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上馬了
在中國，誰忽略了長江，誰就不可能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為長江主宰著大半個中國興與衰的命運。
誰讀懂了長江，誰就掌握了中國的命運。
1989年7月21日，這是一個並不特別的日子，但這個日子對長江三峽的命運卻意味深長。
在這個日子裏，剛剛經曆了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風波的中國心髒北京，尚處在飄**不定的非常歲月。按照常規，國家最高領導者恐怕不會在這種情況下，離開自己的政權中心，去關注其他什麽事。
但中國在20世紀末的最後十餘年裏崛起了一位政治領袖，他注定要做出非凡的舉動。
這一天，新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離開了北京中南海。
就當時的形勢而言，他的每一個細微行動都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國際上所有的敵我勢力都在關注著他的一舉一動。
有人猜測他去了上海，也有人猜測他出訪歐洲或者美洲，但這些地方他都沒有去——他作出了一個人民領袖的明智決定。
他先是參觀葛洲壩工程，接著又考察了三峽大壩壩址，察看荊江大堤。在從沙市順江而下的船上，他詳細聽取了關於三峽工程的專題匯報；到武漢，又參觀了三峽水庫泥沙模型試驗。4天時間，江澤民總書記邊看邊聽邊問，從三峽工程效益到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案，了解得非常具體。
江澤民總書記到了長江三峽。
這是一次沒有公開報道的行動。就當時的政治局勢而言，為什麽首先選擇了長江三峽，而不是別的地方？盡管人們可以作出這樣或那樣的想像和猜測，也可以說有這樣或那樣的意味深長的政治含義，但有一點在今天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總書記一走上人民領袖的崗位，就顯露出了他那卓越的政治遠見和治國之道。
巡視長江三峽的意義，在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開始感覺到了。而且可以肯定，隨著歲月的繼續延伸，我們所能認識的遠大意義會越來越明晰和深刻。
該上馬了，幾代人的偉大夢想，到我們這代人手裏該變成現實了！三峽人民該有一種實實在在的企盼了！4天的實地考察後，江澤民總書記說了這樣一段非常肯定和堅毅的話。
他心中裝的最多的還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的事隻有靠發展經濟，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長江三峽就這樣沉甸甸地裝在了江總書記的心裏。這一裝他就再也沒有放下過。
“你就放開手，大膽地幹起來！”江總書記對水利專家出身的、一心想把三峽工程搞起來的總理李鵬如此說。
“請放心，我一定遵照您和小平同誌的囑托，把這件事辦好，讓黨滿意，讓人民滿意。”李鵬總理充滿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信心。
啊，長江實在太大，大得連任何一位想主宰她的領袖都在她的麵前感到一種巨大的壓力。水利專家出身的李鵬自他出任國家總理後，許多力主長江三峽工程上馬的人像是吃了興奮劑，他們把實現夢想的希望寄托在李鵬任總理的這屆政府身上。
你是總理，有權主持如此大的工程；你是水利專家，上馬三峽工程讓人多了一份保險係數。機遇難得，千載難逢。
李鵬總理能不感到壓力？他從小生活在共和國第一任總理的身邊，那是位深受人民愛戴的總理。可即便是周恩來，在三峽問題上，他所經受的壓力也非同小可。有一回周總理在聽完三峽工程論證會後，麵對專家們的爭論和各部門相互之間的指責，周恩來拍著胸口對大家說：“長江上如果出了問題，砍頭的不是你們幾個人。要砍頭，我是第一個。可砍頭也不行！這是國際影響問題。建國二十幾年了，在長江上修一個壩，不成功，垮了，那可是要載入我們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啊！”
1990年春，“兩會”按照慣例在北京召開。這一次會上，江澤民總書記收到了一份由當時的政協副主席王任重同誌轉來的幾位政協委員聯名的提案，題為《 建議將長江三峽工程列入“八五”計劃 》。王任重在附信中向總書記建議“中央常委能抽出幾個半天時間，聽聽有關三峽工程的匯報”。
江澤民總書記迅速對此作出批示。之後的“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便開始了實質性的工作，並由此成立了由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任主任，國務委員王丙乾、宋健、陳俊生任副主任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三位副主任分別還是財政部部長、國家科委主任和國務院秘書長，可見三峽工程的分量！
