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快過年了，韓大大帶著我趕著一輛隻套著一匹馬的小型馬車去雲陽鄉送年禮，雲陽鄉就是我們去買麥子的地方。韓大大說：人就是這，一禮還一禮，人家把好麥子賣給你，你要送上一份心意。車上裝滿了西安城裏的好東西，德懋恭的水晶餅、老馬家的臘羊肉、南門外老楊家的鹵大腸。韓大大戴著狗皮帽子，穿著老皮襖坐在車轅上趕車，我戴著新買的棉帽子，穿著新做的一身棉衣，坐在車幫上看風景。天氣不是太寒冷，太陽也不錯，但在空曠的四野裏行進，還是感到冷颼颼的。
路還是上次走過的路，韓大大還是像上次一樣嘮嘮叨叨，見到灞河嘮叨灞河，見到渭河嘮叨渭河，曆史上發過什麽水災、有哪些文人騷客寫過什麽詩。韓大大是開麵館的，知道的東西跟開茶館的差不多。路過村莊時韓大大會嘮叨陝西十大怪，“麵條像褲帶”“烙餅像鍋蓋”，我在城裏都體驗了，“房子半邊蓋”“吃飯不坐蹲起來”，是在馬車沿路過村莊時，在韓大大的指點下我注意到的。我家鄉的房頂是一個人字，這裏卻是人字的一半—— 一撇或一捺，人不在家裏圍著桌子吃飯，要端出家門，在路邊的樹下三五一夥蹲在地上吃。從韓大大的嘮叨中我知道，陝西版圖狹長，北邊是黃土高原，南邊是秦嶺山脈，中間是平原，叫關中；涇三高一帶是涇陽縣、三原縣和高陵縣一帶的簡稱，由於這三個縣地處關中腹地，富庶一方，是陝西的白菜心，所以人們總是三縣摞起來一塊兒叫——涇三高。雲陽鄉在涇陽縣，途經高陵和三原。在這一條路上的三個縣，高陵給我一生打下深刻烙印的是渭河橋，三原是三原縣醫院，涇陽就是雲陽鄉了，可以說，雲陽鄉是我的第二故鄉。當然，當時跟韓大大送年禮的我還不知道這些，北方農村冬天的單調景象讓我即使在寒風中也昏昏欲睡。
快到涇陽地界上的時候，韓大大用鞭杆捅醒了我，用神秘的語調說， “知道涇陽最好的東西是什麽嗎？你想不到的，是茶——涇陽茯磚茶。我們能得到這回禮就好了。”
我心不在焉地問，“涇陽有茶樹？”
韓大大說，“不是的，茶葉從湖南安化來，在涇陽加工成茯茶，壓成跟磚一樣的塊，已有千年曆史，據說隻有在涇陽做茯茶，發酵時才能長出‘金花’，這金花金黃的，跟星盤一樣，很漂亮。金花越多，茶的品質越高，而且這種茶放得年代越久越值錢。有錢人家，用上好的茯磚茶做屋裏的隔斷牆哩，一放就是幾十年。有一首民謠唱道‘嵯峨山高涇水長，關中名縣數涇陽，磚塔崇文數第一，磚茶金花美名揚’。崇文塔是全國磚塔裏麵最高的，高過咱西安城的那兩個雁塔，老遠就能看到。”
韓大大又嘮叨了好多，我都沒怎麽聽進去，因為我不知道韓大大嘮叨這些跟我有什麽關係。記得韓大大做最後鋪墊的大意是：涇陽的人厚道，咱給人家送好東西，人家也給咱回好東西，以前，我能收回去好多茯磚茶，然後轉手當年禮送給城裏人，都知道這是好東西，等著我給他們送呢。過年的時候，與拜年的親戚一起圍著茶爐煮茶，煮的是涇陽茯磚，是很有麵子的事啊！這兩年不行了，戰爭使安化那邊的茶葉過不來了，現在人手裏有的都是前些年存下來的，涇陽茯磚成稀缺了，有錢都不一定買得到了，但是我想尚家一定還有不少，去年給我送了兩塊，今年恐怕不會送了。
“哦，不送了，我們給城裏人也就不送了唄。”
“你以為我是想給城裏人送？我是想給你大哥淘換點，你大哥一個老師特別稀罕這涇陽茯磚，人家對你大哥有恩。我娃，我不好意思張口要，你可以啊，你是個娃，張口跟那老奶奶要，你就說：奶奶，給我一塊茶吧，我大哥有用。會說嗎？”
