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南津關的自然條件不錯，大壩建在那兒，可以將水庫蓄水提高到200米，那樣發電就更多！”薩凡奇鍾情於自己的意見。
“三峽大壩舉世矚目，又那麽高，誰也沒有建過，更何況在中國這樣一個遠比美國經濟和技術條件差的地方建設，應當對大壩壩址的地質情況進行全麵的勘測。”在研究和確定大壩壩址的討論會上，張光鬥提出自己的主張。
“當然，我的張，三峽大壩的地質情況必須經過嚴格的鑽探勘測。我已經想好了，建議中國政府請美國的莫裏森克努特蓀公司來承擔這個重任，他們可是世界有名的鑽探公司，質量絕對有保障。”薩凡奇欣賞自己的學生所提出的問題。
張光鬥點點頭，他敬佩薩凡奇先生不僅是國際級的水利大師，而且是位傑出的工程管理天才。
中國政府將與美國莫裏森克努特蓀公司的三峽鑽探談判任務交給了張光鬥。經過一陣商討，最後達成協議，由美國公司派來8台鑽機，20名技工，助工全由中方負責。
不久，浪濤呼嘯的三峽峽穀裏，響起了轟鳴的鑽機聲……
正當薩凡奇和其他中國工程技術人員滿懷憧憬地戰鬥在三峽工地時，蔣介石統治集團徹底撕毀國共兩黨簽訂的停戰協定，全麵內戰正式爆發，三峽建設者們的美好願望被蔣介石的戰車軋得粉碎。
翁文灝的“實業救國”心願再次受到打擊，他辭去了政府經濟部長和資源委員會主任一職，改由錢昌照出任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仍由錢總負責。在政治上主張自由民主的錢昌照，是三峽工程主上派和積極推動者，但卻無法與蔣介石的主張相吻合，所以上任不到一年便也辭職不幹了。蔣介石隻好又找到翁文灝，力勸他再度出山。但時隔不久，翁文灝發現已經全麵啟動的“薩凡奇計劃”根本沒有列入政府的年度計劃，而行政院的“政府年度報告”裏除了“做好與共產黨全麵作戰”的字眼外，沒有別的內容可言，他憤憤地找到蔣介石責問道：“三峽工程到底幹還是不幹嘛？”
“我的翁大先生，這工程一開始就是美國人想幹的事，你知道美國人是些什麽東西？說好了要幫助我打垮共產黨的，說好了要給多少武器多少裝備，可眼下我碰到麻煩了，他們就開始甩手不管我了！你說我還起什麽勁跟他們玩什麽三峽工程？通知你們的人，別幹了！”蔣介石煩躁地手一揮，接著又忙他的戰事去了。
翁文灝極度懊喪，從“總統府”出來的那一刻，他的腦子一片空白。
老天爺，如此龐大的工程就這樣一甩手不幹了？！我如何對得起大家？如何對得起薩凡奇先生？如何對得起參與本工程的千百名工程技術人員？又如何向國人交代？
翁文灝從此再也沒有找過蔣介石，趁戰亂時機，獨自流亡法國。這位被人民解放軍列為“甲級戰犯”的科學家，在新中國成立半年後，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寬大和關懷，重新回到祖國懷抱，開始了他新的人生。隻是他再也沒有回到心愛的地質工作崗位上，更沒有參與過三峽工程方麵的事。他於1971年1月27日病故於北京，享年81歲。
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三峽工程建設，就這樣在轟轟烈烈中開始，在悲悲切切中收場。這不是一種偶然，而是曆史的必然。三峽工程不是孤立的水利工程，實在是國家的政治工程。中華兒女的百年苦思，百年追求，哪一天才能夢想成真？！
蔣介石的一聲“別幹了”並不等於三峽工程就此了結，下馬後三峽工程的遺留問題很讓人頭疼。首先是合作方的美國人惱火，負責三峽壩址鑽探任務的美國莫裏森克努特蓀公司堅持要求中方賠償。政府本來就沒有什麽錢，賠啥？時任資源委員會主任的孫越崎找到張光鬥，說你是他們的老朋友，又是薩凡奇的學生，這事由你全權代表解決，不過說好了，除了同意給他們回家的路費，其他的錢我一個子兒都沒有！
這叫什麽事嘛！張光鬥叫起來了：“你讓我給人家擦屁股，可連張手紙都不給！讓我怎麽辦？”
“你看著辦吧。”孫越崎拍拍張光鬥的肩膀，把門一關，走了。