關於三峽工程的論證其實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這應該說是中國人做了幾十年“三峽夢”的具有曆史性意義的實質性決策。這一決策首先歸功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作為中國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後，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峽。1980年，鄧小平從重慶朝天門碼頭登上“東方紅”32號輪，那一路上長江的滔滔之水給我們的總設計師帶來了滾滾思緒，麵對這條同樣養育了他的母親河，他感慨道：“看來，不搞能源，不上骨幹項目不行，不管怎麽困難，也要下決心搞。錢、物資不夠，寧可壓縮地方上的項目，特別是一般性的加工工業項目。這些小項目上得再多，也頂不了事。”1982年11月，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準備興建三峽工程的請示匯報時，果斷地說：“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針對當時一些人擔心三峽工程動起來後涉及麵太大而出現所謂的“政治問題”，鄧小平又十分明確地指出：“隻要技術、經濟可行，對國家經濟建設有好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話，高瞻遠矚，落地有聲！從此，建不建三峽工程已不再是一個爭議的問題。可三峽工程實在太大，大到連許多專家左思右想也想不到的問題此刻全都出來了。
1984年2月，第二屆國際水利問題裁判會議上，突然出現了一件令中國水利代表團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向國際水利組織和本次大會提出了一項所謂中國建三峽工程“造成一百多萬移民的人權得不到保證”的提案，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建三峽怎麽還出來個“人權問題”？中國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實說，那時我們中國人還不太熟悉“人權”這個詞，更不清楚西方國家的人權概念。不過，三峽移民問題已經真的不再是三峽工程中一個簡單的“細節”了，而是一件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國界的大事！
其實這些年來西方人對中國的三峽工程問題有過分的“關心”。某國家想承攬一項工程，後來投標失利了，他們就發表文章說“三峽工程”一旦上馬，如何如何會有幾百萬中國農民“喪失家園”、“淪為難民”。我在庫區采訪時，雲陽縣的人告訴我，那一年某國有幾個記者，想拍一組三峽移民不願離開家園的“悲慘情景”。他們走了一路，沒有找到什麽“理想”的鏡頭可拍，後來假扮成中國記者（他們有人會說漢語），叫一個家住山腰上的農村大嫂，讓她背一個背簍，裏麵裝了不少東西，趕著一頭豬，往山上走，說還必須有哭的樣子。那大嫂笑了，說我哭不出來。那些記者就趕緊塞上200元錢給那大嫂，並說這是演戲，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錢麵上，一邊往山上走，一邊抹著眼淚，可就是因為並非“專業”，所以總不像。那幾個別有用心的記者的陰謀最終也沒有得逞。這還不算，日本有個右翼組織為了汙蔑三峽工程有“人權”問題，甚至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指著中國代表團的人員責問，說你們中國人建了三峽水庫後會造成汙染，你們長江的“汙水”就會直衝到我們日本島上，就會影響我們的吃水問題，這是“太大的人權”問題！中國代表團成員一聽就覺得對方在無理取鬧，並反問對方：我們中國的長江出海口在什麽地方？你們日本國的位置又在什麽地方？那幾個日本人中還算有一兩人有點地理知識，一算，對呀：長江出口處是在中國的上海吳淞口，距日本國還遙遠得很呢！再說長江出口處的東海海域的水也不會倒流到黃海海域呀！
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反華勢力，對所謂“三峽移民人權問題”的關注更不用說了，所下的本錢已經進入了他們的某些“國家預算”。從20世紀90年代起的曆次國際人權會議上針對我國人權問題的一次次“提案”，幾乎無一例外地將“三峽移民人權問題”列入其中。他們在三峽移民問題上的奇談怪論和說三道四，從來也沒有停息過。一句話，他們不相信中國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國人能在建設如此規模的水利工程中將百萬移民問題處理好！
縱觀世界水利史，中國的三峽工程確實太偉大了。它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又一次偉大實踐。滔滔長江，從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脈的源頭至上海吳淞口入海處，全長六千三百多公裏，其流域麵積達180萬平方公裏，沿江匯集支流數千條，其中流域麵積大於1000平方公裏的有437條。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滋潤著全國1／5的國土，每年入海流量近萬億立方米，水量無比充沛。落差五千多米，可資開發的水能2億千瓦，年發電量可達1萬億千瓦時。流域內氣候溫和，物產豐富，養育著全中國一半以上人口，創造著整個國家七成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長江是中國生存與發展的大血脈，影響著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然而長江之水，在造福於民的同時，又因它的不馴性格，致使沿江特別是中下遊地區的人民飽受洪水之災。
