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很多結案的犯人沒法“投勞”——即投放勞改單位。這是因為勞改單位大多人滿為患。我的刑期是四年，抵掉看守所裏的兩年，所剩不多，所以我就當上勞動仔，算是在看守所就地服刑。

勞動仔住的監倉要好一些，倉門白天也不上鎖，這樣說吧，這相當於從三等倉搬進了二等艙，鄉下戶口轉成了郊區戶口。因為參加勞動，我們這些勞動仔也有較多自由，有時甚至能跟著警察出外買菜或者運垃圾，看一看市井的繁華，嗅一嗅汽車廢氣或女人頭發的美好氣味。但一般來說，我們都不會借機逃跑，誰也不會幹那種因小失大的傻事。我們有的種菜，有的幫廚，有的喂豬，有的打掃衛生或者修汽車，分成了若幹勞動小組。其中修車組經濟效益最好，地位也就最高，不但可以吃香喝辣，組員們有時還能請一兩天假回家探親。

我不會修汽車，但畢竟是大學生，可以幫所裏寫標語出牆報，還可以給警察的子弟們補課。我後來得到減刑的寬大，就是因為把兩個警察的小仔子輔導得不錯，讓他們一舉考上了重點高中——可憐這些小伢仔，跟著家長住在這破郊區，實在碰不上什麽好學校和好老師。我記得學生中最差的是車小龍，車管教的大公子，讀到四年級了，九九表還背不全，“甲”字也總寫成“由”字。我有一次問他什麽是被除數，他隻是傻笑。等我再問，問急了，他才一舉揭穿我的偽裝：“老師，你其實什麽都懂，還來問我做什麽？”

我當時差一點氣得暈過去。

我對這些警察從此多了一份同情。他們別說管管孩子，就是逢年過節也沒法休假，充其量隻能輪著回家吃頓飯。在這樣的高牆下一待幾十年，豈不等於判了個無期？他們雖說拿著工資，但吸最劣的煙，喝最粗的茶，碰到夥房裏殺豬分幾斤肉，還高興得屁顛屁顛地有哼有唱，這份日子恐怕連好多犯人也要笑翻吧？

眼下，我是他們的希望，是他們下一代人走出刑期的希望，因此大受器重，有頭有臉，趾高氣揚，一高興，堂而皇之換上一件新襯衫，到值班室去看看電視，甚至同管教打個招呼，到大門外的小街上吃兩個冰激淩，順便給弟兄們夾帶點香煙進來。有一次，一個探監的家屬把我當成了便裝警察，一把攔住我，求我批準他同兒子見上一麵。我耐心地給對方解釋政策，把製度是不能違反的雲雲說了一大通。

我幫看守所出牆報的時候，還經常出入管理區的房間，參與警察們的一些閑聊，甚至參與他們的學習討論。有一個老人，撿垃圾為生，在車禍中斷了雙腿，活在世上實在受罪，要朋友幫他一把，把他背到橋上再丟到河裏去，算是他投水自殺。朋友也是撿垃圾的，想成全這事，沒料到一上橋就被路人扭送派出所，最終被法院判刑六年，罪名是殺人未遂。警察對這一判決意見不一。車管教是站在我這一頭的，說法院全是胡鬧，人家要自殺，自殺就自殺唄，硬留著做什麽？不是留著人家來慢慢地害嗎？至於那撿垃圾的朋友是受人之托和助人為樂，算得上什麽罪犯？馮姐雖然不讚成我們的看法，但說服不了我們。

後來他們在打人問題上又爭議不休。車管教說惡狗服粗棍，新加坡那麽發達的國家不也有鞭刑麽？他由此認定，抓到罪犯，特別是那種沒有大罪的，最好不要關，打一頓屁股扔出去，再不就割耳朵、剁指頭，額頭上燙字，既能增強法律的威懾力，又不傷人命，還省了國家的錢財和警力。更重要的一點：免得罪犯們關在一起互相學壞嗬。我在這一點上堅決反對車管教，與馮姐站在一頭，強烈抗議野蠻執法論。

姓車的說不過我們，一口惡氣最後撒在我身上：“哎哎哎，你來瞎攪和什麽？這裏有你說話的地方？”

“你……你……你剛才還說我說得好。”

“好個屁，你他娘的是哪個褲襠裏拱出來的？”

我氣得眼淚都要出來了：“你有話好好說，罵什麽人？”

“罵你怎麽了？你以為教了幾頁書，就上天了？人模狗樣罵不得了？呸，要不是我以前修理你，你小子有現在的出息？”

他不說也罷，一說就勾起新仇舊恨，頓時氣炸了我的肺：“姓車的，難怪你那兒子也是個木瓜腦袋。你有什麽了不起？幹了幾十年還是個小警察？你今天可以橫，可以凶，但我總要出去的吧？你就不怕你以後老眼昏花的時候在街上碰到我？”

我沒說出的話是：你就不怕碰上我的奔馳600？

“稀奇，稀奇，今天是國民黨上台了麽？”

他跳出椅子，怒氣衝衝去尋手銬，但馮姐拍了我的腦袋一下，一把拉著我出了辦公室，算是給我及時解圍。

她偷偷對我說，車管教的老爹病了，他老婆又在老家的木器廠下崗，鬧得他最近脾氣很壞，瘋狗一樣見人就咬。你不要招惹他。