投氫彈試驗，將軍們和科學家們精神振奮。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眼下到處都在貼大字報、抄家，可這樣的風我絕不允許它刮到基地來，也不允許它對準在我們這兒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學家們。我們這兒是什麽地方？我們這些人是幹什麽的？是毛主席、黨中央親自領導指揮的最高機密單位呀，亂衝亂批還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們該幹什麽還幹什麽。誰要想動你們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幾位老帥都說了，那就拿我們的命一起抵上！”王淦昌他們聽完聶榮臻的這番話，內心泛起無比感激的巨瀾。尤其是周光召，這位已經被衝擊得不輕的科學家，身體又有病，在聶帥親自過問和保護下，才使他擺脫了造反派們的無理糾纏，來到基地重新參加激動人心的核試驗。
就在這時，一向被外界視為“蒼蠅也飛不進”的羅布泊也發生了一連串荒唐的事。
有一天，一輛全副武裝的吉普車橫衝直撞地開進基地禁區，警衛人員想攔住，結果反被對方繳械。誰敢這麽膽大妄為？原來一打聽，是那個通天人物毛遠新。
“誰敢衝核試驗基地，就給我統統逮起來，一個也不放！”聶帥火了。一道命令下達，那個“中央文革小組”派來的要員毛遠新被官兵們押進一間小黑屋。
“誰幹的？給我馬上放人！”康生衝著聶帥高嚷。聶帥義正詞嚴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黨中央批準。核基地是國家保密地方，難道你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連最起碼的知識都沒有？”下麵的一件事更叫人聽後心驚肉跳。
1967年6月17日，中央決定首次空投氫彈爆炸試驗。聶榮臻親自在基地坐鎮。空投爆炸時間定在上午7點。一切準備就緒。聶帥和王淦昌等都進入了指揮室，等待空軍飛行員駕著載有300萬噸當量的熱核裝置起飛。
“嘶——”飛行員徐克江駕駛著726號“轟—6”飛機準時從馬蘭機場起飛。聶帥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揮員與科學家們始終盯著戰鷹，並且不時指指點點。8點整，徐克江的飛機進入空投區。地麵指揮立即發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10秒、20秒、30秒過去了，飛機竟然還在平穩地飛行，聶帥和王淦昌他們期待的大爆炸遲遲不見。
怎麽回事？聶帥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則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聶帥，目光分明在說：
這是飛行員的問題。
是嗎？聶帥又把頭轉向穿越於白雲間的“轟—6”戰機：嗯，好高嘛。它還在天空中轉悠，好你個家夥！“快給我接通飛行員，問清到底是怎麽回事。馬上！”聶帥發脾氣了。
“報告聶老總：飛行機長徐克江說他因為背毛主席語錄而一時忘了按自動投擲器！”“扯淡！”聶帥臉色發青，看得出他是強忍著不讓自己的口中吐出髒字。
“報告聶帥：北京來電。”“不接！”“是總理的。”聶帥這才接過話筒：“是總理啊，我沒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呀。”“怎麽回事呢？是技術故障？人員有沒有傷亡？”這是總理關切而焦急的聲音，“……好，沒有傷亡就好。告訴徐克江同誌，請沉著冷靜，不要緊張。”總理和聶帥的指示傳到了白雲間的戰機上。機長徐克江定了定神，將拇指貼向自動投擲器，然後用力一按……
頓時，他看到被自己拋出的一個白色圓柱體，飛速地墜下，瞬間，一頂猛然張開的降落傘使勁地想拽住墜下的圓柱體，隻見白色圓柱體在與地麵即將撞擊的瞬間，一個巨大的“太陽”閃著強烈的光芒，亮徹天宇與大地之間……
王淦昌直流淚水……
空中投擲氫彈爆炸成功後，王淦昌接到周恩來的指示：著手研究地下核試驗。
進入60年代，自從美國奧本海默完成“曼哈頓計劃”，蘇聯的庫爾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帥的緊逼下相繼完成多次原子彈試驗後，當時的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一方麵為抑製對方的核試驗，一方麵想使自己永遠保持在全世界的核霸地位，簽訂了限製在空中和地麵核試驗條約。雖然這一條約對第三國並不存在約束力，然而畢竟核武器由於它所具有的巨大毀滅性後果，隻要繼續不停地試驗，就會對自己的國土家園帶來環境與自然條件的嚴重破壞。地下核試驗在這種情況下首先被提了出來。中國總理是人民的總理，周恩來想在了所有中國領導人的前麵。王淦昌在接受這一新命令後立即開始布置。10月，他與自己的學生、後來也成為傑出物理學家的程開甲教授（時任西北技術研究所所長），組織召開了我國首次地下核試驗講座。會議的主題非常明確：爭取在一兩年內將地麵核試驗多數轉入地下。在這之後，王淦昌作為我國地下核試驗的直接組織者和領導者，全麵擔起理論與設計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於羅布泊和北京之間。然而這位年已6旬的老科學家不曾想到在他從事如此機密和重要的工作時，一場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難洪水猛獸般地向他襲來……
“那一天王先生從青海回到北京，我開著他的伏爾加專車去接他上班。在他將要鑽進車內時，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後繞到車子後麵，站在那兒半天一動不動。我急了，以為出了什麽事。過去一看，原來後車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貼了張標語，寫著‘反動學術權威’幾個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臉色氣得發白，嘴唇微微顫抖著。