無奈，張光鬥隻好空著雙手跟美國公司談判。對方不幹，張光鬥說，要不你們把我押到美國當你們的義工去吧。
“張，我們可不敢，你是薩凡奇的學生，中國著名的水利專家，押你到我們美國當義工，肯定會招來麻煩，最後我們還不得不付你高薪，這事我們不幹。”
“那我就隻能向你們說一聲‘對不起’了。”張光鬥雙手抱拳，做了一個中國式的道歉姿勢。
美國人也有上當的時候，不過是上了他們“最好最好的朋友”蔣介石的當。
此時的蔣介石早已顧不得什麽麵子了，他已經跟美國人撕破了臉麵，正忙著逃往台灣。一日，張光鬥接到通知，說政府資源委員會已搬到台灣，要求他所在的水電總處做好準備一起撤到台灣，在人員撤離之前先把水電檔案特別是三峽工程方麵的資料全部裝箱運到台灣。
這可怎麽辦？張光鬥萬分焦急，不知所措。身為總處的總工程師，所有的資料全部在他手中，如果交出去運到台灣，那絕不是他想做的，因為張光鬥此時已經做好留在大陸的打算，他知道到台灣去就不會有他從事水利專業的用武之地，而蔣介石要把大陸的國家水利資料運到台灣無非是給當家做主的人民的水利事業製造麻煩。可張光鬥也知道如果他拒不執行命令，後果相當嚴重。就在這時，他的朋友、我黨的一位地下工作者給他出了個點子：“你不會給老蔣運點假資料去！”
對啊，張光鬥茅塞頓開。
不幾日，在我地下黨同誌的幫助下，滿滿當當的40箱資料全部裝好，20箱假資料被堂而皇之地運到去台灣的碼頭，張光鬥在移交手續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20箱真資料則悄悄地在夜間被隱藏了起來，張光鬥也在上麵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些真資料，為新中國建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張光鬥、孫越崎，還有“中央地質調查研究所”的黃汲清（大慶油田的主要發現者）、李春昱（著名地質學家）等人，為完整地保護好水利和地質資料及一批優秀的技術人員，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揭開了三峽工程建設的嶄新一頁。
中國人的“三峽之夢”開始了新一輪的苦苦尋覓、苦苦探求。
毛澤東第一個做了“夢”的主角。
……
一橋飛架南北，
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斷巫山雲雨，
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
當驚世界殊。
毛澤東的這首《 水調歌頭 · 遊泳 》為國人描繪了“高峽出平湖”的壯麗畫卷。這是位詩人氣質的大政治家，農民家庭出身，所以對水利建設有著特殊的感情，並且深諳水對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的重要性。因此，當毛澤東的目光開始投向三峽的那一刻起，百年“三峽夢”必然會發生全新的變化。
“三峽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夢！
毛澤東對長江、對三峽的關注，從他第一次踏上天安門城樓的那一刻便已經開始了。1953年，他第一次乘“長江”艦出巡長江中下遊，就帶上了人稱“長江王”的林一山。
“我們見過麵？”毛澤東問林一山。
“見過。”
“在哪兒？”
“在延安。當時我在白區工作，‘西安事變’後回延安開中央會議聽過您作報告。”
毛澤東笑了。
“你這樣的人才，其實我已經找了好久，現在算是找到了！”那天，林一山陪毛澤東在“長江”艦的甲板上，當他聽完毛澤東的話時，眼前不覺一陣眩暈。是自己聽差了？主席怎麽會對我這樣的人感興趣呢？還說找了好久才找到的，他找我做什麽？
“主席，您……”林一山想證實一下自己有沒有聽錯，可是一見毛澤東這時完全沉浸在欣賞長江的滾滾波濤時，隻好將嗓子眼上的話吞了下去。