我打了一個激靈，一下子清醒了。讓我張口跟人家要人家的好東西？奶奶，給我一塊茶吧？我是個大小夥子啊，咋能裝這小呢？
“娃，大大沒求過你，聽大大的，張個口，給了給，不給就算了，你是個娃，誰也不會覺得傷麵子。”
“哦，好吧！”
我答應了韓大大。這時我才知道韓大大叫我來還有這樣一個難以啟齒的任務。此後，我就覺得太陽不那麽明亮了，馬蹄聲枯燥得難以忍受，但我盼著這路越長越好，最好走不到頭。
“這茯磚茶啊以鄧家的裕興重最為有名，於右任當陝西靖國軍總司令的時候，鄧家捐錢捐糧最多，於右任揮毫潑墨，寫下條幅贈給鄧家。”韓大大更滔滔不絕起來。
這就是我第一次聽到涇陽茯磚茶時的情景，盡管討個涇陽茯磚這個事像一塊石頭一樣壓在我心上，我還是有些不以為然，就是個茶麽，至於那麽邪乎？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茶越來越稀罕，最後竟然在有些愛好者眼裏與名人字畫並駕齊驅成收藏品了，尚致能拿著它去上海給解放軍換來大量藥品，韓春能用一塊涇陽茯磚換來逃亡台灣的兩張機票。
啊？我怎麽把茶說了這麽長時間？打住，不說了，說一件重要的事——去延安。
說去延安必要說到尚家堡，我跟韓大大買麥子的時候去過的，是韓大大買麥子的主要人家之一，是我們這次送年禮的第一家，也是我開口要茶的人家。第一次來的時候，韓大大說，出了三原縣城後向北看山，什麽時候看見那山像個睡美人，我們就快到地方了。這山與路好像是在一條平行線上，山不走人走，那些山頭是立體的，隨著人看它的角度變化，在人眼裏的成像也在變。坐在馬車上悠然望著那將變成睡美人的山時，我發出了由衷的讚美，像不像美人我不知道，我看見它的時候它像一個躺在大地上沉思的巨人。坐在馬車上的少年，十多年後，恨不得用雙手挖開它每一寸肌膚，搬開每一塊骨頭，直到指頭斷掉。
我又激動了。不激動，說正題。
尚家堡所在的地方與這一路看到的景象太不同了，遠遠的一眼就能認出來。如果從我們這個方向過去，首先看到的是一片蘋果園，然後是高出蘋果樹掩映的兩棟建築風格各異的樓房，一棟是開有兩排窗口的紅色磚樓，磚縫是白色石灰勾過的；一棟是帶有走廊的白色木樓，木樓的窗戶、柱子和走廊的護欄是紅色的。樓後麵是一段高高的城牆，城牆上長滿了樹，遠遠望去，更像一道山崗。大路向左拐過彎，就能看到在城牆西北方向的大橋了，大橋本來不怎麽養人眼，但因為上麵有幾棵大柳樹而成為很悅目的風景。尚家堡就在這城牆與大橋中間，一座大院子，一塊刻著“和為貴”三個字的大匾掛在大門楣上。
尚家堡當家人是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奶奶。韓大大帶我拜過老奶奶後，老奶奶給了我一個紅包，我沒有接，我想說：奶奶，我不要紅包，我要茶。但我沒說出口，在奶奶的催促下，我收下了紅包。老奶奶說，“到後院去玩吧。吃飯的時候叫你。”
這家的院子很大，幾進幾出，我最後走進了一個月洞門。這是一個很精致的小院子，院中有一個玲瓏的小假山，山旁種著幾棵臘梅，臘梅正開花，黃色的花瓣潤滑透明，散發出陣陣清香。一個女孩在樹下折臘梅，她穿了一件陰丹士林藍棉袍，剪著文化女青年剛流行起來的短頭發，身子單薄，我走過去幫她拉下來一枝臘梅。