‘這幫狗日的！’我心裏罵了句，因為在王先生回來之前就有人已經貼過同樣的標語，可每次都給我撕了。我沒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貼上了。為此我曾向李覺副部長反映過，他也很生氣，說王先生這樣的科學家是‘國寶’，怎麽能不負責任地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李將軍指示我不要讓王先生知道這樣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還是沒有‘把好關’。”時隔近20年，我采訪跟隨了王淦昌十幾年的司機大邵同誌，這位中原大漢仍然懷有幾分內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現已退休在家，這位經曆朝鮮戰場洗禮的老戰士，自1960年起就來到核研究所（院），之後成了王淦昌的專職司機，同時又兼王淦昌的“隨身警衛”。
王淦昌平時是個“好老頭”，從不跟別人計較什麽，埋頭業務工作，把國家和人民交給的任務視為生命去實現，這是他最大的樂趣和追求。他的女兒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父親從來不知道向單位和上麵要點什麽，所以單位的人一說起我父親就是‘王先生那裏不會有什麽事的’。他就是這樣的人，倒是我們這些兒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氣。”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決定了他不是一個別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汙辱就汙辱的人。“我是‘反動學術權威’？反動的人可以參加國家最機密的核試驗？天下哪有你們這樣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時本來就不善言辭，有話常常心裏說。
這回他火了，一連幾天在心裏罵人。
好啊，你們說我“反動學術權威”，那我就“反動”吧。王淦昌作出一個“重大的決定”：
不再坐專車，改乘公共汽車。
王淦昌住在中關村，工作在花園路的“灰樓”，其間有相當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車接車送——這也是中央規定給王淦昌等大科學家的待遇，一方麵是出於照顧，另一方麵是為了保密。自隱姓埋名後，王淦昌他們在一般情況下不允許自由出沒在公共場合。這回老先生不坐專車，可把大邵急壞了，萬一出了什麽事或者失密了怎麽辦？
“王先生，您快上車吧！您越這樣，人家越會注意您的。”“伏爾加”裏的大邵一邊把車擋和油門開得最低，一邊急紅了臉跟在王淦昌的後麵不停地叫喚。
王淦昌隻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決定不坐車就永遠不坐車了！他從家門出來後直奔開往花園路的331路公共汽車站。他上了車，把大邵害苦了，開著“伏爾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車後麵，一路上被後麵大大小小的其他車子罵得狗血噴頭。331路車到站了，王淦昌從公共汽車下來後照樣步行，任憑大邵大呼小喊。
一連數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這樣“對峙”。結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歲的王淦昌，而是身強力壯的大邵。組織上讓他為王淦昌開車時就說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們國家傑出的科學家，要像保護高級首長一樣保護他，不得出任何差錯。這是一項極重要的革命工作。”雖然大邵並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從事什麽工作，但王淦昌經常進出中南海，去見周恩來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可知他是個不同尋常的人物……
“伏爾加”像隻蝸牛似的跟著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著……望著性格耿直的“老頭兒”，大邵突然靈機一動：“王先生你是不是愛國的？”大邵把“伏爾加”貼近王淦昌，然後伸出半個頭衝王淦昌這麽說。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兩眼直盯著駕駛座上的大邵：“我怎麽會不愛國？”大邵心裏偷偷一笑，“老頭兒”上鉤了！隨即裝出一副特別認真的樣子：“我看你不愛國。”“我怎麽不愛國？我不愛國怎麽去……”王淦昌想說“去為國家造原子彈、氫彈”的話，但一想到紀律，便改說，“我不愛國為啥當初從德國回來到浙江大學去教書，後來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我看你不僅不愛國，而且你還裏通外國……”大邵有意氣他。
對人情世故一點不沾邊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陰謀”，“我怎麽會裏通外國？胡說八道！”“真的？真的是胡說？”“當然，絕對是胡說八道！我怎麽可能會裏通外國嘛！”王淦昌挺著脖子，分辯道。
“那——你為什麽不坐專車？”“人家罵我是‘反動學術權威’！可我不是！笑話，我怎麽會成‘反動’？成為壞人？”王淦昌一提起“反動學術權威”，氣不打一處來。
大邵哈哈大笑起來：“王先生既然你堅持自己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不是‘裏通外國’，那就證明人家確實是在胡說八道。既然您認定人家是在胡說八道，幹嗎還理他們？生他們的氣呀？值得嗎？您生了氣，影響了工作，您說誰高興？還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高興嘛！所以你犯得著嗎？”這劈頭蓋臉的“反擊”，真把王淦昌給撥開了：是啊，我憑什麽跟那些無知又魯莽的人計較呀？他們哪能理解我們這些連自己真實身份都要隱藏起來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麽呢？真糟糕，我幹嗎自己生自己的氣？想到這裏，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上吧，再不上後麵的車就要頂我們的屁股了。”就這樣，王淦昌重新坐進了“伏爾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