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軟件”——閃爍東西方文明精神的靈魂與光芒

在今天，每一位來到蘇州工業園區感受和看到的一切景物與在這些景物之間透出的文化與文明水準的人，都會很自然地得出結論：這樣的園區中國少有，世界少有。也就是說，這裏的自然環境與人們從事工業現代化之間的那種和諧與平衡關係，被安排得如此協調、統一，或者說完美有序，這都是在其它地方很難看得到的，再加上驚人的經濟發展速度與所取得的超乎想象的指標，你無法不為之驚歎和由衷地欽佩。

關於蘇州工業園區現在的樣子，如果我不作描繪也許很多讀者會感到失望，然而如果我用白描式勾勒幾筆，又自己感到很對不起那些十幾年在此辛苦耕耘的建設者們的那份創造力和汗水，尤其是對不起李光耀和新加坡人——因為在他們心目中的蘇州工業園區就是新加坡的形象，但我似乎又不便在本文中作過多的渲染式描述，原因是我想給廣大讀者留些期待和空間，並且建議你有機會到蘇州旅遊的時候一定要去園區走一走、看一看，那裏的一景一物遠比我筆下生輝要精彩得多……

我在這裏隻想告訴讀者的是，蘇州工業園區有今天這個樣子，都是李光耀和他們的新加坡人所期待的結果，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人一向引以為自豪的新加坡“軟件”的魅力所在。

新加坡管理模式的成功點和閃光點，皆在蘇州工業園區上得出展示與體現。難怪李光耀現在時常在國際場合總是拿“SIP”說事。他曾誇耀說，中國蘇州工業園區是他新加坡精神與管理模式的“青出於藍”的成功成果。然而，蘇州人為了把這新加坡“軟件”成功移植，並如鄧小平所要求的“比他們還要好”的目標，實現這種“國家經驗的移植”，與新加坡人共同付出了巨大的艱辛與努力……

“當時金雞湖這一片區域，都是坑坑窪窪的地方，‘十年九澇，劃船揚不了帆，走路五分鍾就要拐彎’，意思是說：湖塘多但都是大大小小不成規則，道路更不成樣子。新加坡人偏看中這樣一塊地，並且說是要在這樣一塊地上建設起世界上最現代化的新工業城市。我們雖然是園區籌備組的成員，但當時確實不太相信這種可能。我們私下裏還議論說：原來新加坡人比我們中國人還要‘左’啊！我們中國人搞了幾十年空想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事原來新加坡人比我們還相信得厲害啊！也有人說，反正錢是他們新加坡資本家的，用他們的錢我們不心疼。道理很簡單：就是不相信這個不被我們蘇州人看好的地方會在新加坡人的雄心壯誌下搞出個新天地來。可後來證明是我們錯了……”一位“老園區”感慨地說。

根據初步協議確定的“SIP”方案是：最先啟動開發的是8平方公裏，中期是70平方公裏的開發麵積。按照新加坡的“軟件”模式，這70平方公裏麵積在正式招商引資和開發建設前，必須將地下設施一步到位地建好，而且是按照世界最先進的現代化先進工業城市的標準“一步到位”。

什麽叫“一步到位”？簡單說：道路、環境、消防、通訊、汙水處理、地麵綠化等等，在外商進入園區時必須都按世界現代化工業城市最先進的條件給配備好了！

因為沒有錢，因為習慣了“邊規劃、邊建設”的中國人，哪見過這種幹法！但新加坡人說，這就是我們的“軟件”精神——地下設施必須走在地麵建設前麵，而且要求地下設施“百年不落後”。

開始蘇州人不理解為什麽非得這樣做。事過十幾年後再回頭看看今天的園區發展，現在的蘇州人，沒有不佩服新加坡的這一“軟件”之高明——一步到位後，避免了無數重複建設所帶來的成本的成倍增加和降低效益的惡性循環。

