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直轄市的誕生01
外界也許並不清楚，假如不是三峽移民，中國不會出現第四個直轄市。
重慶人太幸運了！重慶人得感謝三峽，重慶人更得感謝三峽移民。重慶是三峽移民最多的一個市（占移民總數的80％以上，接近100萬），重慶又是為三峽移民付出代價最為沉重的城市。
新重慶市的誕生因為三峽移民。三峽移民催生了新重慶市。
筆者在20多年前到過一次重慶，那是個極短暫的停留，前後不到三四個小時。照理像我這樣一個遠道而來的人難得去一次曾有“戰時陪都”之稱的名城重慶，理應好好觀光一下，怎麽著也得留上一兩天。但我沒能做到，住慣了江南的名城，遊慣了上海廣州，我實在無法接受當時的重慶那種出門爬坡、上碼頭登幾十幾百級石階，到處人擁犬噪，汙溝臭水滿地以及閣樓歪歪斜斜的景致。然而，就在重慶成為直轄市5周年的2002年6月中旬，我第二次踏上新重慶的土地，我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衝動：這裏已經不再是我第一次來時的重慶舊貌，到處看到的是森林般的新樓群，是比廣州上海更寬敞便捷的城市高速公路與立交橋，是直上直下輕盈平穩的碼頭升降車……特別是重慶的夜晚，我以為絕不亞於廣州深圳甚至北京上海的美麗和華豔。山城之美豔，江城之光彩，令人激動，那是其他城市不可能有的。江上的汽笛，岸頭的疊彩，朝天門的歌聲，以及時而在足下時而在樓頂穿梭的車水馬龍，加之素來愛美愛俊的市民，新重慶的每一個角度、每一個瞬間，她帶給你的是激動和陶醉、亢奮與思考。那種在目不暇接之後就想伸開雙臂將其擁抱、為其歡呼的衝動，不是哪個城市都會有的。除了第一次從紐約到華盛頓的夜路上，第一次在浦東“明珠”塔上看新上海外灘的夜景時，我曾經有過同樣的心境外，重慶是又一次這樣的感受。雖然目前她還在建設之中，有些地方尚不完美，但她足以征服一切挑剔的見多識廣的過往者。
重慶市首任市長蒲海清，這位在重慶人民心目中有著很好口碑的“老重慶”，現在是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辦公室黨組副書記、副主任，專司領導三峽工程事務。談起重慶建市前後的變化，他會情不自禁地從椅子上站起身，滔滔不絕地講上幾個小時：我從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重慶工作，後來調到四川省政府當領導，前二三十年並不感到重慶多麽落後，可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這樣的“小弟弟”也一天一個樣，遠遠地把重慶甩在後麵，更不用說廣州上海那些現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慶市成立，我再從省裏回到這兒任職，有機會仔細地看看這個曾經與之相伴了二十幾年的城市，這時我才猛然發現重慶被飛速發展的時代甩得太遠了！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覺還是五六十年代時的樣子。晚上再看看這個城市，簡直就是一個小縣城，連片像樣的燈光都見不到。有一次我到一個企業檢查工作，下崗職工們把我圍住了。工人們情緒非常激動地要跟我這個市長對話，他們舉著牌子呼著口號要讓我這個市長給他們飯吃，給他們工作做。重慶是個老工業城，這幾年她的產業落後了，新的產業又沒上來，原先那些名噪一時的企業紛紛倒閉或者縮小規模，下崗職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個地方，工人們反映說他們現在連基本生活都非常艱難，我當時特別衝動，拳頭捶在桌子上咚咚發響。圍在我身邊的很多工人愣了，繼而反問我說你這個市長發啥子脾氣？你不給我們飯吃你還惱怒？我說我不是衝著你們來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頭夠不上天嘛！如果夠得上，我真想把天打個窟窿！我是一市之長，我心疼我的百姓過著這種生活，也恨自己沒長三頭六臂。麵對這麽個城市，這麽個大攤子，怎麽辦？靠大家一起動手奮發圖強唄！而這時我們重慶又幸運地得到了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三峽移民使重慶市獲得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我驚詫地發現，無論是蒲海清這樣的老市長，還是現在的重慶市新領導班子，他們和三千多萬人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那就是：新重慶的誕生與命運，與三峽移民息息相關，緊緊相連！