“你的那個長江水利委員會有多少工程師？”第二天，毛澤東請林一山與自己一起吃飯，席間他不時提問。
“270個。”林一山答道。
“工程師在你那兒講百呀？”毛澤東好不驚奇，用筷子在空中點了點，不無興奮道。
“那技術人員有多少？”他又問。
“一千多。”
“噢，技術人員講千囉！了不得！難怪有人稱你是‘長江王’，有實力嘛！”毛澤東曆來對部下說話特別幽默。
林一山低頭笑笑，“我哪敢稱王，隻是主席的一個卒子而已。”
“好嘛，你這個卒子我可是要派大用場囉。”
“是，主席，我林一山和長江委全體同誌時刻聽從您的指揮和調遣！”林一山“刷”地站起身，畢恭畢敬地向毛澤東敬了個禮。
“坐坐，坐下慢慢說。”毛澤東滿意地看了一眼林一山，用手指指椅子，招呼道。
飯後，兩人再次走到甲板，毛澤東指著滔滔東去的長江之水，語氣中帶著幾分憂慮，“長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第一大河，它脾氣好壞，對國家和全體人民利益關係極大，你們可千萬不能馬虎啊！”
“是，主席。”林一山堅定地回答道。
“要馴服這條江，這是個科學問題，你們一定要認真研究。我問你，現在長江的水文資料有多少？”
“舊政府留下一些，我們自己也開始做了一些，加起來有一兩噸重！”
毛澤東來了興趣：“我說你這個‘長江王’可真不簡單，論什麽事，都是用大數據說明啊！”
“因為長江正如主席所說，它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生計大事，我們不敢絲毫鬆懈。”
“做得對，應該這樣。”在談到上遊特別是四川盆地的洪水洪峰到達三峽和長江中下遊地區時，湖北、湖南及江西等下遊地區同時下暴雨怎麽辦時，毛澤東警覺地問：“長江洪水的成因到底是什麽？”
“應該說主要是暴雨。根據資料，像1935年7月1日開始的那場暴雨，中心在湖北五峰縣，當時的降雨量達到1500毫米，一夜就淹死了漢水等下遊12萬餘人……”
“不得了，老天一次下雨就淹死那麽多人！”毛澤東聽後口中輕輕地“噓”了一聲，自言自語道：“可老天要下雨，我們沒得辦法製止呀！”
林一山不語。
“總得想點辦法。你這個‘長江王’對長江洪水問題是怎麽想的嘛！”毛澤東終於把他最關心的問題提了出來。
對此林一山是有備而來的，他請主席在甲板上坐下，然後在他麵前放上一張桌椅，上麵展開《 長江流域水利資源綜合利用規劃草圖 》，他指著圖上大大小小的水庫說，擋住長江上遊的洪水，主要辦法隻能是逐步在長江幹流和大的支流上修建若幹梯級水庫，通過這些水庫實現攔洪蓄水的目的。當然，修建這些水庫除了防洪外，還可以發電，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江，世界第三大河，特別是天險三峽江段，一旦在那兒修建水壩，其發電量大得不得了，可以改變整個國家的工農業用電結構，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 建國方略 》中就提到建三峽工程一事。”毛澤東插話說：“我的老對手也請過美國人幫助建三峽水庫，隻是他沒有真心想建三峽水庫，他的全部心思花在怎麽吃掉我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身上，所以他是注定搞不成的。”
林一山說：“對。根據專家們預測，像三峽這樣的大工程，即使蔣介石真心想搞，其結果肯定也是非常慘的，有可能弄到最後他逃往台灣的船票都買不起。”
“哈哈哈……”毛澤東聽後開懷大笑。“他真要那麽做了，還真連去台灣的船票都成問題喲！”
笑完後，毛澤東又回到了他最關心的問題上。隻見他拿起紅筆，在圖紙上畫了一個大圈：“修許多水庫，全部加起來，你看能不能抵得上一個三峽水庫？”
“抵不上！絕對抵不上！”林一山肯定地說。
毛澤東笑了：“這麽說你是三峽工程的‘主上派’囉！”