女孩轉過頭莞爾一笑，唇紅齒白，像小花朵開放一樣，在寒冬的背景下十分悅目。我看她眼睛裏有疑問，便說：我是跟韓大大來拜年的，我叫莊銘。她說：你的口音可好聽，像北平人。這是第一個沒有把我當東北人、說準我家鄉的陝西人。我說：我的家在距北平不遠的齊家莊。
在家鄉的時候不覺得齊家是我的家，遠離了家鄉，覺得齊家就是我的家，日本人沒有來的時候覺得家鄉不重要，日本人來了之後覺得家鄉很重要，然而，卻遠離了家鄉。我有些動情地告訴女孩，我的家鄉被日本鬼子占領了，我家三個哥哥在跟日本鬼子的戰鬥中犧牲了。她聽後居然哭起來，弄得我不知所措，但我們的心一下子拉近了，我是一個不喜歡言語的人，見到她，我的話卻多起來了，我告訴她，在我的家鄉，這樣的死是很平常的，沒有人怕這樣死，我和同學們一起跟日本鬼子打，我的同學們絕大部分都死了。
“誰把我妹妹弄哭了？”側麵屋裏走出一個少年打斷了我的話，那少年看上去十六七歲，瘦高的個頭，留著偏分洋頭，身著一件長到腳脖子的黑色皮大氅，皮大氅沒有扣扣子，一條灰色長圍巾掛在他剛剛凸出一點喉結的細長脖子上。他提著一隻柳條箱，長腿豁撩著皮大氅走過來，看樣子是要出門。
女孩說，“他是我哥哥，尚致。”
尚致走到我身邊停住腳，一臉嚴肅地問，“你叫莊銘，我聽韓冬同誌說過你，你為什麽不願意為共產主義而奮鬥？”
這個問題有些突然，我愣了神。
尚致搖了搖頭，歎惜地說，“也難怪，北平離延安太遠了。”
“你認識我二哥？是我二哥告訴你的？”我緩過神來問。
尚致沒有回答，把柳條箱放到地上，兩手抄起來，擺出了長談的架勢，“我想是韓冬思想工作沒做到家，像你這樣一個有戰鬥**的人，苦孩子出身的人，怎麽可能不願意為共產主義奮鬥？我告訴你，什麽叫共產主義？往大的說，就是在全世界消滅剝削和壓迫，人民當家做主，往小的說，就是打倒地主階級，打倒資產階級，把地主的田地分了，把資本家的工廠分了。明白了嗎？”
尚致眼裏閃出的光輝跟韓冬一樣。韓冬穿著寬大的八路軍軍服，給我講共產主義，眼下這位穿著皮大氅的，也給我講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不是讓所有人都這樣著迷呢？
“共產主義實現起來需要拋頭顱灑熱血，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明白嗎？前途是光明的，光輝燦爛的。”
我打量著麵前給我講共產主義的人，糊裏糊塗地說，“共產主義對你來說實現起來一點不難，你把你家的地給農民分了，不就實現了。”
女孩撲哧笑了，“就是，你把你的皮大氅剪了給村裏的孩子一人做雙皮袖筒。”
尚致一點也不生氣，點著手指說，“你們這些人不懂得什麽是共產主義，總是把具體的物質跟偉大的思想相提並論！”
我迷茫地看了女孩一眼，我的意思是“你聽懂了沒有”，女孩也看了我一眼，意思是“沒必要非得聽懂”。
尚致看到他的話一時見不了效，而他還有事，便不想跟我再費口舌，收起了長談的架勢，說，“正好有一批學生要去延安，你就一塊兒去吧，跟著個開麵館的送年禮，多乏味。”
我問，“延安有多遠？”
“走，出門，我指給你看。”尚致一手提起柳條箱，一手拽起我的袖子往門外走，女孩拿著幾枝梅花也跟了出來。
我們出了大門，站在大門樓下向北望。空曠的原野遠方有一座山，擋住了我們北去的視線。尚致指著那座山說，“那是嵯峨山，山後是照金，再往北走就到延安了。”
延安？就在這山的那一邊？我疑惑地望著。