這件事與一個人有特別關係，他叫李伯寧。此人既不是現在的重慶市領導，新重慶市的那麽多官位與他無緣，也不是四川省的官員，更不是湖北省的官員，但他的命運卻與新重慶市的命運密切相關。
李伯寧，現年85歲，河北人，一個特別有性格的“倔老頭”。據說年輕的時候在他老家英名傳遍四方，是冀中抗日遊擊大隊的大隊長，在著名的肅寧大捷中威震敵膽。可他又是個“文人”，當遊擊大隊長時就經常寫詩作文，而且這種愛好到當上部長後依舊不改。我看到他自己寫的簡曆中，當官的經曆寫得很少，大半內容是記述他一生的文學成就。2002年國慶前我到他府上拜訪，臨走時他給了我一大包作品。我幾乎一夜之間看完，我有兩個重要發現：這位老革命家從年輕時代到耄耋之年的漫長歲月裏，對文學的那種**始終如一。他笑說自己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最老的會員——1995年加入作協時，他年屆八旬，已在部長級職位上幹了二十幾年。第二個發現是，李老不僅自己酷愛文學，並造詣匪淺，更難能可貴的是連另一位抗日女英雄也被他“影響”成了作家，這位抗日女英雄是他的夫人，70多歲時，李伯寧和夫人都出版了長篇小說。
我生在燕趙大地／在慷慨悲歌中成長／父親傳給我做人真誠、善良／戰火鍛煉了我金石性格／“文革”破除了我迷信上蒼／從此我隻相信實踐／紅就是紅／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黃就是黃／任它眾說紛紜／任它地動山搖／我屹立不動／自有主張／我嫉惡如仇／為伸張正義／為除奸安邦／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闖／什麽高官權勢／我視如草芥／我不爭寵獻媚／也不卑不亢……這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我！
80歲高齡的李伯寧，依然像熱血少年般地抒發著這份赤色純真，這份鐵骨錚錚。
17歲就是八路軍遊擊隊大隊長的他，後來跟著毛澤東等共和國元勳們一起從西柏坡走進北京城，黨的一聲號令，使這位夢想當作家的職業革命家，來到了水利部，並且一幹就幹了半個世紀，成了完完全全的水利行家、一輩子跟移民打交道的政府官員。
1985年，國務院正式任命他為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在這之前，由於三峽工程一直在醞釀之中，所有準備工作在鄧小平和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從來沒有間斷過。在李伯寧就任籌備組組長之前，不叫“三峽省”，而叫“三峽行政特區”（有點像深圳經濟特區的味道，隻是差了中間兩個字）。1984年一次會議上，全國人大政法委的人提出“三峽行政特區”的提法，有悖於《 憲法 》，故而經鄧小平同意，幹脆叫“三峽省”。
“三峽省”的籌建，是中央依據對未來三峽整體建設的考慮而作出的一個特別決定。這也足見中央對三峽工程的重視。新中國從西藏和平解放以後，除建立海南省外，中央不曾對省或直轄市的行政區劃有過重大調整。誕生一個新的省或直轄市非同小可，因而從不輕易行動。偉大的三峽工程催發了一個重大的動議，而這動議首先來自移民工作對中央決策層的影響。
“三峽工程是個階段性的工作，再偉大也畢竟是短暫的。可三峽水庫的管理與發展是個百年大計千年大計，六百餘公裏長的庫區，周圍居住著幾千萬人，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行政管理級別，怎麽可能將三峽工程的優勢發揮出來呢？更何況，三峽工程建設時期的關鍵性任務，就是移民。三峽因此必須有一個行政級別統籌起來領導和管理。”中央對這一具有戰略遠見的意見給予充分肯定。“三峽省”的動議便是基於上述考慮的。