林一山心頭不由得更加敬佩毛澤東，繞了一大圈，他終於挑明了主題。林一山此時不明白毛澤東對三峽工程到底是怎麽看的，所以試探性地說：“我們長江委當然很希望能夠修建三峽水庫，但就是不敢去想。”
“為什麽？”毛澤東抬起頭，認真地看著林一山，問。
“因為……因為我們得聽毛主席您的話。”
毛澤東笑了：“可我想聽你的意見嘛！你是‘長江王’！”
林一山知道毛澤東在將自己的軍，隻好如實招來：“隻要條件允許，我當然舉雙手讚成建三峽水庫！”
毛澤東對這樣的回答表示滿意。但對期望能得到“最高指示”的林一山來說，這次在“長江”艦上他沒有聽到毛澤東關於上三峽工程的肯定回答。可憑他與毛澤東談話的直覺，林一山心裏已經明白一點，那就是毛澤東對長江三峽工程十分關注，而且心底已經有了一種傾向。
“三峽問題暫時不要公開，我隻是摸個底，但南水北調的工作得抓緊。”毛澤東在與林一山分手時特意吩咐道。
“是，主席。”
林一山原以為跟毛主席在“長江”艦上的談話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成為秘密，可不想僅隔一年，此次談話主題倒由他本人先說了出來。
這是因為1954年武漢的那場大洪水，使得毛澤東連續幾個夜晚沒有睡覺。當時江淮發生大水，武漢市被洪水包圍，隨時都有滅頂之災，幾百萬人的生命，隻能聽天由命，這讓毛澤東經曆了一場不亞於對付蔣介石幾百萬軍隊的艱苦的心路曆程。雖然在他親自指揮和領導下，依靠各級政府和人民群眾的力量戰勝了洪水的包圍，但代價是慘重的，不僅造成了幾十個億的經濟損失，更有數以萬計的百姓死於洪災之中。毛澤東因此決定要把三峽工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同年1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林一山突然被中央警衛局的一輛小車接送到漢口火車站。他一看車站上停靠的是一輛專列，便知道肯定是哪一位中央領導同誌要見他。果然，一進車廂，就看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三位領導人。
此次直奔主題——三峽工程。
“修建三峽工程，技術上有什麽問題？”毛澤東開門見山地問道。
林一山頓了頓，說：“如果中央想早點上，我們自己的技術力量加上蘇聯專家的幫助，我想是不成問題的。”
“有何依據？”毛澤東問。
“因為我們有像張光鬥這樣的專家，他跟美國水利權威薩凡奇學過大壩設計，又獨立設計和建成過一些水庫，有能力承擔相應的技術。蘇聯老大哥雖然過去沒有像美國人那樣來華幫助修建中國的水庫，但他們自己建設的水利工程，技術和規模跟美國差不多。美國人能搞好的事，相信蘇聯專家也能搞好。”林一山回答說。
周恩來插話道：“蔣介石時期，他用的是美國人，而我們現在有張光鬥這樣一批水利專家，他們掌握的正是美國技術，要是蘇聯專家能幫助，那麽我們正好用上了美國和蘇聯兩國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水利工程技術了！”
“那麽，大壩壩址你們的意見修在何處更合適？聽說美國的那個專家是主張在南津關的。”毛澤東關切地提出了這個核心問題。
“根據我們地質人員在解放前後十幾年的艱苦勘測和鑽探，他們認為最好的壩址不應該在南津關，而應是三鬥坪地區。”林一山說。
“三鬥坪的地質情況怎樣？”
“三鬥坪的地質層是花崗岩的，風化比較嚴重。”
“這可不是理想的好壩址啊！”
“請主席放心，三鬥坪的花崗岩風化層隻有三十多米，對大壩壩址沒有多大影響。”
毛澤東問完話，直起身子，站在專列的窗口，不再言語了。倒是劉少奇和周恩來吩咐林一山回去後繼續抓緊對三峽地區的地質與水文方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工作。
1956年夏，毛澤東在廣州巡視，住在一個市郊的小島。南國的夏日，異常燥熱。老人家待不住了，提出“換換地方”。