“最讓我深切感受新加坡‘軟件’理念精神的是，他們提出要讓園區70平方公裏的麵積內，能夠達到百年不遇洪澇的防淹能力。就是說，要把整個70平方公裏麵積的園區填起70厘米高。我們當時聽了沒一個人相信！這怎麽可能嘛！不說70平方公裏，就是首期開發的8平方公裏麵積，不說那些低窪與湖塘怎麽個填法，就是本身地勢低窪的地麵上再填高一米高，8平方公裏要多少錢知道嗎？當時填一方土是8美元，8平方公裏就是4億美元哪！4億美元，等於30幾億人民幣，什麽都沒幹，光平整地麵，就一下花30幾億元人民幣。我們當時想，換了中國，根本不可能。而且有的專家還說，我們蘇州從伍子胥建城那天起，就是用的圍塘築堤擋洪水的辦法，蘇州城不也走過了2500多年的曆史嘛！但園區現在是中新兩國共同建設的，尤其是說好了要用新加坡的‘軟件’來管理和經營，所以必須按新加坡人說的去做，也就是說必須填土，把所有那些低窪地、爛河塘和大大小小的湖泊都填到能防百年不遇的洪澇。”周誌方現在談起當時的情形，感觸很深：“當填土大戰開始後，整個蘇州市周圍的道路上不分日夜地有幾百輛拉土車子在跑，滿城塵土飛揚，老百姓把我們罵得狗血噴頭，因為確實對大家的生活帶來很多不便。但園區建設的戰車已經啟動，必須朝前走，而且新加坡人時間概念特別強，誰耽誤了就得賠付大錢！再說那些錢中有我們中國人的、有我們蘇州人的，誰也不願白白浪費。拉土的車子都是陝西出的，車牌子是黃的，車身顏色是黃的，拉的土又是黃的，所以百姓說蘇州現在了不得，滿城都是‘三黃雞’……我要說一句：蘇州園區今天建設得那麽好，蘇州百姓當年是做出犧牲的。我們應當感謝他們。”

蘇州市民的犧牲精神換來的園區美麗，無疑可以留在“洋蘇州”的史冊裏。

僅用一個多月的時間，首期開發的8平方公裏麵積填土工程順利完成。1998年，江南真的來了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當時常州、無錫等蘇南一帶幾乎全都成了一片汪洋。江澤民總書記在飛機上往下看時，突然發現在汪洋之中有一片綠地，問隨行人員那是什麽地方？當有人回答說那是新建的蘇州工業園區時，江澤民欣喜地說，我要到那裏去看看。後來他真的來到園區，並且感歎道：看來新加坡李光耀他們的許多建設理念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蘇州工園區後來開發的70平方公裏麵積，都按這個模式，將原本低窪爛湖之地，填得高高的，如同江南大地上挺起的一塊堅強而雄健的胸肌，充滿了力量與生機。據說現在國內許多地方把蘇州園區這種在地麵建設之前、先把地下工程“一步到位”的開發經驗都運用到自己的開發區建設上。“規劃就是法”，這話拿到一般的行政區域和城市來說，聽起來似乎有些異想天開，這是因為中國不少地方的建設一般來說，領導的意見遠比“規劃”和計劃要來得快，也改得快，所以各種建設不按規劃和計劃辦事而是按長官意誌執行的事太多，也太“常規”了。但在蘇州園區，“規劃就是法”，如一條不可更改的定律，你再大的官，或者官改任得再多，已經規劃好的東西想改是不可能的。比如開發之初中新雙方立下的“先規劃，後建設”、“先地下，後地上”這些建園的基本原則，無論你蘇州領導換了多少回，誰也別想輕易改動一下園區發展總體規劃上已經定的事，哪怕是一條路、一棵樹、一根電杆，市長都沒這權力。