一個因一項偉大工程建立起的新省份，自然需要一位有力的領導者。這個領導者的首要條件應該是什麽呢？懂水利？！會做移民工作？！有魄力？！好像都必須具備。這樣的人上哪兒去找呢！
中央有關領導請水利部女部長錢正英協助挑選“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和未來“三峽省”省委書記的合適人選。
錢正英看中了李伯寧，並向中央報告後獲得認可。
“老李，你能行。”錢正英奉命正式找李伯寧談話。
李伯寧不吱聲。既不言要“違抗君令”，也不言“幹不了”。他的默認是有他的道理：既然讓我幹，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三峽行政區劃，湖北、四川30個縣市，都不能動。二是由他挑選一位中意的人當省長。三是自己年歲已大，隻擔當“籌備組組長”，一旦“籌備”結束，就回水利部當顧問。
錢正英把李伯寧的個人意見轉告中央。
萬裏樂了，說：“伯寧同誌行。”
其他中央領導也紛紛點頭：李伯寧同誌可以勝任。
就這麽定了。
李伯寧因此走馬上任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和黨組書記一職，在三峽工程尚未正式上馬前，全盤負責三峽移民工作。這一年是1985年，距全國人大通過《 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 》還有7年。
在正式接到中央任命通知後的第一個星期裏，李伯寧就打點行李，與秘書一起悄悄來到三峽庫區。湖北和四川的省領導們聽說他來了，開玩笑地說：“歡迎未來的明星省長到來！”
李伯寧大腿一拍：“向諸位求饒，我這個‘省長’現在是一寸土地也沒有，是你們兩個省上的‘懸空省長’。”
“哈哈哈……‘懸空省長’好啊，可以獨往獨來嘛！”
“好什麽呀？到時不小心摔下來還望你們兩省能給我老李一個埋身之地呢！”李伯寧也開玩笑回敬。
李伯寧就在他當“懸空省長”期間，走遍了三峽的每一個角落，特別是那些貧困山區。
當年11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李伯寧作為一員沒有地盤的“省長”出席會議，還爆了一個大大的冷門。
那時我國農村形勢非常之好，可以說是從事農村工作的同誌們最揚眉吐氣的時候。也難怪，打農村實行土地承包以後，那幾年全國的農村經濟形勢可以用“突飛猛進”四個字來形容。因此這一年的農村工作會議一開始，各省的領導大講特講“好形勢”。李伯寧在西南組，那幾日他整天聽到“鶯歌燕舞”的好形勢，越來越坐不住了，終於有一天他激動地站起來——
“這幾天聽大家都在講大好形勢，我要講一講‘不好形勢’。大家講大好形勢時，講得頭頭是道，講得滿滿當當，可一講全國有多少地方吃不飽穿不暖時就不敢講實話了！說是怕影響改革開放形象！可我不這樣認為，我們雖然一些地方形勢發生了大的變化，但也應當有足夠的勇氣認識我們國家還有相當多地方的老百姓的日子難過啊！”
“我就說說我那個‘省’的情況吧：三峽區域地處大巴山和武陵山脈腹地，江漢平原的邊緣地帶，85％的麵積是山區和丘陵，是標準的老少邊窮地區。30個縣（市）中24個是國家級貧困縣（市），每年拿國家財政補貼3個多億。我這裏有筆賬：三峽區域1984年人均工業產值僅510元，居全國第25位，農業人均產值228元，居全國第28位。尤其嚴重的是全三峽區內有30％到40％的農民還處在不能溫飽的地步。相當多的農村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農民趙壽合一家，隻有一口爛鐵鍋和一隻爛木箱，作價不過5塊錢，這是一個農民家庭的全部財產啊，同誌們！”
李伯寧說到這裏已經激動得有些不能自控了，“同誌們哪，你們知道我在三峽庫區看到我們的人民是在怎樣一種情形下生活嗎？”這時，隻見他從口袋裏掏出厚厚的一份材料，前幾頁李伯寧刷刷刷地翻過了，然後在其中的一頁上停下，“以彭水縣為例，1984年該縣農村人均收入在80元以下的有43500多戶、21萬人，分別占全縣總戶數和總人口的39.7％和43％。因家庭貧困找不到對象的30歲至40歲的未婚男子達4300多人。該縣有個小廠鄉，全鄉總收入人均50元至100元，有70％的農民欠國家貸款，30％的農戶人跟牲口同居一室或者住在岩洞裏，50％的人冬天無棉衣，30％的戶無棉被。有的冬天來了隻能鑽在玉米皮中過夜……同誌們哪！這些都是我親眼所見哪！同誌們！”