“銀橋，我們到長江邊，去遊長江！”毛澤東對自己的衛士長李銀橋說。
“遊長江？主席，這是真的還是假的？”李銀橋吃驚不小。
“我什麽時候說過謊話？”毛澤東一本正經地說道。
可轉眼間銀橋發現他們到的不是長江邊，而是長沙。
“銀橋，我們先遊湘江，來個‘熱身遊’。然後再……喲，天機不可泄露啊！”
在長沙的日子裏，毛澤東一邊巡視，一邊會見老同學、老鄉親，氣氛親和隨便，看不出他有什麽特別“暢想”。突然有一天傍晚，他提出立即起程到武漢。長沙到武漢，乘飛機僅一頓飯的工夫。毛澤東到武漢後心情特別高興。省委書記王任重也一天到晚忙著給主席安排參觀或聽匯報。“好像並沒有想遊長江的意思呀？”公安部長羅瑞卿對李銀橋說。
“主席的性格你還不了解？說不定明天就要遊了！”李銀橋說。
羅瑞卿搖搖頭，說：“這樣的事最好別出現。”
李銀橋看著在千軍萬馬麵前從來都是威風凜凜的“羅長子”，此時卻是一副無奈的樣兒，直想笑，可他不敢，人家是堂堂公安部長。但李銀橋知道，在毛澤東麵前，這位公安部長“大警衛員”常常被詩人氣質的毛澤東弄得無可奈何。
那一天毛澤東在省領導陪同下參觀完漢口棉織廠，正巧廠子距長江不遠，毛澤東便提出到長江邊看看。一到那兒，毛澤東就對李銀橋說：“銀橋，我們總算到長江了，準備一下，遊！”
“主席，您真要遊啊？”李銀橋雖然早知毛澤東的“意圖”，可還是吃驚地問。
“當然，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我不遊它，就對不起中華民族喲！”毛澤東開心地說道。
李銀橋可著急了，連忙向羅瑞卿和王任重匯報。
“主席，長江是中國第一大天險，水情極為複雜，別看它比海小，可比海險一百倍呀！”王任重第一個反對。
“看來你王任重這個書記對長江還是有不了解的一麵啊！”毛澤東幽默地衝湖北省委的“第一把手”說：“你隻知其一，尚不知其二。這其二是，長江從來膽怯那些不畏懼它的人，據說在這些人麵前，它還是挺溫柔的呢！”
“不行不行！主席，我是不同意您遊的。我是您的大警衛員，我要對黨和人民負責。您要真去遊長江我可不答應！”羅瑞卿比誰都著急。
“你可以不負這個責任嘛！”毛澤東回敬道。
“那也不行。這是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我對您的安全要負絕對責任。所以我還是不同意您遊長江。”羅瑞卿不退步。
毛澤東的臉色突然變了，“什麽大警衛員，去你的，不要來‘禁’我遊長江！”
在場的人都知道誰也無法阻止毛澤東遊長江的決心。
“毛主席遊長江啦！”毛澤東下水不久，這消息就傳遍了武漢三鎮的每一個角落。長江兩岸本無牆遮席擋，所以在毛澤東暢遊長江的那一刻，長江兩岸站滿了圍觀的群眾，足足有幾萬人。他們既想一睹自己的領袖暢遊長江的風采，同時又為他的安全擔心。
長江湍急的江水奔騰不息，後浪推著前浪，毛澤東被一個急浪衝出十幾米。
“快快，保護主席啊——”岸上驚天的呼聲，江中的李銀橋等隨遊人員聽得清清楚楚。沿江兩岸的人流，隨著奔騰而行的江水，伴著毛澤東的一沉一浮，躁動和奔跑著。人們一邊沿江岸奔跑，一邊不停地喊著，好像要抓住那一瀉幾百米的長江之水，願將血肉之軀為自己的領袖築成安全的攔江大壩。
那場麵太壯觀，太令人激動。水中的毛澤東也深深地被感動了，他見附近有保護他的小木船向他靠近，便示意小木船停遠些。
在一條遠離毛澤東的小船上，站著一位女同誌，她就是攝影家侯波同誌。正是她的勇敢，我們才可以看到毛澤東此次暢遊長江時的那張珍貴的江中之照，以及主席站在敞篷船上的精彩留影。
毛澤東在此次暢遊長江後，寫下了著名的《 水調歌頭·遊泳 》這首氣勢恢弘的詩篇。他牽掛的還是“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三峽夢”。
毛澤東總是把自己偉大的政治抱負融入他那詩一般的境界之中。
兩年後的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建設三峽的議題，可想不到在黨內遇到了阻力。