“一張藍圖繪到底，使規劃效益成為園區最大效益，是我們的重要經驗之一。”王金華談起這一問題，雙目閃光，“因為我們接手時，整個園區的賬麵上是嚴重負債的，但新加坡人給我們留了一筆巨大的資產，就是已經規劃好和正在建設著的園區藍圖，這個藍圖包含了極高的預期效益，我們後來能夠通過土地置換成資產並有效進行投資拍賣土地來獲得抵押，從而實現資本的成功運作，靠的就是園區一步到位的規劃藍圖。”

“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標準，是園區規劃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主要原因之一。”參與早期園區建設的人告訴我，在園區啟動之前，中新雙方的專家就全麵編製了各項基礎設施的專業規劃，在國內率先實行了高標準的“九通一平”，即道路、供電、供水、排水、排汙、燃氣、供熱、通信、有線電視的全通。“一平”就是土地填高平整。其“九通一平”的標準即使放在發達國家也毫不遜色。

李光耀曾經頗為得意地向人誇耀過：“我們的軟件其實在很多方麵是建立在許多硬件之上的。”

有一家投資1.5億美元的外企，到園區落戶建廠，曾要求在大門前的綠化帶上開一個出入口，因理由不足未被園區批準，但這並未影響該企業對園區管理的讚賞，他們說：“園區的開發建設規劃做得非常好，我們5年前拿到的發展藍圖，和後來拿到的現狀圖紙非常接近。”

這種規劃就是法，是法就不能隨意改的“軟件”管理模式，所實現的結果常常是很硬性的，所產生的效應也是可想而知的。

“軟件”不軟，這是蘇州人在學習和移植新加坡管理與經營過程中感受深切的一個重要方麵。

“但我們中國人、我們蘇州人也有很多讓新加坡人感動的‘軟件’。”親身經曆了園區初期建設全過程的吳克銓說，“剛與新加坡合作時，他們對我們中國人的工作效率總是持懷疑態度，所以一旦初步協議簽訂後，就一直在觀察我們的工作。是我們後來用自己的行動讓他們相信我們中國人、我們蘇州人是值得依賴的，並且是最講究效率的，尤其是我們的艱苦奮鬥精神，讓他們深切感到我們中國人的‘軟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園區，我聽到這樣的故事很多，而且每一個故事都讓我極為感動——這就是蘇州人的創造與創新。話得從建設園區之前和初始開始：

一個城市的成長其實與一個人的成長差不多，在起步的時候通常也會被一些最簡單的事弄得焦頭爛額，甚至有些放不到台麵。我們知道，讓新加坡人幫助辦工業園區，是因為我們中國人除了沒經驗外，最主要的是沒錢。但當園區建設一上馬，人家新加坡人幹什麽都是按美元或新元付酬的。可蘇州人不能，即使已經明確是籌備組的那14個“園區元老”，他們也還隻能拿原來的工資。

“按照雙方明確的協議，新方的律師，每一個字一新幣——一新幣是5元人民幣，可我們中方律師隻能拿‘基本工資’。新方人員加班，是可以拿雙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們蘇州人加班加點就是通宵也最多給一個麵包，或者一包方便麵。園區籌備組成立時，連間辦公室都沒有，開始借了市政府老幹部活動室，後來人家有意見，我們隻得搬出來。好在財政局支持，我們從他們那裏借了100萬元作為園區籌備組的籌備經費。籌備組既然已經開始工作了，總得有個地方辦公吧！最後為了省錢，我們在金雞湖旁找了一個閑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幾間房子，算作‘根據地’，這還是通過章市長與郊區書記的交情才算有個著落。現在留在新加坡的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史料中有一張照片就是當年我們籌備組辦公的舊房子。辦公算有了臨時一個地方，但那時的金雞湖一帶，幾裏路內找不到一戶人家，我們工作人員吃飯、喝水都成了問題。最後全部靠外包送大鍋飯才解決了我們的難處，所以後來有同誌總結說我們蘇州園區籌備時靠四個桶起家的：一隻盛湯的桶，一隻盛飯的桶，一隻裝菜的桶，還有就是我們這些整天泡在外麵曬得黑乎乎的‘肉桶’……”吳克銓回憶說。