關於曆史上的長江洪水帶給沿江人民的災難，史書上的記載足以令人感到驚心動魄。遠古的長江洪水史沒有記載，隻有到了漢朝才有了關於這條大江的災情記錄。長江水利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顯示，從漢代到清末即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在2096年的曆史裏，長江共發生有記載的大水災214次。通過這個記錄，我們發現一個規律，即長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泛濫一次。且越到近代，災害的發生越為頻繁。秦代以前，缺少曆史記載。前、後漢400多年間，有6次大水記錄。魏、晉、南北朝的200年間，有16次記錄。到宋代後因為中華民族的統治中心逐漸向長江以南轉移，故對長江大水的記錄準確性增加了，300年間有記錄的大水63次。平均每5年一次。元朝時中國的統治中心回到了北方，此間的長江水情沒有被朝廷當回事，記錄也隨之不見了。到明代，江南經濟文化逐漸繁榮，記錄的長江大水有66次，平均每4年一次。清代時基本上將長江的每一次大水都詳盡記錄，共發生62次，也是平均每4年一次。“荊州不畏刀兵動，隻怕南柯一夢終”，這是刻骨銘心的記憶。1860年至1870年10年中出現的兩次特大洪水，衝開了南北荊江大堤，兩湖平原一片汪洋，百萬生靈葬身魚腹，僅死亡人數合計就達百萬以上。發生在20世紀的長江大水，是我們許多人親身經曆過的。像1931年長江中下遊發生洪水，淹沒農田5089萬畝，死亡人數達4.5萬，漢口淹水百日；1935年災害再次降臨，僅支流漢江遙堤潰口，一夜之間就死了近8萬人，災難，數不清的災難，次次把中華民族推到痛苦的深淵。新中國成立後的1954年的武漢大水，盡管人民政府帶領沿江人民奮力抗災，並啟用剛剛建成的荊江分洪工程三次分洪，但武漢仍被洪水圍困3個月，京廣大動脈中斷百天，3.3萬人死於水災，直接經濟損失百億元。而1998年的那場由江總書記親臨大堤指揮的“長江保衛戰”，更是曆曆在目。
長江啊長江，你給了中華民族太多的輝煌，你同時又讓我們的同胞經受了太多的水患痛苦！
三峽工程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是治理和開發長江的關鍵性骨幹工程，它具有防洪、發電、航運等綜合效益。三峽工程首要解決的問題是防洪。要解決的一是水患、二是巨大水資源的利用。長江每年有9600億立方米的水資源白白地流入大海，這對一個總體水量並不充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長江白白流走的哪裏是水，分明是黃金、是白銀！利用長江三峽大壩的巨大落差進行水力發電，其電力資源可以給中國人每年平均提供846.8億千瓦時，相當於10個大亞灣核電站的發電總量。
水資源的利用，不僅僅帶來巨大的電力資源。與火電相比，三峽水電可使國家每年少燃燒大量原煤，少排放1億噸二氧化碳、100萬噸二氧化硫、1萬噸一氧化碳和37萬噸氮氧化合物。有人估量僅此環境效益一項，三峽工程帶給我們國家的經濟效益每年至少有幾百個億。而規劃設計的三峽水庫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確保百年一遇的大水來臨時，中下遊不受洪災損失。“百年一遇”是個什麽概念？就是100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來臨時，長江中下遊因為有了三峽大壩而穩穩當當生活與生產，不用再像以往不是“一夢醒來命歸天”，就是百萬人的“嚴防死守”了。
有關人員告訴我，在長江有曆史記載的洪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幾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為每秒80000立方米。三峽水庫庫存的泄洪能力可以保證在每秒102500立方米。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來臨時，我們國人可安心酣睡了！其實，長江洪水的“百年一遇”，並不是每100年就有一次水像1870年的每秒80000立方米大洪水從天而降。“百年一遇”是一種概率的表述，用一段通俗的話來比喻：一枚硬幣有正反兩麵，轉動一下，肯定有時正麵有時反麵，其概率為50％。但並不是說每轉兩次肯定是一正一背，也許是兩正也許是兩背。“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許100年中長江一次也沒有特大洪水，也許100年中就連續來了兩次大洪水。三峽大壩給我們擋住的就是在一二百年中像1870年那樣的大洪水，不管它來一次兩次，還是一次也不來，我們都可以放下心來。