為了聽取不同意見，在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批示“把林一山接來”，同時又批示：“將李銳一起接來。”在三峽工程問題上，林一山“主上”，李銳“反對”，形成了著名的“林李雙雄之爭”。
李銳和林一山是同一天趕到南寧的。當晚毛澤東就將他們召去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
“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聽兩位不同意見的同誌述說自己對三峽工程的看法。”毛澤東向政治局的同誌說完這句話後，便問林一山：“你要講多少時間？”
林一山：“兩個小時。”
“你呢？”毛澤東轉問李銳。
“半小時。”
毛澤東對李銳有了第一次好的印象。半小時，幹脆利落嘛！
林、李發完言後，毛澤東沒有放過他們：“光講還不算，你們每人各寫一篇文章，這回長點沒有關係，三天交卷。”
林一山和李銳不曾想到主席還有這項任務交代，於是隻好連夜奮戰。
這下可苦了林一山，他一則感到手頭資料不足，事先沒有想到要他寫文章；二則他的右手在解放前的一次戰役中被敵人的子彈打殘過，寫東西很吃力。然而林一山畢竟是位為黨為人民幹革命幾十年的老戰士，他憑著驚人的毅力和平時積累的長江水利知識與有關三峽的第一手資料，僅用兩天時間就洋洋灑灑寫了兩萬餘字，提前交了卷。
李銳是孤身一人來到南寧的，但他才思敏捷，文采飛揚，雖隻有八千字，文品卻深得毛澤東的讚賞——這是李銳後來成為毛澤東秘書的直接原因。
林、李文章各有所長，政治局領導全都認真閱讀了。最後，毛澤東說：“三峽問題還需多方聽取意見，不過中央得有個意見。總之，今後三峽的事，交給恩來同誌管吧！”
周恩來一聽，忙說：“還是主席管吧，你對三峽的見識和判斷比我們都高出一籌。”
毛澤東哈哈一笑，“沒有那回事，我也會經常過問三峽問題嘛！”說完，毛澤東認真地看著周恩來，伸出四個手指，說：“你一年至少要管4次！”
此後，周恩來便開始直接領導起有關三峽問題的工作，這一傳統延續到現在，三屆國務院總理都是三峽工程的最高領導者。
由周恩來主持的第一次三峽工程工作會議就在南寧會議之後的一個多月召開，會址在那艘“峽江”號客輪上。與會人員除總理外，還有李先念、李富春、國務院各部委和相關省區的領導，還有中蘇兩國專家共100餘人。這次會議為中共中央“成都會議”研究三峽工程建設問題，做了準備。成都會議形成並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 》（後簡稱“三峽決議”）。毛澤東在“決議”上批了八個字：“積極準備，充分可靠”。“決議”上有這麽一段話：“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技術兩個方麵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麵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作出決定。估計三峽工程的整個勘測、設計和施工的時間約需15到20年。現在應當采取積極準備和充分可靠的方針，進行各項有關的工作。”
“成都會議”過去幾十年後，在三峽工程正式上馬的那些日子裏，一些老同誌感慨萬千地回憶起毛澤東對三峽問題的決策，不約而同地說到了“成都會議”，因為大家始終認為，“成都會議”上的那個“三峽決議”的指導思想，對日後幾十年上不上“三峽工程”起著長遠的指導作用，今天正在進行的三峽工程建設的原則精神基本繼承了“成都會議”精神。這一點非常重要，它充分說明了毛澤東時代在“三峽工程問題”上的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的，是符合客觀規律而作出的科學決策。