“中新方成立聯合公司後，我出任行政總經理，為了顯示我們中國人的同等尊嚴，我們要求參加聯合公司的中方人員也應該與新方雇員拿一樣的薪水。後來這雖然爭取到了，我這個行政總經理的工資每月是11萬人民幣。可我們自己清楚，這是名譽工資，我拿回來的錢是到不了我手的，實際上還是拿原來的一個月2500元。但我們並不覺得有什麽虧，因為所有參加園區建設的同誌心裏都明白：我們是在為蘇州、為中國做一件前人從未做過的大事。奉獻是我們的全部責任！”周誌方說。

當然，後來在園區工作的同誌待遇相對提高了一些，但與新方人員相比，仍然是工資上的“一國兩製”，遠遠比不上他們，可即使這樣，在市機關的不少人難免有些眼紅了，因為在他們眼裏，那些在園區沒日沒夜工作的人如果不是誘人的高工資、好待遇的緣故，怎麽可能拚了命在為“資本家”幹活呢？

有段時間，針對這種議論，市委書記楊曉堂在幹部大會上嚴厲訓斥道：“你們不要老盯著他們的待遇，你們有沒有想過兩個問題：一是他們才多少人，知道他們一個人要幹幾個人的活嗎？二是他們為我們蘇州創造了多少GDP？多少財政收入？再說，把他們這些人拉下來，對我們這些人、對整個蘇州有什麽好處？”楊曉堂這麽一說，以後基本上就再沒有人提這樣的事了，倒是園區人那種奉獻精神、拚命工作的事常常傳到市機關和市民耳中。而最根本的是，人們從昔日那片爛湖死塘的金雞湖旁看到每天都在發生的變化，這變化真的是日新月異、氣象萬千，而且攜帶的是具有世界最先進管理模式與全球化新經濟色彩的時代浪潮……於是往日的那種懷疑甚至是幸災樂禍的心態，化作了新鮮、欣喜、感動和積極主動地參與到關注與關心園區大建設之中。

新加坡的“軟件”確實有其非常科學和代表當代世界最先進的經濟管理與運營現代化城市的獨到之處。不說首期8平方公裏麵積和後來的70平方公裏麵積的爛湖河塘的低窪地統統要填高幾十厘米的巨大填土工程，不說負責規劃的專家在考慮一個路燈的樣式時要向全世界燈業設計界進行招標，單就水、電、線、管……那些繁瑣複雜的地下工程，他們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幾十年後可以不再需要“開膛剖肚”的完美和超前規劃設計，讓蘇州和中國的同行們無不敬佩至極。

在地麵工程和招商引資尚未見影子時，新方堅持一定要把一個投資數億元的汙水處理廠建起來，而且要求開發區的70平方公裏麵積上的汙水做到全部實現自流通暢，這樣的標準和超前水平，在中國建設工程史上可以說也是聞所未聞的，但蘇州園區建設一開始就必須這樣做。施工開始了，新加坡承包商們駕著巨型鑿掘機，在9米深的地心飛旋鑿進，而地麵則毛發無損……蘇州人看在眼裏，感歎在心中：人家的“軟件”其實是建立在硬件之上的，而這樣的硬件是建立在科學理念的“軟件”之上。

還有一件事讓蘇州人不能忘記的是：後來隨著園區迅速發展擴大，中新雙方的合資公司越來越需要資金注入，中方的35%股份不是虛設的，得把屬於你中方的那部分股份的真金白銀劃到賬上呀！蘇州人一次次冒虛汗。而在這個時候，中央和朱鎔基、李嵐清等國務院負責同誌出麵了，在他們的組織調度下，中國國內的大老板們紛紛參與進入了蘇州工業園區，“中國財團”們踴躍認購中方股份中的股份，甚至連中央電視台也有了蘇州工業園區的股份……