關於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顯然是整個工程中最突出的方麵。它大得連經濟學家都無法計算，因為人的生命本不是用多少錢能估算得出的。根據設計，三峽工程建成後，它的正常蓄水位到175米時，其防洪庫容應為221.5億立方米，可使荊江南北兩岸，洞庭湖區和江漢平原避免“百年一遇”的毀滅性洪災。如果非要用鈔票來計算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那麽按1870年特大洪水來估量，可直接減少農村淹沒損失約510億元，減少中小城鎮淹沒損失約為240億元，加上其他淹沒損失共可減少800億元左右的直接經濟損失。這中間自然沒有包括洪水吞沒人民生命所造成的無價損失。總之，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是無法估量的，它所產生的影響不僅是經濟的，還有政治、社會諸多方麵。
將來“高峽出平湖”後，三峽水庫的優勢還在於它構築起了一個效益巨大的長江航行新天地。預期到本世紀30年代，通過長江峽江壩址的單向貨運量由現在的1000萬噸提高到5000萬噸，客運約400萬人次。屆時從重慶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裏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們看到“天塹變通途”的壯麗景象。那時長江的新一段黃金水道將名副其實，足可與世界上內河航運最發達的美國密西西比河以及歐洲的萊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三峽就是這般偉大！偉大得讓一些敵視我國的人無不感到心驚肉跳。
然而，在三峽工程帶給我們巨大效益的同時，畢竟要犧牲某些局部的利益，移民便是其中最重要和關鍵的一項。
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電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電站，其移民數僅為4萬人；非洲的加納沃爾塔樞紐，移民為8萬人；印度的薩塔薩洛瓦水庫，移民為10萬人。中國人太多，中國人又習慣隨江河而居。在新中國建設的數以萬計的水庫中，移民共超過1800萬人。超過30萬移民的就有好幾個，他們是新安江水庫，移民30萬人；丹江口水庫，移民38萬人；三門峽水庫，移民40餘萬人。這一方麵顯示了社會主義製度下移民工作的卓著成就，另一方麵我們也飽嚐了某個水利工程因為沒有安置好移民所造成的痛苦。
三門峽水庫的移民工作就是一個教訓。那既有過去國力貧窮所致，也有決策本身的失誤。三門峽水庫已經成為曆史，因建水庫而得名的三門峽市如今美麗如畫。我們在此訴說他們的不幸境遇，其實正是想說明水庫移民工作的難度，說明今天三峽移民是在怎樣的背景下“舉國家之力”而進行的又一場偉大壯舉。三峽是長江上的第一大壩，而三門峽則是黃河上的第一大壩。長江與黃河一南一北，一個今天一個昨天，兩個大壩的移民，卻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
當年的三門峽水庫修在黃河邊，那時的移民任務和安置地，全都由國家“計劃安排”和“政策決定”的，你去不去那可是“政治任務”，是“支持還是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是大非問題”。為了確保移民工作的全麵展開，有關部門將首批到寧夏的移民安排為一個特別的先遣（必須是青壯年），共5208人，出發那天舉行了隆重的儀式，縣鄉村上的幹部們全部出動，並且動員了幾萬人的歡送人群。先遣隊的移民們個個精神抖擻，胸前掛著大紅花。根據文件規定：先遣隊的移民必須以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為主，中農和上中農基本上沒有，地主富農更不在其列。所以當時庫區的百姓出現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踴躍爭當先遣隊員的動人場麵，有個鄉分配的先遣隊名額是154人，結果報名的達1087人。有人為了爭取當上先遣隊員而咬破手指，寫血書，表決心。
當移民們扛著鋪蓋、帶著農具，千裏迢迢來到目的地賀蘭山下的平吉堡一看便傻了：這裏挨著光禿禿的賀蘭山，為沙漠邊緣地帶，不是半人高的茅草地，就是光禿禿的一大片望不見邊的“石頭地”——移民們稱那些是沙漠邊緣荒蕪之丘。“怕啥，再苦也嚇不倒我們光榮的三門峽移民！”麵對風沙，有人這樣豪邁地說。先遣隊的移民們再也不吱聲了，默默地在荒灘上搭起了幾個草庵子。來年春天，他們借得當地人的拖拉機，竟然還種下了40餘畝麥子……新的家園就這麽安了下來。但一年春夏秋冬過去，移民們辛苦種下的麥子在即將收獲的時候，被一場風沙伴著的“石雨”吹得無影無蹤。遠遷的移民開始逃跑了。一個陶樂縣共安置800移民，三天裏跑了361人。結果半途被當地基幹民兵攔回260人，其餘101人杳無音訊。
然而三門峽這邊的整體移民工作剛剛開始，更大規模的移民還在源源不斷地向寧夏方麵遣送。有人聽說“先遣隊”移民的命運後，不願去。幹部說：不去，可以，那你就去跳井！去跳黃河！
移民們不得不走。他們來到賀蘭山的新家園是個根本無法生存的蠻荒之地。當地農民本來就吃不飽，像寧夏陶樂縣總共人口才6000人，移民卻來了一萬三千多人。本地農民與移民之間矛盾不斷，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政策上的偏激、工作上的簡單化和當時國家整體物質生產水平的低下，導致了那個時期水庫移民的災難性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