但由於國際國內的多重因素，中國人繼續做著“三峽夢”，在這個問題上似乎缺少了一點“隻爭朝夕”的精神。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體學耐不住性子了，當著毛澤東的麵請求上馬三峽工程，老人家慢悠悠地對他說：“現在如果準備打仗，你腦殼上頂著200億方水怕不怕？”
是啊，濃厚的戰爭意識、人為的階級鬥爭現實、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老大哥”的背信棄義，主觀的客觀的麻煩事就夠操心了，哪裏顧得上三峽這樣世界級的水利工程？想有所為而力不從心啊。
曆史的車輪前進到了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人執政的時代，這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實行改革開放的時代。
鄧小平的務實作風與他的理論精髓完全吻合。當中國經曆了“文革十年”的浩劫後，鄧小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經濟建設上。創造寬鬆環境，實行開放政策，建設小康社會，這是他後半生的全部心血。
鄧小平對世界形勢作出了判斷。“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打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大，我們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可以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
東方巨龍再次被喚醒，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空前高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推動國家向現代化目標奮進的號角，響徹中華大地。
那一年，鄧小平複出不久，他到湖北視察工作，接替林一山出任長江水利委員會負責人的魏廷錚向鄧小平匯報三峽工程情況。末了說：
“小平同誌，三峽工程建設，從孫中山先生提出，到舊中國幾上幾下，解放後毛主席和黨中央又多次提出要建設三峽，可三峽建設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場夢，我們不清楚這樣的夢還要做到什麽時候？”
鄧小平說：“三峽工程的事我是知道的，爭論了幾十年，毛主席為此也操了幾十年的心。三峽工程一旦建成了，能防洪、發電，又能促進旅遊業，帶動長江中下遊經濟，這麽好的事情為什麽不幹？”
太好了！有鄧小平這個態度，魏廷錚高興得恨不得蹦起來。
1979年11月，由國家計委牽頭的三峽選壩址會議在河北廊坊召開，這是“文革”後國家出麵召開的第一次有關三峽工程的重要會議，會議正式確定了三峽大壩壩址，即由我們中國地質和水利技術人員自己確定的三鬥坪壩址。
大壩壩址一定下，這就意味著“三峽夢”要付諸實施了，三峽工程要動了。這之後的幾年裏，國家全麵撥亂反正，三峽工程建設上過去存在的一切不確定性的爭議也慢慢雲開霧散，逐步取得“上馬”的共識。
1984年，國務院原則上批準興建三峽工程，並立即進入施工準備，相繼成立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並開始籌備三峽行政特區（即籌建三峽省），以及專門從事三峽工程建設的三峽開發總公司。
從此，偉大的三峽工程建設伴隨著共和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雄偉步伐，蓬勃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