此時的會場上靜得能聽見李伯寧這位年近七旬的老部長的心跳聲。
“再說說三峽地區由於地質和生態環境原因造成的地方病給百姓們帶來的苦難情況，”李伯寧將材料又刷刷刷地快速往後翻了幾頁，繼續說道，“在三峽庫區已發現的地方病有慢性氟中毒、血絲蟲病、鉤蟲病、血吸蟲病、甲狀腺腫大、克山病等9種，其中以慢性氟中毒、甲狀腺腫大、血絲蟲和克山病最為嚴重。仍以彭水縣為例，該縣因地方病造成的癱瘓者達1000多人，他們生活不能自理，多半是‘**挖個孔，床下放隻桶，吃飯要人喂，解便不用手’，屎尿都在**。農民劉煥雲一家8口，7人得了氟中毒。女兒劉明碧今年15歲，身高隻有85厘米，腳呈畸形，背彎頸硬，頭不能左右擺動。孩子隻要一見生人，就哭喊著救救她……那情景誰見了誰都會流淚。同誌們哪！這就是我們三峽地區人民的生活狀況！整個庫區僅地方病患者就達100萬人之多！他們為什麽這麽窮？為什麽有病得不到治療？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裏的經濟上不去，幾十年沒啥變化。可這兒的人民和各級政府也都努力了，但就是因為三峽工程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現在總說上上上，就是不上！國家無法在這兒投入，解放30多年，三峽庫區的投資人均不到80元！這能幹什麽？能富得起來嗎？同誌們！”
李伯寧赤子般的聲聲疾呼，像串串響雷，久久回**在金色大廳裏……
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們啞口默然，他們都因李伯寧第一手材料所反映的情況而震驚。田紀雲等中央領導同誌得知李伯寧在會議上有個發言，也紛紛過來聆聽。
李伯寧幹其他事一身粗氣，但為參加這次會議他做了充分細致的準備工作，為了有說服力，他事先特意製作了一盤從三峽庫區拍攝的錄像帶，叫做《 三峽在呼喚 》，播放給代表們看，並且通過各種渠道給幾十位中央領導每人送了一份。這盤現場錄製的帶子，是李伯寧走了三峽庫區幾個月的最重要的收獲，他自己錄製編輯，親自撰稿寫詞。
《 三峽在呼喚 》在中央領導們中間產生了強烈的衝擊波。時任國務委員的陳俊生同誌感慨萬千地說：“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觸目驚心，睡不著覺。”
國家副主席王震當即讓秘書告訴李伯寧：“我是《 三峽在呼喚 》的熱烈擁護者。”
“看了《 三峽在呼喚 》，我睡不著覺啊！”老將軍在給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的信中感慨萬千。
李伯寧的“三峽在呼喚”這一吼，著實讓中國的高層領導者感到上不上三峽工程已遠非是個工程問題、技術問題，也非資金問題，它關係到幾千萬人民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問題。
自從中央和鄧小平著意想給三峽工程上馬增加一些熱度以來，圍繞三峽上與不上的爭議也隨之熱浪滾滾。
每每此時，李伯寧是最著急的一個人。他絕不是擔心自己這個“三峽省”省長的位子泡湯，而是著急能給國家經濟騰飛、能使三峽區域人民脫貧的偉大工程要泡湯。
李伯寧的心思連同自己的政治前途一起押在了三峽庫區的人民身上，押在了三峽移民身上。
“不錯，我是因三峽移民而當上三峽省籌備組組長的。既然這是為三峽移民肩負起重任，我不為移民們著想，還要我做什麽呢？”十幾年後的今天，李伯寧依然如此說。
1985年，在三峽工程還是連個影子都沒有的時候，我們的“三峽省省長”卻幹得正起勁。他在自己的一首詩中這樣抒發著當時的情懷：
魂牽夢繞係三峽，
風風火火貶與誇。
有幸古稀不近視，
拚將餘暉獻中華。
喜盼三鬥彩虹出，
願作小草綠太陽。