尚致又往西一指，“也可以沿著這條路往西走，過淳化縣到旬邑縣的馬欄鎮，馬欄也是革命根據地，我們送往延安的糧食、布匹是走馬欄這條線，路好，馬車可以走。國軍中有我們的人掩護通過，就是路遠。送人是走照金這條線，車上不了山，得靠騎馬或步行，可是路近，路上很少有攔截。”
我想問，不是國共合作了嗎？怎麽跟穿過敵人封鎖線似的？話還沒說出來，一陣歌聲在城牆東邊響起來：
黃河之濱，
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沒時間了，我們快出發了。”尚致拽著我向歌聲跑去。
城牆東邊是一所學校，叫培英學校。一進校門，是一個大操場，操場的南麵並排兩棟二層樓，一座是紅磚樓，一座是白木樓，就是遠遠看見的那兩座樓。操場西邊是城牆，城牆下打著一排窯洞，窯洞前放著幾排磚頭，一群年輕人坐在磚頭上唱歌，一個女學生站在前麵打拍子。
學生們唱得不太熟練，女學生著急地使勁揮手，牽動得腦後的兩條短辮子直跳動。
學生有男有女，腳邊的地上放著提箱、包袱之類的行李。他們臉上的表情是韓冬臉上的，是夜校學生臉上的，是李建老師臉上的，是我刻骨銘心的。
尚致說，“這些都是要去延安的學生，來自好多地方哩，在這裏等了幾天了，你運氣好，一會兒車就到，去吧？”
我沒有說話。
尚致不滿地看著我，“好些人都是來自上海那樣的大城市，有不少資本家的闊少爺、小姐，他們都拋棄了大城市的生活，奔向延安，你個流落到西安城的窮人家的孩子，有什麽割舍不下的？難道你不向往共產主義？”
我把目光移向天空，我突然感覺到了一種陌生和疏遠，眼前的麵孔和歌聲雖然與北平的很相似，但是，方向有根本的區別，他們是奔向延安的，延安在北邊，而抗日前線在東邊。
“你到底去不去？要去，我回家給你拿吃的去，北邊下雪了，路上要走好幾天哩。” 尚致有些不耐煩地催促道。
“日本鬼子在東邊，都跑到北邊實現共產主義了，誰打鬼子？”
“你這是什麽話？這些學生是去延安上抗日軍政大學的，這歌是抗大校歌，你好好聽聽，‘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你跟著他們去，也可以上抗大。抗大，那可是培養八路軍軍事家的搖籃。”
“可是……”我欲言又止，我覺得與眼前這位大少爺模樣的共產主義戰士無法說清楚。
尚致用下巴指著那打拍子的女學生，“她叫米嘉，是上海一大資本家的女兒，抗戰前全家躲到了香港，人家硬是從香港跑回來投奔延安了，熱情特別高，在西安城八辦就學會了這歌。”
那個叫米嘉的女學生，圍著一條白拉毛圍巾，穿著一件淡紫色毛呢大衣，大衣中間紮著一條牛皮帶，雖然有些不倫不類，但顯得生機勃勃。
同學們，積極工作，
艱苦奮鬥，英勇犧牲……
我的內心跟著這歌激越的節奏做起鬥爭，到底是立即去延安上抗日軍政大學，還是等韓春大哥直接把我送到抗日前線？
這時候， 一輛綠色卡車開進了校門，尚致朝城牆那邊的窯洞喊，“爸，車來了。”
一個穿灰色長袍的高個子先生從一孔窯裏出來，一手提著長袍一角，快步向學生們走來。學生們紛紛站起來，提起了自己的行李。
綠色卡車停到學生們麵前，一個八路軍戰士從駕駛室跳下來，緊走幾步，握住了高個先生的手。尚致把柳條箱放到地上，從大氅口袋裏拿出幾張黃紙點名，點過名的學生帶著行李上車。
高個先生一一與上車的學生握手。
學生們都上去了，尚致問呆立著的我，“你到底去不去？”
我還是猶豫不決。
車上有同學鼓動著說，“走吧，延安多好啊！”
米嘉向我伸出手，“把手給我，我拉你上來。”