園區的首期開發是8平方公裏，主開發區是70平方公裏，最後的園區麵積達到288平方公裏。按照中新合作協調規定，中方交給CSSD公司運作的園區土地，必須是“零”移交的。所謂的“零”移交，就是所有準備開發的土地上，你蘇州人不能留下任何影響我開發與招商的一切有代價的物體，說來更直接一點的是，你蘇州既然把土地給了我們，我們在這裏開展招商等商務與建設活動時，你們不能有一點點諸如安置農民、房屋拆遷之類的破事留下尾巴，否則都是屬於違反兩國協議的行為。國際間的違約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蘇州人清楚這一點，關鍵還有一個問題是：新加坡人也在看我們中國人，看我們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講不講信譽，中國共產黨政府有沒有強有力的執政能力。

這既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工作，又是一個關乎到黨和國家的形象問題。蘇州人哪個敢怠慢？然而誰都知道：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廣泛、全麵地展開，工業和城鎮建設用地上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遷問題，是個最令人頭痛的事。這是涉及到千千萬萬的百姓利益，沒有人敢在這一問題上拍胸脯。

蘇州工業園區建設中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遷工作是做得相當細致與周到的，十幾年來安置了二三十萬各類居民，在我走訪的那些“園民”中，他們現在的日子都過得非常安定與祥和幸福，園區帶給他們的福利和社會保障也比一般的市民要好，在園區內基本上實現了零待業。但當時在拆遷房屋和安置區域內的農民和居民時不是沒有矛盾，而是蘇州政府及園區建設規劃時的政策得當，加上工作細致，才有了好的結果。不過當時因為園區涉及要取消幾個鎮的行政編製和需要從別人身上“割肉”，阻力也不小。

第一個反對的自然是“地主”——當時還沒有合並到蘇州市區的吳縣。現在吳縣已經一分為二，並入蘇州市區，成為蘇州市區的廂城區和吳中區。工業園區初建時，吳縣還是蘇州的“六虎”之一，位居全國百強縣前列。工業園區要把幾百平方公裏的麵積劃走，吳縣人肯定心疼。其實就是在蘇州市裏也有人對上麵這事不舉讚成票。1993年11月，經過江蘇省省長辦公會議上定下的一個將吳縣5個鎮劃歸蘇州工業園區的文件發到蘇州後，反對的和讚成的勢均力敵。這事連省裏都急了。1994年春節剛過，省委書記、省長一肩挑的陳煥友帶了20多位省廳局以上幹部，專門來到蘇州坐鎮現場辦公，先是做市裏的工作，市裏思想統一後又馬上趕到吳縣，省裏幾位大員親自對著吳縣的書記、縣長開會，當麵問他們二人：對省政府的決定執行還是不執行？那架勢確實有些你不同意也得同意的味道。結果自然是“堅決服從省委、省政府的決定”。

那天我在園區采訪時正好路過園區內的“城市廣場”，於是就順著湖邊的湖濱大道走了半小時。在這半小時中，我感覺自己真的有種進入了天堂的感受，我甚至有些懷疑這真的就是我的家鄉蘇州嗎？因為它實在太美麗，美麗得完美無缺——那寬闊的沿湖大道，各種名貴樹木和綠地毯一般的綠地，無數別致、充滿水鄉風情與現代化的裝飾景致，以及碧波**漾、白鷺戲水的湖麵和停泊在岸邊的一艘艘銀色遊艇，還有那些歡笑、奔跑與玩耍的孩童……那一刻，我真想留下不走，盡享美輪美奐的物景和傾聽從花卉音箱內傳出的悠揚而柔軟的家鄉評彈……

這是現在的蘇州工業園區的一角。這樣的美景在園區內到處都是。而置身於這樣的人間仙境內，你想象不出就是在這樣的地方，竟然就是每一平方公裏（工業用地）創造20億元人民幣的GDP和世界最先進之一的現代化工業基地！

這就是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人構想與移植至中國的“軟件”，也是我們蘇州人、我們中國人成功移植並再度創造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工業園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