有關部門早期對三峽移民確定的方針是“就地後靠，就近安置”。如前所言，三峽庫區多為峽江丘陵地帶，移民們原先住的地方都是一些沿江的好地方，土地比較肥沃，宜於種植，也容易解決基本的生計問題。而三峽大壩蓄水後，原來百姓們住的地方都淹了，後靠的概念就是水庫淹沒線下麵的百姓往後麵地勢高的山上靠。恰恰往後靠的山嶺山地都是未開發的，能不能開發都難說。所以“就地後靠，就地安置”首先帶來的問題是那些地方適宜不適宜移民們生存。
著名的“李伯寧工程”便是在這種情況和問題下誕生的。
“就地後靠，靠到哪兒去？自然是要靠到有地種有果樹植的地方！沒地種、沒果樹植的地方，不是讓移民們挨餓嘛！那樣就談不上‘就地安置’！”1986年，李伯寧來到湖北秭歸的李家坡。在這裏他代表國家給該村投下了14萬元作為移民“後靠”開發試點。當地農民從幾公裏遠的地方背來石子砌成坎子，又從更遠的地方運來泥土填窩子，更是用汗珠子在荒地上改造出了水平梯田159畝。後來農民們又在這些梯田裏種上了柑橘樹。農民們高興極了：他們依靠國家的支持，每畝投入僅1636元，在第二年第三年就全部收回本錢，之後每年柑橘畝產收入都在幾千元甚至超萬元。
“李家坡的經驗說明了什麽？說明了今天的三峽移民不能光靠國家給點補償費就完事了，隻有開發性移民才是出路，才能解決過去移民遷得出安不住家的老大難問題！我們一定要在‘就地後靠，就地安置’後麵再加幾個字：‘開發性移民’，這才是我們三峽移民的原則方向！”李伯寧對李家坡的成功經驗給予了高度肯定，並迅速在庫區移民工作會議上向其他地區大力推廣。
李家坡從此在三峽庫區名聲大震。這個三峽移民試點村的成功經驗，如星星之火，點燃了三峽開發性移民的燎原烽火。李鵬、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多次到過李家坡，“李伯寧工程”也就這樣傳開了。
千萬別小看了“開發性移民”這五個字，它包含的積極意義絕不是我們非從事移民工作的人所能理解得了的。
它的全部意義是：既要“移”，更要“安”，讓移民們能遷得出，安得住，逐步能致富。這是多麽富有時代特色的實踐活動啊！
新灘。長江三峽北岸的一個小鎮，這個在縣級地圖上也不易找到的地名，卻在長江三峽一帶有很高的名聲，幾乎無人不曉。新灘的名聲是與它所處的險要地段有關。它處於著名的兵書寶劍峽，上距秭歸舊縣城15公裏，下距已建的葛洲壩和正在建設的三峽工程壩址分別為70公裏和26公裏。它是萬裏長江最令人生畏的江段，又是川江航道的咽喉險灘，由上中下三灘組成，僅一公裏的江麵落差就達10米。遙相對望的南岸是赩色的鍵子崖，北岸是懸崖峭壁，臨江屹立，三灘對峙，緊扼川江。早有《 歸州誌 》稱：“楚蜀諸灘，首險新灘。”據當地人介紹，別看新灘在長江三峽如此險要地段上，險得連猿猴都不敢鳴，但它卻是峽江上一直比較富裕和繁榮的地方。為什麽？就因為它險，過往船隻到此一般都不敢貿然前進，所以便在江岸停靠。久而久之，這兒有了商店和客棧。本地人利用險灘，吃著險灘，因為他們熟悉兵書寶劍峽的險情，所以過往的船老板們都請當地人引航，收入自然豐足。新灘人靠灘吃灘，卻也飽受另一種災難的懲罰，那就是它的滑坡之險。據地質考察，新灘整個地段是塊巨大無比的斷裂滑坡岩層，隨時可能發生天崩地裂。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一場滑坡災難降臨，新灘鎮“人畜所剩無幾”，就連這地段的江麵也斷流整整82天，這是大江曆史上最恥辱的記錄。新灘新灘，就是因為幾乎過百年就要來一次徹底的消亡和重建，這個險灘因而也總是推“陳”出“新”。
新灘的險情自古被曆朝曆代所重視。新中國成立後，新灘的險情幾次呈上毛主席周總理的案頭。
1985年，就在李伯寧視察三峽不幾日，新灘來了一次“隆重”的“歡迎”：
6月8日，新灘人突然感覺腳下的大地出現“扭動”。不好，災神又來了！新灘人萬分緊張。當地政府立即動員百姓撤離，省政府的命令通過無線電傳遍了全鎮每個角落，可是百姓們不肯走。“我活了68歲沒離開過這個家，這房子是祖上傳下來的，我不走！”楊啟中老漢抱著門檻死活不走。
李伯寧得知此事後，命令部隊：“傳我的命令：所有拒絕撤離的人，不管是誰，統統都給我拖出來！”
部隊和民警迅速出動，終於連拖帶拉地把不願走的人全部強行地帶上了車，楊啟中老漢和眾人在哭喊聲中離開了新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