我把手伸給了米嘉，然後又有兩個男同學伸下手拽我的胳膊，我的一隻腳不由得踏上了踏板，身子就要一躍而上的時候，身邊發生了一點小意外，正在向車上遞的尚致的柳條箱打開了，裏麵裝的東西“啪啪”掉在了地上，我扭頭一看，全是涇陽茯磚茶。我反身下來幫著尚致往箱子裏裝，有鄧家的裕興重、苟家的寸草心、劉家的茯壽金，還有涇盛裕等好幾個牌子，我問，“你帶這麽多茶能喝完嗎？”
尚致說，“不是自己喝，這東西已經舍不得喝了，好不容易才湊了這麽多，我們要拿到延安去，給首長們喝，剩下的拿去蒙古換成好馬回來，這茶在草原上更稀罕。”
收拾好了箱子，尚致催我上車，我卻改變了主意。
尚致有些焦急地說，“你不想實現共產主義？”他把我的手抓到前麵握著，又一次講起了共產主義來。他說得很快，好像怕我插話，又好像我持著一把撬杠，隨時會插入他語言的空隙。
我還是把撬杠插了進去，我說，“我想到東邊把鬼子打完了再到延安去。”
尚致生氣地說，“我說了這半天，你怎麽就四季豆不進油鹽呢？”
這時一直在旁邊看著我們的高個先生說，“尚致，你這是幹啥？人各有誌，不得勉強。大家都等你哩，趕快上車。”
尚致鬆開了我的手，遺憾地搖了搖頭說，“那好，我把他們送到照金就回來了，你啥時候想去延安了就到這兒找我。”
尚致爬上了卡車，開車的八路軍戰士把擋板擋好，然後與高個先生握手道別。
……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鬥，英勇犧牲……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 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
那輛綠色卡車載著這樣嘹亮的歌聲，向西上了大橋，然後右拐到渠岸上，向北馳去，越來越遠……高個先生對我說，“嵯峨山下有一個叫安吳堡的接待站，他們要在那裏聽一個延安首長的報告，大概兩個小時，然後步行翻過嵯峨山，到達照金。你如果後悔了還來得及，我叫人趕馬車送你到安吳堡。”
我搖了搖頭，卻淚如泉湧。女孩搖了搖我的袖子，遞給我一條手絹，說，“我叫惠，你以後想去了就到這裏來，哥哥不在，就找我。”
我感激地點了點頭。這是我第一個心存感激的女孩，她的名字叫惠。我沒有用她的手絹擦眼淚，我怕給人家弄髒了。
事後我常想，如果尚致當時把“你不想實現共產主義嗎”改為“你不想抗日嗎”那會是另一種結果。自那後，我幾次要去延安，都未成功，所以對我來講，錯過了一九三七年冬這一次機會，就是錯過了一生的機會。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抗日後，抗大學生幾個月就畢業一批，畢業一批就送往前方一批，有些做軍事工作，有些做地方工作，而因為是合作，國民黨方麵隻好接受，所以共方力量擴充極快。一九三九年後，國民黨開始攔路截人，再到延安就不會那麽唱著歌坐著大卡車大搖大擺了。
延安雖然沒有去，但它點燃了我的**，為韓大大討磚茶的事與我抗日的雄心壯誌比起來，實在太渺小，不值糾結在心頭。再說，我看見尚致箱子裏的磚茶了，老奶奶一定還有的是。這樣，我一點不難為情地找老奶奶討磚茶了，老奶奶好像很欣賞我的勇氣，說她就喜歡我這樣性格的娃。韓大大收到了兩塊磚茶的回禮，自然心頭樂開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